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与抑郁感、社交焦虑的关系：一项追踪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交论文,焦虑论文,抑郁论文,压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12)03-0283-291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人口流动规模迅速增长，家庭式流动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大量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学习和生活。流动儿童基数大、增长快，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以北京市流动儿童为例，1997年北京市适龄流动儿童数量为66392，到2003年年底，适龄流动儿童数量增长至240000(新华网，2003)；截至2009年，这一数量已增至418000(新京报，2010)；而在2010年小学新入学的儿童中，外来流动儿童数量已经超过43％(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
从农村或乡镇迁移至大城市，流动儿童面临着巨大的城市适应压力。一方面，流动儿童面临着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我国城市社会具有其有别于农村的一整套文化特质(江立华，2003)：经济方面，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在道路、通信、卫生、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消费水平上也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社会文化方面，农村社会关系以朋友、血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内部成员互相认识，人际互动频繁而强烈，由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习俗等维系，而城市的社会关系则是正式的、契约性的、非人格化的、专门化的；在诸如语言、饮食、衣着、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领域城乡间亦存在明显差异(曾菊新，祝影，2002)。另一方面，流动儿童还面临着制度与非制度双重歧视带来的压力。根据户籍管理制度规定，流动儿童随父母到流入城市生活，但在户籍上仍然属于农村人口，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入学、升学、医疗等多方面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当地儿童同等的权利与保障(Li et al.,2010)；而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调查显示75.5％的流动儿童报告曾受到过歧视(方晓义，范兴华，刘杨，2008)。
伴随上述城市适应中的种种压力，部分流动儿童表现出各类心理问题。研究表明，与北京当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在孤独感、抑郁感、社交焦虑等心理问题症状指标上得分明显更高(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周皓(2008)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抑郁感显著高于北京当地儿童。曾守锤与李其维(2007)在对流动儿童适应现状的综述中亦指出流动儿童在孤独感、社交焦虑、幸福与满足感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然而，巨大的外在环境压力并不一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个体采取的压力应对方式与其心理情绪状态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根据不同应对的功能，有研究者将压力应对分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和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即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Folkman & Lazarus,1986)，积极应对包括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积极的重新建构等应对策略，而消极应对则包括自我责备、逃避、分心、幻想等应对策略。积极与消极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事件结果，从而对个体的心理情绪状态产生影响；也有研究者指出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估与归因，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情绪状态(Anderson,Miller,Riger,Dill,& Sedikides,1994)。针对不同压力背景、不同被试群体的众多研究都支持了上述理论观点，发现压力应对方式对于维持个体心理健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Cooper,Katona,Orrell,& Livingston,2008; Nagaseab et al.,2009)。一般而言，自我责备、反刍、灾难化等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正相关，而积极重新评价等应对方式能减少或缓解心理症状(Garnefski,Legerstee,Kraaij,Kommer,& Teerds,2002)。在移民研究领域中也同样发现，压力应对方式对移民在适应过程中维持健康的心理情绪状态有重要作用。如Farley,Galves,Dickinson和Perez(2005)对墨西哥移民的研究表明逃避、否认、物质滥用、自我责备等消极应对方式与精神健康状态显著负相关。Noh和Kaspar(2003)对日本的韩国移民的研究表明，积极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能有效减轻由歧视引起的抑郁感，而消极的以情感中心的应对方式有损心理健康。Patino和Kirchner(2010)对西班牙的拉丁美洲移民的研究也指出，回避的压力应对方式如认知回避、接纳顺从等策略与更多的心理问题症状相关；但随着移民时间增长，移民开始更多的使用问题解决的压力应对方式，如逻辑分析、积极重构、寻求指导等。
