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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古文字，在贵州关岭县城东面坝陵河东岸、晒甲山顶西面的红色绝壁之上。俗称红岩碑。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命名为红岩古迹。
红岩古文字为明代贵州普安诗人邵元善发现。自清代吴振棫将之钩勒缩刻载入其所著《黔语》一书后，红岩古文字的钩勒版本便盛传于世，流于坊拓，远扬法、日等国。百余年间，或咏叹神秘，或聚讼纷纭。近年研究致成炽热，媒介喧声不断。一为推测议论，难以信服于人；一为试图对其形、音、义进行具体释读，未成定论。
本文兹就诸家之说，予以评述，以窥红岩古文字研究之一斑。
一、红岩古文字之钩勒缩摹版本
红岩古文字系丹书，而非镌刻。因年代久远，受风雨剥蚀，及至明代普安诗人邵元善发现时，已有相当部分文字泯灭。特别是清代光绪中，好事者为便于抚拓，曾洗刷苔藓，以石灰补填字迹笔画之外，使之成为阴刻状，并妄增草书虎字，随后又将石灰铲去，致使面目全非。后人研究红岩古文字，唯赖有关单位、个人所藏及志乘所载的钩勒、缩摹版本。由于钩勒、缩摹的时间有先后，技术有优劣，及钩勒、缩摹者是否严肃审慎，或以苔藓、石纹痕迹误为文字笔画，或以文字笔画视为苔藓、石纹痕迹，或随意移动文字位置，乃至增减字数，胡乱拼凑而成，愈勒愈失其真。研究红岩古文字时，勒摹版本的选择，至为重要。
红岩古文字的勒摹版本，据目前所知，计有6种。均为清代版本。
清咸丰四年（1854年）吴振棫钩勒本。吴氏本为阴勒，载入其所著《黔语》一书中。后，《永宁州志》改为阳勒，刻于卷首。红岩“山之胁有字，若大书深刻者。然迫视之，无斧凿痕也。字大小点画，肥瘦不一。肥者二寸，而强瘦者约寸许”。“体若篆籀，又类符箓。文而卒不可识，且莫测其所始”。吴氏本是目前所见接近真迹，具有研究价值的较好版本。
清咸丰二年（1852年）吕佺孙刻本。 吕氏刻本为张春潭钩勒的阴勒本。“磨崖文字，奇古莫辨。凡三十余字。碑高丈余，宽广倍之。岁久剥落，笔画尤可辨识”。“其体古茂，字画浑劲，与钟鼎古篆相类，直足上侪禹碑”。“此本爰依其丈尺，以十之二缩临”。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钩勒版本。笔画较吴氏本形变大，研究价值逊于吴氏本。
清咸丰二年吕佺孙刻吴寅邦阴勒本。此本为“镇宁州吴拔贡寅邦复亲至碑下，逐字洗剔，重勾一通。较之张本，互有增减。吴生云张本所增，皆误以石文（纹）”。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瞿鸿锡摹刻阴勒本。“岩浅红色。字画深朱，如新脱手。并非镌刻。年深日久，无剥落痕，真神物也”。“元气淋漓，与岣嵝禹碑酷似”。此本在钩勒时，原迹已遭人工严重破坏，并新增草书虎字，已面目全非。钩勒技术极为低劣，又极不严肃审慎，以圆画笔法钩勒，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笔画形状，减少原来保存的字数，任意移动原字位置，胡乱拼凑。无研究价值。
潘文勤家藏本及坊本。据云潘氏藏本为最早最好的钩勒版本。“高可一丈八尺，阔可二丈四尺。全文位置皆原式，与寻常拓本分字分幅者不同”。坊本“将碑中字随便凑集，分为六幅，其位置都非原本”。如是，则潘氏藏本应是红岩古文字研究依据最好最有价值的版本，坊本非原本，无任何研究价值。惜两种版本均未得见，无从考究。姑存是说。
二、中外文人学者之咏叹与评价
红岩古文字自明代被邵氏发现后，很多中外文人学者，为了探寻贵州夜郎古国文化之谜，不辞劳苦艰辛，亲往实地考察研究。在考察研究过程中，写有很多咏叹评价文字。兹将有影响有代表性者，略录数则，以窥今日研究红岩古文字的意义之所在。
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迥非一状。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邵元善（《黔诗纪略》）
