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俗文化的流行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原因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50（2001）01—0001—05
一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先导，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作为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文化领域，相应受到剧烈震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从“文革”的错误的泥沼中挣脱出来，认真总结了惨痛教训，审时度势，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在中国的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被集中起来的土地重新分到了农民个体手中；在城镇，外商独资，个体企业，合资企业以及股份制所有形式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国有，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决定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多元的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必然出现多元的价值体系。
文学艺术从来就是文化发展的表征，某个民族的一定时代的文化时尚，文化品位，往往首先通过这个民族的一定时代的文学艺术表现出来。在文学创作领域中，通俗文学得到大规模发展，这些作品多以反映名人佚事，生活热点，人物隐私，社会黑幕，稗史杂闻等为主要内容，以记实文学的形式出现在各大媒体中，在商品经济业已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背景下，绝大多数国民都具有参与社会，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强烈欲望，记实文学的出现，部分地满足了人们的这一要求。
随着富裕阶层的悄然兴起，闲适文学充斥文坛。这类文学的作者，大多属于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依赖丈夫或其他亲属，已无须再去体验创业的艰辛，更无缺衣少食的困扰，于是，他们开始玩味日常的雅趣，刻画怀中的波澜，感叹无病的呻吟。这类散文内容，除对风花雪月的吟咏外，便是酒足饭饱后的闲适情绪的宣泄。譬如抒写岁月流失、容颜败退的无奈，写对旧情人的怀念，写丈夫久回不归的情感失落，写与小狗小猫的无聊调笑等，这种被称为“小女人”“小男人”的散文，成为20世纪末文化风景中的一片秋叶，成为通俗文学的组成部分。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叶，经济改革的大潮荡涤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引发了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政治上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宽松，中国人开始了扬眉吐气的生活。但是，任何事物在他的产生和发展中都显示了它的两重性，我们在赞美新生活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开始流行，甚至有的人在性与暴力中寻求生理感官的刺激。故此，反映性与暴力的文学几成泛滥之势。另外，带有明显商业广告色彩的有偿报告文学，企业文学、行业文学也随处可见了。在这类作品中，为了达到利用文学促销的目的，作者不得不迎合绝大多数的品位，这种商业文学或亚商业文学实际上也属于通俗文学。艺术领域的通俗化倾向更为明显。80年代初，港台的流行歌曲开始进入大陆，之后，中国大陆也有了自己的流行歌曲的歌手，当然，大陆歌手的演唱与创作不能不受到港台的影响。因此港台歌曲更是蜂拥而至，占据了流行歌坛的主导地位。流行歌曲只所以受到人们，尤其是青年的热爱，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港台地区早已是商业化社会，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比较富裕，这一切，令中国大陆的许多人羡慕不已，于是，很容易把来自港台的东西看作“新潮”，成为人们崇拜摹仿的对象，其中青年人又富有好奇心理，追逐时髦，以及在新形势下，人们信仰淡化，对自己的命运把握不住，于是，他们从流行歌曲中找到了寄托。从流行歌曲自身的节奏来说，流行歌曲旋律简单，犹如人的诉说，哭泣，或者是人在歇斯底里时发出的狂呼乱叫，因此，对噪音条件要求较低，这就为流行歌曲在人们中普及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其它艺术门类中，通俗化倾向也异常明显。从海外涌进的邮斯科、霹雳舞以及交谊舞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世界经典舞蹈，民族舞蹈受到了冷落，在各类剧种中，人们对大众趣味极浓的小品情有独钟，沙士比亚，曹禺，老舍等中外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演出却剧场冷落。在绘画欣赏中，人们已不再青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些印刷精美的美人头、俗不可奈的人体照走进了千家万户。
出版界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典文化名著的出版数量明显减少，而通俗性的作品以上百万册的天文数字广泛传播，登载关于“少女失踪”、“分尸惨案”等内容的报刊充斥文化市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音像制品迅速普及，比其印刷制品，音像制品更具色彩艳丽，画面逼真，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等特点。近十几年来，盗版的具有淫秽内容的光盘靠低廉的价格占领了市场。据新闻媒体报道，仅广东省在一个月内，就查获了40多条光盘生产线。以此可见，盗版光盘在民间传播的数量之巨。
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化的通俗化倾向也十分令人深思。唯物论、无神论思想在取得彻底胜利以后，人们又重新面临唯心论、有神论、封建迷信的挑战，甚至连大学生、硕士、博士、教授等高知识阶层的人也修炼起了功法，相信起了命运，供奉起了弥勒佛、菩萨、耶酥等诸神像。在市民居住区、大学校园甚至某些机关，扑克牌、麻将耗费着人们的大量时间，还有那些已经抛至历史垃圾箱的皇历、风水之类，在20世纪80年代，又成为指导某些人出行、交际的依据。
通俗文化是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人们还不能给通俗文化下一准确的定义，给予“通俗”和“非通俗”以明确的界定，但在通俗文化的流行中，人们似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通俗文化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等特点。
通俗性与大众性是一脉相承的，通俗文化首先要适合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口味，通俗文化的需求层面，既包括社会上层的某些成员，也包括大量的文化层次较为低下的大众接受者。通俗文化的娱乐功能也极为明显，通俗文化的作品往往以生动、形象的画面，或以强烈、刺激的灯光，或以逼真、模拟的形象，或以便捷、易懂的形式，能直接刺激接受者的感官，造成接受者心理上的愉悦。通俗文化还具有商品化的特点，通俗文化的作品一般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进入文化市场的，所以，通俗文化作品特别强调它的经济价值。通俗文化的商品化和娱乐性决定了通俗文化的大众性。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自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通俗文化现象，也必须从当代经济基础的变革上，探寻通俗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