在我国流动儿童研究领域对压力应对的关注还较少，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压力应对方式与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应对方式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感之间起重要的调节或中介作用(方晓义等，2008；蔺秀云等，2009)，但目前尚无研究对压力应对方式与孤单感以外的其他心理情绪问题的关系进行探讨。抑郁与社交焦虑是压力应对领域研究涉及最多的心理症状，且研究表明不同的心理情绪适应问题在症状及特点上存在差异，与压力应对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如Wright,Banerjee,Hoek,Rieffe和Novin(2010)对一般儿童群体的研究表明，尽管同属情绪适应问题，抑郁症状能显著预测儿童未来的问题解决、支持寻求等压力应对策略，但社交焦虑却不能。同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压力应对方式在流动儿童歧视感知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但流动儿童面对的压力并不仅仅是歧视问题，他们移入城市后面临着城乡间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学习方式的巨大差异与变化，这些适应过程中的困难与挫折更是众多流动儿童所要应对的直接压力，因而需要对流动儿童在整个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一般压力应对方式进行探讨。
此外，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比起某一时间点上流动儿童的压力应对与心理健康的现状，我们更应关注适应过程中流动儿童压力应对、心理情绪状态的发展变化，以及二者间的动态关系。近年来尽管有研究者开始采用追踪研究范式探讨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的发展与变化，但这类纵向研究还十分罕见(陈新，刘杨，2010)。CNKI的检索结果表明，目前仅有3篇研究报告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状况进行了追踪研究。曾守锤(2009)对71名流动儿童的行为问题及学业成绩进行了12个月的追踪研究，指出流动儿童的适应状况均比较稳定，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心理状况方面，周皓(2010)通过一年内对流动儿童的三轮调查指出，尽管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抑郁感仍显著高于本地儿童，但与初始状态相比，其孤独感与抑郁感都表现出改善的趋势；侯舒艨等(2011)的追踪研究也指出经过一年的城市适应，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有显著降低。但目前尚无追踪研究揭示我国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与抑郁感、社交焦虑等不同心理情绪问题间的动态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以下问题：(1)采用追踪研究的范式，探讨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抑郁感及社交焦虑随时间发展变化的特点。基于上述前人有关流动儿童孤独感、抑郁感的追踪研究结果(侯舒艨等，2011；周皓，2010)，我们假设随着移居城市时间的增长，流动儿童整体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积极应对增多，消极应对减少，抑郁感和社交焦虑水平降低；但个体层面上，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抑郁感及社交焦虑的发展变化存在分化现象。(2)探讨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抑郁感及社交焦虑间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关系。根据上述压力应对相关的理论与研究结果(Anderson et al.,1994; Farley et al.,2005; Wright et al.,2010)，我们假设流动儿童的压力应对与抑郁感、社交焦虑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能显著预测即时性的抑郁感及社交焦虑水平；前测压力应对能显著预测后测压力应对以及抑郁感、社交焦虑水平；相反，前测抑郁感、社交焦虑水平也能显著预测后测抑郁感、社交焦虑以及压力应对方式。假设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压力应对方式与抑郁、社交焦虑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理论模型
注：T1代表前测，T2代表后测(下同)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在北京市的5所公立学校和1所打工子弟学校内选取被试，以班级形式进行施测。2007年9月进行第一次正式施测，共1164名流动儿童参与了调查。其中，公立学校842人(72.3％)，打工子弟学校322人(27.7％)；男生633人(54.4％)，女生499人(42.9％)，性别栏缺失32人(2.7％)；初中生582人(50％)，小学生582人(50％)；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2±2岁，来京年限平均在6±4年。2008年9月进行追踪重测，由于流动儿童具有较强的流动特性，追踪中有484名被试流失，其中253名被试因为毕业而流失，231名因为转学、辍学或返回老家而流失。本研究所有结果分析采用的是前、后测均参加调查的680名被试的数据。其中，公立学校568人(83.5％)，打工子弟学校112人(16.5％)；男生364人(53.5％)，女生296人(43.5％)，性别栏缺失20人(2.9％)；初中生368人(54.1％)，小学生312人(45.9％)；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3±2岁，来京年限平均在7±5年。本研究在两次正式施测前均征得学校领导及老师的同意，不愿参与调查的学生可以不参加，也可中途退出问卷调查。每次调查结束后，每名参与调查的流动儿童可获赠精美文具用品作为答谢。