衡峰岣嵝碑，关岭红岩碣。片石峙南荒，形古同奇绝。莽莽榛棘中，多年无人识。好事者为之，仿佛意窥测：殷宗纪厥功，汉相铭其德。所闻均异辞，考据疑应阙。壁立千仞冈，何从挥翰墨？石赤字渥丹，非摹亦非刻。其大也如斗，小者不成列。呵护有鬼神，劫火难磨灭。书法擅钟王，真迹难再得。此搨世所希，篆籀体各别。聚讼徒纷纷， 以惑而解惑。自书契肇兴，即留此点画。——张焕文（《永宁州志》）。
晒甲山前红岩连，神工鬼斧劈何年？字小如升大如斗，是谁纪功来雕镌？相传武侯此驻兵，碑名遂以诸葛传。后人即辞细绎玩，断以高宗伐鬼方，碑碣语意得真诠。此字非篆非隶亦非籀，想是三代神物亦或然。壁立久经风雨蚀，苔藓篆碧火色鲜。从来岣嵝为最古，字青石赤老云烟。其次歧阳宣石鼓，荐诸太庙勤搜编。此碑字奇语诘屈，应共禹碑周鼓历万年。——龙应松（《永宁州续志》）
为王啸山作红岩，插天黔西陬上有。万古不死之赤蚪，挐云掣电鳞角出。化为雨粟神鬼愁，方圭员璧罗尊卣，金绳铁鏁珊瑚钩。或云誓苗碑，遗自蜀武侯，汉隶俗书，仿佛二篆史籀俱非俦。或云殷宗伐鬼方，凿山勒石铭厥幽。传岩一梦且图象，三年伟绩岂无文字留？后人好古喜观怪，钟鼎款识穷彫锼，何况爻颂杰然简册， 具震用来享声灵；遒叱驭使者片纸笑，藜火一盟回双眸。岣嵝碑，歧阳鼓石，不能言器；则古罗施鬼国，今编户，神物晚出斯为伍。—祁
藻《
亭集》
禹经黑水既茫昧，笺疏苦索金沙壖。三危入海向何处？一任北辙驰南辕。红岩攫出夜郎国，龙画螺书长结蟠。我循汉祠胗源受，神迹悦遇随山川。洪水坤维患匪剧，四载所贯排瀹便。衍亨南渎在指顾，冯高息稿千峰寒。
辰凿宿恣兴合，六丁雷电相后先。形成五岳气九鼎，光怪烂溢未明天。边荒不忍明德远，但记诸葛威群蛮。济火铭勋久放失，讶此瀹硌犹孱颜。千秋万岁一丞相，舍彼不属谁能专？矩州鬼国贵行省，循声误读伪仍沿。儒生考古别磥些，寅车漫附弇山镌。汤孙中兴挞殷武，有截不越荆楚间。鬼方九侯方国耳，何事鄙远劳三年？乃知等尔匪事实，武威误笔承吕佺。向来颇怪锥指隘，梁徼竟断巴符关。分明南交箸尧典，正夏宅已逾宛盘。三危黑水异梁雍，仪征要义精不烦。惜哉弭节失检剔，礼社澜沧歧未删。衡碑作伪败杨慎，岳麓弃掷无人怜。斯崖晚出见典则，副墨脱手争腾骞。字青石赤又岣嵝，
广缘索和博大句，持壮墨典荣南还。—莫友芝《郘亭诗抄》
此刻含有绝对之神秘性。——（法国）拉柏茹《远东学院季刊》
三、红岩古文字研究诸说
自清代咸丰年间之后，中外学者研究红岩古文字蜂起，争讼纷纭，莫衷一是。综诸家之研究，概括为十说。
禹迹说。禹迹说分为禹导黑水碑说和禹征三苗碑说。禹导黑水碑说者认为，现南北二盘江，即古之黑水，晒甲山之红岩，即古之三危。是故，禹导黑水而成，勒石于此以纪其功，即曰红岩碑或曰禹碑。“红崖削立贵州安顺府永宁州西北六十里诸葛营后山上，深刻其端。凡四十许字，参错不行不正，均大者逾径尺，小或五六寸，字所占高可七八尺，广三之。字赤而石青，晚晴日射，乃毕露望，若图五岳，形若钟鼎，纠结铭刻，若杂写物众”。“因思，《禹贡》雍梁，并以黑水为州距，又有导黑水至三危而入南海之示。念蜀南入南海之水，以滇黔之南北盘江会为郁江者为最大，斯崖适近二盘江之会。二盘源处，左右挟滇池”。“禹导黑水至三危，而是崖近其会。然则是刻殆三危禹迹，与贵阳本唐矩州，宋元并于罗氏，谓之罗氏鬼国，明设卫、置行都司，开行省，乃并之贵州。矩、鬼、贵，一声伪转，非有三地。且在安顺东北不能越，而西南鬼方无他师说”。“仪征相国考黑水，以为在雍在梁，名同异地，最是。三危亦然。故梁州所距，当自滇池循南盘以达于北盘之会，云贵俱包其半，乃于经文地形，西无搘拄，顾不能核，两盘源之夹汉祠定”。又有惟嫌此说不敢明断，而以自身亲临湖南岣嵝山禹碑之验，以证其说为是者。谓“黑水既得，即以红岩为三危，以水证碑，以碑证山，不为臆说。而不敢直断者，盖未亲见衡山禹迹，援为所证据耳”。禹征三苗碑说者认为，此“所释禹碑，以参貌为三苗，定为禹征三苗铭，非导水纪迹，正四千年之误，其功甚钜”。
