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出论文,探析论文,怪圈论文,晚年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57年那场把知识分子打得晕头转向、惊魂落魄的暴风骤雨中，丁玲被钦定为文艺界的头号右派，她为此付出了二十余年流囚甚至非人生活的沉重代价。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她真的象鲁迅当年所自况的那样交上了总也摆脱不掉的“华盖运”，陷入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剖析丁玲晚年心态的种种表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她陷入这一怪圈的原因，并尽而总结出相应的历史教训。
（一）
1978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摘掉错划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同年7月，丁玲当时蛰居的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通知丁玲摘去她右派分子帽子。本来，这应该是她摆脱厄运重获自由的开始，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几乎就在同时，一种有意无意的围剿就以异常沉重之势向她袭来。1978年5月， 《人民文学》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专栏以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的重要文章。该文重提“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作者重弹1958年《文艺报》举行“再批判”时定下的调子，说“丁陈在延安同王实味勾结，发表了一大批攻击、诬蔑延安的文艺作品，引起了群众的愤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许多地方就是批评他们的。”为了给这种说法作论证，作者还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料，说“在文艺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一起照相，毛主席讽刺地对丁玲说：‘女同志坐到中间来吧，免得‘三八’节的时候又要骂娘。’这是对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的辛辣指责，那篇《有感》就是咒骂革命根据地的”，用不着多加分析。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文章给解决丁玲问题造成什么样的阻力，给丁玲思想上造成什么样的压力，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说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在中共中央下达摘掉错划右派分子帽子的文件之前，作者还只是按照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势思考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问题，那么，1979年2 月《新文学史料》转载的《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一文，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注：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此文在大陆刊物发表的时间及周扬此时的心态。）。周扬在这篇访问记中用一定篇幅重提延安问题，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不难想象，周扬的这番话对丁玲问题的解决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因为不论是1955年搞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问题，还是1957年把丁玲定为文艺界的头号右派，都是老帐新帐一起算，并且主要是以30年代所谓“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40年代在延安所谓“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注：《再批判·编者按语》，《文艺报》，1958年第2期。 ）为重型炮弹的。其实，丁玲的问题主要不是右派分子问题，1957年给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只不过是借助当时的反右大势给她明确一个名正言顺的罪名而已。所以，不解除在历史问题上强加给她的不实之辞，她的问题就谈不上根本解决，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她的所谓历史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判断能否解放她的一个前提。
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遨游了一生的周扬是深谙此中机关的。谈到晚年的周扬，人们常常谈到他在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谈到他对几十年中国文艺道路所作的深刻反思，谈到他对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伤害的同志所作的沉痛的忏悔。的确，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对于丁玲的态度，他的表现却与上述情况判若两人。众所周知，丁玲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头目，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都是周扬一手策划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此时周扬抱什么态度，对解决丁玲的问题至关重要。人们看到的是他对丁玲毫无宽容、忏悔乃至实事求是之意。上面关于所谓延安两派的谈话显然是有意为之的。此后不久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去见周扬，要求解决丁玲的问题，周扬的回答是：“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注：丁玲1978年10月17日日记，《丁玲文集》第9卷。）， 仍是揪住她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经过种种努力，丁玲于1979年初回到北京，但她所遇到的仍然是一张无形的网，一张阻碍她的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网。中国作协党组迟迟不解决她的党籍问题，全国政协会议把她安排在党员小组，作协党组也对此不作反应。后来，她的问题终于得到初步解决，胡乔木要求把作协党组为她平反的报告送给当年处理她的问题的几位负责人看看，其他两位同志都签了字，唯独周扬不置一词，这显然是一种不表态的表态。这之后，周扬的追随者仍在港台报刊上搜集她南京那段历史的材料，并在作协的会上公开提出来，以阻止她的问题的最后解决。即使是1984年中组部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了为她彻底平反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后，周扬的态度也还是一仍其旧（注：上述情况，参看周良沛：《丁玲传》。）。这一切都说明，周扬始终没有承认他在丁玲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他始终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阻止丁玲问题的真正解决。
