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霸权论文,战后论文,西方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文化霸权的由来与构成
全球化进程必然会对人类的文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世界性文明。那么，这种世界性的新文明是如何构成的呢？马克思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文明制度”在起着主导作用：“正像它（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当然，马克思是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的视角来谈论新出现的世界文明的，在精神生产方面则只是指出了“世界性”超越“地域性”的趋势，并未明确探讨西方文化是否成为世界文化主流的问题。
近年来，学者们广泛地探讨这个问题，持辩证观点的学者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的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的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注：[英]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译本）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这就是说，全球化既强化了逐渐趋同的全球文化，又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地域性文化族群的自我认同，出现了一个同时展开的双向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对概念的详细区分来抓住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大趋势”：首先，应该将世界文明史与世界政治史分开来看，政治史中充满冲突，文明史中则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从长时段看来融合是主要趋势。其次，应该把代表物质文明的“文明”概念与代表精神文明的“文化”概念进行康德式的区分，在全球化进程中“文明”不断融合，“文化”则继续保持多样性。（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88～289页。）
相比之下，亨廷顿对全球文明融合的提法则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认为西方是“惟一”的，而不是“普遍”的，因为“西方文化的实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换句话说，他认为尽管西方的生活方式可以扩展到全世界，但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却是不可迁移的。（注：Huntingdon,Samuel P.:"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Nov/Dec 1996.转引自周弘、刘靖华：《文明与霸权的两难困境》，载《冷战后的东方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2页。）基于这种异质文明不相融合的判断，亨廷顿得出了后冷战时代各文明之间将爆发激烈冲突的结论，成为“冷战思维方式”的一个突出例证。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文化正在演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与时尚。这种趋势应当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西方物质生活方式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逐渐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各种肤色、各种年龄的人们，使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逐渐受到影响。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人们普遍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前提下，能否逐渐成为顺理成章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建立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一整套制度能否移植到非西方地区？
毫无疑问，西方外交的决策者们对上述问题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基本逻辑是：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从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可以用来维护西方集团的霸权地位。这一点在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克林顿在阐释其“扩展”战略的时候曾经说道，冷战后“美国的核心观念——民主和市场经济——较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地被接受”，因此，美国“为全球树立了榜样，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寻求并尊重我们的领导”。（注：参见田德文：《价值观念和战略利益》，载《冷战后的东方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显然，克林顿政府将一个仍然充满争议的理论判断作为本国外交政策的基点，是出于战略利益方面的考虑。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文化霸权”这个概念来概括西方文化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西方国家的决策者把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归结为三种教条：实现政治民主、捍卫人权、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上述意识形态教条具有普适性的前提下，西方集团可以把它们当成尺度，对别的国家进行衡量，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由此，“文化霸权”就直接地进入了西方集团的国际政治操作。简单地说，“文化霸权”的实际意义是为西方国家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提供合法性。
显然，西方文化霸权的操作基础是西方集团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凭借这种实力，西方集团可以对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进行干预。在经济上，目前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接近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7%，欧盟15国的总和比美国稍高一点，两者相加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六成左右。美国经济已经保持了10年连续增长，在“新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政治方面，西方集团在全球大众传媒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的舆论乃至人们的思想。他们基本上可以左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在联合国处于优势地位。西方集团内部在重大问题上高度一致，一大批中小非西方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惟其马首是瞻。在军事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等于后面10个国家的总和，军事科技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在世界所有重要地区保持着军事存在。作为西方集团军事组织的北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其规模还在不断膨胀。没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就谈不上“文化霸权”。
