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翻译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妇女论文,形象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小说翻译的社会背景
晚清小说翻译运动的源起，和这个运动与当时政治、社会情况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过，我们不必（也不能）在这里作详细的说明。〔1〕光就本文要探讨的课题来说，我们应该一提的是自1890年开始， 有一连串尝试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包括反缠足、反鸦片及提倡女子教育等等，在当时有识之士圈中取得极大的认同；晚清文人志士对新时代女性的歌颂，和他们提出的新女性典范，都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到变革的需要，同时亦已有不少人提出新观念、新规范、甚至新词汇来迎合这种需要；〔2 〕而整个晚清小说翻译运动可以说也是以这个变革需要为基础，得以蓬勃发展的。
对新小说的倡议者梁启超和他的同道人来说，翻译小说的最大目标是要改变社会规范，从而达到改变国民性格的目的。我们知道清末民初很多译者都不断重复这套改革的话语，我们也知道当时翻译成中文的小说，绝大部分是通俗作品，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要面对广大而又比较保守的读者群的作品。〔3〕正因为这样， 我们就面对一个相当有趣的情况：晚清小说翻译运动由少数精英分子所倡议，而当时亦有相应的先进社会运动如兴女学等，可以看作是翻译运动的背景；但翻译运动的产品又以普及小说为主，而普及小说的读者对社会发展的预期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力都比精英分子低。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进步力量和保守力量都足以影响翻译的产品；这样产生出来的译作，在文化上就具有特殊意义了。
本文引用的译例，主要取材于清末民初翻译的英语侦探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选择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侦探小说是当时翻译小说中最受欢迎的品种，而《福尔摩斯侦探案》又是这个品种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论普及，莫过于此。第二，侦探小说的译者全都宣称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帮助社会变革，同时很多译者亦说明希望引进新观念与新的办事方式；这也就是说他们为译作建构的阅读背景标榜的是“新”。第三，侦探小说不论形式和内容都与中国传统小说大异其趣，因此译作读者非常清楚他们面对的是外来的材料。第四，由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中英文版本都仍然相当流行，如果大家有兴趣作进一步研究，相信比较容易找到原始材料，作对比和分析之用。
英语文化中几种女性典型
假如我们细看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就会发现在他写的故事中，如果有比较重要的女性角色，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绝不是温驯、害羞、怕事的女孩子，而是性格坚强，有处事和应变能力的女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柯南道尔认为值得他着墨去描写的，就只有坚强的女性。这些故事中的女角，除了性格方面有相同之处外，她们的外貌也符合英国文化中代表不同性格女人的固有典型。这种典型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焦点。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种“以貌取人”的描写方式并不是塑造小说人物的上乘文学手法，但事实上有关女性的各种典型在英语世界早已深入各个层面，并不是“文学”一词所能规限的。光就小说而言，类似的人物典型绝对不限于通俗文学，也不限于男作家的作品；为了说明文化典型的普及性， 我们在这里先引用18 世纪英国女作家珍·奥斯汀（JaneAusten）在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来说明不同典型的外貌与性格如何配合。
英语文化中流行的典雅美人形象，都是金头发、五官合乎所谓的标准比例（regular features）的； 除此以外， 所谓金发笨美人（dumbblond）也深入人心；还有一点，就是传统描绘的天使， 头发也是金黄色的。现在让我们看看珍·奥斯汀如何描写她小说中很有代表性的几位女性，其中第一位正是个金发美人：
She was short，plump and fair，with a fine bloom ， blueeyes，light hair， regular features， and a look of greatsweetness.〔4〕
