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主义论文,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4-0027-05
不能否认新中国建立后，相对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技成果。然根据杨振宁的一个说法，具有一定文明基础的国家，建国时间不超过30年就可以问鼎诺贝尔奖，而新中国经历50年，却未能如愿。追根溯源，—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传统不利于发明创造能力的培养，不利于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特别是科学研究中，一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顽固守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耗费着他们的智慧，堵塞着他们的思维，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他们不仅缺乏驰骋天宇、自由翱翔的想像，缺乏纵横捭阖、精深幽邃的沉思，缺乏独树一帜的创新和虚拟，而且缺乏无约无束、放荡不羁的生存意志，缺乏高傲醉狂的超人哲学和酒神精神，缺少旨在推翻一切旧范式的发散式思维以及大胆“试错”和“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
当然，就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言，不能否定实践经验是人类认识的最终来源和检验真理的依据。但要想创立重大的、革命性的科学理论，摘取诺贝尔奖这个科学王冠，非得远离冗杂琐碎、呆板僵死的经验不可。事实上，只要浏览一下科学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成果，就不难得出结论：非凡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基础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烈拒斥与反对。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当时“从自然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并不是自然哲学的过度理论化，而是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证明神灵存在的并不是先验的必然性，而是华莱士先生、克鲁克斯先生之流的经验的观察。”[1](P43)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完全走向发现真理的反面。
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逻辑、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曾讥笑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经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的否证论，把科学定义为立足于直觉的“大胆的猜测和假设”；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没有立足之地。由此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
一、对经验归纳不可靠性的否定
科学史上，从弗兰西斯·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是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
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的激烈批判；继而被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便同一个图形，由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语言系统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比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知觉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产品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既然没有不变的知觉、事实，也就没有与之相应的不变的术语、概念、解释、语言系统和理论范式。科学史上许多僵硬的思想体系所以会成功，不是因为它完全与事实相一致，而是因为它没有一种能够构成验证的，且被详细说明的事实；它的成功完全是人为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
不存在不变的经验事实和术语，也就不可能存在与变动性极不协调的、永恒的法则、原理和方法。科学史实已经证明：“一切特定的规则，不管对于科学是怎样的根本和必须，而常常遇到的合理情形是：人们不仅无视这些规则，且采用相反的规则。”[2](P23)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哲学中流行的“一致性原则”、“发现的逻辑和辩护的逻辑相区分”的原则、“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相对立”的原则等，都应该取消。他激烈反对科学中的绝对主义、权威主义、本质主义；宣扬相对主义和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针对当今世界流行的科学沙文主义，通过对科学发现史的考察，认为不存在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标准。“科学之外无知识”的说法只是另一种神话。原始部落中甚至有比现代的动植物学更详细的动植物分类。所有时代，人们都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来探索环境，且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