2.2 研究工具
2.2.1 压力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1998)在国外应对方式量表基础上根据我国人群特点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题目描述了多种“当你受到挫折或打击时可能采取的方法和态度”，由被试在每个题目上报告自己采取相应应对方式的频率。量表可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积极应对维度包括12个条目，主要反映了问题解决、寻求帮助、重新建构等积极压力应对的特点，题目如“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消极应对维度包括8个条目，主要反映了回避、分心等消极应对的特点，如“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幻想可能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全量表共20个条目，采取4点计分，1代表“不采取”，2代表“偶尔采取”，3代表“有时采取”，4代表“经常采取”。两个维度分别计算平均分，分数越高，代表采用相应应对方式越频繁。本研究中积极应对分量表在前、后测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0.87，消极应对分量表在前后测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5、0.75。
2.2.2 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1977)抑郁量表。该量表适用于6～23岁青少年，只包括一个维度，涉及到抑郁的6个主要症状，包括抑郁心境、内疚/无价值感、无助感/绝望、精神活动迟滞、没有食欲和睡眠困扰。量表共2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从1“没有”到4“总是”。将其中四道反向题目反向计分后与其他题目得分相加，取其平均分作为抑郁程度的指标，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严重。该问卷在本研究前测、后测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和0.88。
2.2.3 社交焦虑量表
采用马弘等(1993)修订的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SASC)。本量表适用于7～16岁青少年，题目如“我害怕在别的同学面前做没做过的事情”。量表共1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从1“从不这样”到4“总是这样”。采用平均分作为社交焦虑程度的指标，分数越高，代表社交焦虑程度越严重。该问卷在本研究前测、后测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和0.85。
2.3 研究过程
首先对77名北京市流动儿童进行预研究，检验工具的信效度及题目的表述是否能为流动儿童所理解。2007年9月进行第一次正式施测。正式施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培训。在具体施测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每班由一名研究者主持，负责监控问卷作答过程，被试作答过程中遇到任何不理解的问题均可向研究者提出，所有问卷均当场收回。2008年9月采用相同的研究工具进行追踪重测，施测前重新对主试进行培训，每名主试负责一个班级的施测，现场解答作答过程中的问题，当场检查、回收问卷，并与每个班的班主任一一核对、登记流失的被试及流失原因。
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9.0及AMOS17.0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首先采用多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比较得分差与标准误的方法(Dudek,1979)来分析流动儿童整体和个体层面在一年中压力应对方式和抑郁感、社交焦虑水平的发展与变化状况。其次对前后两次测量的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抑郁感、社交焦虑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检验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3 研究结果
3.1 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抑郁感及社交焦虑的发展变化
首先，分别对两次施测中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和心理状况进行多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压力应对方式的时间主效应显著，F(2，674)＝16.82，p＜0.001，说明经过一年的适应发展，流动儿童整体在压力应对方式上变化显著；进一步的单维检验结果表明，流动儿童整体的积极应对显著增多，消极应对显著降低。心理状况方面时间主效应也显著，F(2，673)＝4.27，p＜0.05，说明流动儿童整体在一年的城市适应过程中心理健康状况亦有所改变；进一步的单维检验结果表明，流动儿童整体抑郁感有明显下降，但社交焦虑水平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详见表1。
同时考察流动儿童个体在这一年内压力应对、抑郁感、社交焦虑的发展变化。考察个体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情况，可以根据其两次测试的得分差异是否超过一个测量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 for Measurement,SEM)来判断(Dudek,1979)。后测得分高于或低于前测得分一个标准误以上，则认为该被试得分上升或降低；变化在一个标准误以内，则认为该被试得分维持在原水平。本研究中流动儿童一年后压力应对、抑郁感、社交焦虑水平发生不同变化的人数及百分比见表2。