二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必然要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产生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形成，因而，一定民族、一定时代的文化也就必然为其经济基础所制约和决定，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化，它的产生、存在和它的性质，都不能从它的本身得到说明，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寻求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变革，一种是经济条件的变革，一种是政治制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革，前者不能以后者为依据，而后者却必须从前者去说明。对于考察变革时代的文化现象也应如此。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在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化现象又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为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生活包括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只有指出文化现象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从文化现象与物质条件的联系中，了解到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是不同的，与之相适应的包括文化现象在内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断变化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为我们唯物地、历史地考察和研究通俗文化现象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走过了坎坷的发展里程。首先，从经济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看，新中国的所有制形式是建立在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之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刚走出战争的硝烟，还来不及考虑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急于进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迅速建立起了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城市，通过公私合营，用公有制取代了其它所有制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发生了不相适应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片面强调发展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轻视集体所有制经济，取缔个体所有制经济，新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表现出僵滞呆板的弊端。此时，在上层建筑领域，政治首先反映了这种统得过死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构成上层建筑环节的政治、法律等属于制度结构的部分，其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是较快的、较明显的。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必然出现高度集中的政治，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民主制度不健全，广大劳动者的创造性、积极性遭到压制，“文革”悲剧的酿成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的直接恶果。文化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同样具有高度集中、一元化的特点，在文艺、宗教、哲学等领域中，往往是根据上级的文件去写作、去编造、去诠释，甚至出现了“文革”中，全国八亿人口共赏、共唱当时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的人亲自改定的几出样板戏几曲革命歌曲的怪现象。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曾分析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指出它们之间各有不同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它们彼此变化的情况也并不相同，常常是或隐或显，或快或慢，因而便产生了它们之间变革和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但是，这仍不能否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几年间，人们奉行着这样一条原则，即政治统帅一切，这样，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法律等实际上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歪曲了政治与上层建筑中其它各组成部分的关系，抹杀了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基本规律。所以，作为当时政治化了的文化不可能出现多元化的繁荣局面。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全面纠正了“左”的错误，对经济基础进行了全面调整，并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所有制的改造，所有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如个人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个体经济更是如同雨后春汛，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有外商独资、外商投股的股份制企业，也有国人办的个体企业、个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一改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样，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展开公平的竞争，生产力得到发展。
从中国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占份额的比例看，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到1996年，中国共实际利用国外资金2845亿美元，1996年内外资投入为5527亿美元，占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总额比重的近百分之二十。由于个体企业的长足发展，个人所占生产资料的份额不断上升，据国内传媒报道，国内的亿万富翁已近百名，在国内某些地区，个体企业上缴利税已占当地税收的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多元化的经济格局已经形成。
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计划经济的体制被彻底改变，无论是哪种性质与模式的企业，其商品生产与交换都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国际价值规律自始至终支配着世界市场，企业家必须依据来自世界市场的信息，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生产要素配置，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行政命令已经不再灵验，政府的职能不得不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在中国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经济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形势下，政治化、一元化的文化必然要走向大众化、多元化，在这种情势下，以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为基本特征的通俗文学得以流行就势所必然了。
首先，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化活动越来越具有社会生产的性质，一种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商品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总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文化的发展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基础中商品的生产、交换及消费形式实实在在地反映到文化领域，文化的生产既然旨在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就无法摆脱商品规律的制约。因而，政治化的“教化文化”、“引导文化”受到冲击或淡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公共行为的特点，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行为，而首先是一种交换行为，要接受商品交换规律的支配。