但是，如果没有“文化霸权”的论证，西方集团的政治动员力和行动合法性要大打折扣。从其集团内部看来，西方国家的具体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不同，甚至可能出现尖锐的矛盾，但是在维护文化霸权的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因为，这是整个西方集团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很多情况下，许多西方国家即使损害自己的现实利益，也要保持本国在政治原则上的正确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意识形态教条是维系集团内部统一性的一种有力工具。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方面，西方国家内部是高度统一的。即使是常常与美国作对的法国，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其他西方盟友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冷战开始时，戴高乐努力想使法国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但是在“维护自由、捍卫民主”方面却一直采取与美国一致的立场，强调自己是属于西方阵营的。法国左翼政治的代表人物密特朗曾经这样描述过法国社会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忠于1789年的人权宣言，忠于扩大到社会和劳动权领域的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简而言之，这就是政治民主……我们接受政治上的自由选择和多元制度。”（注：转引自张契尼、潘琪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在实际的外交操作中，文化霸权可以为西方集团提供一种左右逢源的道德利器。尼克松在冷战结束后曾经说道：“既然已经获得了和平，我们首先必须好好想一想，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但是，在缔造这个“理想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应当采取何种作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只能是美国的利益。“美国不可能对我们的理想在那些未曾实现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进行干预。我们赞成延续和平、扩大自由，但延续和平不应危害我们的利益和原则，扩大自由不应危及和平。”（注：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中译本）范建民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这就是说，西方集团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执行自己道德责任的地点与方式，但无论如何总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
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西方的文化霸权是一个现实存在。这种霸权是在历时几代人的西方文化扩张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的地域性文化从未停止过抵抗。他们的努力有助于保护自身的基本文化认同，却不可能改变族人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逐渐西化的趋势。对于西方的外交决策者而言，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正在“美国化”，非西方文化族群正在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换句话说，全球化并没有彻底抹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却逐渐抹杀了这种多样性的政治经济意义，西方文化已经拥有了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霸权地位。
西方文化霸权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发展援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施与者”，发达国家在这种关系中占据着主动地位。减少或停止给予发展援助，是冷战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制裁的主要手段之一。下面，我们将对西方集团在发展援助领域中采取过的制裁措施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此来观察西方文化霸权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冷战后西方国家实行过的主要“援助制裁”（注：Gordon Crawford,"Foreign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Issuesof Effectiveness and Consistency","Democratization",Vol.4,No.3,1997附表。）
第三世界国家 受到的制裁
制裁的原因
布隆迪从1993年10月到1994年10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
月，除人道主义援助之外
布隆迪军方发动的种族
的全部外援被暂停；1996
暴力行动引起了国际社
年4月起，外援再度暂停。
会的广泛关注。
喀麦隆从1992年11月起，美国暂
（待查）
停了新的援助项目；1995
年起，美国停止了全部援
助项目。
赤道几内亚
1994年欧盟委员会宣布援
人权问题。
助“降温”。
冈比亚1994年，所有援助国暂停
军事政变。
了新的援助项目。
圭亚那1993年12月起，美国减少
美国认为在圭亚那大选中
了官方援助项目。 出现了严重的舞弊问题。
肯尼亚1991年起，所有援助国暂
执政党对反对党实行暴
停了援助项目，只有英国
力打击，阻碍了该国向
从1993年11月起恢复援助。 多党制过渡的进程。
莱索托1994年8月受到援助国暂
军事政变。
停援助项目的威胁。
利比里亚
1990年起，除人道主义援
军事政变。
助之外的所有官方援助项
目被停止。
马拉维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
迫使班达总统举行全民
所有援助国暂停项目。
公决，推行民主化进程。
尼日尔1996年1月起，欧盟停止
军事政变。
了新的援助项目。
尼日利亚
1993年7月起，欧盟冻结
迫使阿巴查军政权确立
了部分援助项目；进而从
时间表建立文官政府，实
1995年11月起暂停了全部
行民主化，在反毒品方面
援助项目；美国也从1994
采取合作立场。
年4月起暂停了所有援助
项目。
卢旺达1994年4月到10月所有缓
1994年种族冲突，1995年
助项目被停止，1995年5
难民营屠杀。
月欧盟再次暂停援助项目。
塞拉利昂
1996年1月，欧盟威胁暂
军事政变影响民主选举。
停援助项目。
索马里1991年起所有援助国停止
种族清洗。
援助项目。
苏丹 1991年起所有援助国停止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军
援助项目。人政权统治。
多哥 1992年1月，美国和欧盟
镇压国内民主化进程。
停止了全部援助项目；
1995年3月，欧盟恢复了
部分项目。
扎伊尔1992年，欧盟和美国暂停
反对蒙博托总统实行独
部分援助项目，1994年进
裁统治。
而终止全部项目。
赞比亚1993年12月，美国和英国
政治腐败以及独裁倾向。
威胁要撤出援助。
缅甸 1988年9月起所有援助国
镇压国内民主运动。
停止援助项目。
中国 1989年6月开始，所有援
“六四”事件。
助国暂停新的援助项目，
制裁历时15至22个月。
泰国 1991年2月，美国暂停援
