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态哲学的深层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伟大事业。在实现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既要最大限度地注重和讲求经济社会效益，同时为了经济社会效益的持续化和长久化，又必须格外尊重和提高生态环境效益，避免陷入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这样一个令人棘手的困境。文章认为旧的传统发展观既有理论上的失误又有实践上的危害，它不仅无助于而且有碍于我们摆脱这一困境。作者提出“综合发展观”的概念，并以此理论观点为中介环节，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建立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层逻辑。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 传统发展观 综合发展观 生态哲学 深层逻辑
引言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矛盾和令人棘手的困境：为了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按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最大限度地注重和讲求经济社会效益，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为了经济社会效益的持续化和长久化，又必须格外尊重和提高生态环境效益，避免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坚决反对重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当前生态环境系统的严峻情势一致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而且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真正从实践层面上努力避免、坚决克服和彻底纠正以片面追逐经济增长速度为尺度，以单一追求GNP 指标为衡量标尺的传统发展观，代之以至少包括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综合指标和效益在内的综合发展观，并以此来有效抑制生态环境紧张局势的出现，科学地制定和有效地实施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地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笔者认为，新的综合发展观是现代化建设避免两难悖论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真正超越旧的传统发展观之所在。而生态哲学则是综合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本文拟以综合发展观为中介环节，着重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建立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的这一深层逻辑。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发展趋势与两难选择
1、我国发展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晚、起点低、底子薄、基础差且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社会生产力落后、发展水平低。曾饱尝内忧外患被动挨打贫穷落后的中国，对发展问题的体会和追求，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深刻而迫切得多！
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整体素质低，人均GNP 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乃至于世界人均水平，居世界第100位以后。1990 年我国的世界贸易进、出口额排名虽已列居第14位，但仅占世界进、出口量的1.8%和1.7%，而只有大陆人口1/60的我国台湾则占世界进、出口量的1.6%和2.1%〔1〕。号称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 香港和新加坡，现在人均GNP 7000—8000美元，有的上万美元，按1 万美元计算，他们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就增加100美元；我国GNP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得多，可由于人口多，人均GNP就低得多了。按1991 年（现汇计算）人均300美元计算，增加五个百分点，人均才增加15美元， 即使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 与上述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差距也是明显的。〔2〕只有加快发展，才能缩短差距。
放眼世界，拨开笼罩在当前国际形势上纷繁复杂、动荡不安的迷雾，我们看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发展问题则是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勿庸置疑、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然而，与发达国家和周边一些国家、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这一现实，又不容我们盲目乐观、丝毫怠慢。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反面敦促我们汲取教训，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利于在国际新秩序中赢得应有的席位，在世界新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对此认识不足，犹豫徘徊，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紧迫的时代使命感和严峻的未来危机感，势必坐失发展的良机，乃至落后受欺被动挨打受制于人，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这恐怕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和反复重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所在。
2、我国生态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于本世纪50年代开始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而当时正是开始全球性经济、科技突飞猛进，人口激增，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一系列问题日趋危机的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毫不例外地遇到了历史上最为严峻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我国林地、草地、耕地等重要的生态资源随着不尽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受到程度不同的然而却是较为严重的破坏。耕地的撂荒及盐碱化和草地的锐减与沙漠化自不待言，这里仅以森林为例，建国后我国林地最高曾达1.20×10[8]hol，森林覆盖率为13%，目前实际上只有11.5%（另据遥感测定，认为只有8.9%），还不及世界平均覆盖率的31.3%的一半。〔3〕
进入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尤其以现代工业排放出来的废气废水废渣污染为甚！仅以废气为例，截止1988年，全国烟尘排放量达1436×10[4]t，SO[,2]排放量达1520×10[4]t，主要城市的降尘，颗粒物普遍超标。〔4〕如果说我国城市主要是以环境污染严重为特征，那末我国广大的农村的生态破坏也毫不逊色，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在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蔬菜等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效应——土壤肥力下降，食品结构污染。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也后来居上，如云贵川三省土法炼硫在局部地区已造成毁灭性社会公害。有的硫厂，炼硫区方圆9km[2]内的空气中SO[,2]浓度超过国家标准5—50倍！〔5〕人们生存、生活、生产与发展所必需的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淡水、清静的环境逐渐丧失，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后劲并影响着人民的身心健康。
3、我国环发问题的尖锐性
我国发展问题的紧迫性和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构成了我国环发问题的尖锐性。种种情况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开始便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和确立并发展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资本主义二三百年走过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吸收并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手段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使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与跃进的空间。