从上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知道Harriet Smith 这位年轻女孩的外表， 是典型的English rose；而熟悉这个故事的人，会很清楚Harriet是没有什么主见的女孩子，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绝对说不上聪明——一个金发笨美人的典型。Emma这本书中的三个年青女性—— Harriet Smith,Emma Woodhouse和Jane Fairfax——正好代表三种典型， 而其中只有Harriet是个金发女孩。我们且看看和Harriet Smith大异其趣的 JaneFairfax是怎样的一副外貌：
Her face…it was not regular， but it was very pleasing beauty …Her eyes， a deep grey，with dark eye-lashes and eyebrows， had never been denied their praises…the skin hada clearness and delicacy which really need no fuller bloom.It was a style of beauty of which elegance was the reigningcharacter.〔5〕
Jane Fairfax是一位极有才华和自制能力的年轻女性，同时也是那种把事情藏在心底，不轻易向别人表白的人。假如我们把上面金发和黑发的两位女性的外表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人真是最好的对比：金发对黑发，稍为矮胖对高挑身材，蓝眼对黑眼，面色红润对面色苍白，可爱对高贵。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们两人性格上的对比和外貌一样，也是两种极端。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金发女孩固然有几种不同的性格典型——同时黑发美人也不限于Jane Fairfax这个类别。我们且举出另一位珍·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 以说明黑发的另一种典型。 小说MansfieldPark里面Mary Crawford是一个外型比较娇小的女子， 而珍·奥斯汀对她的头发和肤色是这样描写的：“her lively dark eyes ， clearbrown complexion”。〔6〕这固然与金发的Harriet Smith不相同，也和黑发的Jane Fairfax有很大分别，因为两人的体型和肤色也是一种对比。熟悉Mansfield Park这本小说的人会知道，Mary Crawford 代表的是在奥斯汀的世界里比较现代的一种形象：她聪明、机智，充满活力，很会讨人欢心，但也是一个会玩弄手段，而又愿意认同比较庸俗的社会价值观的女孩子。
大家也许会想，珍·奥斯汀是18世纪的小说家，她笔下的英国文化妇女典型是否一直保留到今时今日呢？其实只要我们环顾现在的英语世界，就会知道金发、黑发和红发代表的典型性格一直流行，不论电影或书籍都在重复运用这种种形象。著名的好莱坞女明星固然大多数都切合上面说到的典型，而近十年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小说剧集，也绝对没有越出上述的外貌／性格典型配合。举个例说，1990年制作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电视剧集，剧中三个占戏最重的姊妹，就正好代表三种形象：Jane
Bennett 是金发古典美人， ElizabethBennett是黑发、聪明、性格极强的女子，Kitty Bennett则是个金发笨美人。同样也是1990年制作的Mansfield Park里面，Mary Crawford 是个娇小的黑发女孩，而Fanny 则是个天使型的金发女子。
从上面引文的各种描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关英语文化女性典型的结论：极聪明的女性和性格刚强兼有独特见解的女性，通常都不是金发蓝眼的，她们的五官也不是所谓的regular features。此外，英语文化体系里有一些关于黑发女性的看法，基本上已变为文化常识，譬如说盖尔斯人（Celtics， 即原来的威尔斯和爱尔兰等地的人）一般来说都是黑发的，而英语文化中的盖尔斯人性格就有冲动和神秘的一面，这是诺曼人（Normans）和撒克逊人（Saxons）所没有的。此外， 南欧人（譬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地） 不论头发的颜色或肤色都比较深， 而这个地方的女性也被认为脾气比金发蓝眼的女孩要大得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欧黑发、深色眼珠的女性形象在英语普及小说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福尔摩斯侦探案》中的女性典型
我们现在对英语文化中的女性典型有了一点概念，不妨看看柯南道尔笔下所谓“性格坚强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模样的。以下是柯南道尔对三位女性的描写，分别取材自三个不同的故事：