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
助项目，1992年10月恢复。 重开大选后恢复。
越南 1992到1993年，瑞典政府
民主化进程和人权问题。
减少援助数量。
古巴 除瑞典之外，所有援助国
反对卡斯特罗政权。
不给予任何援助，1991年
瑞典右翼政府也终止了援
助。
萨尔瓦多
1990年到1992年，美国国
民主化与和平进程进展
会建议减少援助，布什总
缓慢
统在行政方面对国会决议
采取了回避态度。
危地马拉
1993年5月，美国和欧盟
萨拉诺总统解散议会和
暂停援助项目。
最高法院。
海地 1991年10月到1994年9月，
军事政变。
所有援助国暂停除人道主
义援助之外的援助项目。
秘鲁 1992年4月到1992年11月，
藤森总统宣布解散议会，
所有援助国暂停援助项目。 终止司法程序。
叙利亚1986年到1993年，在欧洲
阿萨德总统的独裁统治。
议会的坚持下，欧共体停
止援助项目，其他援助国
没有给予援助项目。
土耳其1980年到1995年，欧共体
人权问题。
暂停援助项目。但是，美
国一直给予土耳其不附加
人权条款的官方援助项目。
显然，西方文化霸权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因时而异、因国而异、因事而异的，干预的力度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利益，以“有理、有利、有节”为操作方针。首先，从趋势上看，越是西方集团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他们行使文化霸权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干预的频度就越高，冷战后有愈演愈烈的势头。从表中涉及到的材料看来，西方集团在1992年之后明显扩大了干预的范围，几乎遍及所有黑非洲国家，干预的理由几乎全部与推进民主化进程有关。在冷战期间，为了和苏东集团对抗，西方对这些非洲国家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与这些国家中的独裁者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冷战结束后，黑非洲国家的政治重要性降低，西方集团于是加强了推进民主化的力度，因为这是西方新的利益所在。
其次，触犯西方意识形态教条的国家越强大、越重要，西方集团的干预力度就越小，以免过多损害自身的利益。“六四”事件之后，西方集团实行了将近两年的对华制裁。这种制裁在西方国家内部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影响到了他们自身的实际利益。当时美国就有论者指出：“很奇怪，华盛顿最近对中国的批评大部分都与北京以及迅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城市的都市生活无关。同愈来愈务实的共产党国家相比，美国最近的言行倒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这一点很反常。”（注：转引自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中译本）范建民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当然，这与中国相对强大的国力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有关。如果对方是小国、弱国，那就难免遭到更加严厉的长期制裁。西方集团意识形态干预的效果依赖于多种因素，但是显而易见，被干预制裁的非西方国家自身越强大、国内政治经济越稳定，西方干预的效果就越小，反之则效果明显。
再次，西方集团的干预总是因事而起，对象国触犯西方意识形态教条的程度越深，发生的事变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越紧密，他们的反应程度自然也就越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意识形态教条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干预的问题上，西方集团中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在有的问题上，西方集团会一起作出强烈的反应；但在另一些问题上也可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作出各自不同的决策。作为西方意识形态教条最主要的倡导者，美国在制裁方面的弹性却是最大的。相形之下，很多时候，各个国际组织的立场却往往更加坚定，也更加教条一些。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欧盟和美国在制裁土耳其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欧盟认为土耳其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对其实行了长达15年的援助制裁；而同期美国却坚持忽略人权问题对土耳其进行援助，因为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文化霸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西方集团使用文化霸权来对非西方国家内政进行干预主要是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的经济政治实力会不断加强，其文化霸权的使用频度也会越来越高。从西方集团的利益来说，实现全球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统一是维护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在客观上有时也可以起到制约暴政、消除反人道现象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总体国际关系走向上看，西方集团行使文化霸权有着巨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政治民主化、人权保障和市场经济制度都是逐渐培植发育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问题，亨廷顿曾经指出：“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说来，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王冠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即使完全接受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普适性，也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实现过程。因此，从非西方国家的利益说来，保持政治稳定对经济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西方集团从其自身利益和文化优越感出发，经常无视对象国内部的复杂情况，贸然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对别国实施干预乃至制裁，加剧了非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使不少小国的政局趋于动荡，从而给其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其次，事实证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制裁很难起到推动对象国政治变化的效果，而随之而来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只能加深所在国人民的苦难，并进而激起更加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削弱其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影响力。即使从西方集团的利益来看，制裁的效果也往往是适得其反。在这方面，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古巴、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实行的长期孤立与制裁就是突出的例证。尼克松曾经在90年代总结了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尽管正视现实可能是痛苦的，但现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在卡斯特罗统治35年之后，（美国的）强硬路线不能把他赶下台。