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发展历程论文,经济学论文,年来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的30年。在此期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劳动力市场得以逐步建立和形成。作为研究劳动力市场运行和结果的劳动经济学，伴随着市场的演变，经历了从苏联的计划劳动管理向现代劳动力市场经济分析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独特知识和理论体系，这必定是我国劳动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历史进程，对这个阶段的回顾与分析也必将更有意义和价值。正如麦克纳尔蒂(McNulty，1984)所指出的“经济学家了解所考虑问题的法律、政治、和历史等等方面，有助于理解该学科的本质，回顾历史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我国劳动经济学发展进行回顾，总结优势并寻找差距，必将有利于我国劳动经济学更好的发展，进而推动其为社会经济的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尽管国内有一些论文和著作曾描述和讨论了我国劳动经济学某一阶段或者某一方面的进展，但总体而言，缺乏对其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轨迹的全面回顾，也缺少对目前中国劳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差距方面的比较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对1978年以来的劳动经济学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回顾分析劳动经济学文章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的演变情况，分析演变背后的原因，试图以此管窥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清晰地界定我国劳动经济学发展现状，总结与国际的差距，探讨提升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水平，促进我国劳动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一、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演变
（一）研究模式：从苏联模式向现代劳动力市场经济分析的转变
1978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学主要参考苏联模式。所谓苏联模式的经济学，是指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其“社会主义部分”为代表的经济学，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作为这种体制的理论表现的经济学。因此，我国早期的劳动经济学更多的是计划劳动管理，缺乏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体系，也缺乏实证分析，而更倾向于传统的逻辑推理和概念演绎。这种劳动经济学着重于研究在既定的意识形态下，相应的劳动制度“应该是什么”；对经济现象只限于定性的描述，总结出几条所谓的“特征”、“规律”、“意义”。这些研究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尤为明显。比如本文将在后面分析研究主题时所提到的，80年代中期以前的收入分配和工资研究中，只谈及分配的种类、特征、按劳分配的优越性，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要注意哪些问题等，而未能分析工资决定的实际运行过程、如何最终确定，因而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在实践上也缺乏可操作性。
1978年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现代劳动经济分析思想和理论的引入，国内的学者开始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来解释和研究中国的劳动问题。西方劳动经济学的引入首先表现在教材引进上，1987年国内一些高校开始使用美国弗里曼(Freeman,R.B.)和霍夫曼(Hoffman,S.D.)教授的劳动经济学教材，由此揭开了真正分析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之后一些类似的西方劳动经济学教材不断被引入，可以发现，这些教材在内容上已经迥异于之前教材中的劳动管理内容，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流动、就业与失业理论等在教材中都得以体现，而“劳动与人类、企业劳动管理、劳动生产率”等内容逐渐消失。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开始使用相关理论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如夏振坤等(1989)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使用，沈金虎(1988)从经济学角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杨体仁、曾湘泉等(1990，1994)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对劳动力需求、供给、流动、人力资本投资、工资、收入分配、失业和就业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并推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求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袁志刚(1994)则介绍了西方劳动经济学中的自然失业、古典失业、凯恩斯失业（即非自愿失业）、刘易斯二元经济中的失业等多种失业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失业的原因等。
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经济学偏向于逻辑推理和概念演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更侧重经济分析和实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在现代劳动经济学培养下的人才逐渐成长、此领域国外留学人才的回国，以及学者对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引入和借鉴，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研究的比例逐渐加大，先进方法和技术的使用日趋增多。
（二）研究主题：反映制度变迁，追踪社会热点
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再加上中国经济学是从改革开放前“高度泛政治化”的政治经济学演变而来，这都使得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和研究会与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表现出追踪热点的特征，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劳动经济学也不例外。此外，对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更容易受经济体制、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变迁的影响。文献研究发现，作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结果的学科，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的研究热点的变化受到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
1.第一阶段（1978-1984年）：苏联劳动经济学的影子依然存在
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的会议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经济措施，承认生产承包、个体经营（注：1980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肯定了各地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允许小商贩从事个体经营。），雇佣劳动也合法化（注：国务院于1981年7月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此规定标志着使用雇佣劳动合法发展起来。），这些从现实层面表现出与以往的计划经济的些许不同，在理论研究上也有体现。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私人劳动”成为当时的相关学者首要关注的问题（孙恒志，1979；练岑，1979；彭延光，1979）。从1980年开始，整个80年代上半期，学界对不同行业是属于“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也展开了辩论（杨百揆，1980；余鑫炎，1981；于俊文，陈惠如，1981；郭向远，1982）。此外，劳动力所有制也是这一阶段的关注焦点。当时关于劳动力的所有制，学界有多种不同观点，如“社会主义下劳动力公有说、个人所有说、部分个人所有说、两重所有说”等，但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还是不承认劳动力所有制，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提法（李光远，1982）。
