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漫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纪实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6年的中国当代文坛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仍然是最为活跃、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门类之一。党和政府有关领导部门对文学创作的强力引导，创作者对当代社会生活体察与理解的深化，以及社会各界、各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三者形成的合力共同制约、影响着96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题材选择和创作走向。一方面，记录报告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步伐，刻划当代中国的劳动者、改革者、创造者形象，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数量急剧增加，创作者们大多投入了真诚的热情和相当的努力，涌现出了一批材料翔实、真切动人的好作品；另一方面，正视社会现实、揭示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的“问题报告文学”数量有所下降，而创作者们也大多以冷静思考取代了满腔激愤，对“问题”的解剖、认识有所深化。概括地说，这便是96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势。
“主旋律”作品的急剧增多，固然有党和政府有关领导部门的组织引导、尤其是“五个一工程”等重要奖项的影响在起作用，笔者却以为它有益于社会人心，也有益于当代文坛的“生态平衡”。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小说创作领域的“多元化”其实已愈来愈趋向“一元化”，这就是偏重于物质对精神的压迫，金钱对良知的征服，欲望对理性的摧毁，恶对善的胜利或美于丑的失败成为大量作品的基本题旨并被渲染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句话，你要想知道社会是多么肮脏、人性是如何丑恶、生活是何等浊臭，请读当代小说好了。笔者并无洁癖也无权干涉创作者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只是从切身生活体验中感觉到，“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因此，多一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家来为当代社会生活中“大写的人”立传，为那些同样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民族肖子、祖国干城鼓与呼，庶几对于当代读者全面地理解生活、认识社会不无裨益。
在96年的“主旋律”作品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郝贵平、王志明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沙海壮举》（新疆人民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96年8月出版）以及康平的《挺进公海》（载《中国作家》96年4期）、蓝夫的《五星之梦》（载《长城》96年3期）和王宗仁、周建的《建设者的丰碑》（载《当代》96年1期）等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它们分别以塔里木沙漠公路的修建、我国投入国际海底开发及对南极的考察、国有大中型企业河北宾馆的改革发展、北京西客站的建设为描写报告对象，满怀激情地为战斗在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指挥员、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英雄群体塑像，既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劳动者们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第一流的工作和第一流的成果。塔里木沙漠公路的建设者们“聚沙成塔”、攻克世界级筑路难题的勇气、智慧和创造性，中国海洋地质工作者们奋力投入世界海洋开发的“蓝色战争”、通过艰苦劳动终于使我国获得世界第五个“先驱投资者”资格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河北宾馆的改革者们勇于更新观念、在艰难的市场竞争中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闯出了高速发展道路的志气和活力，北京西客站的建设者们敢打硬仗、忘我拼搏的牺牲奉献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些作品中，少则有十几个、几十个，多则有上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生动感人的故事穿插其间，在这些可亲可敬的人物和详略有别的故事中，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大时代的音响，新生活的乐章，领略到了劳动者的自豪，创造者的胸怀，体会到了当代中国人民卧薪尝胆、步履坚实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一是视野开阔，把被报告对象放到中国的变革、世界的竞争中去观察思考；二是材料翔实，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来状写令人瞩目的奇迹被创造出来的历程，因而既令人信服，又具有充分的认识价值乃至于史料价值。