现在是我们将政策的重点从破坏古巴政府转移到帮助古巴人民的时候了”，因为他们“处境悲惨，并不断恶化。他们需要食物，需要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需要起码的经济运转，需要自由。”（注：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中译本）范建民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再次，从根本上说，不同的非西方国家的内部情况千差万别，与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制裁的方法把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硬塞给他们，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成功地植入进去，也未必有利于对象国特定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早期西方启蒙思想家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述。孟德斯鸠指出：亚洲形成专制制度的首要历史原因是地理性的，其开阔的平原地貌使得统治者容易采用大帝国的治理方式，否则就会“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相比之下，欧洲破碎的地貌则有利于形成许多联系紧密的小国，各个国家内部必须采用法治，否则就会在与邻国的竞争中失败。孟德斯鸠倡导在改变一个国家的风俗和习惯时采用“自然”的方法，并认为：“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译本）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上册第278、310页。）当代学者进而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承担的任务或实施的监控活动对社会运动具有决定意义，都会造成传统专制主义的崛起。”（注：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对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束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的开始或民主制的诞生。相反，这种结束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领袖们希望借助于专业化的管理和技术技能而把他们的国家改变为类似于西方强国的国家，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结果是出现现代的官僚制度。”“没有一个充分的社会基础，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仪式只能变成统治阶级（传统的土地所有者、世袭财产的支配者、宗教等级制度中的上层成员以及军界和政界的官僚）的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注：桑巴特·钱堂冯：《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制〉与第三世界》，载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译本）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9页、61页。）
在采用西方民主制的问题上，新加坡和印度是两个突出的例子。新加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形式上建立了议会民主制，但实际上却采用了“开明专制”的治理形式，这有效地消除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对抗和风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业绩。相比之下，印度则从独立起就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而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其自由民主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有学者尖刻地批评道，无论印度的经济政治形势面临什么困难，其统治集团都不会放弃“民主制”，“他们怎么可能抛弃民主呢？难道民主不是为维护他们特权的社会制度提供了理性的辩护吗？难道民主不是避免了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清算吗？”（注：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当然，各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和道路迥然不同，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是，这也恰恰从一个角度说明，西方集团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不利于它们的发展的。
最后，西方国家行使文化霸权对别国进行干预往往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价值观念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能性。西方集团往往在国际政治操作中执行双重标准，造成了实际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局面。近年来，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科索沃冲突中西方国家采取的对策。我们知道，科索沃危机是由塞族和阿族的种族冲突所引发的，南联盟在科索沃地区采取的措施开始时并未超过主权国家统治的正常范围。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却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直接插手这一别国内部冲突并努力使其国际化。结果，在他们的支持下，阿族武装不仅得到了必要的装备，而且取得了“民族解放”的政治合法性。在科索沃境内的武装冲突升级之后，北约又直接出面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集团的干预一直是在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口实下进行的，但是它在阿塞两族冲突中的倾向性还是让人一目了然。（注：参观何志岗：《科索沃：霸权的祭坛》，载《欧洲》杂志1999年第4期。）。与科索沃危机同时，土耳其正在加紧镇压境内的库尔德族武装，逮捕了库尔德工人党的领袖，俄罗斯正准备加紧在车臣境内清剿非法武装……对这些，北约却似乎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集团无法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无法摆脱自身利益的影响，这并不奇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对别国进行干预，就有点奇怪了。
基辛格曾经就此提出过警告：“美国必须小心，在它执行全球外交政策的财务、军事资源都被削减之时，不要去增加道德承诺。皇皇大言，没有能力或者意愿做后盾，会使美国在其他所有事务上的影响力消退。”（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2～753页。）但是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因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削减了对于全球性事务的财政投入，它才必须时时动用意识形态武器以增强自己国际行动的能力与价值。当然，这种做法的必要代价就是在意识形态原则方面采用双重标准，从而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口号后面的利益驱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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