然而，这势必导致我国经历大规模地开发自然资源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发展与环境出现异常尖锐的矛盾状况，若处理不当，既影响环境的改善，也制约发展的进程，甚至有进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的“怪圈”的可能。仅以下列统计为例，我国1982年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670亿元，相当于同年国民收入总额的15.7%， 加上自然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206亿元损失，总损失则高达876亿元，相当于国民收入总额的20.58%。〔6〕
我们不轻信罗马俱乐部关于放弃工业化、倒转生产、退回自然、停止发展的“唯生态论”。因为事物总是发展的，世界总还是要进步的。停止发展，就意味着倒退、落后和贫困，它将带来比发展带来的问题严重得多的痛苦和灾难。尤其是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讲，停止发展，不啻于意味着放弃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放弃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放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句话，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现代化。显而易见，这如同因噎而摘除食道一样，是荒唐的。然而，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论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严正警告及我国现实存在着的发展与生存环境矛盾的尖锐化难道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吗？！
二、综合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难困境的解答
1、综合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对立
所谓传统发展观，概括地说，就是指以片面追逐经济增长为目标，以单一追求GNP增长指标为衡量标尺，以粗放型外延式的“高投入、 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旧的发展观。它表现为发展战略的盲目短视性，极端片面性和发展过程、结果的无序畸形性。所谓综合发展观，简要地说，乃是指不仅包括经济的数量增长质量提高，而且还包括政治、社会的昌明、科学技术的进步、文教卫生的发达和生态环境的优化等方面的指标和效益在内的新的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相对立，它以集约型内涵式的“整体性、系统性、内生性”为特征，显示出发展战略的长远持续性、整体综合性和发展过程、结果的有序协调性。
就综合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对立的深层本质而言，实则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同“唯科学论”的对立。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性，即“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7〕，“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然界的”〔8〕。换言之，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是自然界内部的关系。 其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9〕。 即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外部自然界从而形成的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综合发展观的科学性在于，重视人与自然两者的同一性的同时，既坚持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这样，既坚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论，又坚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与此不同，“唯科学论”严重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尤其是对当代全球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持熟视无睹漠不关心的态度，盲目片面地崇拜科学技术的力量，严重忽视生态系统中人以外的生态价值的存在，严重忽视人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下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改善、保护和建设自然的价值取向。很显然，这和我们今天宣传和坚持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唯科学论”片面夸大其辞，认为科学技术只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索取自然的功能，过份强调人运用科技手段对自然的改造关系的作用，而忽略了运用科技力量保护和建设自然的功能。这样由真理向前多迈了一步变成了谬误，而传统发展观的缺陷和错误以及与综合发展观的对立就在于斯。
2.两种发展观在实践中的表现
传统发展观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第一，它是一种不健全的、畸形的“致残”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地盲目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成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并以损害生态环境的沉痛代价取得一时的经济增长。当生态退化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又不得不回过头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付出昂贵的经济牺牲，这又不能不增加产品的成本。传统发展观不是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有机协调贯穿于一个过程，而是将环境保护置经济增长之后，实际上采取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分离开来而后“补课”的被动做法。于是便出现“高增长，低发展”乃至“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无增长，无发展”直至“负增长，负发展”的状况，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说它是“致残”发展观毫不过分。第二，它是一种狂热的、未加限制的“半边”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生态价值被严重忽略，人们为了谋求自身的眼前局部的利益，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滥用、浪费有限的资源，单向地征服和改造自然乃至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一味地追求索取，甚至搞掠夺式的雁过拔毛、竭泽而渔直至杀鸡取卵，最后将自然界洗劫一空。只顾眼前不问将来，只为自己忘了子孙。如此急功近利，缺乏远大的目标和战略的眼光，势必导致或带来生态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和环境系统的灾难性恶化。第三，由此而引起的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势必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知识、文教有关的精神需求被严重忽略，脑体严重倒挂，人格被扭曲变形，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风气败坏，唯利是图、唯钱是趋、贪得无厌、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恶性膨胀，人整个地变成庸俗的经济动物和金钱的奴隶。
与传统发展观不同，综合发展观以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以及科技绿化的有序拓展和价值观念的重新建构为崭新的内容。它以生态效益为基础，经济效益为手段，社会效益为目的，是这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它在实践中具有鲜明的特征：第一，资源开发的合理性。在实现综合发展过程中，强调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开发资源的合理性，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发展经济的科学性和改造与保护自然的统一性。第二，环境与发展的双效性。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既相互适应又相互制约。而综合发展观则力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第三，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和精神需求的丰富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综合发展观是为了给人们创造更美的生存环境，更好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生活质量。换言之，生活条件的改善，必须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必须包括人类享受的环境舒适程度的提高，满足符合人类本性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3、综合发展观对两难困境的应答
综合发展观的产生是有其全球生态运动及思潮这样广阔的背景的。