例1.She was rather above the middle height,slim,withdark hair and eyes,which seemed the darker against theabsolute pallor of her skin.I do not think I have ever seensuch deathly paleness in a woman's face.Her lips,too,werebloodless,but her eyes were flushed with crying.As she sweptsilently into room she impressed me with a greater sense ofgrief than the banker hand done in the morning,and it was themore striking in her as she was evidently a woman of strongcharacter,with immense capacity for self- restraint.- "The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7〕
例2a.It was a dark,handsome,clear-cut face … -
a facewith a curved nose,strong,dark eyebrows
shading
hardglittering eyes,and a straight,thin-lipped mouth set
in adangerous smile.-"The Adventure of Charles August Milverton"〔8〕
例2b.I looked at that delicately curved nose,at themarked eyebrows,at the straight mouth,and the strong littlechin beneath it.—"The Adventure of Charles August Milverton"〔9〕
例3.She was a striking looking woman,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large dark Italian eyes,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10〕
引文中三位性格坚强的女性，外貌都完全符合英语文化体系里的固有典型。例1的年轻女孩黑发黑眼，面色苍白，体态修长， 自我克制的能力极强，和珍·奥斯汀小说中的Jane Fairfax是同一典型；例3 不但说明女主角肤色和头发颜色都是南欧典型，甚至在形容她的眼睛时用上“意大利”一词，而她的体型也比较矮，正好就是英语文化里面南欧典型的代表，也和Mary Crawford有相似之处；至于例2a、b写的是同一位女性——身份极高贵的皇室中人。她的肤色和眉毛、头发的颜色都很深，这一点已切合了性格刚强女性外表的要求；但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对她五官的描写：她的鼻子有一点成钩形，眼睛闪出复仇的光，一点也不温柔；嘴唇薄而且成一直线， 代表她是一个理智重于感情的人（和thin-lipped形成对比的full-lipped这在英语文化体系里代表热情奔放）。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可敬却不可亲，却也正好代表了英国贵族的一种典型，因此极符合小说中人的身份。
上面所列举的例子，虽然集中描写女性的外貌，但因为这些描写建基于英国文化参照体系里对女性外貌与性格约定俗成的配套，所以英语读者看了这一类描写，心目中就会形成对这些女性的特定看法，而这种看法和作者的意图是绝对符合的。
文化典型在译入语如何运作？
这些小说到了晚清译者和读者手中，同样的外貌又会引起什么反应呢？即使我们撇开个别典型不谈，光看黑发和金发的分别，我们也可以知道世纪之交的中国译者和读者面对什么困难：一般中国人不都是黑头发、黑眼珠的吗？既然如此，中国读者又怎会把女性的黑发黑眼和坚强拉上关系呢？他们固然未能参照英语文化体系而作出相应的文化调节，那么译者为读者做一个领路人的责任就更大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译者又是否有足够的英语文化背景去做领路的工作呢？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译者看见原著作者笔下的文字描绘，是否真的了解作者描绘的景象或人物外貌是怎么样的呢？
上面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翻译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最大关键。我们作为读者，不管看的是什么语言、什么类型的描写，一般都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文本描写的情景来。假如我们熟悉的语言和文化不限于一种，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往往通过文本以外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适当地调整脑海中的形象；但如果读者只拥有一种语言文化的知识，他们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