由表2可见，经过一年的适应过程，并非所有流动儿童个体的发展都与流动儿童整体的变化趋势一致，而是表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具体而言，压力应对方面，52.5％的流动儿童经过一年的适应过程积极应对增多，50.9％的儿童消极应对减少；但也有41.6％的流动儿童积极应对减少，42.5％的儿童消极应对增加。心理状况方面，51％的流动儿童抑郁感下降，但也有42.4％的流动儿童抑郁感上升；社交焦虑上升与下降的人数基本持平，9.6％的流动儿童社交焦虑水平维持不变。
进一步分析上述压力应对和心理状况不同变化趋势的流动儿童的人口学特点，以年龄、性别、学校类型、年级、来京长短等重要人口学变量为预测变量，“上升”、“维持”、“下降”三种变化趋势类别为结果变量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下降”类别为参照组。结果表明，人口学变量能显著预测流动儿童个体的积极应对(
(14)＝26.56，p＜0.05)、消极应对((14)＝25.61，p＜0.05)及抑郁感((14)＝28.34，p＜0.05)的变化趋势类别，但对社交焦虑((14)＝9.92，p＝0.768)的变化趋势类别无显著预测作用。具体而言，前测中流动儿童年龄每增加1岁，其积极应对上升与下降的发生比率是原来的0.775倍，Wald(1)＝7.09，p＜0.01，前测中流动儿童来京时长每增加1年，其积极应对上升与下降的发生比率是原来的0.959倍，Wald(1)＝3.90，p＜0.05，说明年龄越小，来京时间越短的流动儿童在这一年适应过程中积极应对增多的可能性越大。消极应对方面，前测中四年级流动儿童消极应对上升与下降的发生比率是初二学生的0.246倍，Wald(1)＝8.14，p＜0.01，且前测中四、五年级及初一的流动儿童消极应对维持与下降的发生比率分别是初二学生的0.051倍(Wald(1)＝9.13，p＜0.01)、0.141倍(Wald(1)＝6.20，p＜0.05)和0.362倍(Wald(1)＝4.67，p＜0.05)，说明年级越高的流动儿童消极应对减少的可能性越小，尤其是前测中的初二年级流动儿童群体。抑郁感方面，男生抑郁感上升与下降的发生比率是女生的1.603倍(Wald(1)＝7.45，p＜0.01)，四、五年级流动儿童抑郁感维持与下降的发生比率是初二学生的0.103倍(Wald(1)＝5.57，p＜0.05)和0.123倍(Wald(1)＝6.38，p＜0.05)，说明相对而言，男生及初二学生抑郁感下降的可能性更小。
3.2 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抑郁感及社交焦虑间的动态关系
首先对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抑郁感、社交焦虑的前、后测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首先，积极/消极应对、抑郁感、社交焦虑的前、后测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16～0.38之间，说明在一年的适应过程中，流动儿童的应对方式与心理状况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次，考察同时测量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发现，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积极应对与抑郁感、社交焦虑显著负相关，而消极应对与抑郁感、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最后，考察压力应对与心理状况变量之间跨时间的相关发现，前测积极应对与后测抑郁感、社交焦虑均显著负相关，但前测消极应对与后测心理状态相关均不显著；相反，前测抑郁感与后测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后测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但前测社交焦虑只与后测消极应对显著负相关。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图1所示假设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8.20，df＝4，/df＝2.05，p＞0.05，CFI＝0.996，GFI＝0.996，RMSEA＝0.043，具体结果见图2。
图2 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与抑郁感、社交焦虑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型
注：图中所有数值均为统计显著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或相关系数
由图2可见，首先，前测压力应对、抑郁感、社交焦虑均能显著正向预测相应变量的后测水平，说明流动儿童的压力应对、抑郁感、社交焦虑水平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次，无论是前测还是后测，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之间，抑郁感与社交焦虑之间均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说明对流动儿童而言，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相互排斥的关系，流动儿童可能同时具备较高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而抑郁感和社交焦虑两种负性情绪状态则往往是相互伴随存在的。第三，比较前后测中变量间的同时性关系可见，前后测中压力应对方式对抑郁、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同步一致，积极应对能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感(前测β＝－0.41，p＜0.01，后测β＝－0.34，p＜0.01)和社交焦虑(前测β＝－0.24，p＜0.01，后测β＝－0.18，p＜0.01)；消极应对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感(前测β＝0.40，p＜0.01，后测β＝0.34，p＜0.01)和社交焦虑(前测β＝0.21，p＜0/01，后测β＝0.36，p＜0.01)；但两种压力应对方式对一年后流动儿童的抑郁感、社交焦虑的延时性影响作用均不显著，说明压力应对主要对心理情绪状态起即时性的影响作用。