96年“主旋律”作品的另一大部分是以人物个体为描写报告对象的，值得提到的有描写解放军某坦克旅长邬援军的《没有掌声的征途》（作者江宛柳，载《昆仑》96年1期）、描写老将军孙毅的《长者之风》（作者李卫平，载《十月》96年5期）、描写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作者白描，载《国际人才交流》96年10、11期合刊）、描写保定一棉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马恩华的《感恩中华》（作者张国明、曾守平、李景田，载《当代人》96年4期）、描写解放军某给水工程团长李国安的《生命甘泉的追寻者》（作者李钧，解放军出版社96年6月出版）、描写江铃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敏的《江铃风景线》（作者胡平，载《当代》96年1期）、描写前海军航空兵司令员顿星云的《顿星云将军》（作者杨肇林，海潮出版社96年8月出版）、描写烧伤专家黎鳌的《解读黎鳌》（作者余戈，载《昆仑》96年6期）、描写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主任吴天祥的《心之桥》（作者绍六，载《十月》96年4期）、描写长庆石油勘探局长史兴全的《史兴全与企业家的“T型结构”》（作者陈德宏，载《中国作家》96年4期）。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职业不同，秉性各异，作者则十分善于抓住主人公的个性风采，刻画他们作为时代之子的形象。《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中详细描写了薄熙来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时，组织人力搜集了诸如“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之类的“新民谣”编辑成书，寄送给中央及省市各级领导这样一件事；《感恩中华》中则简略地记载了马恩华在父亲病危时出差、在父亲病故后三四个小时即办完了丧事等许多小故事。在薄熙来，是忧国忧党，坦坦荡荡；在马恩华，则同样是忧国忧党，却怕人送礼坏了风气。这两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个人风格迥然有别，却都使人过目难忘。
这类作品的佼佼者，当属王家达的《敦煌之恋》（载《当代》96年4期）和沈治平的《赤子情怀》（杭州出版社96年10月出版）。《赤子情怀》以质朴取胜，通篇以事实说话，笔触亲切明快，把“活着的孔繁森”陈金水同志三次进藏、献身高原气象事业33年那善良敦厚、任劳任怨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古人言：“读《陈情表》不落泪不是孝子，读《出师表》不落泪不是忠臣”，那么也可以说，稍有良知的人读到《赤子情怀》，便不可能不落泪、不感动。这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真诚拥抱，作者在深深理解了自己的报告对象后，去除一切雕饰、议论、抒情，以质朴的笔写活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时代英雄。《敦煌之恋》则是精雕细刻、文采粲然的，作者刻画敦煌艺术的开拓者、研究者、守护者、发掘者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李正宇、席臻贯的形象，工笔彩绘，细腻入微，深情溢于言表，语辞十分讲究。敦煌艺术的迷人魅力、永恒价值和世界性影响，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对祖国艺术瑰宝的热爱、忠诚乃至于生死恋情，通过作者那以人带史、富于表现力的笔触，读来使人如醉如痴，流连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这类作品中深入地开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追寻主人公的情感支撑点和意志驱动力时，除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教育激励外，几乎都写到了民族文化精髓、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影响作用。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精髓、民族传统美德的流传积淀确实在今天的时代之子、民族精英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这才是真实地道的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英雄模范、杰出人才的形象，这也并不削弱主人公身上的时代生活气息，并不妨碍主人公们在时代风云中叱咤前行，各领风骚。应该说，真实的描写、充分地肯定民族文化精髓、民族传统美德在当代中国的开拓者、改革者、建设者身上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份量，是当代作家在思想观念上的一次意味不同寻常的回归。较之过去那种只知道用流行的西方价值观念来套改为中华英才身上的“现代意识”、“个性风采”的做法，当代报告文学作家是更成熟了，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更真实、更传神，更具有人格力量、也更富于人性魅力了。
96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日。许多报刊杂志、出版社也推出了数量可观的或全面、或局部反映红军长征及描写长征中的历史人物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突出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与坚贞不渝的理想主义情怀在红军将士身上的融汇，放笔去于苦难中现风流，视革命先辈们的不朽业绩与拼搏精神为今日中国走向现代化征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论史料的丰富、场景的恢宏、情感的浓烈、报告性与文学性较好地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思想与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当数雷献和、姜孝文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大会师》（载《昆仑》96年5期）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96年10月推出的傅建文的《血染的神话——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许福芦的《最后的旋风——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实》、魏碧海的《西陲血路——红四方面军长征及西路军西征纪实》、冯婕的《黄土地 红风景——陕北红军征战纪实》、万剑声、天宝的《碧血丛林——南方游击队苦战记》等“红军征战纪实丛书”一套8部计240余万字，像《碧血丛林》中写到的红军长征后南方十数支游击队伍中多支部队一次次被剿杀殆尽又一次次顽强崛起的惨烈场景，在迄今为止的文学作品中几可说前所未见，红军将士那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强大生命力及为实现革命理想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不能不提到的一点遗憾是，据介绍，由于一些审读作品的党史军史专家的反对，这套丛书中有关“苏区肃反”的内容几乎被删割一空，从而给这套全面描写红军征战成长历史的丛书留下了某些空白。