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嬗变与当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主义论文,青年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2-0180-005 近年来，国内青年文化总体上呈蓬勃发展之势，如《超级女声》引爆的粉丝文化、御宅文化、cosplay、网络恶搞文化等，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百家争鸣，但是却鲜有关注到青年文化进入到消费社会语境后的悄然改变。本文从青年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概念剖析入手分析了青年文化进入到消费主义时代的变化，并且尝试性地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青年文化能够超越消费主义时代语境健康发展，引领青年精神家园的构建，做多元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元，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作出贡献。 一、青年文化和消费主义概念溯源 “青年文化”这一概念从国际学术研究看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美国青年文化是以“反文化”的形式出现的，英国伯明翰学派更加关注工人阶级青年群体的仪式化和风格化的反抗问题——二战后英国身着奇装异服的街角青年、“光头仔”、摇滚乐，伯明翰学派称之为“青年亚文化”。在60年代，青年文化多以“反文化”和“亚文化”的面貌出现，到了80年代，玛格丽特·杨以《青年和美国的未来》一书再次掀起青年文化研究的高潮时，青年文化则以一种中性的面目出现，西方学术界称之为“youth culture”。我国的青年文化研究沿用这一通用概念，学者夏学銮认为青年文化是“以青年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为基础”对青年群体“具有导向性和规范性的文化”。[1]“消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消费观念，它以物质的极大丰富和高度商品化为前提。丹尼尔·贝尔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消费思潮，这种思潮以“追求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为标志，丹尼尔·贝尔认为这种思潮的本质在于把消费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所在”[2]。如果消费是为了满足自身再生产的需要那无可厚非，但消费主义思潮追求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而是“奢侈”和“炫耀”，而是“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贪欲而进行无节制占有”的生活方式。[3]在消费主义时代，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重要，反之，商品的符号价值即此商品所象征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才是被看重的，比如LV包和爱马仕腰带之类的奢侈品代表的是上流社会的品位。当青年文化遭遇消费主义狂潮，这一以先锋和抵抗为标志的文化思潮也发生了骤然的转向，丧失了锐利的锋芒和批判的个性，即便近年来涌现出了超女现象、网络恶搞狂潮、哈韩哈日族，但形式上的喧嚣也无法遮掩精神上的矮化。 二、青年文化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嬗变 青年文化进入到消费主义时代后，形式上热热闹闹，大有“繁荣之势”。但是与形式上的“繁荣”不协调的是精神光芒的悄然隐遁，青年文化容易被物化和异化、抵抗性被商业收编、庸俗性代替其先锋品格。 1.青年文化容易被物化和异化。卢卡奇在他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论”，卢卡奇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替代，人所创造的物反过来控制了人自身，人作为物的制造者反被物所支配。[4]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大发展，社会生产日益多样化，物质产品极大丰裕，中国当下已经进入到典型的消费社会的语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一时，人们用消费大牌和奢侈品来标榜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青年人是消费需求最为旺盛的群体，也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最为积极的实践者。80后、90后群体是伴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成熟而成长的一代，他们几乎无法理解上一代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生活方式，反而成为苹果手机的疯狂购买者、奢侈品店的买主、星巴克咖啡店的常客，青年在对物质的疯狂消费中迷失了自我。学者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媒体和广告的宣传来对消费进行操纵与控制，使人不断产生新的“虚假需求”，以此来麻痹人的批判意识。他说人们在“汽车、高保真度音响、错层式房间和厨房设备”中寄托灵魂和识别自身。[5]这种“虚假需求”让青年一代丧失了志向和理想，成为物质时代的随波逐流者。青年文化进入到消费主义时代语境后，其批判性被物质性击得粉碎。