正是周扬的这些表现，使丁玲的心态变得复杂起来。1985年在西安，有的读者问丁玲“为什么不写自己，是否心有余悸？”对此，丁玲没有正面回答。的确，复出后的丁玲应该写出自己二十余年的沉冤和苦难，以给子孙后代提供不可忘记的历史教训，虽然她在一些文章中也偶有涉及，并且后来专门写了《风雪人间》，但终给人过于简略之感。这当中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地用“心有余悸”来解释无疑失之过偏，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余年人间罕见的遭遇，确实使她产生了畏惧心理。这有她的日记为证：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注：丁玲1978年10月8日日记， 《丁玲文集》第9卷。）
不仅怕给自己再招来麻烦，更怕再给儿孙后代造成无法摆脱的灾难。儿子当年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个时期里不同她保持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的“远方来信”，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痛楚的记忆，那种株连九族的封建政策实在太可怕了。眼前的问题是不仅不能再重惹祸端，更要“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注：丁玲1978年9月16日日记， 《丁玲文集》第9卷。）。然而，周扬们偏偏不让她得到这个清白， 偏偏要把那耻辱的脏水继续泼在她的身上。当时的情况是周扬们大权在握，居高临下，而她却处于为自己伸冤辩诬的绝对劣势。这就使得她不得不小心谨慎，讲究策略，甚至不得不戴上面具，学点乖巧。她于1980年6 月向友人倾吐内心苦衷的一封信，将她的这种心态合盘端了出来。这封信对了解她晚年的心态实在重要，有必要引录如下：
谋锡同志：
两次来信，都收到。足见你对国事、文事的关心和热情。我现在虽然在北京，既不参加高级会议，又很少见高级人物。文坛事实与我无缘。你不要看见我在这个刊物有点短文，那个刊物有点小消息，或者又偶在电视中晃一晃，实际不过是晃一晃人物，自然，也很难不见外国人，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但愿这只是我的“余悸”。两年多来，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现已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我对于内战是不想参加的。你不要看旗帜，所谓解放，实际在某些问题上，对某些人上，实在一丝一毫也不愿，不肯解放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得美丽。我们付出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吃了许多苦，无非有党的政策，现在才得以有几点小地方，可以挤进去发点小文章。我们是应该感谢党的。可是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我明确的告诉你，假如《苦恋》是我写的，你可以想见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的。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也许那时不须要勇气），真正无私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我们还须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要艰难得多。甚至比你当年（五七年）还有困难。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的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因此，只有不管它，自己按自己的认识写文章。我就坚持不入伙，免得学别人倒来倒去，演笑剧。
我的意见，只是一管之见，望勿扩散。到钱明达为止。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即祝近好！
丁玲 1981.6.4日（注：《丁玲文集》第10卷。）
读这封信，你会感到与她的另一些文章判若两人。正是有了这封信，你才理解了她为什么写那些文章，表那些态，说那些话，也才理解了她为什么不象读者所期望的那样浓笔重书，揭露极左路线给她自己，同时给全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
不知道还有哪一个文艺界的右派曾把在读者中“亮相”当作一件高于一切的大事，恐怕只有丁玲是如此。她急于在读者中亮相，用文章在读者中为自己平反，甚至在怀疑有乳腺癌，医生主张手术治疗的情况下，她也要求推迟手术时间，争取写作条件。关于如何亮相，经过左思右想，反复掂量，她“认为重写过的《杜晚香》比较合适”（注：《〈“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在“〈十月〉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丁玲文集》第5卷。）。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她解释说：“现在我们的国家百废待举，百废待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同时，需要大批具有这种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人。我把它介绍给读者，希望有更多象她这样的标兵，带动我们大队人马一齐上阵。”（注：《〈“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在“〈十月〉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丁玲文集》第5卷。 ）我不怀疑这是丁玲的心里话，但促成一件事情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同时也相信陈明这样的解释：“她曾左思右想了很久，最后认定不论将来政局发生什么变化，《杜晚香》这样的主题精神是不会遭到非难的，所以她将它作为复出文坛的首篇作品与读者见面。”