自本世纪50年代起，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危机和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的压力初见端倪。进入60、70年代，伴随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这种危机与压力有增无减以至与日俱增变本加厉。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70年代国际绿色和平运动风起云涌，生态环境运动及思潮波澜壮阔。罗马俱乐部首开人类“增长极限”论的先河，向全世界发出了危机与压力的严正警告。罗马俱乐部的呼吁和理性自觉的行动得到了包括世界各地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响应。“只有一个地球！”的呐喊响遍全球。抱有远大理想和崇高的人类关怀的大批有关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同时与此遥相呼应，联合国在促进国际社会重视人口、资源、粮食、环境和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协调、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尤其是以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会议和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发会议为重要特征和鲜明标志，掀起了人类全面审视和全方位重视人类社会自身发展与生存环境问题的崭新的一页。70、8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意识的高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反省自己以往的认识和实践的理性自觉，是人类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90年代继续高扬这面旗帜，更充分地反映了人类理性自觉和发展观的转变。
综合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对两难困境作出了应答。
首先，应以全新的思维方式，锻造新的价值观念，重新调整和运作我们的认识与实践方式，促使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根据并服从于生态系统协调平衡的规律，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其次，传统发展观受到极为严格的审查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发展观念已超越了传统理解的巢穴，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综合发展；再次，走出二律背反的“逻辑”，冲出两难困境的“怪圈”，并不在于对发展与环境简单草率地作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选择，而关键在于科学地制定、自觉地遵循并卓有成效地组织实施综合发展的战略，而实施综合发展的战略决不能将环境保护置于产品生产之后，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将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贯彻始终，贯穿全过程，这就是要符合我们常说的“三同时”原则；最后，综合发展观正是为了缓和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尖锐性，以是否有利于更高层次的发展——持续发展而决定取舍的。我们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应有使命感，应站在现时代的前列，在更深的理论层次和实践层面上进一步积极探讨走出困境摆脱危机的可能途径和现实选择。而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和方向，本来是哲学的主要功能，一种哲学要使自己标志着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有路子可循，关键在于勇于而且善于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去探寻。
三、建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
1、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
如前所述，生态退化与环境恶化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了对生态问题有个透彻的了解和掌握，试作如下理论分析。
广义的生态系统，是由许多子系统和不同层次要素构成的。诸如无机与有机之间、动植物之间、人与动植物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等。各子系统之间乃至各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归根到底是“人—自然环境”子系和“人—社会环境”子系的关系。它构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我们所说的生态是人的生态，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人的环境，换言之，如果离开人或人类而谈论生态与环境问题，或者说，生态与环境问题不同人发生关系，对人来说无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个哲学价值层面上说，所谓的生态环境的危机，也就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环境的危机。用哲学语言概括地表述，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尖锐化。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发展史上既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而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哲学恰恰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己任。它既是哲学永恒主题在当代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领域的延伸，又是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生态现象及其规律在当代哲学中的反映。
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合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环境问题呢？这里有必要建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并以此来指导生态实践。新时期我国生态科学和哲学理论工作者，为此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勿庸讳言，这项工作的进展只是初步的，研究还趋于零碎松散，缺乏系统深入，许多理论问题尚处在实证阶段，缺乏必要的提升层次和理论高度，概念的解析力和理论的统摄力还显得相当薄弱。还有，笔者对我国学术界把生态哲学混称为“生态学哲学”并把生态哲学仅仅理解为生态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仅仅从生态学角度研究生态问题并以此来建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而事实上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视界远比这些规定宽泛深刻得多！可见，科学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远未建构起来，更谈不上完善。这与丰富多彩的生态实践和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情势是很不相称的。笔者坚持认为，建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体系，从整体上本质上系统把握生态问题不仅显得极为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
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发展及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生态哲学产生的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践观、价值观、历史观等学说，是生态哲学最基本的理论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研究和吸收并提炼升华整个生态系统领域的一般规律以及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中的一般性规律，是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从整体上本质上认识和把握“人—社会—自然”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出这一系统关系之间协调平衡和谐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社会生态实践，创造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均能享受的舒服优美、共同进化的理想境界，推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文明进程，是生态哲学的根本任务；科学地预测并富有成效地展望人类未来生态前景和文明走向，是生态哲学的神圣职责。
就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我认为生态哲学与哲学、生态学、生态学哲学等学科的关系极为密切，自不待言。但又不同于它们。在我看来，生态哲学是考察和研究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领域，而不是整个物质世界，当然也不是生态领域的某个或某些领域。它是关于整个生态领域的哲学理论，给人们提供生态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而不是一般生态理论的简单重复和汇集，亦不是生态实例的机械堆积和汇总。生态哲学与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对问题是一般还是具体的研究上，因为它们都是对各自研究对象的一般说明，而在于这种一般说明的研究对象、领域的整体与部分的区别上。换言之，哲学是以整个物质世界为对象，而生态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的一部分，——生态领域为对象。生态哲学与生态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领域不同，因为它们都是对生态领域的说明，而在于对生态领域研究、说明的层次不同。换言之，前者以生态领域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应用为研究对象，是对生态领域的最一般说明和最高抽象概括；后者则以生态的具体规律及具体应用为对象，是对生态领域的比较具体的说明和实证的考察。由此可见，生态哲学是既有分析性又有规律性的哲学分支。
