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中“郎官”问题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乐府论文,郎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2-010-04
汉乐府诗涉及的若干官职名称中，郎官占有相当一部分，如《相逢行》、《鸡鸣》、《陌上桑》等。但是论者一般都是逐个进行解释，如侍郎是尚书省的官职，侍中郎是加官，羽林郎是统率羽林军的军官。笔者认为，若将这些官职与汉代的郎官制度联系进行整体考察，则可以发现它们都属于郎署卫官之一，反映了汉代官制的一般情况。本文拟从郎官制度的沿革及选拔途径入手来进行论述。
一、郎官的沿革及选拔途径
先说汉代之郎官，以及郎官的选拔途径。郎官是汉代郎署中郎中、中郎和外郎的总称。其中“郎中”一职产生时间最早，《韩非子·外储篇》里面就提到，齐桓、晋文时，齐、晋两国就有了“郎中”的设置。按“郎中”的本意应为“廊中”。而许慎的《说文解字》无“廊”字，北宋徐铉新附“廊”字，并认为，“廊……汉书通用郎”，即认为“郎”是“廊”的省文。这种说法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按《韩非子》一书中，郎中往往与左右连称，为君主心腹亲要之臣，如“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王先慎集解注曰：“郎中为郎居中，则君之左右之人也。”春秋战国之际，郎中的主要职能有：近侍左右，参与谋议，执兵宿卫，奉命出使等，已初具了汉代郎官的一些基本职能。到了战国末期，郎官对当时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如公孙衍、李斯等皆以郎入仕而封侯拜相。
随着秦汉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和皇权的不断强化，作为皇帝的近臣——“郎中”数量不断增加，使郎中内部的分工成为必要与可能，遂产生了秦及汉初的郎中、中郎和外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关于“三郎”，《史记会注考证》引沈家本注曰：“《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又引苏林注曰：“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也。”可见秦及汉初的三郎确指郎中、中郎和外郎。按秦汉的宫省制度，帝王所居可分为宫中、禁中[1]（P1210），那么郎中给事禁中者为中郎，给事宫中者为郎中，给事宫外者为外郎。中郎上隶中郎将，郎中上隶郎中将，外郎上隶外郎将，三郎与三郎将由郎中令统之。郎中令（汉武帝时改称光禄勋）可以按照皇帝的旨意除拜三郎，三郎将协助其选除。
汉时郎官并不止于“三郎”，而是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给事中外朝制度。这一制度基本奠定了郎官以后的地位和演变的方向。汉武帝在汉初“三郎”的基础上，把中郎一分为三，遂又派生出议郎、侍郎两种，并相应地设置了三中郎将，即以五官中郎将统中郎，左中郎将统谒者，以右中郎将总议郎。又将郎中一分为二，遂有车郎、户郎，分隶属车郎将和户郎将。此外，为加强中央的宿卫力量和对付匈奴战争的需要，省外郎，以期门、羽林代其职。以后，羽林和期门变名的虎贲就几乎成为历代王朝近卫军的称谓。以上郎将和诸郎皆总录于光禄勋，即汉初的郎中令。[2]（P362）
光武中兴，省官并职，精简并改组了郎官组织。以五官、左、右中郎将统三署郎官，是为三署郎。以虎贲中郎将统虎贲郎，设羽林中郎将统羽林郎。又设羽林左、右监，以统羽林左、右骑，是为羽林三署[2]（P382）。这样便形成了东汉一代光禄勋总署下的七署郎官体制。东汉的郎官与秦及西汉相比，一是郎官基本上完成了由近侍集团向外朝后备官员的转化。《后汉书·百官志》虽云“凡郎官皆主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但实际上东汉宿卫宫殿，出充车骑早已成为虎贲、羽林郎的专职，三署郎很少参与其事。二是郎官体制更加制度化。东汉设五官、左、右中郎将以统诸郎，东汉中后期，常以中郎将领兵作战，至东汉末，遂派生出东、西、南、北四中郎将。魏晋南北朝在上述四中郎将的基础上，又派生了许多杂号中郎将。但是这些中郎将职能类似中下级将军，以征讨四方为己任，已非汉代郎官之长。
汉武帝以后，察举和博士弟子射策甲科逐渐成为郎官选拔的主要途径：“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3]（P160）又据《汉旧仪》：“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一人，诣御史举试，拜为郎中。”以后三公、九卿、郡国守相皆可推举孝廉为郎。察举为郎除以孝廉为郎外，还包括诏举贤良、方正、明经、敦朴、有义行、能直言等为郎。察举为郎成为汉武帝及其以后最重要的选郎方式，西汉一代，察举孝廉为郎者主要有王吉、京房、孟喜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弟子亦成为郎官的主要的来源之一。《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上奏请曰：“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