（注：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第55页。）联系丁玲当时的思相实际，不难看出，这是她做出这一选择的更为主导作用的原因。这里不想对《杜晚香》的艺术成就的得失作具体分析，只是想从题材上指出，它与当时的文艺主潮不太合拍。就连她当时的几个患难之交也认为，《杜晚香》虽然写得不错，但却“不是时鲜货，靠它亮相，怕是不行”（注：《〈“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在“〈十月〉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丁玲文集》第5卷。）。 因为当时举国上下迫切需要的是医治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是倾吐漫长十年郁积胸中的痛苦、愤怒和渴望，是反思历史，甩掉极左思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没有这些，就没有人们的思想解放，没有人们的精神焕发，没有人们发自内心的“大队人马一齐上阵”的愿望和热情。由于丁玲的特殊遭遇，人们特别渴望能看到她这样的作品，但为了不再“自找麻烦，遗祸后代”，为了站稳脚跟，以求得问题的彻底解决，她不得不压抑自己发自内心的创作渴望，并且连复出后决定先写的北大荒的流放生涯也不得不推迟下来（注：丁玲1979年3月24日日记，《丁玲文集》第9卷。）。她很少谈自己，也很少写自己，虽然在当时文学主潮的推动下，她也写了堪称伤痕文学优秀之作的《“牛棚”小品》，但她却反复强调：“我反复思量，我以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注：《〈“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在“〈十月〉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丁玲文集》第5卷。 ）这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出于斗争策略需要的表现，不能不引起一些并不了解她的特定的心态的读者对她的失望和误解。
鲁迅当年曾坦率地承认，他的文章并“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因为他“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他“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注：鲁迅：《坟·写在〈坟〉后面》。）。他也“恨自己为生活起见，不能不暂戴假面”（注：鲁迅：《两地书·九三》。）。在一个不太健全的社会里，人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戴有某种面具，这倒不是象某些伪君子那样为了做假，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丁玲就是这样。由于她创作成就的世界影响和二十余年传奇式的遭遇，造访她的外国记者、作家、学者格外多。其中多数确实出于创作交流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但也有些人热衷于了解她所经受的苦难，甚至有的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希望她用自己的遭遇为他们提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子弹。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变得更为小心谨慎，甚至常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比如在访美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问起她在北大荒养鸡的事，她回答说“养鸡也很有趣味”；问她是否打算写一本自传小说，她回答“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写头”（注：《养鸡与养狗》，《丁玲文集》第4卷。）。 谈到妇女问题，她说“我们的妇女享有尊严，她们不必担心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与侮辱”（注：《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丁玲文集》第4卷。）。 类似的情况在她那本《访美散记》中还有很多。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她也曾写到上述这些内容，但态度和观点则完全不同。同样是写北大荒养鸡生活，她愤慨“为什么杜厂长、姜支书不另外给我们一栋房子，硬要我们把家安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注：《风雪人间·上卷十五》，《丁玲文集》第8卷。 ）同样是谈中国妇女的生活状况，她感喟自己“还不能完全免除为一些依然被压迫的妇女的悲惨遭遇而流泪伤心”，指出她们当中还有不少人“仍然在痛苦中嚎啕、呻吟”，“有的人还在被鞭打、被拐卖，有的人被欺骗堕落，走入歧途”（注：《留下“三八”节的祝贺》，《丁玲文集》第8卷。）。如果不了解在她访美前作协竟有人放风说邀请她前往的“国际写作中心”是拿联邦调查局的钱的，不理解她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更“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而不得不戴有面具，而只孤立地看她的这些具体文章或讲话，往往会产生她的思想太左的印象。难怪有的青年读者看了她的访美印象文章后给她写信，说她是“配合宣传”，“不能不使人失望”。对此，她除了说“我以为你了解得不够”（注：《作者应该对读者负责——给一个青年同志的复信》，《丁玲文集》第6卷。），还能说什么呢？
实践又一次证明，丁玲不是政治家，她缺乏在宏观上把握形势的头脑。尽管她为了不授人以柄而不得不小心谨慎，讲究策略，但她有时仍不免感情用事。面对周扬们的压迫，她的心情常常陷入极坏的境地，“有时真有点不想活在这个人世间”。她悲愤交集地向友人诉说自己的这种心情：“我们真是太被欺侮了。别人总是想把你压得出不了气，翻不了身，网大着咧。……人家是一大山头，是一大帮，我们原来就是单个。又无靠山，又不愿拜老头子，又不愿学别人，那就只好心甘情愿躺着挨打算了。”（注：周良沛：《丁玲传》，第725页。 ）她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躺着挨打，她要反抗，有时甚至要主动出击。然而这种心态不免使她的出击陷入情绪化地对着干的境况。1980年8 月在庐山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她作了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发言（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丁玲文集》第6卷。）。 