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说。主张此说者，从考据学方面引用文献资料进行考证，运用训估学对之释读（下见红岩古文字释读）。此说的致命弱点为，鬼方是否在贵州尚难认定，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说自然就无法成立。
武侯南征手迹说。此说有三，一为武侯南征纪功碑说，一为武侯誓苗碑说，一为武侯为夷人所作图谱说。武侯南征纪功碑说者认为，武侯南征，七擒孟获，平定西南，刻石纪功，是有此碑。武侯誓苗碑说者认为，武侯平定西南各少数民族后，采取结盟修好的政策，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便用当时这些地区的苗民古书，把这种结盟修好的誓辞记录于红岩之上，便有此碑，俗称誓苗碑。武侯为夷人所作图谱说者认为，《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夷人俗征巫鬼，好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斋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故此碑“碑文颇类似诸葛武侯教夷图谱之遗迹”。
以上诸说除殷高宗伐鬼方说外，虽为推论，未具体释出每个字的音义，但也征用了文献资料的一些追记进行考证，不失有一定道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正如《佛堂类稿》“赵之谦
叔《补寰宇访碑录》是刻俗称诸葛誓苗碑。新化邹汉勋为三代殷高宗伐鬼方刻石。独山莫友芝复辨为三危禹迹。之谦疑是苗民古书云云。诸说纷纭，讫未定也”。
天然岩石花纹说。主张此说者认为，他们曾亲作实地考察，反复审视碑文，但见后人纂改的深红的痕迹，仍未敢断定是何文字，也不能辨明是何种图谱，只能证明是岩石的自然花纹。从地势说，要攀登约一百公尺高的悬岩上去刻石纪功，或摩岩绘镌，是很难想象的。姑不论考查者是如何攀登约一百公尺高的悬岩上，是如何审视为是岩石自然花纹，然而只要是亲自到实地考察过红岩古文字的人，他们都可看出红岩古文字的书写离地面绝没有一百公尺。实际上，下端离地面不过5公尺。 只能说明考察者并未到过实地考察。
道家符箓说。主张此说者认为，是碑为道家禳神送鬼时所画的符箓呪文，即所谓鬼画桃符便是。但符箓呪文， 一般都是云头鬼脚。红岩古文字之形，与云头鬼脚之形，天隔地远。
苗民古书说。主张此说者，怀疑可能是蜀汉时当地的苗族古书。此说是据第三说中的第二说的推论。现代苗族的先民在蜀汉时尚未迁徒到现在贵州关岭一带，这是史家公认。所谓苗民古书的苗民，绝非现代苗族的先民。
古濮文说。主张此说者谓“春秋时，濮人被楚人所逼，迁入云贵，有一支定居关岭地区，祭祀红岩山时，巫师所作，用以宣扬功德，祈求福荫。碑上濮文为印形文，可辨认者八个：两个为濮字，两个为风、雪、天、地四字，两个为子、丑、寅、卯、辰、巳六字，还有两个为午、未、申、酉四字。因为濮人为白族、彝族之先民，故濮文与白文和彝文有渊源关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就是它们相似而不相同的缘由”。此说有几个问题无法解决。第一，濮人被楚人在春秋时逼入云贵无史可稽—最起码是现代尚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第二，濮人为白族、彝族之先民云，亦然。第三，古濮文是何模样，在现代贵州任何民族中，包括仡佬族在内，尚未见余留，考古发掘更未发现。不知所云何据。
古牂牁文说。主张此说者认为，牂牁近邻之古雕题、黑齿等国有文字。推理：牂牁亦应有文字，故此碑为古牂牁文。且不论古雕题、黑齿等国是否有文字，而相互近邻者就一定有文字吗？有很多与汉族先民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为何汉族先民有文字，而他们何没有文字呢？此推理不能成立。