生态哲学与生态学哲学亦有区别。生态学哲学是以生态学为对象，研究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一般理论与方法，既研究生态学中的哲学问题，因而属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不研究任何生态的实际问题。而生态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研究生态问题，它既是现实的生态问题的深层哲学思考，又是对生态分支学科哲学底蕴的揭示和扬弃，可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综合优化发展提供一般思路和方法论。
2、生态哲学的理论体系与主要内容
从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生态哲学不仅要研究生态的基本规律，而且还应该研究对生态基本规律的一般应用。这样便产生了研究生态基本规律的生态哲学本体论和研究生态基本规律的一般应用的生态哲学方法论。在这里为了加强人们的生态意识、加深了解和认识生态主客体及其规律，同时为了锻造全新的价值观念，加强对生态价值的研究，澄清人们对生态价值的模糊认识，强调保持生态系统协调平衡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重视和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确立和建构生态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非常必要。生态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位一体有机结合，构成了生态哲学的理论体系即逻辑框架。生态哲学在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时，正是通过生态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个方面来展开的。
第一，生态哲学本体论。它探讨以人为核心的生态系统的生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要点有：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同一性；生态时空与社会时空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及辩证关系；生态（人与自然）平衡的性质与“人态”（人与社会）平衡的本质及其“生态”与“人态”平衡的实质。第二，生态哲学认识论。它研究作为生态主体的人及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并认识生态客体的历史活动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它从实践维度看，是人对人类的生态活动及其后果进行的理性思考。要点有：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生态系统、过程、结构、要素等）及相互关系；生态客体的发展规律与生态主体的实践活动；生态主体对自身以往认识和实践的反思。第三，生态哲学价值论。它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价值关系。要点有：生态主体需要以及生态资源、能源、遗传、经济、科技、工艺、文化、权利、义务、责任、伦理等基本生态价值观念及评价；这些生态价值观念如何内化为公众的生态行为准则；如何外化为有利于生态生产和生态文明形成的社会制度。第四，生态哲学方法论。研究人的生态哲学思维，即人们在认识、改造生态客体和生态主体以及创造世界的过程中运用生态系统思维方式，研究生命与环境，包括人类社会及其活动所有的问题的规律性。要点有：对生态普遍规律应用的原则；生态原理实践的准则；生态整体关联的一般方法。
3、研究生态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生态哲学从哲学、生态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统一中，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高度研究生态领域即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领域最普遍规律及其一般应用，对揭示生态系统的规律、价值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原则和方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它是对整个生态系统领域理论、方法、范畴、规律的最高抽象和概括，因而对人们的生态领域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的产生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促进作用。
第二，生态哲学对于改变以往人类对生态环境颐指气使、任意妄为、横行霸道的认识和实践，在实践中自觉地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自然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建立人类与自然环境亲密无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服务协调并进相守相随的平等关系。既要保持和发扬人类合理改造和科学驾驭自然的勇气，又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态环境负起全面的责任，以便更好更科学地为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从全球范围看，在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当今时代主题的过程中，加强并加速生态哲学的研究，对于人类角色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模式的变革、科技绿化的进程以及未来文明的走向都具有指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决不是单纯孤立的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它不仅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有可能转化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乃至尖锐的政治冲突。“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马克思语）
第四，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如何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如何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达到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研究生态哲学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既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展望世界和21世纪的发展趋势，将工业化、现代化和生态化“毕其功于一役”，才能制定出产生重大经济效益、良好社会效益和最佳生态效益的科学决策。可见生态哲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观规划和决策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为了经济建设而轻视生态哲学、蔑视生态问题的种种谬论，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者的观点，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结语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提出生态哲学理论，强调尊重生态环境规律的极端重要性，绝非要求走自然主义道路。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富有成效地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客观地估计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并清醒地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真正避免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生存环境关系的恶化，提醒和加强人的生态意识，提倡和发育人的全球观念，提高和维护人的生存质量，提升和强化人的发展能量，促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转入全面追求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统一的综合发展的轨道。笔者认为，这本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亦是全面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发展，才是人类崇尚和追求的发展，也只有这样的发展，才真正无愧于人类本性和人类进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归宿。
收稿日期：1996年3月11日
注释：
〔1〕《未来与发展》1991年第1期。
〔2〕《瞭望》周刊1992年第25期。
〔3〕〔4〕〔5〕《生物学通报》1993年第7期。
〔6〕《中国环境报》1987年6月9日。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页。
〔8〕〔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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