第四，抑郁感和社交焦虑对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有不同的延时预测作用，前测时的抑郁感水平能负向预测后测时积极应对水平(β＝－0.10，p＜0.05)，而前测时社交焦虑能正向预测后测时的消极应对水平(β＝0.13，p＜0.05)，但前测抑郁感对后测消极应对以及前测社交焦虑对后测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4.1 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抑郁感及社交焦虑的发展变化特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过一年的城市适应过程，流动儿童整体在压力应对上有所变化，积极应对增多，消极应对减少。流动儿童积极应对的增多支持了Patino和Kirchner(2010)对移民群体的研究结论，随移民时间增长，流动儿童也更多采取积极的问题解决压力应对策略。究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属于儿童青少年阶段的一般发展规律，根据Zimmer－Gembeck和Skinner(2011)对一般儿童青少年群体压力应对的研究综述，儿童青少年时期随年龄增长，个体问题解决、寻求帮助等积极应对逐渐增长；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社会支持的增加有关，侯舒艨等(2011)的追踪研究表明流动儿童感知到的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支持不断上升，社会支持资源的增多也增加了流动儿童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然而，对于认知或行为分心等消极应对方式，前人对一般儿童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结果中大多持增长或维持不变的观点(Zimmer－Gembeck & Skinner,2011)，本研究对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结果却表明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采取的消极应对方式有所下降。这可能与流动儿童城乡生活环境的转变有关。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与来自城市的学生相比，来自农村的学生更常使用消极逃避的应对方式(邓丽芳，王瑞，郑日昌，2007)。在老家时流动儿童可能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而经过一年的城市生活与适应，他们更多地融入到城市社会，压力应对方式也更多向城市当地儿童靠拢，因而表现出消极应对方式下降的现象。可见尽管迁移至城市使流动儿童面临更多的压力与困难，但也可能对他们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心理状况方面，经过一年的城市生活，流动儿童整体抑郁感有显著下降，但社交焦虑水平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流动儿童在一年追踪中抑郁感显著下降的研究结果与周皓(2010)的一项追踪研究结论一致，可见，尽管众多横断研究指出流动儿童移入城市后心理健康现状不尽如人意(蔺秀云等，2009)，但从动态发展的过程来看，流动儿童整体的心理状况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流动儿童整体社交焦虑水平未发生改变则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社交焦虑主要涉及日常生活中流动儿童与城市当地儿童的交往，而由于大多流动儿童存在受歧视感(方晓义等，2008)，认为自己处于劣势地位，不被城市当地人所接受，因而更害怕、回避与城市当地人交往，其社交焦虑水平可能更难快速地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从后续对个体发展变化趋势的分析可知，与其他变量相比，流动儿童中社交焦虑水平上升和下降两极分化的趋势更为均衡，因而流动儿童整体的社交焦虑水平未表现出显著的变化。
进一步分析流动儿童个体的压力应对和心理状况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并非所有流动儿童个体都表现出良好的适应发展趋势，而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化现象。从不同变化趋势流动儿童的人口学特点来看，来京时间越短、年龄越小的流动儿童在这一年适应过程中积极应对增多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与上述压力应对方式的城乡差异有关，新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更可能在压力应对方式上发生转变，且年龄越小的流动儿童受环境影响越大，发生变化越为容易。同时，男生流动儿童抑郁感下降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女生，可能因为随着进入城市时间的增长，女生流动儿童更多的感受到城市文化中男女性别地位的平等，而不像农村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胡春丽，2008)，加之一般而言女生较男生更为灵活，更善于社交，因而女生流动儿童可能更容易融入新的城市生活，抑郁水平更可能下降。此外，有必要加强对前测时初二年级流动儿童群体的关注，与其他年级流动儿童相比，他们在一年的城市适应中消极应对减少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其他流动儿童，抑郁感降低的可能性也更小。这可能与这一群体所面对的新的压力特点及流动儿童升学制度有关。经过一年的追踪间隔，前测时初二的流动儿童群体已进入初三毕业班，根据2008年的管理政策，流动儿童不能在京升学读高中，而需要返回原籍参加中考。伴随这一升学制度产生的压力很难通过积极应对得以解决，因而消极应对方式在这一流动儿童群体中很难降低，相应的，消极应对产生的抑郁感也更难降低。因此，学校教师、家长应尤其注意引导这部分流动儿童正确对待返乡升学问题，提供积极看待问题的视角，协助其做好返乡升学的各种准备和适应工作，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咨询或活动帮助其舒缓心理情绪上的不适感。