她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口号”完全一样，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她的主要用意在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的正确和必要。联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在60年代初提出的经过，联系她的后面发言所强调的“我劝大家，也告诫自己，不要听那些空话、大话，要听真话、实话”，“有些人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总是别人错误，自己正确”，就不难发现，她的观点显然是针对周扬而发的，并且是有意和周扬唱反调的。然而她的观点却表现出明显的偏颇。其实丁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正常的情况下谈起这个问题，她的观点是相当全面而深刻的，她认为“文学和政治是并行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政治是一种推动，甚至是启发”（注：《根》，《丁玲文集》第6卷。）。 这种文学与政治相辅相成的看法无疑更符合在健全的社会条件下的二者关系的实际，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但遗憾的是，丁玲却在一种情绪的支配下，在那样一种场合作了那样一种发言，这只能给人留下她思想保守僵化的印象。
不论是某些人有意地制造舆论，还是一般读者在阅读中自然形成的印象，在所谓丁玲“左”与不“左”的问题上，最让人敏感的还是她在“清污”中表态的问题。作为一名党员作家，对党中央发动的这一场思想斗争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完全是正常的，更何况是记者主动访问，要她表态。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可以看出丁玲在这当中又表现出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使她在谈话中涉及面失之过宽。谈到戏剧电影的创作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她说：“某些戏剧电影的改编，借古喻今。为什么我们历史上那么多的孤臣逆子、忠臣义士不写，偏去写些含沙射影的故事和人物？还有种怪事，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一些远离人民生活的作品，只要国外有人捧，我们就也有人跟着叫好。”（注：见1983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第3版记者郭玲春专访。）这些语言和看法， 都给人对问题缺乏应有的分析和应有的宽容之感。有的人正是抓住了其中的某些偏颇，把她说成是打人的“棍子”。
情况就是这样，晚年的丁玲仍然没有摆脱周扬的阴影。不论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某种策略性需要，还是由于对对方无理压迫的一种带有某种情绪性的反驳，丁玲一些给人留下“左”的印象的言论和做法，都与周扬直接有关。正是周扬的继续围剿，把她逼进了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二）
纵观丁玲的一生，可以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她不谋求虚名，更不热衷权位，而始终把追求健全的社会与合理的人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从总体上决定了她不论对待革命工作还是处理人事关系，都能尊重实际，通情达理。但是，作为一个从左联时期就投身革命，而且多次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作家，她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急躁病的影响。比如30年代她也曾认为大众文学在社会价值以外不必再去追求“文学的本身价值”（注：《我的创作经验》，《丁玲文集》第5卷。），50 年代在谈到冰心和巴金的作品时她也曾有过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这都并不奇怪。不幸的是二十余年的流放经历和铁窗生涯使她失去了对很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的条件。丁玲是个真诚的人，在这期间，她把个人的委屈深埋心底，以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传统虔诚地进行自我改造。这固然使她在思想感情上与底层群众更为接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她的头脑。1976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后，她彻底失望了。这时，她没有想到把自己的遭遇写下来供子孙后代去总结教训，而决定写老百性。这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写自己的遭遇不仅无法发表，甚至可能被发现而招来更大的危险，但她决定写老百性的出发点，却一点也没有跳出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工农群众养活知识分子的极左观念的框框。她说：“我只觉得我吃了小米，就要还帐，还老百姓的帐。”（注：《讲一点心里话》，《丁玲文集》第4卷。）其实，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并不存在谁欠谁的帐的问题。如果按照江青的知识分子吃着农民种的粮，穿着工人织的布，就是欠了工人农民的帐的逻辑来推，那么工人农民使用知识分子发明的科学技术，看知识分子写的书，演的戏，其子女进学校接受知识分子的教育，岂不也是欠了知识分子的帐，这实在是一种荒谬的思想逻辑。正是在这种“左”的观点的束缚下，写于复出前的《杜晚香》，虽然总的来说不失为一篇写先进人物的优秀之作，却也表现了一定的陈旧观念。鲁迅当年在回顾中国新文学由五四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的历程时曾经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由追求人性的解放到追求阶级的解放，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性的解放。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出现了以阶级的解放代替甚至抹杀人性的解放的偏颇。恰恰是丁玲，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以《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系列小说和杂文向人们展示了二者不可偏废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经过二十余年被迫而又虔诚地改造，这种艺术敏感和勇气在《杜晚香》中消失了。丁玲在对杜晚香人生命运的描写中所表现的也是以阶级解放代替人性解放的思想意识。