费耶阿本德认为，有史以来，理性的最严重缺陷就是鼓吹危害人类至深的经验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一些‘非理性’的程序常常导致成功，而一些‘理性’的程序则可能遭致巨大的麻烦。”[3](P10)比如伽利略使哥白尼学说获胜，主要就是借助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群众心理、科学家的宣传、情感以及为此目的的假设等“非理性”方式。大量科学史实都有力证明：各种理性方法都给予科学不适当的说明。与那些理性规律相比，“松散”、“混沌”在科学发现中常常更重要。这些“越轨”、“错误”是进步的前提。“即使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能是广泛的，必须常常克服和除去它；这有利于其他动力。没有一种法则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没有一种动力能始终被要求使用。”[2](P179)为此，费耶阿本德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目的是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创立新的、开放型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二、倡导能动的科学建构
历史主义学派不仅否定科学的经验性，还企图利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取代科学实在论。比如在库恩看来，科学史上，由科学共同体集体约定的符号概括和心理信念，即科学理论或科学范式，所涉及的主要是利用理论术语和语法结构形式，在一定科学范式的制约下，由创造性思维构造而成的、具有一定形式结构的符号系统。
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尽管材料是个人经验的最基本要素，但是只有在同一教育语言或科学语言的共同体成员中，才能对相同的材料刺激，做出相同的反应。反过来，不同的科学共同体若具有不同的范式，那么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也就不同。换句话说，“不同范式的拥护者，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各自的事业，……不同范式的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里实践着。他们从相同的方向，看相同的问题，而所取得的结果却是不同的。”[4](P150)为此，库恩认为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其内容为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
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深化，而仅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变化，因而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和不可比较的。具体地说，“对同一个情况做出不同理解的两个人，尽管他们在讨论中使用相同的词汇，但是它们的语义是不同的。这就是说，他们是用我所称的不可比较的观点来讲话的。”[4](P200)因此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只是不同科学家集团的不同心理条件下产生的不同信念，它们没有真假之分或真理性可言。真理只是科学家集团共同使用的工具，即一种用以解除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从实用论观点上看，承认客观真理的“符合论”是幼稚可笑的，肯定科学发展不断逼近真理的见解也是十分荒唐的。实际上，“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除非我们干脆把通向真理的道路定义为科学家工作的必然结果”，否则“任何愈来愈接近真理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必须放弃”[4](P176)。
由于库恩否认范式之间的可通约性，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新旧范式的更替只是信念的更替，它们之间不存在继承性和连续性，因此不同的理论和范式之间没有进步可言，至多是后继理论在应付环境变化或解决难题方面比早期的理论要好些。比如牛顿力学改进了亚里士多德力学，爱因斯坦理论又改进了牛顿理论。而在它们的前后相继中却没有什么本体论意义上的发展。为此，他说：“科学史要把过去人们所相信的‘科学’部分，跟前人任意扣上‘错误’、‘迷信’的部分相互区别开来，愈来愈感到困难了。他们愈是仔细地研究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素说化学、热质说热力学等，就愈来愈感到，那些过时的自然观，总体上说，一点也不比今天流行的更不科学一些。”[4](P2)
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过去人类坚信不疑的许多理论，“告诉我们是机巧、活力、运动性或固有力量的推动。然而这些都是废话，什么问题也没有证明。”[5](P7)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更扼要地讲，所有类型的问题（包括经验问题）都是在—个确定的探究背景内出现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个背景限定的。”[6](P7)
在此基础上，范·弗拉森又提出区分可观察与不可观察对象、可证实与不可证实的见解。他说，对同一类可观察现象，人们可以构思出不同理论。这些理论在经验上虽然等价，但对于不可观察现象的本质说明却常常相互矛盾。特别是不能有效地判定究竟哪一个理论是对不可观察现象正确无误的说明。只能表明哪一种理论预言可观察现象更有效、更成功。实验知识不能推广到不可观察领域。对于理论的接受至多只能凭借它与经验的适合度，以及由适合度提供的信任度，而不能认为它是—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当然，“科学内部关于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区分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区分，但因这是—个事关对理论的态度问题，所以根据我们的方式作出这个区分也是合理的。”[7]据此，范·弗拉森从三个方面重申了他的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的科学观：
(1)科学只旨在给予经验上适合的理论。科学的目的是产生有关世界字面上的真的故事，不是追求一个提供整体的、普遍的认识对象的真理。(2)科学活动是一种通过有限的经验事实，人为的构造和想像。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一些适当的术语、概念去解释某些现象和经验，因此科学理论就是科学解释，人们没有理由相信科学理论反映真实世界。“因为解释并不是一种特殊的额外特征，能给予你充分的理由以相信（证据除外）理论适合于现象。解释只具有某种实用性，与理论的使用者关心的事有关，而不是与理论和事实之间相符合的某些新的东西有关。”[8](3)所谓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等，都是人类主观虚设的；外部世界只存在对称性和转化性[5]。
三、后现代主义者对经验主义的批判