汉语文化体系中的美女形象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如果既未涉足他邦，亦少与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接触，他心目中的美人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参考A.H.Smith 1914年出版的一本书所列举的一些形容词，作为实证。根据Smith在当时做的资料搜集， 以下有关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观念，是中国社会上一般人都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男性美是“眉清目秀、方面大耳、鼻直口宽、面如敷粉，唇若涂硃”；女性美则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口，瓜子脸，杨柳腰”。〔11〕他列举的资料也在当时原创的流行小说中得到引证。
我们的审美观其实是非常受文化局限的，而每一种语言描写美的词汇，也同时表现出这种文化局限。譬如说，汉语形容美女的常用词汇包括“娥媚”、“柳腰”、“云鬓”、“金莲”、“肌肤胜雪”等等，其实都指向一种特定的、在汉语文化里面普遍为人接受的美态和外貌。常用辞汇表达的是一些既定的规范，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传统中国人认为肤色雪白就是美。这样的审美传统对翻译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不妨看看例3的中译本，作一个比较。
例3.安娜貌颇昳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轻盈动人·而鬈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性体略短削·微嫌美中不足——《海军密约》〔12〕
见其身矮而壮·面如橄榄·睛黑如意大利人·发黑如漆·面色如霞——《英包探勘盗密约案》〔13〕
我们发现英语文化中的典型南欧美人，移植到两个晚清译本，就似乎成了两个人了。正如上文所说，汉语文化体系的美女都有固定的模式，这是所有中国人——包括译者和读者——所接受的美人形象。原来的小说中人虽然略矮，但并不娇小，肤色也不雪白，因此她的外貌和中国传统美女有很大的抵触。面对这样的情况，译者可以怎样处理呢？上面列举的译例是两个极端的答案。第一个译本强调的是这位女性的美貌，而为了要让译文读者也达到同样的观感，译者借用了传统汉语形容美女的字眼来描写这位英语世界的佳人；这个做法达到的效果，是让读者知道这位女性是个美人，但这个美女的外形却和原著所描写的有很大差别了。第二个译例刚好相反，译者刻意保留原著女角的外型描写，但又发现在汉语参照体系里面并没有适当的对应词，更没有相对应的观念，所以译者愈是努力想保留原著对这位女角外貌身型的文字描写，结果在译入语文化参照系统中，距离“美丽”就愈远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女性形象的翻译并不像文字层面的运作那么简单。其实问题远远超越这位女性是否貌美。就故事的发展而言，她的性格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英语文化中女性外貌和性格的配套正好发挥作用。程小青的译作在汉语文化体系中运作的确没有问题，但也就完全受制于汉语文化体系，因此绝对不能给读者一个印象，说安娜是个性格独特而又坚强的女性。事实正相反，因为汉语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以娇柔无力、楚楚可怜为主，因此译文的文化根基愈是汉化，坚强的女性形象就愈难以成立。
坚强的性格和汉语文化的传统美女典型互相抵触，上文列举例1 及例2a、b也可以作证。我们且看看这些例子的中译本：
例1.一女郎款步而入·身躯殊苗条·发睛俱黑色·而双颊白如梨花·一若夜来余惊尚未去者——《翡翠冠》〔14〕
例2a.女郎之面幕已去·颜色端庄流丽·极似天上安琪儿·唯怒极朱唇颤动不止——《室内枪声》〔15〕
例2b.照片之上·实一当时最著名之贵夫人·星冠霞裳·仪态万方——《室内枪声》〔16〕
我们在“翡翠冠”的译例中，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文化转移。按原著描写，这位女郎有极强的自制能力，到了译文竟然换成“余惊尚未去者”；如此一来，一个性格极坚强、极有克己能力的女性，就变成了汉语文化中娇弱、容易受惊的典型。
至于“室内枪声”里的贵族女子，本来是一个理智重于感情，可以非常冷静地狠下心肠来复仇的女性，同时也是英语文化里贵族女性的一种典型。但在汉语文化中，勾鼻子、极薄的嘴唇和凶狠的眼神都不是正面女性的形象，因此我们就有了相应的文化转移：译者不但引用形容高贵女性的传统词汇如“端庄流丽”、“仪态万方”，甚至加插自创的形容：“极似天上安琪儿”。 这位有勇有谋，深夜持枪报仇的女人， 在中译本中唯一流露感情的地方就是“怒极朱唇颤动不止”，至于有关她性格的外貌特征就完全隐没了。“安琪儿”是个外来文化的指标，但是用在这里，却带来译者意料不及的反讽效果：故事的女主角假如是天使，也只是个复仇天使，绝非“安琪儿”。