杜晚香来到北大荒，并没有受到丈夫应有的尊重，“他同一些司机们，同队上的其他的人有说有笑，而回到家里，就只是等着她端饭，吃罢饭就又走了，去找别的人谈笑，或者是打扑克下象棋，他同她没有话说，正象她公公对她婆婆一样。其实，他过去对她也是这样，她也从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合，也没有别的要求，可是现在她却想：‘他老远叫我来干什么呢？就是替他做饭，收拾房子，陪他过日子吗？’她尽管这样想，可是并没有反感，有时还不觉得产生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慕，她只是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这怨一天天生长，实在忍不住了，她便去找队长：‘队长，你安排点工作给我做吧。我实在闲得难受。’”后来，她果然在工作中得到了满足，并且以忘我献身的精神成为受人尊敬的标兵。不难看出，杜晚香的婚姻生活中缺少应有的温情和体贴，固然，她的公公婆婆以及祖祖辈辈的庄稼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但那毕竟不是健全的人生，杜晚香不应再过那样的生活。遗憾的是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呐喊了几十年的丁玲却回避了她这种正当的要求，而把这种要求完全消融在对社会的忘我献身之中，而这种消融又不是由于阶级的解放和人性的解放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的矛盾和冲突，而是由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所使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都不能不说是丁玲创作观念上的一个倒退。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二十余年的严厉禁锢与改造对丁玲的思想观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丁玲尊重自我、渴望自由的强烈个性，以她对社会正义的热烈追求和对新生事物的特殊敏感，以她由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引发的对几十年来社会体制中不健全因素的深入思考，在进入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彻底甩掉二十余年乃至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思想的负累并不是多么难的事。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在某些方面她的思想确实表现得不够开放，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这里，我们不能不又提到周扬。为了冲破周扬的干扰，丁玲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三思而行。而正是这种小心谨慎的心态束缚了她的头脑，使她在某些方面没能完全跟上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步伐。
新时期文艺界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打破了长期的自我封闭状态，从艺术观念到表现手法大胆学习吸收西方一切对我有益的东西。在这当中，兼收并蓄，精芜混杂甚至搞夹生饭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它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筛选、淘汰、吸收、消化的过程。从五四时代走过来的丁玲对此应该有深切的体会，因此，更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她对意识流的态度。她强调文艺的民族形式，强调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手法，对意识流则持否定排斥的态度。她认为意识流“不合中国人口味”（注：《创作自由及其他》，《丁玲文集》第8卷。）， 不易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她说：“现在有人写小说，这里写两句，一会又跳开去了。电影表现手法不同，可以这样做，而小说这样写，就叫一般老百姓很难看懂。我们中国小说的表达是很简捷明白的，为什么不继承这些，不发扬这些，而要去写那些跳来跳去的？”（注：《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西安作协陕西分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文集》第8卷。 ）她甚至把这上升到民族虚无主义的高度，说什么“外国人喜爱我们的艺术，视为珍宝，而我们有些人自己反倒瞧不起自己，丢掉自己的珍宝，去拣别人的东西”。（注：《创作自由及其他》，《丁玲文集》第8卷。 ）这种批评显然不够公允，失之过苛。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固然简捷明白，引人入胜，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却往往显得不够。这是和传统文化束缚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性灵，因而造成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充分发展密切相关的。意识流是西方文学家从艺术表现的需要出发，对他们的心理描写传统的一种现代发展，它通过时空交错和时空跳跃更为具体细致地表现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生活，特别是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它不是简单的跳来跳去，而有其内在的思维逻辑。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家学习借鉴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使其同传统手法相融合，虽然其间也出现过一些夹生之作，但总的来说却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绩，以至今天意识流已化进了我们民族艺术的血肉。这说明一个民族固然要坚持自己的艺术传统，但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其它民族的艺术，丁玲那种对意识流等外来艺术形式简单排斥的态度显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
