西方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银行论文,独立性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地位的演变——理论背景
尽管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思想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也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体系的出现却较晚，而且，其理论体系的拓展与通胀偏差问题密切相关。下面，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两种相对独立的解释通胀偏差形成的理论：时间非一致性理论和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家沿着这两条思路不仅更加清楚地理解了通胀偏差问题，而且，还推演出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必要性。然后，我们再回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解决通胀偏差问题时发挥作用的机制，“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在消除通胀偏差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我们对通胀偏差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证检验进行总结，并试图解释实证检验中冲突性结论产生的可能原因。最后，我们回到时间非一致性和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产生的微观基础，并对比我国的实际情况，批判性地评论“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支持作用。
1.通胀偏差产生的两种机制
(1)时间非一致性理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开创了“时间非一致性”分析模式，并经巴罗和戈顿(Barro and Gordon，1983)等人扩张到货币政策领域。国外学者在论证货币政策之所以可能存在“时间非一致性”问题时，都设定以下四个前提：①经济主体具有理性预期；②经济体系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产出增长率；③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存在替代关系，长期内货币中性；④政府当局与经济主体之间存在非合作博弈。
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巴罗、戈顿的理论表明，相机抉择的“最优控制”政策需要逐期决策。即使货币当局能够完全预测到货币增长的变化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产生效应的时间和大小，并且具有和公众完全相同的偏好函数，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结果也只是次优的。从这种观点看，如果中央银行可以相机抉择行动时给予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可取的，但比起中央银行做出承诺执行非通货膨胀的政策来，前者仍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注：这里没有考虑外部冲击，故而简单规则是最优的。存在外部冲击，尤其是大的外部冲击时，简单规则显然不是最优的，因此，现实世界中必然存在规则与随机抉择的某种混合，况且，单一的简单规则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这种制度设计不具有基本的稳定性。规则与随机抉择的分析框架应被看作一个“闭联集”，而不是严格的两分法(Fisher，1990)。关于这方面的最近的讨论可参考Bibow(2004)。）。因此，相机抉择的中央银行与理性预期的市场主体各自追求自身目标收益最优化的动态博弈过程必然产生通胀偏差。
(2)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诺德豪斯、麦克雷(Nordhaus，1975，MacRae，1977)模型的前提是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其基本命题是：经济运行往往围绕着大选日期而波动，在大选之前，政府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以“适度”的通胀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当选之后，政府则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降低通胀率，导致失业率上升。这样，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呈现出明显的通胀偏差周期。该理论假定全体选民只关心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居民实际收入、国际收支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在这里都被简化。
一些经济学家从理性预期的观点出发对上述政治经济周期模型提出了批评。阿莱西纳和萨克斯(Alesina and Sachs，1988)的政党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另辟蹊径，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政治经济周期和通胀偏差存在的必然性。他们认为仅有意料之外的通胀才能驱使经济离开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尽管存在理性预期，意料之外的通胀能够发生是因为存在两个党派，各有通胀一失业的不同政策组合，并且选举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无论那个党派获胜，都存在“意外”的通胀率。
2.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制度设计解决通胀偏差的两种理论假说
“时间非一致性”理论和“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角度说明了通货膨胀偏差的存在及其负面影响。为消除或减小通胀偏差，直接的理论推论是强调货币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强调货币规则的单一性，而不是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现实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外在经济冲击的普遍存在，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机会主义倾向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管理在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在可信性和灵活性之间左右权衡。既然现实如此，那么我们就要问：有没有什么机制能够兼得规则与相机抉择，可信性与灵活性的好处呢?以Rogoff(1985)为代表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理论，以及以Persson和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为代表的委托—代理理论对此分别给出了答案。
(1)“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理论