笔者以为，这牵涉到历史观念的问题，我党我军成长历程中曾遭受到“左”的路线的严重危害，恰恰从反面促成了革命者的成熟，沉痛的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亦是一笔极可宝贵的财富，而对过去的失误采取视而不见或是忘却的态度才是不可取的。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及“左”的路线的严重戗害都不能阻止我党我军的成长与胜利，人们从这样全面的历史报告中不是可以受到更充分的激动、教育、鼓舞和启迪吗？
96年的“问题报告文学”仍以关注社会热点的居多。如杜卫东的《世纪之泣》（载《人民文学》96年7期），就“现代瘟疫”艾滋病在世界及中国的存在发展、未来隐患作了详尽的报告，也就人们对艾滋病的道德困惑、禁忌心理等作了深入的剖析思考。马东伟的《弥天大谎的破灭》（载《青年文学》96年7期），记述了震惊全国的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32亿元的特大案件由来及查处始末，批判锋芒直指丧心病狂的案犯及其背后的各级腐败官员。李建平的《教育面临挑战》（载《北京文学》96年1期），剖析了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中小学择校高收费现象，以确凿的事实指出了官员子弟们凭“条子”任意择校、有权者勒索商人代交择校费用导致了上行下效、凡公安、环卫、基建、水电、医疗等部门公开以手中权力换取择校资格而演变为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大腐败”现象。作者的焦虑与忧心跃然纸上。叶永烈的《上海“商品房大战”》（载《百花洲》96年4期）虽然拉杂又缺乏文采，但信息量较大，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宇剑的《罂粟之狱》（载《人民文学》96年9期）。较全面地报告了当今中国的吸毒、贩毒及肃毒斗争状况，直接引用了多个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可读性与艺术感染力都较强。
在96年的“问题报告文学”中，黄传会的《忧患八千万》（载《当代》96年5期）和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续篇）》（《深圳特区报》96年1月连载，《中华文学选刊》96年2期转载）堪称是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佳作。《忧患八千万》反映当代中国的扶贫攻坚历程，题材重大，作者以全局眼光观察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以世界意识看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反贫困斗争对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坚持独立思考，通过大量生动感人的第一手材料理出了中国反贫困斗争的基本思路。可以说，《忧患八千万》是面向中国也是面向世界的报告，贯穿其中的热忱与冷静，视野的开阔与材料的丰富，批判意识与理性精神，融汇形成了作品的大气凝重的特征。作为“纪事”的报告文学，它的史料价值乃至文献价值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续篇）》是一部写人的、深入探寻当代人的精神变迁史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贪污受贿千余万元的一名处级干部，但其被处决前却大喊“冤枉”，这里面到底包含了何种潜台词，他的内心世界、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作者夹叙夹议，探幽烛微，对于商品大潮冲击下案犯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作了深入剖析。应该说，作者的探究和追寻，对于每一个当代人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都有深刻的警醒意义。在王宝森的惊人犯罪事实被揭露后，所有的大案要案再也难以引发人们的好奇心理，所以杨黎光独辟蹊径，把关注、探寻的重心由“事”转移到“人”，其成功的经验当是很有启示意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为读者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仍将不断出现，而“问题”后面的人及其灵魂世界更是丰富多采的，相信清醒的、有追求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家们将永远不乏用武之地。
96年还有三部长篇纪实文学值得一读，它们分别是由《时代文学》96年4期开始连载的沉钟的《百年沧桑——1997年香港回归纪实》；由昆仑出版社96年8月出版的程童一、江奇涛、何光喜、葛逊等多名作者撰著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由《百花洲》96年5期刊载的汤世杰的《殉情之都》，以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下纳西族人古老而奇特的“情死”习俗作为关注、探寻对象。在这些作品中，历史生活与现实生活交相映衬，广阔时空中的丰富材料围绕某一中心视点被重新组合并自由展示，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不过是匆匆过客，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本身，记得李炳银同志曾经提出过“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概念，借来概括这三部作品的特征和属性似乎是合适的。只是这种“史志性报告文学”对作者要求较高、需要“读万卷书”，也需要“行万里路”，需要分析能力，也需要概括眼光，一句话，需要才、学、识并俱，需要“劳心”、“劳力”并重，方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精品。
199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