二、汉人热衷郎官的缘由
汉代特别是汉武帝以后，郎官逐步制度化，其中折射出汉代的时代特色。联系汉乐府中的“郎官”，可以看出汉人热衷于郎官之职，其中缘由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郎官具有作为皇帝近臣的性质。前文中已提到，“郎中”本义为“廊中”，指王宫殿前左右廊庑之中，引申为官名，就是任职于宫廷之中，在皇帝身边的侍卫近臣。东汉时，光禄勋为郎官最高长官，多由皇帝亲信大臣充任，或由列将军兼领，或以加官的形式为内朝官担任。光禄勋有权科第、陟黜、察举郎官。郎官给事中外朝，也就是以皇帝近官的身份监外朝事务，使皇帝对外朝的事务可以控制。所以郎官职能历经各代而改易增补，但仍保持着皇帝近官的性质。
其二，郎官具有过渡性。汉代吏、民一旦察举为孝廉，先进入郎署承担宿卫[8]。作为宫中“储官”，一面学习，一面侍卫皇帝。经“三署”因材施教、甄别考核后，依优劣除补县令长丞，或由“郎”补尚书郎，再补县令。郎官虽是有秩禄无定职的官职，但却是士子最主要的仕途之一，有如科举时代之进士地位，同时也是士子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过渡和跳板。汉武帝一朝，就有不少名臣是出自郎官的，如主父偃、桑弘羊、卜式、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李广、苏武、张骞等等。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就曾数次入郎署。《汉书·本传》载，他先以赀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病免。客游梁，后归蜀。武帝召，复为郎，拜中郎将，坐事免，寻复为郎，拜孝文园令，病免。东汉郎署则几乎完全成为后备官员储备、培训的处所。故东汉的三署郎官主要用来补吏，既可以补中央系统的官吏，如尚书台、谒者、侍御史、议郎等，又可以补地方郡国官员，如县令、长、侯国相等，其中，郎官补尚书台和补诸将军幕府对后世影响甚大。
其三，郎官在任选时，对人品德行格外重视。前文已提到，郎官选任主要通过察举孝廉为郎和博士弟子射策甲科为郎这样两种主要途径。“孝廉”即“重行谊，择德行”，为孝子廉吏的简称，故对文墨技艺不太重视。博士弟子尤重通经博学。正因为东汉一代崇尚德行和经学，故举孝廉为郎被视为正途，东汉郎官多以孝廉进。以《全后汉文》所辑东汉诸碑为例，碑主曾仕为郎者四十二人，明言以孝廉为郎者就有三十五人，占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正因为郎官的选任对人品的重视，逐渐形成清流与浊品的分别，而这些主要取决于士子自身的操守和品德，而不取决于门第高下。西汉时孝廉由地方长官征求本地有名望人的意见，或于本官署吏员中择优选派。选送以后，由天子亲自“策试”，或不问而直接任用。这样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和名士都有机会通过察举涌入郎官阶层。这也是郎官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受到整个社会重视的关键原因之一。
三、解读汉乐府中的“郎官”
汉乐府记录的是作为演出的歌辞文本，在表演的过程中，歌唱者往往会见景生情，随口编造，由于他们既了解主人家的大致情况，又对汉代的一般政治状况也很熟悉，所以他们的唱辞往往既切合眼前实事，又合听者身份，具有娱宾悦主的作用。因此结合汉乐府作为口头文学的特性，明确郎官制度的沿革及其社会效应，再来解读这部份作品，便发现作品中出现的这些郎官，正是与汉代官制相合的。
（一）“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相逢行》）注释者往往将“侍郎”解作“尚书侍郎”[4]（P519）。事实上这一解释并不准确。如前所述，侍郎产生于汉武帝朝，是郎署卫官之一。东汉时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三者都是郎署卫官，分属于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和右中郎将；初入郎署者为郎中，资深者为侍郎、为中郎。郎署作为后备官员的储备场所，郎官的补吏制度也渐趋成熟，尚书侍郎仅是其中之一。由郎官补尚书台始于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尚书台之制，至西汉末年，遂有尚书侍郎这一固定官职。《后汉书·百官志》注引《三辅决录》云：“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改用孝廉为郎。”“故事”，当为西汉末年之制，是律令以外政府行政中的惯例部分，实具制度的性质。据此尚书郎的人选只能由孝廉产生的郎官充任。据《后汉书·百官志》，西汉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至汉光武帝时，或改为六曹，每曹有侍郎六人，主作文书起草。