Rogoff(1985)论证了将货币政策管理权交给“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就能够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里的“保守”指的是这个中央银行家比政府官僚或社会公众更加厌恶通货膨胀，因此，他更偏好于稳定的价格水平，但对产出波动缺乏敏感性，中央银行家的这种偏好设定明显不同于政治家的偏好设定，后者往往被描述为具有利用通胀偏差刺激就业和产出的偏好。这里的社会福利以价格波动和产出波动产生的福利损失来衡量，言下之意，社会公众是风险规避型的，两者的波动越大，则社会福利损失越大，但两者对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权重可有不同的设定，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习俗等因素。按照Rogoff的理论，这样的中央银行家将降低平均的通货膨胀率，但会增加产出波动性。从实证的意义上来说，“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的存在意味着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标应与平均通胀率负相关，与产出波动率正相关。反过来说，如果中央银行家的通胀偏好(保守性)与政府相同，那么，中央银行独立性就不起作用；如果中央银行没有任何独立性，中央银行家的保守性也不起任何作用。
罗曼(Lohman，1992)补充了Rogoff的证明，他进一步提出了存在中央银行独立性被政府践踏的可能性，这种践踏会产生社会成本，从而需要计入到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中去。Lohmann认为当经济遇到大的负面冲击时，政府往往会践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样，所谓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就只能局限于外部冲击较小的情形。同时，政府是否践踏中央银行独立性取决于政府本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在均衡状态下，政府不会践踏独立性原则，因为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在大的产出冲击下会按照政府的利益行事。这种分析框架下，虽然中央银行是独立的，但它们仍然考虑政府偏好。所以，即使两个中央银行法律上的独立性相同，在实践中，两个中央银行事实上的独立性也会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大小取决于政府践踏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净收益。Lohmann继而认为这种净收益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政府践踏中央银行独立性如果必须克服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则，那么践踏的成本就会高得多，净收益也就少得多，政府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践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之相仿，Moser(1999)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依赖于立法系统的结构，如果立法系统内拥有至少两个持有否决权的单位，那么，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定地位就不那么容易被改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可信性也就较强。
从Rogoff和Lohmann的模型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就是，社会委任一个保守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家以后，经济均衡时平均通胀率就会降低。但是，一旦发生供给冲击将导致较大的产出变动，中央银行抵消产出供给冲击带来的通胀影响的能力较低，因此，在供给发生巨大变动时，委任一个只关注低水平稳定的通胀并非是经济上的最优选择。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家的“信誉”(在金融界和对公众的信誉)有利于化解这种权衡难题（注：关于“信誉”的模型可参考Rogoff(1989)的相关文献综述。），但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央银行家的信誉与政府官僚的信誉一样脆弱，更何况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分析模式导致了多重均衡，任何人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经济实际上会收敛于哪一个均衡点。Waller and Walsh(1996)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他们在“党派政治”(两党或多党轮流竞选执政)和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制的分析框架内，得出了在独立的中央银行条件下，不同的任期与不同程度的保守性两相搭配可以在不增加产出波动性的同时降低通胀偏差。其基本逻辑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产出波动性的净影响可以分解为两方面。一方面，正如Rogoff所言，保守的中央银行家过于厌恶通货膨胀，更多地关注通货膨胀率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的变动区间，而较少关心产出的变化情况，因而，导致较大的产出波动。另一方面，“党派政治”产生了选举扰动(Election Surprise)，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中央银行家的任期长于政府官员的任期，或者增加中央银行家的任期次数，这样就能够减轻选举扰动对产出波动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产出波动性。当然，保守中央银行家的最优任期也是由社会成本和收益决定的（注：关于最优任期的决定问题可参见Tirole(1994)。）。据此，Waller and Walsh声称，在他们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中，与中央银行独立性和产出波动相关性几乎为零的结论相符，也与中央银行行长的任期和通货膨胀率正相关的结论相符，我们认为，前一个判断基本上可以接受，而后一个结论的因果性就不那么明显了——或许是不佳的通胀管理表现缩短了行长的任期或降低了再次被委任的概率。
与Waller and Walsh的分析范式相仿，Wekmark(2001)论证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与中央银行家的保守性程度搭配能够产生一系列的最优结果(多重均衡)——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也就是说，Wekmark没有像前面的理论那样把中央银行独立性作为既定，仅考虑中央银行家的保守性问题，相反，她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保守性是同时被内生决定的。Rogoff(1985)当年也认识到，如果中央银行过于保守，对产出波动过于缺乏敏感性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政策可信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始终是困扰Rogoff及其理论后继者们的主要问题。Wekmark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和保守性的自然搭配作为政府与中央银行战略性博弈的结果，并在她的模型中引入了财政政策，进而从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角度解释了可信性与灵活性兼得是可能的。Hallett and Wekmark(2005)进一步证明了在均衡状态下，较低的中央银行独立性要求中央银行家具有更高的保守性，与中央银行完全的独立性有一个相对小的偏离就需要中央银行家增加相对更多的保守性来补偿。从理论上讲，在任何独立性与保守性的最优组合下，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但在实践当中，中央银行保守性的增加是有限度的，中央银行家的保守性如果与公众的保守性偏好差别太远，中央银行也就失去了公众支持这一基础，由此，Hallett and Wekmark认为在考虑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完全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更可取。
