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念评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生死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死是唯一可与生并论的主题，它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与表现力，是丰富而又生动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提示。没有它，生命就不完善了，也显不出人生的悲喜。本文试图从文化与观念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衍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生死观念进行评判，这并不是出于悲观和厌世，而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提高与升华。
人是无法超越死亡的，正如同飞鸟不能超越空气、游鱼无法超越水域一样。遗憾的是，在人类社会中，真正能够意识和用心体会这一客观事实的人只是少数。但人也是可以超越死亡的，从宏观的角度看，人的出生与繁衍、种族的延续本身就是对死的超越；从微观的角度看，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对生命价值的认真追求、见义勇为视死如归，也无不体现着对死的超越。记得有人说过：人是无法超越死亡的，谁真正认识了这一点，谁就超越了死亡。我们这个题目的主旨正在于此。
一
人生不是一条射线，而是一条线段，一端是生，一端是死。出生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喜剧，而死亡则被认为是悲剧，尤其是作为人生道路终点的死亡，最易使人激发“人生无常”的感慨的。苏东坡曾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1]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2]就连“真龙天子”也哀叹：少壮几时奈老何（汉武帝刘彻）。对于生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极富喜剧色彩，但在死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却是极其复杂和多样化的，据笔者管见，择其要点如下：
（一）忌讳
由于风俗习惯或迷信，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禁忌较多。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对死亡是持忌讳态度的，尤其表现在语言禁忌上。鲁迅说过：一家人给孩子过满月，前来祝贺的人们都要说一些吉祥话，如长命百岁、福大命大、出将入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类，还要送长命锁，意思是把生命锁住。如果谁说一句实话：这孩子将来总是要死的，人们会立即将他乱棍打出门去，认为不吉。[3]实在遇上要说“死”的时候，也要用其他字代替，《礼记·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候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书面用语上，有疾终、溘世、物故、厌世、弃养、捐馆舍、弃堂帐、弃手足、迁神、迁化、圆寂等表达方式；民间口头语有：逝世、去世、下世、谢世、老了、去了、不在了、走了、没了等等。异说棺材，要说材、板、寿材、寿器等等，特别丰富。这表明了人们对死的恐惧心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问题往往不愿加以正视，更不愿加以研究和分析。
（二）无可奈何与回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在儒家文化中，对死亡的态度，一是回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4]并不主张去研究死和死后之事，也没有什么轮回的说法和意识。二是无可奈何、天命难违，所以他的弟子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5]三是平均意识：天子不得不死，平民也不得不死，于是“死不足道也”。而在庄周之相对主义学说中，生与死的差别是没有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缝隙），忽然而已。”[6]这就是说，生命瞬息即逝，没有质的稳定性。总的来说，以上的说法总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死所采取的“无可奈何”以及“回避”的态度，并进而对中国社会“随遇而安”和“不争”的处世态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不注重人的灵魂和精神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是没有什么轮回意识的，“灵魂转世”和“投胎”之说是受后来佛教的影响才产生的。但这种“灵魂转世”的观念在实际上并不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是不大相信人的灵魂不朽和精神长存的。中国人受道教的影响在这一方面甚于佛教，故中国人更注重于“养生”，更偏重于追求长生不老，注重于现世，这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寻求安乐太平的静态心理和意识观念。因此，西方宗教文化中的“殉道”精神，为精神信仰而主动牺牲肉体的意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四）包容与忍受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对外来文化也进行吸收和同化，这种吸收和同化是在“似信非信”的状态下潜移默化地进行和完成的。其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世（前世、今世、来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观念的产生便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所致，它着重教导人们忍受现世被剥削被压迫的苦难，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而把生命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这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宽厚容忍”的人生态度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后来禅宗的产生，又使佛教的教义同化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即孔孟思想，走向了“无念（不受生死等外界影响）”、“无相（在与外界的接触中保持本心的虚空寂静）”和“无往（不思恋任何事物）”的方向，其“心性修养”说和孔孟的性善论、先验论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在生死问题上也出现了复杂性的认识和观念，这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观念不统一特性的因素之一。
（五）超脱和升华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念中极具积极意义的优秀部分。除去前述的比较消极与被动的种种对生死的观念外，中国人生命的极大欢喜，就是将个体生命溶入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之中，为整体生命之树的枝繁叶茂而浇水、流汗。只有在为国为民的运动中，个体的生命才会得到升华。为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死的人，受到人们“留芳百世”的赞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7]“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8]孔孟有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总之，中国人的死，如果能有助于民族的发达，就会重于泰山，否则便轻于鸿毛。