侍郎并无固定职位，在秩禄上，比同四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有明确记载：“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秩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
（二）“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鸡鸣》）有的学者认为“侍中郎”是加官。按《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职、中常侍，皆加官。”“加官”即在原官之外特加的荣衔，这一看法过于片面。侍中作为郎署卫官之一，是皇帝身边的侍从，在西汉确实用为加官，而且是贵幸之职，往往以九卿、将、尉加之。卫青、霍去病、霍光、王凤、王莽、史高、董贤等由侍中做起，皆至大司马大将军或是卫将军。到了东汉，侍中已非加官了，而是专任之官名，[5]（P375）秩比二千石。侍中之选，或用姓族、或用名儒。也有学者认为：“‘侍中郎’乃是‘侍郎’之意。”[6] 联系到“侍中郎”又见于《陌上桑》：“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一看法很有新意。可是将这一结论照搬用于《鸡鸣》中“侍郎”的释意，则并不合适。《相逢行》一诗炫耀富贵，其主旨卑俗而无可取。但诗中所说“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本是夸耀家族的显贵，兄弟四五人，都担任郎署的侍中郎之职，可出入宫禁，也就不足为奇了。再联系诗中所言“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可知歌者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富人，而是王侯之家。
此外乐府中还有一些后世的拟作，其中也沿袭源出汉代的官职——侍中郎。梁代简文帝《鸡鸣》：“碧玉好名倡，夫婿侍中郎。”陈代张正见《陌上桑》：“二八秦楼妇，三十侍中郎。”唐代温庭筠《江南曲》：“出入金犊幰，兄弟侍中郎。”崔颢《邯郸宫人怨》：“不同城南使君婿，本求三十侍中郎。”这些诗作中提到的“侍中郎”，正是作为近卫之臣的郎官了。
（三）“羽林郎”是《羽林郎》一诗的题名，同样也是宿卫之官。汉代辛延年《羽林郎》诗题与内容并不相合，那可能是以旧题咏新事，很多学者都有类似意见。“羽林郎是羽林军的卫士，比三百石而已，并非‘统率羽林军的军官’，统率羽林郎的长官是羽林中郎将。”[7]《汉书·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属光禄勋。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颜师古曰：“羽林，宿卫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说羽所以为主者羽翼也。”《后汉书·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补之。”所以说这些官职在具体的秩录和品级上有区分，但又具备共同之处，都是郎署的官员。
此外“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长安有狭斜行》）这里提到的“中子孝廉郎”，说的便是家族子弟由举孝廉而做上了郎官。察举为郎是汉武帝及其以后最重要的选郎方式之一，至于“二千石”是指秩禄，是汉代官吏的一个等级，并非具体官职。这首祝颂词唱道：兄弟三人中，大儿子已经有二千石的俸禄，官位显赫。二儿子已经举孝廉郎，开始步入仕途。小儿子当下虽无官职，将来也可以到洛阳做官。从歌者如此具体的唱辞，就可以推测，这一家当为世家大族。这同样是夸耀家门富贵之诗，其中郎官作为东汉声望甚高的仕途，社会舆论之所艳羡者，折射出汉代以“郎”为荣的社会心理。
由此可以看出，郎官本是近卫小官，并不受重视。但随着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的完善，郎署日益成为培养和输送官员的重要机构，郎官的社会地位也日益凸现。汉乐府虽然只是民间歌谣，却正好反映了这种推崇郎官的社会心态，也与汉代的官僚制度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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