郭敬明是90后极力推崇的新锐作家，在《小时代》的文本中，郭敬明用一系列奢侈品品牌堆砌出一个华丽的消费世界：“他们两个端着星巴克的绿色咖啡纸杯冲向安检口……电话里顾里的声音听起来胸有成竹，并且充满了对我的轻蔑，‘听我的，现在去我房间，拿一条爱马仕的羊绒披肩把他包裹起来，然后塞一个LV的钱包在他手里。’‘换一条PRADA的毯子呢？’顾里在电话里，语气认真地思考着。”星巴克、爱马仕、LV和PRADA，郭敬明让他小说的主人公无时无刻不在这些奢侈品品牌的包裹里。星巴克是来自美国的咖啡连锁店，号称咖啡中的极品，其名字来自于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因为麦尔维尔是小众的小说家，因此被标榜“品位”的小资一族所推崇。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来命名的星巴克也被贴上“有品位的”和“小资”这样的标签。在星巴克像品人生一样品咖啡，在星巴克以外像品咖啡一样品人生，成了某些青年人的人生信条，而星巴克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青年文化的象征。进入消费主义时代的青年文化被品类繁多的物质产品充斥得头昏目眩且在不自觉中被“概念偷换”，仿佛可口可乐、苹果手机、星巴克就是青年文化本身，青年文化被物质绑架，青年文化被严重异化了。 2.抵抗性容易被商业收编。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青年文化的研究侧重从“亚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在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是对英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反抗。伯明翰大学出版的《仪式抵抗》一书，对英国青年亚文化进行了剖析，伯明翰学派认为，在当时工人阶级青少年因无法进入主流文化而自创了一种流行文化，这一文化富有象征性的抵抗意味，如“披头士列侬式的愤怒”。伯明翰学派认为抵抗性的产生是源于当时社会的结构矛盾和阶级问题，青年文化的抵抗性是为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提供象征性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在文化符号层面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可以说抵抗性是早期青年文化的重要特征，但是进入到消费社会后，青年文化的抵抗性被商业大大削弱。日本学者难波功士在《族的系谱学——青年亚文化的战后史》一书中表达了商业消费社会的兴起对青年文化的影响。难波功士认为20世纪初的青年亚文化是基于对共同价值信仰的自我认知，而20世纪90年代再次复兴的青年文化则是基于对时装、时尚杂志以及其他流行要素的共同兴趣之上。[6]以对抗精英文化作为出发点和标签的青年文化在消费社会中，却是基于商业文化来建构认同，青年通过对不同商品的选择消费进入特定的亚文化群体。在大众消费时代，青年文化被深度卷入商业的旋涡，成为了商人逐利的工具，最终难逃被商业收编的命运。2005年《超级女声》席卷全国，一度创下了收视率之最。“想唱就唱”、“勇敢的自我欣赏”散发着强烈的青春个性和时代强音引发了青年热烈的认同，她们用“玉米”、“笔迷”、“凉粉”、“盒饭”引爆了粉丝文化。可是就是这一让文化评论学者兴奋不已的文化现象最终被蒙牛乳业拔得头筹，蒙牛酸酸乳在缔造品牌口碑的同时，赢得了23个亿的销售收入。一场狂欢之后，人们记住了“酸酸甜甜就是我”的蒙牛酸酸乳却淡忘了“想唱就唱”的时代表达，一场轰轰烈烈的青年文化现象最终难逃被商业收编的命运。青年文化被商业收编还表现为青年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商品或者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比如著名的北京798艺术区，原本是在七星集团废旧厂房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一个艺术区，聚集了大量小众艺术家，所以798是以典型的亚文化形态出现的，一些先锋音乐人如窦唯和一些前卫艺术家如刘索拉都先后进驻。当798发展起来以后，一些纯艺术品被大量工业复制，画廊被改造成咖啡厅，艺术区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乃至今天艺术沦为商业的附庸。 3.庸俗性容易代替其先锋品格。青年文化在滥觞之时，无论其形式还是文化实质都充满了先锋气息。约翰·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的灵魂。1969年，列侬和洋子用在饭店里一周不下床的“床上静坐”(Bed-in)行动来抗议战争和暴力。列侬的个人形象也是离经叛道的，标志性的拖把头、黑色小西装、眼镜，另外，在行动上，他以已婚身份和洋子在一起，并且在共同发行专辑《两个处子》(Two Virgins)时，封面配上两人正面全裸照片。我国80年代的摇滚乐也是先锋文化的突出代表，1986年，崔健用一首《一无所有》为80年代呈上了一场饕餮盛宴。“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用他的嗓子嘶喊出一代人内心的焦灼和迷惘，曲折地隐喻出一个时代艰难而痛楚的处境。学者王岳川认为《一无所有》其实是与时代的对话，是一种对存在身份意义的追问。是“时代多余人”苦闷的象征。[7]崔健也因此成为80年代的文化先锋。无论是美国的嬉皮士文化还是80年代崔健的摇滚乐都锋芒激进，先锋文化的品格都是很鲜明的，都成为足以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标签。但是青年文化进入到消费社会后，与商业的合谋使得青年文化的先锋品格在某种程度上沦为散发着庸俗气息的商品。2013年最引人瞩目的青年文化现象是青春题材电影的热映。纪念青春的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简称《致青春》)和迎接青春的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共同撑起了国内青春题材电影的市场。