(2)“委托—代理”理论
托尔斯腾·佩尔松和圭多·塔贝利尼(Persson，Tabellini，1993)、卡尔·瓦什(Walsh，1995)和Svensson(1997)先后提出并发展了中央银行委托代理制度，形成了“委托—代理人方法”。其主要内容是：
所谓管理中央银行的委托代理人方法就是把货币当局机构的设计看作是中央银行和政府当局之间构造相关的契约，其中把政府看作委托人，把中央银行看作代理人，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契约，选择一名中央银行决策者作为法人代表与政府就通胀目标或路径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契约，合同中载明双方根据历史经验、现实情况和未来预期而确定的通货膨胀率(社会最优通货膨胀率)，政府将货币政策的自由选择权赋予中央银行决策者，由他代理履行；根据契约，中央银行受到与通胀存在线性关系惩罚条例的约束。如果实际通胀率高于社会最佳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及其管理者应承担责任并接受惩罚。例如，扣减薪水、解雇职位、名誉损失等。
“委托—代理人”的分析方法与“保守银行家”的分析方法并非截然分开，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两种理论解释都是针对通胀偏差问题而提出的，分别描述了通胀偏差受到抑制或得以消除的两种社会机制。其次，“委托—代理制”实际上是通过契约的形式“制造”出了保守的中央银行家，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设计下，中央银行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遵循契约所规定的保守属性（注：关于中央银行家为什么往往是保守的?“委托代理”方法给出了一个“消极”型的答案，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家与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中央银行家“自愿”地具有更保守的偏好，据说金融业比一般公众更加厌恶通货膨胀，这便给出了一个“积极”型的答案。）(如较低的通胀目标区)。再有，Rogoff模型下的中央银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既具有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又具有政策工具使用的独立性，实际上，这等同于政府或社会将货币管理权“全权”委托给了“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相比之下，“委托—代理”制下的中央银行几乎不具有政策目标的独立性（注：“委托代理”制下中央银行不具目标独立性也是相对的，因为，委托合同的规定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合同中的政策目标一般都是一个区间目标，这为中央银行争取相对的目标独立性留下了一定空间。），而仅仅具有工具的独立性，这等同于政府或社会就货币管理权的特定部分委托给了中央银行家。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委托—代理关系，只不过委托代理的契约规定不同罢了。
随着对通胀偏差存在性和问题严重性的质疑（注：这些质疑和批评我们将在后面“理论批判与适应性创新”的小标题下讨论。），以通胀偏差为基础的中央银行委托代理人理论的解释力也大打折扣，但这并不意味着委托代理人思想本身有多大问题。Eggertsson和Borgne(2003)发展出了不依赖于通胀偏差的委托代理理论。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委托代理制的成本和收益决定了委托代理制的存在与否和形式如何。代理制的成本是选民不能罢黜无能的中央银行家，如果中央银行家的能力是不确定的，社会有可能长期陷入到一种无能的官僚治理之中。代理制的收益是通过这种形式给予中央银行家一个相对较长的任期，这使得他具有长远眼光，激励他在整个决策的技术性管理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而改善预测，减少政策失误，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包括政治家自身的效用)。在代议制民主中，这种制度安排是激励相容的，故而具有稳定性。
3.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胀偏差关系的实证检验
Cukierman(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国家中，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负相关，但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央行行长任期与通胀没有关系；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不相关，与经济增长也不相关，但央行行长任期与通胀显著相关，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需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往往赋予价格稳定更大的权重，而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偏好于经济增长。
Posen(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部门反对通货膨胀的指标(FOI)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显著负相关，同时，FOI与中央银行独立性显著正相关，由此说明了是政治上强大的金融部门反对通货膨胀的本能冲动，而不是隔绝于政治压力之外的中央银行解释了通胀与央行独立性之间的负相关。有的研究结果则表明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独立性之间没有任何显著的相关性，法律上的独立性与事实上的独立性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是所有经验研究的一个共同障碍。
中央银行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存在立法检查和制衡的国家更显著，法律上的独立性只有在存在监督制衡的条件下才与通胀率呈负相关关系。
4.理论批判与适应性创新
McCallum(1995)and Posen(1993，1998)等经济学家对现行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流理论进行了批评：(1)现实世界中的中央银行家一般不会将目标产出率设定到高出自然率的水平，因此，也不会遭遇通货膨胀偏差问题，(2)如果“时间非一致性”或“政治经济周期”所引致的通胀偏差是存在的，那么，委托代理制都只是改变了通胀偏差存在的形式，用McCallum(1995)的话来讲就是：委托代理制下“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被重新配置了，(3)在验证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可能有重要变量遗漏(Posen，1993，1998)。因此，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获得不是政府为解决通胀偏差而进行的制度设计，而是公众通胀偏好的改变内生出了适应公众通胀偏好的制度，或是金融部门与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