为了打破平均工资、大锅饭的情况，国家开始推动工资改革，1978年邓小平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要实行考核制度等。自此，实践界和理论界纷纷提出不同的工资制度改革办法（赵履宽，1983）、工资确定的具体方法以及奖金的制定方法。如晓亮，张问敏(1978)提倡实施计件工资；冯立天(1984)提出按照劳动生产率确定平均工资的“一元法”；金敏求(1984)提到的建筑行业自发实施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制”；邹学荣，刁隆信，潘佳铭，黎小杰(1985)的“工资总额挂钩指标”……关于奖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奖金本质的争论（孙克亮，1979；陈进玉，1979）、是否实行奖金制的优缺点争论（张问敏，1978）、部分收入与绩效的挂钩（汪海波等，1978）以及奖金的确定方法方面等（吴贤忠，1982）。
2.第二阶段（1985-1991年）：现代劳动力市场经济分析引入及初步发展期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一些推动改革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商品”、“商品经济”的概念从政策角度得到承认（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把缩小指令性计划作为改革的中心内容。），一些在计划经济中不会出现的经济问题也开始浮现，如劳动力是否是商品（陆立军，1989；胡瑞梁，1987；胡瑞梁，1988；杨宜树，1988；张肯发，1989）、是否建立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公平与否、市场化带来的工资制度改革、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民工的流动成为这个阶段的研究热点。除了研究关注点与前段时期不同外，此阶段的特点还表现在很多研究开始借鉴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如夏振坤和李享章在1989年即使用“二元经济”的理论来解释当时的“民工潮”现象，符钢战(1990，1991)对劳动力供求的市场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对我国就业理论和统计体系与国际的比较等等。
此阶段对农民工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是否应该转移，转移的流向、流量（胡军，1986）、路径（王向明，1985）、模式（陈颐，1987）、条件（米有录，1988）等方面，有的学者还分析了当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行为特征（侯晓虹，刘永义，刘云，王建林，1988），宋国青(1985)从城乡发展和经济结构与农民转移的关系角度进行的分析具有一定新意。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工潮”出现后，政府又开始推行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注：1989年3月，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采取“堵”的政策应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工潮”问题，严格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大量农民工要“清退”压缩回农村；在大中城市推行“劳动许可证”制度和“城市暂住证”制度。），学术界也对引起民工潮的原因（夏振坤，李享章，1989），及如何阻止民工潮（吴仁洪，邹正清，1989）进行了研究。
在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是此阶段的讨论热点（李雄，1986；李学曾，张问敏，仲济垠，1989；赵人伟，1989），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也得到关注（卫兴华，魏杰，1989），开始强调应加强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赵履宽，杨体仁，文跃然，1988）。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脑体倒挂”现象也是当时的研究热点（李学曾，张问敏，仲济垠，1989）。此阶段收入差距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第一次出现了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基尼系数和洛仑兹曲线来分析我国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差距（赵人伟，1985）。针对上述收入分配领域的具体问题，学界和实践界对收入分配政策层面的改革展开了探讨和研究（张维迎，1986）。
此阶段针对工资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不再仅仅局限于工资管理方面的讨论，而是将研究视野和方法扩展到经济学分析角度。在工资政策改革的目标方面，张维迎(1986)提出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引入市场工资决定机制。曾湘泉(1989)在讨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资机制的研究中，对计划经济前后的经济增长与工资机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除以上这些研究热点外，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一种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失业，失业正式进入人们的经济生活，也开始引起劳动经济学者的关注（吴仁洪，邹正清，1989；罗德明，1990），相关文章已经开始关注西方现代经济学失业理论的介绍和引入。企业的“隐蔽性失业”，即在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的“隐性失业”问题，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黄维德，1986）。不过，对失业研究的关注度与90年代中后期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3.第三阶段（1992-2001年）：研究内容逐渐接近现代劳动经济学范畴期
随着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地制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标志着市场机制在我国开始确立。），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注：1993年12月，劳动部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提出了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此阶段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剧烈变革期，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注：1996年底，党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同时大力推行再就业工程。1997年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强调要通过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推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赵耀辉，1997；都阳，1999）、收入差距的拉大、劳动力的市场分割等，以及由这些所衍生的很多侧面，都成为我国劳动经济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针对国有企业下岗问题、失业、隐性失业（王诚，1996；刘长明，1997等）、隐性就业（注：隐性就业：最初是由曾繁华在1993年从国外引入的概念，当时使用的是“隐形就业”这个词，后来通用“隐性就业”，这两个词意思上没有区别。）（曾繁华，何正平，1993；曾繁华，1994；袁志刚，陆铭，1998；高玉泽，1998等）、如何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等的研究是此时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中，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同，此时城乡就业冲突问题和如何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研究重点，大量运用西方劳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工进城对就业、城市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影响（章玉钧，郭正模，1999等）、限制农民工进城的影响（蔡昉，2000等）等。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企业二元用工制度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蔡昉，1998）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虽然不同时期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收入问题是贯穿整个30年的研究重点。此阶段的收入差距研究几乎已经完全按照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其中，从1988年开始的我国第一次收入分配调查于1994年最终完成（赵人伟，基斯·格里芬，1994），该研究是国内首次使用调查数据对收入分配情况进行的经验性分析，此后，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逐渐引起社会关注，针对该问题的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得到不断推进，如收入差距的地区、行业等差异，教育、非正常收入等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等（赵人伟，李实，1997；赖德胜，1997；蔡继明，1998；万广华，1998；张平，1998；陈宗胜，2000；陈宗胜，周云波，2001等）。