《致青春》刻意使用了一些“怀旧”符号：单车、宿舍、教室以及毕业典礼，通过70后一代的集体记忆来展示成长过程中失落的青春。影片展示了青春成长的焦虑、迷茫甚至是青春成长残酷的一面，让观众感慨唏嘘一阵是足够了，但作为国内有着学院派背景的赵薇，并没有在文化上更进一步挖掘个体生存状态和对年轻人人生价值观的思考，而是使影片仅仅停留在“怀旧”层面。影片刻意为之的淡黄基调散发着庸俗的怀旧和时髦的感伤显示了导演赵薇对商业回报的半推半就、欲拒还迎，丧失了精神的高蹈和对时代灵魂的深度触摸。 三、青年文化的当代建构 青年文化在消费主义时代语境下出现了容易被物化、被商业收编和庸俗化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回归批判品格、用风格来建构文化认同、重塑青年精神，才能超越消费思潮对青年文化的侵袭，实现青年文化的当代建构。 1.回归批判品格。青年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不墨守成规，常常以批判、怀疑的目光来审视成人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他们对主流文化有着天然的抗拒，这使得他们往往采取颠覆传统价值观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群体的文化内涵。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通过吸食毒品、摇滚乐、公社生活和性自由等形式挑战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正统文化的价值观。嬉皮士认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推崇的个人竞争和物质享受思想腐化了社会空气，人与人之间因激烈竞争而变得关系冷漠，疯狂追逐物质的同时心灵却荒芜空虚，导致年轻一代丧失理想、精神枯竭。嬉皮士因此要在价值观和文化层面与主流社会展开斗争，他们宣称要“表达对爱、自由、和平的渴望”，“重建一个充满爱的世界”。正是因为嬉皮士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深刻批判，使得它成为一场惊世骇俗的文化运动，其影响波及至今。但是进入到消费社会以后，青年文化往往表现为以狂欢式的文化消费来抵制主流文化，如粉丝文化现象。“粉丝文化”是偶像亚文化的典型，青年为了模仿自己的偶像，消费着和偶像同样的服饰、发型，购买自己崇拜的明星的音乐CD。但是他们在狂欢地消费时却迷失了自我、麻痹了神经，不知不觉间认同了商业社会的文化逻辑。青年人在色彩斑斓的物质世界里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地进入消费社会的无物之阵，却不能深刻反思物化潮流的泛滥对人类本性的压抑和智慧的贬损。青年文化发轫之初，一直保有批判性品格，即便以“非理性”、“反文化”的面貌出现，也表现出了理性的内涵，往往关注社会重大问题或者主流文化所忽视甚至排斥的问题，如约翰·列侬用音乐和行动反对战争，嬉皮士抗拒美国50年代的享乐思想。青年文化用其尖锐的批判锋芒给社会以刺激并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如列侬虽死，但今天他所呼吁的“爱与和平”成为美国60年代精神的象征。消费主义使青年文化丧失了批判性，今天的青年文化面对消费主义与现代传媒，只有回归批判品格，才能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和焕发出新的生机，也才能坚守住自己“次文化”的地位。作为一种次文化的青年文化要用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来保持与主流文化的互动，从而有效推动主流文化的发展。 2.用风格来建构文化认同。“风格”(style)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里频繁出现的关键词，霍尔认为风格问题对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对风格的解读就是对亚文化的解读”。[8]青年文化群体制造出各种独特的风格以此表明自己区别于他者并借此建立群体认同。费斯克认为“风格”青年文化建构群体认同的方式和途径，是“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9]青年由于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青春期是自我意识最混乱、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的时刻。青年人对“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类关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存在意义的追问最为迫切，另外，青春期剧烈变化的身体和心理对群体归属感渴求也特别强烈，青年人害怕被孤立和抛弃，希望被群体认可，被社会接纳。换言之，青年人的自我身份和群体身份都有被认同的强烈需要。在当下的消费社会语境下，对物的疯狂消费往往成为青年人建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因为消费这种手段最直观、最快捷。中国奢侈品消费结构占比最大的是本身并不拥有大量财富的年轻人，但都市白领和时尚一族宁愿在其他方面省吃俭用也要买个两万元的Louis Vuitton包，在上海和北京的地铁里，背着Louis Vuitton包的普通白领比比可见，Louis Vuitton被符号化了，它成为奢侈品的符号和代名词，青年通过对这些奢侈品符号进行消费的同时来建构“我是小资”、“我是中产”这样的身份认同或者“我属于富人”这样的群体归属感。就像弗洛姆说的那样，当我们喝可口可乐时，我们很少真正地品尝味道，因为“我们喝的是美国人了不起的习惯”、“我们喝的是广告上少男少女畅饮的景象”、“我们喝的是‘喝一口使你精神百倍’的广告标语”[10]，但是，这种凭借对物的消费来建构认同的方式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新的商品层出不穷，在广告的诱导下，时尚潮流瞬息万变，消费者永远在追逐，所以，依靠消费来建构认同只会使青年更无所依附、更焦灼，对身份的认同也更加困惑。