半个世纪的特殊生活经历，使丁玲养成了善于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定势。这当然无可非议。但她有时把政治强调得过分，分析具体作品时把问题看得过重，却也不免招来人们的责难。有的学者指出，她坚持“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的命题，就把问题绝对化了。与这种作家观相联系，她坚持写光明的文学观，她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写得豪迈，有气派，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衡量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写得豪迈者固然能给人鼓舞，但写得忧愤者却能启人深思，《红楼梦》、 《阿Q正传》就是如此。丁玲在衡量具体作品时，却把她的这种主张和爱好绝对化了。她对小说《绿化树》的批评就存在着这样的偏颇，她在中宣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从政治角度对《绿化树》作了相当严重的批评。她说：
《绿化树》写一个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和另几个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结束后，在那三年困难时期分配到另一个农场去当农工的生活。看来这几个错划的右派，本都是品质很坏的人。主人公是一个有心灵的知识分子诗人，在这特定的生活环境里，饥饿、贫困使他像个狼孩！他们之间只有饿狗争食那种关系。这些人都蒙昧无知，毫无人性。只有主人公在人（他的知识分子的修养，使他在深夜反思时，心灵感到痛苦）兽（在白天生活时）之间矛盾、熬煎，小说的确写得深、细。与作者一样，我也曾被错划为右派，也尝到了一个右派的耻辱与委屈。那三年，我也经过低标准的艰难（我那里没有重灾区那样严重），我能体会作者，以及许多共同命运者们的苦难的历程，我十分同情他们。但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使人感到是共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好象只有一个队长稍好一点，还有一个有人性的女人，和一个流浪汉），对此我心里是不愉快的。可能有个别人会这样，但我从更多的人的命运中却看到不是这样。小说中的主人公后来慢慢恢复了人性，他开始每天无耻地去到一个开“美国饭店”的女人那里白吃一碗饭而慢慢被这个单纯圣洁（作家想把她写成圣洁）的女人感化到有了人性，甚至愿意与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结婚。这是不是就叫人性的复归呢？我就不明白了。小说里面讲了许多“劳动价值”、“生产价值”、“剩余价值”等经典著作的内容，讲了一些道理，实际上也算不上是什么启示录，没有很多有机的关联。……文艺界的领导，思想战线上的领导，研究、指导写作的理论批评，与一些普通读者一样，对这一作品也如此偏爱，却使我不能理解。（注：《丁玲文集》第9卷。）
这样概括《绿化树》的内容显然失之过于简单，而且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作品一开始确实写到几个右派分子，但展开写的只是主人公章永璘和那个“营业部主任”，其他几位“报社编辑”、“辎重团中尉”、“银行会计”等都只是作为陪衬人物偶尔提及，而也只有“营业部主任”是“品质很坏的人”。其实他本不属于右派范畴，而是一个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盗窃的刑事犯罪分子，他本来就是个品格卑劣、言行丑陋、没有人性的社会渣子，而不是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环境使他变成了兽。至于主人公章永璘，则确实是劳改队的生活环境使他变成了“狼孩”。他“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谄媚，讨好，妒嫉，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他的灵魂中已经没有了比活着更高的东西，而只是“一切为了活，为了活着而活着”。但他之所谓狼孩，并没有完全丧失人性，而只不过是耍点小聪明，多骗食堂一点粥，多蒙农民几个萝卜。一个社会阅历不深的知识青年，因为写了几首诗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劳改队强制改造，社会的歧视，旁人的欺凌，加上三年困难造成的饥饿的威胁，使他为了求生而变得灵魂卑琐，这本并不足怪。作品这样写，根本谈不上“太过分”，更不能说“使人感到是共产党把人变成了兽”。如果非认为章永璘已经变成了兽，那也是极左路线使然，而不是共产党。更何况《绿化树》的重心不是写这种阴暗面，而是写生活中光明美好的东西，写章永璘在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启示和劳动者坚强乐观、温润善良、正直美好的品性濡染感化下灵魂得以复苏，“恢复成为正常人”。尽管其具体描写中不无可议论之处，但从整体来看还是成功的。这样的描写虽然谈不上豪迈、气派，却也没有把这个世界写得“太阴暗”。而正是这样有阴暗更有光明，有丑陋更有美好的符合生活本色的描写，深深地震撼了人的心灵，给人留下不尽的思索。丁玲对《绿化树》的批评显然不够客观，不够公允，这表明她确实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文艺观的束缚。
（三）
丁玲是个为追求健全的社会与合理的人生而奋斗不息的作家，二十余年的悲惨遭遇使她的这一追求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思想营养和强烈的精神动力。复出之后，她本应把自己镂骨铭心的感受化作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给子孙后代留下永远不忘的历史教训，天时地利俱备，却因只欠人和，她没能充分地这样做，而陷入一个走不出的怪圈。这是丁玲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中华民族自古有文人相轻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坏的传统。30年代，它与党内左倾路线相结合，产生了文艺界宗派主义的怪胎。从上海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这一怪胎时隐时现，始终不灭，给文艺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十年浩劫结束，最终被极左路线一网打尽的宗派各方本应总结教训，消弥前嫌，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携手并肩，共同奋斗。遗憾的是最终都没有这样做。首先是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周扬，应该说，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实事求是地说，他确实为此做了很大努力。浩劫尚未结束，他就主动去医院看望病中的冯雪峰。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公开向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伤害者道歉，胡风回到北京后，他又主动去医院看望。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出于对文艺事业的未来的高度责任感而深藏于内心的一种隐忧和不安：