商品交换的规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文化领域，无情地改变了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供求关系。在文化市场中，人们的位置得到高度重视。在经济基础未曾改变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文化作品的接受是为了受到教育或得到引导，其方式往往具有强制或灌输的成分，而当今的文化市场上，文化的消费者严然成了顾客，顾客即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选择的权力。另外，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政治环境也进一步宽松，人们在为生存、为发展紧张地拼搏之余，绝大多数人希冀于通过文化作品的接受，得到身心的愉悦和享受，通俗文化作品就是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理需求。所以，作家、影视编导、演员、编辑等文化制品的炮制者，无时不刻不在揣摩着人们的需求，研究着文化市场的变化趋向，甚至他们将眼光关注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挤身于世界文化大市场，在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中，努力将中国的文化市场于世界文化体系接轨，创出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品牌。
如何评价通俗文化，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方式和评判标准。政治家侧重教化，往往指责通俗文化的下流；批评家看重经典，往往谴责通俗文化的低俗；文化经纪人讲究效益，往往看中通俗文化的利润。总之，各家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但是，当今经济的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化的繁荣则是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通俗文化的流行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构成。需要说明的是，通俗文化中确包含着许多消极的因素，这正如在肯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应看到经济领域中存在并继续产生着消极因素一样，但不能因此否定经济繁荣的事实。
三
通俗文化的流行取决于当今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同时，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文化市场形成了具有强大统摄力的文化语境，这种文化语境，不仅支配着通俗文化，经典文化也受到大众传媒的强大统摄力的影响。
大众传媒一般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出版等领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普及率高，覆盖面广，并具有重复性和模拟性。当今世界，通俗文化正是借助于几种传媒的强有力的传播，大量的复制模拟，才有可能进入大众文化的市场，通俗文化才有可能迅速地发展以至普及。
报刊是文化传播的传统媒介，它具有保存性、选择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报刊在传播文化信息的详尽程度、高度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优美的图片、版面等方面，对广大的文化消费者具有极大吸引力。在1979年，中国经过登记的报刊仅有400份，订阅量每千人还不足7份报刊。8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的报刊业发展极为迅速，到90年代末，报纸增加到3000份，刊物增加到7000余份。从制作技术看，报刊业已经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激光照排、微机传输已经普遍使用，甚至有的报刊借助卫星传送版面，缩短了报刊的生产过程，加快了文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另处，报刊的版面大幅度增加，容量扩大，内容更加丰富。随着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出版业也发展迅速，在书籍的质量、数量等诸方面提高幅度明显。
广播具有以声夺人的优势，这是广播赖以生存的基础，广播传输及时，对于听众来说，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果，同时广播还具有声情并茂的特点，能使听众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广播还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传播工具，广播史上曾记载着这样一件趣闻：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其“空中水星戏院”专题节目里，播出了根据科幻小说《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由于改编得活灵活现，人们竟信以为真，引起纽约人的一场虚惊。可见广播剧的感染力、渗透力之强。广播的历史还不足百年，广播的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现在，中国有广播发射台千余座，各种收音机4亿余台， 所以美国作家约翰·克芬斯贝说过，“20世纪是音响的时代”。
电视是进入20世纪中叶时才出现的一种先进的传播工具。在19世纪末，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即把光的信号变成电的信号传出去，接受时再把电信号复原为光的图象。在1936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视台，拉开了电视时代的帷幕。当今世界，电视技术在不断提高的同时达到了普及，以美国为例，20世纪中叶，美国已经有5200座以上的电视台，拥有2亿台以上的电视机， 百分这六十以上的家庭拥有电缆电视，每日可接受一百套以上的节目，而且电视台几乎都是全天候工作。当时统计，美国的成年人平均每人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为7.3小时。中国的电视业起步较晚， 但发展异常迅速，现在中国的电视覆盖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电视观众每日接受电视的时间为3小时以上。由于卫星在电视领域的使用， 生活在地球的各国人们，可以同时收看一台节目，共同欣赏一场球赛，共睹某一歌星的风采。电视将世界缩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得更紧。
互联网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其特点是传播迅速、便捷与接受对象的个体化，互联网络的普及，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架起了随时沟通的桥梁。
几大媒介，各具优势，组成了世界文化传播的格局，并以其声势浩大的攻势，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近几年来，报刊的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各类书刊报成了寻常百姓坐车旅行茶后饭余的消遣之物。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各书刊报主办机构想方设法地扩大发行范围。增加了大众性、娱乐性的内容。广播、电视也努力发挥自身的优势，播映着通俗的广播剧、电视剧以及明星的演唱。互联网上更是异彩份呈，明星专页、网上文艺、网吧聊天等，几乎将大千社会浓缩到显示器上。总之，几大媒介在传播、复制文化信息方面向着更迅速、更逼真、覆盖面更广大、内容更具娱乐性的趋向发展。因而，媒介对人们的干预和渗透在加深，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传媒的渗透中发生着改变。
在源源不断地创造、传播各类艺术产品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确实在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趋势，影响着民族文化结构及审美品位。要真正理解通俗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就必须看到：占人口多数的趣味群体，是通俗文化的最大的消费者群。这样，无论是西方商品经济的社会，还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市场的价值规律，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在运作时，不可能拒绝对通俗文化的传播。
总之，大众传播媒介的蓬勃发展，极为有力地推动了通俗文化的流行；大众传媒也通过传播通俗文化作品，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商品经济的规律不容质疑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应当说明的是，通俗文化的流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通俗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只有通过极力张扬先进文化，努力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使通俗文化得以净化和提升，消解其中的消极因素，使文化积极、主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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