无论是当代主流的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还是上述对这些理论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首先，“时间非一致性”之所以存在，其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公众(工人)的理性预期和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工资议价，工会或商会组织在政府与公众的博弈之中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不论“时间非一致性”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将工会或商会的力量作为政策博弈的中间传递机制。经济和社会直觉告诉我们，即使我国的公众和政府都是完全理性的，西方式的工资议价和政策博弈在中国也不会出现。因此，从理论上讲，中国基本上不具有西方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时间非一致性”的形成机制。其次，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都不存在。直觉再一次告诉我们，支持或反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都不可能建立在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之上。相反，我们不是说我国不存在政治经济周期，而是这种周期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我们所要防止或防范的主要不是政治周期“波动”可能产生的坏处，而是货币为政治服务和追求铸币税最大化而导致的经济系统性失败。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产生并非中央层面上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之间的非独立性造成的，而主要反映在地方政府与国有金融机构之间的非市场关系上，反映在伴随换届选举所引发的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显示冲动上。因此，如果说中国也存在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偏差，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偏差也远非“中央银行独立性”一剂药所能奏效的，而至少要考虑到整个国有银行系统以及与国有银行体系相对应的各级政府部门。但这丝毫不会降低研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性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进行制度设计的紧迫性，尤其在经济集权、货币集权(表现为国有垄断)走向经济分权、货币经营市场化的过程中，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以及扩展市场秩序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价值——超越通货膨胀偏差
第二部分主要是从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同形式的独立性)能够解决通货膨胀偏差问题(姑且承认通货膨胀偏差的存在)，从而增进社会福利。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原来握有货币管理权的政府是“仁慈”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追求者(也姑且承认政府能够掌握社会福利函数的具体形式)，它会主动且积极采纳社会福利增进型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对政府内的某部分利益集团来说可能是福利损失了)。以上假定在某些情况下不无道理，但在相当多数情况下假定政府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可能更加现实一点。这一部分，我们将放弃第二部分论述中隐含的假定前提，将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都刻画成一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从而解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央银行为什么能够获取独立性地位，或者为什么有的国家中央银行取得了某种形式的独立性，而有的却没有?下面的文献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示。
我们在第二部分实证文献回顾中曾经提到过Posen(1993)关于金融利益集团的理论，这里给予正式描述。Posen强调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生决定，他认为经济政策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取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但是，仅仅关注中央银行制度设计而忽略了自利的政治利益集团是不恰当的。Posen论证说货币政策深受金融部门政治游说的影响，而金融部门通常被认为是高度厌恶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是否独立于政府是一个政治选择，而非一个经济选择，但其后果却是经济上的。金融部门通过政治游说促成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形成会获得一劳永逸的收益：首先，金融部门只需游说独立的中央银行，而不必投入无休止的精力去游说庞大的政治官僚体系；其次，独立的中央银行与私人银行之间有着频繁的人事往来，这种情况下金融部门的呼声更容易得到货币当局的重视。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互补性，金融部门和中央银行结成联盟，支持相互的需求，从而既取得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又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事实上并不是外生的独立的中央银行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而只是私人金融部门将通胀厌恶的偏好更好地传递给了货币当局，从而实现了低通胀。金融部门为低通胀游说的能力越强，货币当局对价格稳定性给予的关注就越多。Posen的理论虽然有很多漏洞，如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程度不一定仅仅受到金融部门政治游说的影响，但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为争取自身利益的相互博弈中认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形成和延续具有启发性价值。特别是在我国金融改革步人攻坚阶段，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外资、民营金融机构逐步放开的大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演化将更多地受到多元性金融部门的影响，这种力量可能是将来进一步促成和推进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要因素。以上描述的机制如能发生，这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金融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为社会提供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Bernhard(1998)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程度是政治家理性选择的结果。当1)政府官员、立法机构和政府的政治同盟存在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或激励；2)政府官员害怕立法机构和政治同盟因为货币政策上意见的不一致而放弃支持政府时，政治家倾向于选择独立的中央银行，从而规避政治上的冲突，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如果两个条件中有一个不成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相对较弱。我们同时看到，正如Friedman(1968)所言，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带有非均匀和不确定的时滞，并会对经济系统产生很多间接性的影响，由此，货币政策经常导致出乎政府意料的结果，政治家有动机规避这种不确定性对其执政地位的威胁。同时，货币政策的改变会对经济的不同部门产生再分配效应，政治家也有动机规避这种由再分配而产生的政治压力。最后，金融市场和金融技术的复杂化加大了政治家货币管理的难度，这使得政治家倾向于将货币管理权交给独立的中央银行。从以上角度可以较为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完全没有独立性，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政治、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秩序的扩展，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需求反而越来越大，政府放弃部分货币管理权的净收益也越来越大。