1980年夏天，文学界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侧会议厅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一位英国留学生要求见周扬同志，这位留学生说，自从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就形成两派，一派挨整，一派整人。周扬同志对各个时期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做了一些说明，但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提到后来自己也曾被整的情况。留学生问：“那么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同志答：“那不会了。”但是，紧接着，他补充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注：参看李子云：《探病中周扬》，《中国作家》，1988年第5期。）
看了周扬层层深入的三个“不”的回答，谁也不会怀疑他的诚心。对冯雪峰，对胡风，对文艺界众多错划右派的态度，都表明了他的这种诚心。然而，对于丁玲，却出现了意外。但正是这一个意外，使人看到周扬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彻底放弃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周扬，丁玲可谓一块试金石，一块检验他的种种表态是否百分之百真诚的试金石，一块检验他是否和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宗派情绪彻底告别的试金石。因为不仅50年代受周扬伤害最重的是丁玲，而且不论40年代还是5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真正能和周扬抗衡的也只有丁玲。周扬所以唯独不能宽容丁玲，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他的过去，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他的现在，他担心彻底解放了丁玲会威胁到他在文艺界的地位。这样，在彻底解决文艺界的顽症的最后一道关卡面前，他停止了脚步。这使我们看到，作为宗派主义的主要负责人，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是多么艰难，同时也使我们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节点又在哪里。可以说，不解决这一关节点，其它方面姿态做得再高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甚至会造成种种假象，埋下新的恶果。考察一下新时期以来文艺界宗派主义阴魂依然不散的种种表现，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
周扬与丁玲之间至死没有和解，这说明他们双方积怨可谓甚深。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远的不说，仅从建国前夕来看就是如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出后被认为有原则问题而迟迟不能出版，其主要原因就来自周扬（注：参看丁玲1948年6月26日日记， 《丁玲文集》第9卷。）。这引起丁玲的极大不满， 而建国初期在文艺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一些做法及她对周扬的批评，则进一步加深了周场对她的成见。据张光年最近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而且时隔不久，周扬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暂时离开了文艺界领导岗位。（注：参看《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新文学史料》， 1996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相互伤害，都不仅仅是个人恩怨问题，而与党内左倾思想及其指导下的种种做法或运动密切相关。周扬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原则问题，其思想认识与当时的左倾思想一脉相通。1947年10月，一位党政要人在抬头湾村全国土地会议传达讲话时对尚未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了不点名的指责，说作者“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注：参看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又见丁玲：《生活、 思想与人物》，《丁玲文集》第6卷。）。 而在建国初期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丁玲对周扬的批评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张光年回忆说，他参与筹办中央戏剧学院时，“主张在学政治、学革命文艺的同时，也学点莎士比亚、贝多芬、芭蕾舞，多学些名著”，结果“被认为‘右’，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文艺整风中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重点”受到批评，而且“批得很厉害”，丁玲甚至批评周扬重用张光年是“重才不重德”（注：参看《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 《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正是在左倾思想驱使下，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种批来批去的恶性循环，使双方的交恶越来越深，被卷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张光年为什么在80年代仍旧抓住丁玲南京那段历史不放，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具体说明。这就深刻启示我们，只有真正结束在左倾思想和路线驱使下的无原则的所谓文艺思想斗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她的一生凝聚了太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内涵。这不仅表现在三四十年代她的曲折的人生经历中，也不仅表现在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她二十余年的悲惨遭遇中，同时还表现在她晚年在走不出的怪圈里的艰难跋涉中。对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丁玲及丁玲现象产生的根源、后果等方方面面的了解和认识。
收稿日期 1998—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