自本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指出，由经验归纳出的科学与真理根本不具有等价性质。它既带有诸多的片面性，也不是真理惟一的载体和形式，更不是单纯的理性事业。人类的权术和其它非理性因素同样在科学中起作用。科学的世界观，有时完全是一种结构或计划，在解释观察现象方面，是非常好地完成了一种神秘的探求和职能，根本不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思考和发现。其目标也不是旨在追求科学真理，而是追求科学的实用性、解释的有效性，以及理论与实际的适合度。
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摧毁了笛卡尔一牛顿的世界观，设计了一个全新世界。这是对有关宇宙的现象论的解释。物质实体并不像在显性秩序下那样相互分离，而是相互重叠。每一电子都与作为整体的宇宙相重叠；每一种活动也都是一个前后、内外相重叠的过程。这种重叠既克服了传统科学的机械性，也开辟了新科学的相关性和生态性。在新科学中，思维、记忆和想像并非只为人类或高级动物所有，也为蝙蝠甚至蜜蜂的行为所必需；甚至“DNA和RNA大分子也不是单纯被动的实在，而是随着其部分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是主动的有机体，可以主动地改变其组成部分”[9](P8)。
人们应该从整体的和生态学意义上来阐发世界。这将与从现代科学中阐发出来的毫无生机的经验形象截然不同。它描绘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在每一系统中，较小的部分只有置身于它们发挥作用的较大的统一体中，才是清晰明了的”[9](P18)。万物都通过相互包含而具有内在联系。既然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贯穿的统一体，也就不存在割裂开来的纯粹的物质或意识。因此后现代科学决不以经验为主导，而以生态学为先导，将自身完全建立在一种整体的、系统的、多元的、综合性的和协同学的方法论之上。比如在生态学家看来，“生态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利益在—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9](P121)
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要竭力改变现代科学形象，否定科学现有功能呢？究其原因，是迄今的人类对科学价值太过依赖，对科学真理太过相信。殊不知，现代科学赖以成功的经验和价值常常是表面的、暂时的，而真理往往隐藏得很深，它需要长期的历史实践给予检验和判定，不是一般人的直观和经验能够轻易获得和作出鉴别的。眼下的科学家，主要不是缺少科学实验和经验事实，而是缺少想像力和创造性；缺少独树一帜和别出心裁的创新精神；缺少批判、怀疑、乃至反对一切权威的勇气和魄力；缺少整合、思辨和理论思维的能力。一句话，经验主义才真正是阻碍科学发现、科学发明和科学进步的大敌。
科学史上，很少有重大的科学理论是基于经验归纳。诸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学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勒梅特的“大爆炸宇宙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等，都主要不是源于经验而是基于直觉、顿悟和灵感；是源于科学家勇于探讨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冒险与挑战；是因为这些科学巨匠都是思维的自由遐想者，传统的离经叛道者，而且正是这些梦想家的神思遐想在人类史上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展现人类智慧的光辉。
因此，在现实中，当某个科学家集团主要是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假说或理论时，一定要慎重，决不要因仓促和草率轻易漏掉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更何况迄今为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一种绝对可靠的方法能够对某种理论的好坏真伪一锤子定音。即便伟大的爱因斯坦在论及“相对论”时也谦虚地承认：所有的物理学理论，不仅牛顿的、而且他自己的，都是尝试性的猜测。它们总会被更好的猜测所取代。所以科学真理的检验问题，不只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特别是在伪科学、潜科学和成熟科学之间的严格界限难以划分的时候，更使“科学划界”构成当代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好在迄今的各种科学哲学流派已经在科学划界的原则、方法和标准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
这些方法与原则当然包括一般科学家通常采用的“经验证实原则”，但绝不能仅限于此，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提供了惨重的教训。因此它还应该包括“实用论原则”、“容忍原则”、“概率联结”、“经验否证论”、“经验预见”、“精制否证论”、“研究纲领方法论”、“权威主义”、“约定论”、“认知相对论”、“经验适合度”、“真理符合论”、“复合真理观”等。这些方法与原则都会为科学划界提供有益的借鉴。只是任何原则都不能绝对保证科学就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
自牛顿时代以来，科学家所发现的那些自然规律的必然性、齐一性、普遍性、客观性、确定性等，都只是看到复杂宇宙的一个方面，没有看到它同样拥有偶然性、随机性、个别性和不确定性的另一面。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只具有某种可能性或概率性，不是绝对真理；只能描述时空的局部性质，不能描述时空的整体性质；只能测量可观察对象，不能测量观察极限之外的对象。“相信一个理论是真的，或是经验适合的，并不意味着相信对该理论的充分接受将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8](P13)在—个由人为的强制力统一的“和谐世界”中，人们当然可以将某个科学原理应用到经验范围之外，但至于这种推断是否正确，只能由自然界本身的运动轨迹决定，决非人类的智力能够精确地所为。这是不是说自在之物不可知呢？不是。这里只是想说明：科学是可错的；再权威的科学家在大自然面前，也要谦虚谨慎，决不可武断地下断语，至少还要给偶然性留点余地。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10](P393)。因此在我们自以为认识了必然性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科学和指谓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来把握。
收稿日期：200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