上面所举的例1和例2清楚地说明一点：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对女性的看法，外貌的不同还是次要，最主要是对坚强性格的评价有很大分别。英语文化极尊重坚强而又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女性，而汉语文化中的典型佳人，却并不是坚强的人物。由此可见，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不同的审美标准那么简单，而是在汉语文化体系里，什么样的女子（也就是说性格是怎么样）最能吸引传统男性的呢？
以汉语文化为标准的“文化转移”
上面所列举的三个例子，不同的译者不论在处理人物性格或者人物外形的描写，都制造出和原文大相迳庭的效果，由此可见，译者和译本的运作，完全处于译入语传统文化规范之中，虽然小说写的是异域女性，但译成中文后，这些女性就得套入中国传统美女典型。
上述例子之中，最值得探讨的是张坤德的译例。这是唯一试图打破中国传统女性典型规范的例子，而他的翻译时间是整个晚清小说翻译运动的最前期——1896年。反观其他例子，全部取材于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由此可见，牵涉到文化层次的翻译抉择，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译者本人的文化倾向和翻译目标；时代变迁，与外国作品接触量增加等等因素，反而是次要的。
从貌变到质变
女性的外貌与性格是一个语言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典型其实代表了这个文化里面的很多特征，它们是否“可译”，正是翻译作为文化活动的重要试金石。在这里我且举一个例子，说明在不同文化里面的女性典型有什么深层意义：
例6.What smouldering fire of vengeance had suddenlysprung into flame in this passionate Celtic woman's soul whenshe saw the man who had wonged her—wronged her perhaps farmore than we suspected—in her power? …Had she just beenguilty of silence as to his fate? Or had some sudden blowfrom her hand dashed the support away and sent the slabcrashing down into its place?…—"The Musgrave Ritual"〔17〕
“The Musgrave Ritual ”写的是一个贵族家中的男管家突然失踪，福尔摩斯受托侦查此案，最后发现男管家死在大宅不为人知的地窖里面。他推断，管家一心想谋取贵族数百年前家传下来的宝物，而寻宝需要有人协助，因此找来从前曾受他感情欺骗的女仆作寻宝助手，最后自己却死在地窖里。上面的引文就是福尔摩斯推测出事时的情况。
福尔摩斯这段话有三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他一开始便提到女仆是个“passionate Celtic woman”。 我们在本文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在英语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关于盖尔斯女人的说法，就是她们热情奔放，易喜易怒，也就是说感情非常强烈；福尔摩斯在这里开宗明义，说女仆的报仇火焰源于她是盖尔斯人，这就把个人的复仇之心提升到某一种文化典型的层次了。 第二、 福尔摩斯在这段文字里重复地用了“wronged her”这个说法，这在英语文化中， 决不是男的和女的谈恋爱后，又把她抛弃那么简单，特别是福尔摩斯如此强调这个说法，含意一定与女子贞操有关，是对男性不道德行为的谴责。第三、引文的第一句和第三句都出现了“suddenly”和“sudden”这个字眼，清楚地显示福尔摩斯认为女仆杀人出于一时冲动。我们了解了这三点，就会明白福尔摩斯这段话其实并不是责怪女仆的行为，只是为案情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至于他对女仆是同情还是谴责，这段说话的语气就表示得很清楚了：一连串的疑问句式并不代表福尔摩斯对自己的推测有任何怀疑，而是修辞手法，效果是舒缓杀人事件的震撼性，既有男管家始乱终弃在先，又有女仆身为盖尔斯人，天性易于激动作为文化背景，再加上一连串疑问式句子，可说是情理交融，假如福尔摩斯认为女仆有杀人罪，那么顶多是误杀，绝非谋杀。
同样的事件，引入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可以看看两个不同的译本：
例6.而秋风团扇之捐·固已久怀怨毒·报复之念·蕴诸于心·正如弩箭在弦·随机即发……兰却尔于是时·回忆往事·顿触旧恨·以为此天假我以大好之时会也·不死此伦无以洩吾愤——《窟中秘宝》〔18〕