在民间，对死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悲喜交集。这体现着中国人的超脱态度，与西方文化中深沉庄严的态度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和明显的不同，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洞房花烛是喜，入土为安也是喜，故中国民间不但有“红白喜事”的说法，更有体现大悲大喜、哀乐交加的乐曲：哭丧调，（大约是从庄子的“鼓盆而歌”发源而来）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亦悲亦喜”的社会现象呢？起码我们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对个体的死亡虽持忌讳、回避和顺从天命的态度，但当直面死亡的时候，却十分注重人的个性的完成。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临终忏悔；不太有人会承认（或由别人承认）自己的“原罪”，而是在消极的死中去寻找积极的生，为人的生存划上一个十分圆满的句号，从而最终实现对生死的超脱和升华，可算是最后的大彻大悟了。进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死的问题上随其自然，并不是让人在生的问题上也无所作为。人是不能消极等死的，不能“好死不如赖活着”。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果感到“老之将至”时怎么办呢？那就感叹没有建立更多的功业，从而更执着于生吧！曹操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9]人虽不怕死，但不能轻易死，只要一息尚存，便要努力奋斗，表明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六）敬畏死者
死者就是祖先。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出发，衍生出“敬祖”就是“畏天”的传统文化观念，所以，究其本质而言，对死者的敬畏就是对祖先的敬畏，也就是对“天命”的敬畏。这一方面的具体表现即中国传统的“丧服”守孝制度以及祭祀先祖的制度。这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权威意识，诚如孔子所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0]这种天人合一、和谐、顺天知命的观念，使人性服从于天性的权威，虽在一定的程度上培养了中国民众乐天知命、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和情调，但却极大地压抑了人对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
从以上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死问题的观念来看，中国人对生死问题的态度极具复杂性和多面性，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特点，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更有无所谓积极与消极的方面。
首先，这种复杂与多面的生死观念，一方面适应了中国人追求和谐顺应的价值观念，强调并宏扬了天人、人人、心人之间的和谐一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重要特征，这一基本的价值观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被中国的民众所认同和吸收，成为中国人追求生命质量和人生价值的最高原则；但另一方面，却扼杀了人们积极的改造人生的进取精神，表现出中国人对权威的遵从和顺应。权威要求属下采取某一行动，属下便依权威指出的方向行动，逆来顺受，整齐划一，个体的价值是从属于集体的，而集体又是从属于权威的，个体被集体和权威所同化，在行动准则上则是“随大流”的。在此种情形下，温顺、服从成为美德，个人的个性与价值基本上被忽略，于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压抑，从而使社会失去了大量的敢说敢作、敢闯敢干的开拓型人才，影响了社会进步。
其次，顺天安命、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着重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念上建立起来了，这种人生态度自然形成了中国民众形式上豁达洒脱，实际上面对生死“两茫茫”的心态，进而采取两种对现实的态度：一是及时行乐，一是知足常乐。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战国时期的杨朱哲学，杨朱云：尽乐生，莫管死。他称颂有名的暴君桀和纣，却对舜、禹、周公等加以非难，认为后者虽有传世之美名，但却辛勤劳苦无一日快乐，桀纣虽有凶暴之恶名，但却纵欲快乐直至命终。最后，圣贤与无道，不过都成了一堆枯骨而已。面对死亡，杨朱认为人生用于享乐的时间太少了，因此认为人应纵情声色，及时行乐，这样的日子即使过上一天、一日、一年，也是养生之道。相反，人们受各种束缚而不能纵欲、劳累生活，即使活一百年、一千年，也悟不出真正的养生之道。这种哲学使人走向极端自私自利的方向，因此孟子批评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知足常乐的态度使虚无主义盛行于社会，“难得糊涂”成为人生信条，过一天是一天，糊涂混世。直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口头上，对人生事业和生活幸福的追求，均被冠上了一个“混”字，生存的好是“混”，生存的不好也是“混”。一个“混”字犹嫌不足，还要说“瞎混”，这不能不说是人生虚无观念的体现和反映、人的惰性的充分体现。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生死问题上是忽略个体的，只注重整体生命的延续，只注重群体价值，必然忽视或抹杀个体的独立性，从而使中国民众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明确，是非模湖，缺乏自我发展、自主能动地创造人生的精神风貌，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缓慢和迟滞的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念表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主动与被动共生的特点，但消极的、被动的方面似乎是占上风的。在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种消极的、被动的方面及由之所派生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无疑是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立新型的人的生死观念，从而使每一个人产生对社会、民族和个人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坚定正视困难、抵抗困难的信心。在对国民教育方面，无论是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其他的宣传教育，都应引导民众建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生死观念，这正是本文的目的和结论之所在。
注释：
[1]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全宋词》第282页。
[2]杜甫《蜀相》，《全唐诗》226卷2431页。
[3]鲁迅《彷徨·祝福》
[4]《论语·先进》
[5]《论语·颜渊》
[6]《庄子·知北游》
[7]文天祥《过零丁洋》，《文天祥诗选》第73页。
[8]曹操《白马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第143页。
[9]曹植《步出夏汀行·龟虽寿》，《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10]《论语·季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