基于对共同文化信仰的认知，通过风格来建构文化认同则具有稳定性，比如摇滚乐亚文化，摇滚乐爱好者不仅是出于对这种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的认可，更有对“青年自主意识”、“爱与和平”、“享乐主义与悲观主义并存”这些摇滚精神的共同认知。正是因为摇滚乐是用“前卫的穿着”、“激进的思想”、“颓废的态度”这些鲜明的风格来建构文化认同，所以摇滚乐亚文化才拥有良好的稳定性与鲜活的生命力。相反，“哈韩族”亚文化是典型的通过消费来建构群体认同的亚文化形态，韩国化的装束、韩国化的化妆、韩国化的饰品、韩国化的音乐，乃至韩国风味餐厅都成为哈韩族追逐的潮流，但是这种依赖消费上的盲目崇拜和简单复制来拼贴群体认同的文化形态注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3.重塑青年精神。消费主义时代语境极大地冲击了青年人的理性和价值观，导致了青年精神的衰落和式微，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青年精神日益功利化。江苏卫视热播的综艺节目《非诚勿扰》，女嘉宾马诺声称“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种赤裸的物质表达竟成为时代宣言。对于普通的青年来说，择业的标准是“有钱才是硬道理”，人生奋斗目标是“有房有车”，这些无一不是被贴上物质的标签，过于功利的人生目标使得青年人陷于对物质的追逐而忽视了观照精神家园。第二是过度迷恋消费使得青年极端个人主义从而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花钱买个乐”是当下青年的口头禅，“拥有它可以对我无用，但我不可以不拥有”这种畸形的消费观甚嚣尘上，“我穿什么”、“我用什么”、“我在网络上晒什么名牌”，在消费语境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群体始终把“我”放在最中心的位置，是极度个人主义的一代。网络炫富女郭美美在网上晒名牌、晒豪车、晒奢侈品，却无视自身行为的恶劣影响以及社会责任。这种因迷恋消费而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得青年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影响了社会风气。然而，确定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既是实现可持续消费的前提，也是真正实现消费者权利的出路。[11]青年文化若想在消费主义时代超越时代的局限，引领文化发展，那么重塑青年精神就成为必要。重塑青年精神，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第一，培养青年健康健全的人格。消费社会中，青年热衷名牌消费，“购买只为给别人看”成为时尚的消费理念，青年人狂热地消费时尚的过程其实就是个性丧失的过程，社会学家、德国学者齐美尔道出了时尚不断流变的实质，他认为社会底层把时尚当做“表达自我”的手段，但是一旦社会上层发现自己被模仿，他们很快就会采纳新的风格。[12]青年在对时尚消费的追逐中丧失了个性和自我从而导致个体更加焦虑和迷茫。另外，消费社会中“一切向钱看”的标准也给青年人带来了无形的压力，有的甚至出现了恐惧社会交往的倾向，如“御宅族”，喜欢宅在家里足不出户，这种回避社会的人格本身就是不健康的。青年人是青年文化的主体，只有青年人拥有健全健康的人格，青年文化才能健康发展。第二，青年精神的重塑需要帮助青年人树立远大的理想。消费社会让人沉迷于物质享受，社会的享乐主义之风盛行，崇高理想信念被抛弃甚至是被嘲讽。如网络恶搞文化对“诗圣”杜甫进行了恶搞，一组信手涂鸦的杜甫画像在网络流传，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通过对人们心中的“忧国忧民”的“诗圣”传统形象的解构，嘲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当代青年成长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盛行之际，后现代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也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当代青年崇高理想信念的树立，但是“躲避崇高”之后只会陷入“过把瘾就死”的虚无主义。所以，青年精神的重塑需要在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坚定科学的信仰，只有树立了科学的理想信念，才能自觉抵御物质大潮的袭击，才能使精神生活得以不衰。 四、结语 青年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影响所及，学术界至今争鸣不一，但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可能使得青年文化丧失了锐利的锋芒和深刻的本质。用消费来支撑繁荣的青年文化最终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随着商业大潮浮浮沉沉。青年文化只有回归批判品格、用风格来建构文化认同、重塑青年精神，才能抵抗并超越消费社会思潮，才能以鲜明的个性和高蹈的精神帮助青年确立社会身份和顺利度过青春期的认同危机，引领青年精神家园的建构，在多元共生的文化体系中与主流文化良性互动并最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标签：消费主义论文; 亚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奢侈品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嬉皮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