4.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以就业和收入分配差距为主题的劳动经济学分析不断拓展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开放，高校教育改革、“民工荒”的出现、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引发了我国劳动经济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就业问题是此阶段的研究重点与热点。随着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一些学者在就业弹性问题上展开探讨（龚玉泉，袁志刚，2002；张车伟，蔡昉，2002；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简新华，余江，2007；魏下海，2008）；1999年开始的大学生扩招政策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得到发展（曾湘泉，2004；杨伟国、王飞，2004；等）。同时，此阶段有学者开始致力于研究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角度上的职位空缺发布（唐鑛，2008）来解决就业问题。女性就业（李实，2001；潘锦棠，2002；安砚真，2003；崔红梅等，2004）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姚先国，谭岚，2005；唐鑛，陈士芳，2007；杜凤莲，2008）问题此时也开始引起关注。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引发了关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蔡昉，2005）、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蔡防，2007；孙自铎，2008）、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消失（汪小勤，汪红梅，2007；孙自铎，2008）等的激烈争论。对就业和失业测量（曾湘泉，2006）、劳动力市场中介（曾湘泉，2008）的研究更把我国的就业研究朝纵深方向进行了推进。
另一方面，在改革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收入分配出现了差距过分扩大的现象，我国理论界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与之前的二十年都不一样，开始更多地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并针对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万广华，2004；董先安，2004等）、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等方面展开研究。其中，在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方面，提出了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来源于制度外收入，制度内收入差距缩小，制度外收入差距过大在收入分配领域同时并存（曾湘泉，2002）。
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除了之前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教育收益率（罗楚亮，2007；王海港，李实，刘京军，2007）等方面的研究继续推进外，出现了针对人力资本产权、价格的研究，该问题研究开始从宏观转向微观，主要有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歧视经济学分析（张抗私，2002），人力资本定价研究（张文贤，2001；连建辉、黄文峰，2002；李世聪，2002；樊培银，徐凤霞，2002；亓名杰，2003），人力资本与劳动者地位研究（姚先国，2006）等。
此阶段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仍然关注制度及政府行为在劳动力市场演化中的作用（姚先国，2007），同时主要围绕着我国当时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即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状及形成原因进行经济学剖析。其中，被广大学者所广泛接受的是户籍制度对分割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蔡昉，都阳，王美艳，2001；姚先国，赖普清，2004；夏纪军，2004）。
二、我国劳动经济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进步
1.学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研究比例不断加大，先进技术使用增多，并在我国特有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贡献。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特征及运行机制的分析上，国内学者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国内已有研究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中不乏独到和深刻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对其他转轨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的结论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有益补充和印证，如曾湘泉对知识失业原因的论述、宋晓梧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常凯对工会和劳动关系的分析、林毅夫、蔡防和李周(1998)等对加强劳动力流动是否可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的论证等（李琼，2006）。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说，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不少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借鉴了先进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如在分析造成不平等和贫困的原因或因素时采用的对各种反映不平等的指标的分解技术。所有这些，都大大推进了劳动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
2.劳动经济学教育领域取得长足进展
在劳动经济学教学领域，如院校、专业、课程和师资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我国的高等院校中，较早开始集中培养劳动科学专门人才的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全国多所高校纷纷设立劳动经济学专业。截至目前，拥有劳动经济学硕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35个，有12家单位可以招收劳动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全国，每年劳动经济学的毕业生中大约有300多名硕士，40多名博士。为我国劳动经济学科补充了大量后备人才，显示了发展的后劲。
（二）研究内容、规范性和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仍然有待改善
首先，研究内容和范围有待扩展。当前，国际劳动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在宏观上，强调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的影响，劳工标准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的交互作用等；在宏观政策方面，即一如既往地强调劳动力市场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更强调采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评估，美国、欧盟是典型的代表；在微观上，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微观基础研究，特别是微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人事管理经济学以及劳动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是时下研究的重点领域；在特定群体研究方面，国际上一直并继续关注青年、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等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权利保护与就业促进；在最佳实践研究方面，宏观领域的最佳政策实践与微观领域的最佳管理实践都是国际社会研究的重点。