例6.见泊露身处窖内·四围皆铁壁·无异鸟之入笼·鱼之投网·顿生一念·忆及泊露吞前之相弃·怨恨交集·且疑其近日情好·必系伪为·报复之心·跃跃欲动·转思抽去诸木·则泊身葬窖中·万难逃遁·且隐窖藏尸·亦无发之虞·于是胆粗气厉·杀机遽萌——《墨斯格力夫礼典案》〔19〕
这两个中译本给人的印象，与原著福尔摩斯所表示的态度绝不相同，这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的。让我们先看看第一个译本。在这里，英语文化传统对盖尔斯人性情的描写完全隐没了，而女仆遭遇始乱终弃，则以一个形容女子被抛弃的汉语传统词汇“秋风团扇之捐”来表达。“秋扇见捐”引申出来的文化背景，是传统中国男性可以一夫多妻，亦可在外金屋藏娇或与妓女交游，因此这个词所表达的只有女性怨恨之意，却绝对没有男性需要负道德责任的含义。接下来，译本说女仆“久怀怨毒·报复之念·蕴诸于心”，与原著中福尔摩斯一再强调女仆杀人乃一时冲动意思完全相反；再加上这段文字一连串用上五个四字词语，造成一股气势，语气强硬，与原著中福尔摩斯委婉地以疑问句说出事发的情况，实在大异其趣。这段译文最后一句更以女仆的语气说出“不死此伦无以洩吾愤”这样的话，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女仆不是蓄意谋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加上了“此天假我以大好之时会也”的说法，分明是挪用中国传统的复仇惯用词汇。原著的福尔摩斯以人情、人性和修辞技巧来说明女仆虽然犯法，但情有可原；这个译本给人的印象则是女仆蓄意谋杀，而且绝无悔意。唯一可以引为辩护的一句话，就是老天爷也给她这个杀人的机会，可见老天爷也认为这个人该死。但这是女仆的自辩，和原著由福尔摩斯表达同情和理解，效果差远了。
至于第二个译本，虽然没有提及英语文化中盖尔斯人的性情，但以“顿生一念”来形容女仆杀人前的思想，本来正好代表原作中福尔摩斯对这件事的看法。但如果我们细看译文，就会发现这“一念”极铺陈之能事，其中又加插了原著所无的推测：“且疑其近日情好·必系伪为”，加上一大段描写用了“且疑”、“转思”、“则”、“且”、“亦”和“于是”这些连接词，表现出条理分明的细密思想过程，和前面所说的“一念”互相矛盾。这段文字最后两句“于是胆粗气厉·杀机遽萌”更有强烈的谴责意味，和原著以委婉的说法表示女仆情有可原，不可同日而语。
上面的例子显示，个别的文化典型在小说创作中并非只有浮面的意义，同时也代表作者——以至整个文化体系——的道德立场。上面所引的两个中译例子显示的道德立场和原著的显然不一样，由此可见，中英两个文化体系面对同一事实，却表现出完全不相同的道德价值观。中国传统的男女道德观念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通过翻译小说继续传播，一方面固然显示通俗小说必须在译入语文化体系中运作这个要点，但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侦探小说译者虽然一再强调希望利用翻译引进新思想，从而改革社会，但他们在思想和道德层面却仍然常常受到旧文化传统左右，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露出了自己最终的文化认同。译文表现出来的矛盾，正是因两种文化的基本冲突而产生的。
译者世界观明显介入译作
上面所举的例子，虽然说明了某一种文化的既定典型在翻译时要转移到另一个文化系统是多么困难的事，同时也列举了晚清译者在面对这种问题时的文化取向。但正如上文所说，译者在文化典型和语言传统交织起来的网络中运作，我们很难看清楚到底译者只是为了顺应汉语的语言文化传统而对译本作出调节，还是刻意把其个人的文化观加入译文之中。以下的例子，却正好说明晚清译者的世界观足以让他们对译文作出正面干扰：
例7.And that was …how the best plans of Mr SherlockHolmes were beaten by a woamn's wit.He used to make merryover the cleverness of women,but I have not heard him do itof late.And when he speaks of Irene Adler,or when he refers toher photograph,it is always under the honourable title of thewoman.—"A Scandal in Bohemia"〔20〕
通过文学作品来看某一个文化的女性形象，我们很容易了解到这个文化体系对女性的态度。上文所列举的例子，已经重复说明中英文化的女性典型不论外貌和性格都有很大分歧；而两个文化体系里面对男女应守的道德标准也有不同的判断。但这种种分歧，其实都比不上男与女之间直接关系的差异大。这种差异，在例7的中译本中可以看得最清楚：
例7.捧此小影而归培刻街·悬之壁间·笑而语华生·天壤间有此女郎·吾愧多矣·综吾生平·未尝有一失败·今乃失败于个人·予因笑曰·苟其人而非薏伦爱答·而君亦非福尔摩斯·则此两人可以为……福曰·华生又雅谑矣——《情影》〔21〕
中译本的华生向福尔摩斯调笑，这一段话当然是杜撰，但如果放在中国文人与艺妓交往的传统里看，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如果我们顾及福尔摩斯对女艺人的看法这个背景，会认为译者所杜撰的实在太低级趣味了；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明白这种无中生有的调笑，正好显示翻译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停留在什么阶段。