4.2 流动儿童压力应对与抑郁感及社交焦虑的动态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压力应对与抑郁感及社交焦虑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与本研究假设以及众多研究者对一般儿童青少年群体、跨国移民群体的研究结论一致(Farley et al.,2005; Garnefski et al.,2002; Patino & Kirchner,2010)，本研究结果也表明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对其抑郁感和社交焦虑的即时性预测作用显著，流动儿童采用的积极应对越多，消极应对越少，则抑郁感和社交焦虑水平越低。但压力应对方式影响流动儿童未来心理状况的假设并未得到验证，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种压力应对方式对流动儿童一年后的抑郁感及社交焦虑影响均不显著，这支持了Wright等(2010)对一般儿童青少年群体的一项追踪研究结论。可见，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主要对即时性的心理情绪状态产生影响，而不能产生延时性作用。这可能与压力应对方式的特性有关，与人格特质的高稳定性不同，压力应对方式是状态性的变量，更容易发生改变，且情境性更强，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因而当前的压力应对方式更多是在问题当下对流动儿童的心理情绪状态产生即时性影响，而不能持续稳定的影响其一年后的心理情绪状态。
反过来，本研究还发现，抑郁感和社交焦虑对流动儿童未来的压力应对有延时性预测作用，流动儿童的抑郁感越高，未来则越少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社交焦虑水平越高，未来则越多地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这可能与负性情绪状态的特点及个体对相应行为结果的预期不同有关。具体来看，抑郁感与社交焦虑两种不同的负性情绪状态对未来压力应对的影响作用还有所不同，部分支持了Wright等(2010)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用抑郁与社交焦虑症状及特点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以及本研究所采用的压力应对方式测量工具来解释这一差异。Segrin(2000)曾指出，抑郁与社交焦虑症状均与一定的社会技能缺陷有关，因而抑郁与社交焦虑的儿童都更少采用问题解决的策略去应对压力挫折，且与社交焦虑症状的儿童相比，抑郁症状的儿童更为缺乏动机，使得他们更少使用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同时，根据Stice,Ragan和Randall(2004)的支持侵蚀说，抑郁青少年更少寻求各种社会支持来解决问题；社交焦虑的儿童则相反，尽管他们存在同伴交往问题，但他们会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如父母)，并更依赖于他人来解决问题。实证研究也表明，抑郁对未来的支持寻求有负向预测作用，而社交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Deisinger,Cassisi,& Whitaker; Rubin,Daniels－Beirness,& Bream,1984)。可见，抑郁症状对问题解决和寻求帮助策略均有消极影响，而社交焦虑症状却在两种应对策略上存在相反的影响。本研究所用问卷中积极应对维度主要包括问题解决、寻求帮助等应对策略，因而在本研究中只发现抑郁对未来的积极应对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另一方面，研究者指出，抑郁症状多为过去定位，而社交焦虑症状多为未来取向(Wright et al.,2010)，因而抑郁个体的特点为聚焦问题不断反刍，而社交焦虑个体则倾向于被动趋避，所以，抑郁症状的个体更倾向选择自责、灾难化的消极应对策略，而社交焦虑的个体更容易选择分心、回避的消极应对策略。本研究所用问卷中消极应对维度主要是指被动回避、分心转移等应对策略，因而研究结果只发现社交焦虑与流动儿童未来的消极应对有关。可见，在探讨流动儿童压力应对与心理情绪状况的关系时，具体的应对策略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中有必要针对具体的不同应对策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综上可见，流动儿童的压力应对方式与抑郁感、社交焦虑水平间存在动态循环反复的相互作用，这也启示我们在对流动儿童的实践干预工作中，只需从最容易改变的环节入手，即可带来整体性的改善。相较情绪心境而言，行为层面的压力应对方式可能是更容易进行干预和发生改变的环节，因而教师、家长应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引导流动儿童更多采用积极的压力应对方式，逐渐减少消极应对，例如示范提供积极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开展课程及活动帮助流动儿童掌握可能的问题解决办法和技巧，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使流动儿童了解到他们在需要时可以得到帮助，在流动儿童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后进行行为肯定强化等。
5 结论
本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1)整体而言流动儿童在城市的发展趋势较为良好，积极应对方式增多，消极应对方式减少，抑郁感下降；
(2)个体层面流动儿童存在两极分化问题，年龄越小、来京时间越短、低年级及女生流动儿童群体的发展趋势更为良好；
(3)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与抑郁感、社交焦虑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压力应对方式对抑郁感、社交焦虑有即时预测作用，反过来抑郁感、社交焦虑对流动儿童未来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有不同的延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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