目前，我国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多集中于就业、收入差距等方面的研究，在宏观上，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评估比较欠缺，对某一项政策的跟踪性、系列性的连续研究尤为缺乏；在微观上，则缺乏对企业“黑箱”的经济学分析；还有，目前国内的研究过于集中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对其他诸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因素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分析则相对欠缺。
其次，学科研究方法规范性不够，研究方法和理论缺乏创新。国内目前没有被国际同行认可的劳动经济和劳动关系学术期刊；由于研究方法训练不足，许多论文缺乏国际上通行的学术研究规范标准。在各种新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某些研究存在着“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模型的使用缺少理论依据和现实针对性，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模型，降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
最后，研究基础设施薄弱。主要表现为国内外学术文献检索系统建设落后，国内规范的，供劳动经济分析和研究的基础数据十分缺乏。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学术单位之间的专业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共享和交流不够。
国外的经验表明，微观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是推动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在国外，尤其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入户调查微观数据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开始取代时间序列数据（如表1所示），这使得劳动经济学取得极大发展。在这期间，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在微观数据的使用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创新与发展，如：有限因变量模型、样本选择模型、非参数方法、工具变量、准实验技术等的发明和改进。如表1所示，国外劳动经济学研究使用的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调查统计，如美国的PSID（注：PSID(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收入变动面板调查开始于1968年，是一个包括7000多家庭和65000个代表样本的纵向调查。）、NLS（注：NLS(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s)：国家纵向调查是针对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其他重要生活事件的调查。）、CPS（注：CPS(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当前人口调查是由美国人口普查局为劳动统计局开展的针对50000样本的住户月度调查，该调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SEO（注：Survey of Economic Opportunity(SEO)：经济机会调查是美国人口普查局为经济机会办公室所开展的一项调查。）、Census（注：Census是美国每十年开展一次的针对所有个人的人口普查。），这些数据可以免费供大众使用，这一点应该是值得国内借鉴和学习的。另外，在我国，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在微观数据的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及数据公布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严重制约了我国实证劳动经济学的发展。由于调查研究和数据所受到的管制，长期以来就连“中国的失业率到底有多高”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并不是非常了解（陆铭，2004）。并且，由于数据搜集整理的相对薄弱和统计口径上与国外的差异，使得研究结论有时无法进行国际间的比较。
表1 美国劳动经济学研究使用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D Angrist Joshua,B Krueger Alan,1999.Empirical Strategies in Labor Economics.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Volume 3,Edited By O.Asgebfekter and D.Card,Elsevier Science B.V.
三、加强基础平台建设和学术人才培养，推动劳动经济学发展
劳动经济学学科在我国是一个新兴发展的学科领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经济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国的特殊国情促使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推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结合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及与国外的差距，要求我们在未来的教学、研究、基础平台建设等方面应做出不懈的努力，为此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改进建议。
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既要学习国外，又要致力于自我创新。在国外，当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政策评估已经在指导政府工作中大行其道时，我们希望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也能够更多更好地指导政府的政策，发挥劳动经济学的实践价值。同时，在有些方面，中国的经济问题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西方劳动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理论来帮助我们回答所有的问题，这时，结合中国具体的实践发展新的理论，也会为当代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如果说30年以来我们的重点在于吸收和消化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或者说是运用国外已有的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的劳动经济学问题的话，那末从现在开始，也到了在中国要开始高度关注发展和完善现代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的时候了。
二是加强劳动经济学研究平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国际的经验表明，一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水平的高低与该国是否重视研究文献积累、完善数据系统（注：国外劳动经济学发展的经验显示，正是由于微观数据搜集工作中的出色进展，才使得美国的劳动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取得了显著成就(Joshua D.Angrist; Alan B.Krueger,199914)。）以及吸引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参与等有极大的关系。对我国的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对政府政策评估而言，目前研究平台和基础设施已成为最大的短板，因此，应大力推动微观数据的搜集、建立数据共享协议，促进我国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开展。
三是加强学术团队建设，构建学术生态群。年龄结构是学术梯队整体结构建设中最重要的结构，它反映了梯队进行教学、科研活动的活力和潜力。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引进，使新老交替衔接紧密，避免人才断层；要从国内外引进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积极鼓励青年学者参加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会议；通过外派部分教师至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和访问，及时跟踪本学科的国际前沿动向，力争使教师资源在存量和增量上都得到提高。
四是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中，做到研究型人才培养与职业型人才培养分离。对研究型人才的培养采用本科毕业后的一贯制，即硕博连读，他们的培养则应该借鉴国外的模式，多开设一些注重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的课程，并通过文献阅读、学术讨论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只有现有学术团队及后备人才的建设跟上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劳动经济学研究才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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