Watson(2002)从金融市场与收入分配的角度总结了为什么政治家越来越能够同意中央银行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逻辑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产货币化程度提高，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卷入金融市场（注：有意识的行为表现在投资者分散投资于多种金融工具，追求货币增值。无意识地被卷入的情况包括住房贷款和私人养老金计划等。）。金融市场日益成为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场所，也成为财富分化和社会力量分化的场所，中央银行的任何货币政策调整都会打破金融市场中的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可能招致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不满，如果政府将货币政策管理权委托给独立的中央银行，那么，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府(注意这一假定)就可免于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中央银行独立性这一制度设计不仅保证了货币政策的保守性，而且为政治家提供了一种规避政治风险的机制——这种政治风险来自于金融市场中特定货币政策所引发的不对称性收入分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论，中央银行独立性制度设计可能不是政府为消除通胀偏差而做出的努力，虽然从客观后果上来看这种制度设计有助于消除或减缓通胀偏差问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现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金融利益集团以及金融资产持有者之间根据各自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妥协。这种妥协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专业化分工，增强市场选择和市场分配效率机制的作用。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其他制度设计(如财政分权或财政联邦主义等)一样使一个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向着“市场敏感型”靠近了一步（注：我们之所以说只是靠近了一步是因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或财政联邦主义仅仅为市场秩序的拓展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可能性，如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市场敏感型只有在“透明度”约束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本文献综述中忽略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三、结论与启示
1.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必然激励政府官员倾向于控制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金融资源，这一方面满足了政府主导改革方向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从握有的金融资源中可以获得大量的租金(无论是政治租还是经济租)。因此，我国银行系统相对政府的独立性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突破。
2.“时间非一致性”和“政治性经济周期”所描述的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博弈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注：主要是西方式的工资议价机制在中国不存在，即使存在其他形式的工资议价的话，其作用也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从这两种理论出发讨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者从政治周期考察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角度值得借鉴，但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有其自身特点，政治家的目标函数不是选票最大化，而是政绩信号显示的最大化，中央当局的偏好直接决定着地方官员的偏好，伴随着换届选举而出现的投资冲动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投资冲动的推动力可能不是来自于中央货币当局，而是来自于各级政府与银行系统的暧昧关系。因此，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仅仅强调中央货币当局的独立性本身意义并不太大，而强调中央货币当局独立性带动下的整个金融系统的市场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3.中央银行独立性制度设计是市场效率增进型或市场敏感型的帕累托改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秩序的扩展同时塑造着具有独立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主体，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控制必然被迫趋于淡化，市场自发演进将成为大的方向。分立的市场主体和独立的利益集团将逐渐形成政治互动和经济互动的社会自组织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包括公众在内的市场主体和政治家主导的政府行政当局必然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上逐步达成一致，政治家、金融利益集团和公众的理性选择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汇聚到一点——中央银行真正的独立性由此才能得以确立并维系。所以，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打破制约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种种藩篱，促成微观金融市场秩序的自发演进，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创造出政治、经济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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