古夜郎遗迹说。此说有二。一为夜郎文说，一为现布依族先民在夜郎时的祭祀文说。主张古夜郎文说者认为古夜郎最大，应有文字，故其为古夜郎文。应有归应有，实有是实有。应有不等于实有。推理与古牂牁文说同。主张布依族先民祭祀文说者认为，在古夜郎时，现布依族的先民，他们祭祀山神时，其鬼师留下的祭文，故此碑为布依族先民的祭文。此说的推理，基本与古濮文说、古牂牁文说、古夜郎文说同。
原始彝文说。主张此说者认为，其碑文是古彝文的前身，从后来的彝族的“巫教文字”，推测是最早的彝文。其非篆非籀非八分，不仅非汉后文字，殆并非汉族文字也。比较其结体字势，颇类爨文”。爨文即古彝文。亦属推论之说。
此10说或可分为文字、图谱及天然岩石花纹说，或可分为汉族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说。正如新华（1989）6月23 日贵阳电：“对红岩‘天书’的考释主要有文字说和图谱说两大类十多种解释。有的解释为上古禹导黑水碑，有的解释为殷高宗伐鬼方碑，还有解释为各种少数民族原始文字。但这些都不能解释出红岩古文字的具体内容。本世纪初，日本著名汉学家德丸作藏、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弗兰海尔、勒伯如等亲往考察，也未能破译成功，感叹这片‘天书’‘含有绝对神秘性’。郭沫若等现代著名学者生前也未能解开这道难题。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30年代在贵州考察时，曾与当地彝族文化界人士合作编纂过彝文古文字著作《爨文丛刻》。他提出红岩古文字可能是原始彝文，但未能作进一步的解释。”
四、红岩古文字之释读
古文字研究考证的落脚点是释读。目前对关岭红岩古文字的释读有二。一是从汉字角度释读，一是从彝文角度释读。
1、汉字释读
汉字释读，是以古钟鼎款识、小篆和说文为依据作训诂，自称每字必有出处，破译红岩古文字，得出红岩古文字为三代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的结论。其释文为：
有人认为，这是“细绎点画，辨析微芒，字字务必有根据，寻出殷字，尤为精确不移，足为定论”。也有人认为未成定论。
2、彝文释读
红岩古文字的彝文释读，以现在的古彝文为参照，根据彝文的造字方法，用字规律，书写行款规则，判定红岩古文字是古彝文的可能性，将之分行分段，对每个字注音，释义，然后证之以彝文文献记载的彝族历史事实。
红岩古文字释义：
（1）陋侯驻兵地。
（2）出兵打古糯。兵如松多且勇，虏获妇女羊群。
（3）战地南城，联合德部族，攻占濮人地。
（4）各地彝汉人，权利皆平等。
（5）岩下打牛，还祀愿。众男女青年，边听述战争的胜利， 边招待庆贺的客人。
红岩古文字的书写年代：
红岩古文字，非一时所书。所记非一时一事。既可单独成段，又可连贯成章节。
红岩古文字所记载的内容，第一段记载关岭红岩山即晒山是彝族古代先民中的两支氏族即陋支系和侯支系的驻兵之地。第二段记载陋侯两个氏族出兵贵州，虏获妇女和羊群。第三段记载陋侯两个氏族联合另一个德氏族攻打红岩山之南的濮人城池，占领濮人的地盘。第四段记载彝汉人的团结平等。第五段记载战争胜利后，打牛祭祀天、地和祖先，以及庆贺胜利的盛况。
所记载的内容是彝族古代先民文明初期史事。相当于汉史的夏代至蜀汉时期。书写时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事件发生之时或稍后一些时间所写，一是后人对先民历史的追记。追记的痕迹没有。陋侯是彝族古代先民与夏禹同时代的两个大氏族。蜀汉时又有彝族先祖名王济火助武侯平普里仡佬事；先是，其先与普里仡佬互争为王，迭有盛衰。姑可将红岩古文字书写的年代定为夏代至蜀汉时期，即彝族六祖至济火的历史时期。
彝族古代先民活动地望：