其实这个译本带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它把一位智勇双全、性格果敢的女性物化，更在于它把福尔摩斯和华生两人的性格及关系完全歪曲了。译者杜撰的几句话，让人觉得华生和福尔摩斯跟中国当时热爱挟妓同游的风流名士没有什么分别，因此两人可以就男女关系言笑不禁；这和原著中两人互相尊重，但在私生活方面保持相当距离的关系，固然并不符合，而华生对福尔摩斯的敬重和佩服，更在这杜撰的戏谑中烟消云散了。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译者本人的背景和文化及文学取向，对译作可以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李常觉和陈小蝶既是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他们着眼于故事中男女关系的可塑性是很正常的。对他们来说，男女之间可能发生的浪漫关系比别的什么都吸引人，因此就出现了这种李代桃疆式的译本。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译者的个人背景和中国当时的文化氛围是分割不开的；因此这类译例告诉我们，译者本人的取向和他的翻译方针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普及文化取向的明确指标。
可译？不可译？如何译？
上述的一系列的例子基本上指向两个大问题：第一，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是否意识到外国作品带来的，不但是一些和主体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规范，甚至书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环境描写，也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文化体系的东西？也就是说，到底译者在翻译时是否意识到有另一个文化的存在，抑或是不管接触到什么，都完全放在主体文化体系里？我们通常把翻译视作双语、双文化的活动，这也是一般人讨论翻译时的假设，看了上面的译例后，我们还能那么肯定吗？
注释：
〔1〕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上篇纵论，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有关社会经济转型而引起的女性地位改变，可参考罗苏文《晚清上海都市女性的趋变》；《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张仲礼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3〕有关改革言论和实际译本性质之间的矛盾， 见孔慧怡《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通俗文学评论》1996年12月，第24—36页。
〔4〕〔5〕Jane Austen，Emma，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816，第20、166页。
〔6〕Jane Austen，Mansfield Park，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814，第43页。
〔7〕〔8 〕〔9 〕〔10 〕〔17 〕Arthut Conan Doyle ， TheComplet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London:Penguin，1981，第309、580、582、449、396页。
〔11〕Arthur H.Smith ， 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第307页。
〔12〕《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程小青译，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7册，第56页。
〔13〕《时务报》第7册，张德坤译，第18页。
〔14〕《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4册，李常觉、陈小蝶译， 第86页。
〔15〕〔16〕同上，第9册，李常觉、天虚我生译，第11、13页。
〔18〕《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6册，严独鹤译，第50页。
〔19〕〔20 〕《华生包探案》商务印书馆编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8页。
〔21〕《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第3册，李常觉、陈小蝶译，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