彝族古代先民，据彝文文献记载，早在彝族先民的武洛撮时代，便已生活在现在的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大部分边缘集合地区。武洛撮是以彝族先祖名王名命名的一大氏族。到了其孙代笃慕俄时代发展强大，分为六大氏族支系，这就是彝族先民历史上的六祖时代。这六大氏族支系，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大部分地逐鹿，时战时合，为了合而对付他族，便把笃慕俄作为共同的始祖，作为他们团结战斗的旗帜。在这六大氏族中，又各有亲疏关系，常常各有两个合作对付他氏族，于是出现了武与乍为一个大支派，陋与侯为一个大支派，布与默为一个大支派。有时三大支派联盟，有时各自为阵。六祖之后，各支派在云贵川各地繁衍发展，形成大大小小的支派支系。还有其他很多不属于彝族先民六祖支系的氏族也生活在这一带。到了秦汉时代，这些氏族支系民族，史家统称之为西南夷。现在贵州的关岭一带，是彝族先民六祖及其后裔的活动地之一。陋侯两个支派，据彝文文献记载，其活动地区跨今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地无疆界，特别是在征战拓土中，活动的地域就更宽广，现在的关岭一带就更是他们战争活动过的地方。红岩古文字可能就是他们留下的文字。
彝文的产生与发展：
红岩古文字是否为彝族先民留下的文字，牵涉到彝族先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据有关专家研究，彝族先民的文字直接由图画文字发展演变而来。图画文字起源于旧石器晚期。到了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为线条文字，并大量以陶器为载体而被称之为陶文。现在的彝文文献中，尚保存有大量以图画文字记录的文献。据彝文文献记载，现在的书写彝文产生于彝族历史上的武洛撮时代。从世系算，武洛撮为彝族六祖的曾祖父代，即上溯3代；从氏族时代算，为武洛撮氏族时代，上推3个氏族时代。武洛撮时代与之有关系的还有11个大氏族，彝文文献记载把武洛撮作为彝族的直接先民。彝族先民武洛撮时代的文字，传至笃慕俄，再传至六祖及其遗裔。作为笃慕俄遗裔的陋侯支系氏族，自然也承袭了祖上的文字遗产。作为曾在贵州关岭活动过的彝族先民陋侯支系氏族，他们的文字肯定在这些地方会有遗存。事实上，除红岩古文字外，关岭境内的留节洞，直到清代光绪年间都还存在有形如蝌蚪而不可识的古文字。可惜无人将它记录下来。类似红岩古文字的丹书彝文，在贵州境内还有安龙的丹书彝文，普定的丹书彝文，黔西的丹书彝文等。当然，它们书写的年代比起红岩古文字和留节洞古文字来说，就很晚了。
彝文造字法、结构与书写形式：
彝文造字法、彝文结构与彝文书写形式，是研究释读红岩古文字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依据。红岩古文字与彝文的造字法，都同是将图画文字展形，变形、解形和配形，以归纳法将线条和形变线条（严格地说应是线段）构成。当然，其他表意型文字都离不开此法，但在展形，变形，解形和配形的线条及形变线条上，以及用线条和形变线条构成的笔画、偏旁部首，特别是整个字的结体构形上，红岩古文字都与之别无二致。彝文书写形式，有自左至右横书，自右至左横书，有自上而下、自左至右竖书，自上而下、自右至左竖书4种形式。第一种和第三种， 特别是第一种书写形式，是彝文最早的书写形式。红岩古文字的书写形式，因岩石面的限制，采取了第一种第三两种形式结合书写。所以，研究释读红岩古文字，首先就是从造字法，结体构形和书写形式着手，将它分辨出单体字及合体字，分行分段。
彝族古代先民的祭祀：
彝族古代先民的祭祀，是考证红岩古文字是否为彝文的重要依据之一。红岩古文字中记载的战争胜利打牛祭祀，与彝族古代先民的祭祀有关，或者说就是彝族古代先民的战争祭祀。彝族古代先民，在征战拓土的前后，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所谓重大的祭祀活动，就是战前要祭祀天、地和先祖名王，战后也要祭祀天、地和先祖名王。胜利归来时，祭祀与庆祝同时进行。在祭祀先祖名王时，主要是叙述彝族先民的征战拓土史。在征战拓土历史中，先祖名王如何英勇善战，如何把地盘扩大等。同时，也要把这次战争用文字记录下，记录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岩石，特别是居住附近较有名的岩石，或者是名山大川的突出岩石。红岩古文字，可能就是彝族古代先民的这种战争祭祀的重要纪事文字。
彝文释读红岩古文字曾引起很大反响。新华社国际部于1989年6 月16日曾以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播发新华社贵阳分社的专题新闻报道。报道说：“红岩古文字的（彝文）破译，对于研究中国西南古代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彝文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研究彝族宗教祭祀的渊源和发展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贵州电视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中外百余家大小报刊亦转载或节刊了新华社的报道。彝文释读的《贵州关岭红岩古迹研究》编入中国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岩刻论著》一书中。
红岩古文字遗存于中国古代第三文化层次地区。从目前发现的第三文化层次地区的岩画和古文字，有关专家研究的结果，基本属于中国少数民族古代先民的遗存。红岩古文字研究考释，现在比较深入的是彝文释读。
贵州向来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她的喀斯特的高山，河流，向来都以险奇和神秘而著称。红岩古文字，中外的很多有关学者认为，它可与禹碑、九鼎、石鼓、坟、典相侪，带有绝对的神秘性。红岩古文字研究，不仅对中国贵州、西南历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贵州现实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影响，特别是旅游事业的影响，都将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红岩古文字研究者征用的文献资料，分为汉文文献和彝文文献两种。汉文文献为《华阳国志》、《史记》、《水经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书》、《新唐书》、《黔语》、《黔书》、《永宁州志》及《续志》、《安顺府志》及《续志》、《大定府志》、《佛堂类稿》、《奇觚室乐石文述》、《补寰宇访碑录》、《牂牁江考》、民国《贵州通志》、《新编云南通志》、《马龙州志》、《普里本末》、《水西安氏本末》、《乌撤安氏本末》、《且兰考》（抄本）、《古文字类编》、《说文》、《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油印稿）、《论滇川黔桂彝族文字》（油印稿）、《牂牁丛考》、《贵州古代史》、《红岩碑研究》（未刊稿）、《古代社会》及《‘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彝文文献为《人类史》、《娄娄读则说》、《彝族创世纪》、《彝族源流》、《以补舍额》、《笃慕史诗》、《六祖史诗》、《天仙世纪》、《天地起源论》、《天地人文论》、《六祖纪略》、《天地六祖》、《西南夷（彝）支系》、《汝模志》（1—3）、《历史札记》（1—3）、《呗勒史》、《磨呗纪年》、《安氏远祖考》、《昂则史》、《扯勒史》、《俄索史》、《德布史》、《德施史》、《洪水汜滥史》、《爨文丛刻》（旧本）、《呓骂记》、《呗岔说》、《俦利勾则》、《磨呗字典》、《彝文字典》、《彝汉词典》、《华夷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