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丽娟[1]2016年在《宋六家记体文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记体文是出现比较晚的一种文体,宋六家记体文在其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界有对记体文的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把宋六家记体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的研究,所以笔者选取《宋六家记体文比较研究》这个题目,希望对记体文研究有所贡献。本文以《全宋文》、《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栾城集》、《曾巩集》等所录入的宋六家记体文为研究底本,首先,分析记体文的文体界定、梳理其发展脉络,对宋六家所创作的记体文进行分类;其次,从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角度对宋六家记体文进行比较研究;再次,简要分析请记人以及请记人不同的思想蕴藉;最后,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唐代以前,记体文以记叙为主,唐以后,记体文中议论成分开始增加,尤其到宋代,受理学风气的影响,记体文中议论成分大大增加,有的甚至通篇议论,既丰富了记体文的内容,又增加了记体文的表现形式。本文将宋六家记体文分为记事、记物两大类。记事又可分为游记、学记、修造记、厅壁记和其它杂事记。游记记游,并表达作者从中受到的某种启发;学记是对各地兴学的记录;修造记所占比例最大,最能体现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厅壁记篇数最少。记物又可分为书画记、花卉草木记和其它杂物记。书画记表现宋六家对艺术的追求,同时又在花卉草木记中寄予不同的情怀。本文试着从记事、记物两大类,探究宋六家记体文内容,从而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发现其相同和不同之处。艺术特色方面,本文从行文结构、语言特色、艺术风格、修辞手法以及破体为记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欧阳修记体文的迂回曲折、苏洵的典正规范、苏轼的变化多端、苏辙的纡徐、王安石的层层逼进、曾巩的谨严,为记体文的行文结构提供了典范。欧阳修语言的平易晓畅、苏洵的质朴、苏轼的清丽脱俗、苏辙的凝练传神、王安石的奇崛、曾巩的精工,丰富了记体文的语言。欧阳修的清音幽韵、苏洵的意味隽永、苏轼的自然清旷、苏辙的平直温秀、王安石的激烈情感、曾巩的尔雅深厚,使记体文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宋六家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记体文更具文学色彩。破体为记既有以论为记,又有以辨为记、以赋为记、以传奇为记等等,打破了文体界限,丰富了文体的表现形式。宋六家记体文请记人又可分为官员请记(以王安石为代表)、僧道请记(以苏轼为代表)、百姓请记(以欧阳修为代表),分别表现了请记人专心为政、游心方外、热爱百姓的思想蕴藉。同是记体文,宋六家在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相同是因为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大致相同,北宋时期,社会矛盾异常激烈,但是因为重文轻武的政策,此时期的文学高度繁荣,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关心现实,加之古文运动的影响,文章实用性很强、文学色彩浓厚。又因宋六家个人具体的生活环境、性格和文学理论的差异,用同一类文体表达同样内容时,又各有侧重。本文试着用文本探析法、比较分析法探讨宋六家记体文。
张虹[2]2004年在《欧阳修记体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总量虽然不高，只有39篇左右，但就脍炙人口、广为传播的欧记文精品数量而言，其在欧阳修整个散文创作中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欧阳修的记体文，将浓烈的主观意识贯注其中，不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而且将亭园堂院记、山水游记、书画名物记、人事杂记都有所变化与发展，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不仅如此，欧阳修记体文还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创新意识和艺术特色。首先，表现主体和表现重心的转移是欧阳修记体文的一个突出方面。“记”文的正体是“叙事识物”，所以表现的主体和重心是事与物，而欧阳修的记体文情形大变，欧记文中充盈的是满怀国家民族之忧的社会的“人”。其次，文学色彩的强化是欧阳修记体文的又一重要特色。欧阳修把文章内容的现实性与语言的文采看作是文章传之久远的两个关键因素，他使以实用性为第一性的“记”文具有了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另一方面，欧阳修记体文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这是他在题材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此相关联，便多了议论的文字在里边。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把对时局的关注和忧虑转化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从此他的政治思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文学创作也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喜欢在文中摅思说理，发表议论，便成了欧阳修记体文的一个重要特色。
田甘[3]2011年在《苏轼记体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轼是宋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对他以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代不乏人,但与其诗、词相比,苏文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而在苏文中,对记体文的研究,与其它文体相比,又是比较薄弱的,所以笔者选取了《苏轼记体文研究》这个题目,希望就此课题做一些深入讨论,构思如下：第一部分,梳理北宋及北宋以前记体文的发展状况,目的是在对比中找到苏轼记体文的新变,给苏轼记体文在历史时空中一个准确的地位。第二部分,分析苏轼记体文所蕴含的“乐”主题,其中包括：苏轼的困境中超脱之乐,这是苏轼给我们最直观的印象,也是“乐”主题中最表面的一层；他的寓物之乐,这是他“寄寓”的人生哲学的产物,也是他“乐”主题的思想内核；他的乐民之乐,这是苏轼受儒家思想影响下“乐”主题的另外一个层面。第叁部分,分析苏轼记体文的艺术新变,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记体文发展至苏轼所应呈现的变化,包括着力点由物到人的变化、好议论、富于思辨色彩,另一方面是苏轼个人风格的渗透,如清旷之气充盈、多变化和心中有法、手上无法等。其中第一节着力点由物到人的变化,是最根本的变化,有了它,才能使后面的一切变化成为可能,苏轼才能把更多的个性化因素带进记体文。第四部分,从记体文中讽刺新法的意向出发,论述了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奋厉有当世之志”,又从记体文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出发,去挖掘它的哲学基础,进而揭橥了苏轼的政治家身份,以及他在政治、学术、文学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而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又会使苏轼具有经天纬地、舍我其谁的士气,进而形成高远雄博的文气,最后又回到苏文中来。第五部分,结合前面所论,分析苏轼记体文的地位和影响。
刘相雨[4]2009年在《欧阳修的记体文及其对桐城派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欧阳修的记体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他的游记,确立了与柳宗元游记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典范。欧阳修的游记多写人们经常登临、游览的亭台楼阁、园林苑囿,更加贴近普通人们的生活;他的游记不以描写细微的物象为主,而重在景物给人们的整体印象;同时,他在游记中多发议论,娓娓道来,平易晓畅。欧阳修的记体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清代的桐城派,往往把欧阳修作为学习的重要榜样,对他的记体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创作个性的差异,桐城派作家在学习欧阳修时,又有不同的选择。
杨长英[5]2010年在《欧阳修记体散文研究》文中认为欧阳修的记体散文数量虽然不是有宋一代最多的,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不乏传世名篇。记体散文在他手中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记体文的艺术风貌,之后的苏轼等人在他的基础上把记体文的写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可以说,在记体散文历代发展的过程中,欧阳修的写作是不应忽视的一环。本文主要研究欧阳修的记体散文创作,全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梳理记体散文的渊源及其特色,简要介绍每个大类的主要特点。第二章是本文的核心,对欧阳修的记体散文进行类析,根据内容题材的不同将其分为亭台堂阁记、书画记和杂记叁类,重点剖析了欧阳修记体散文的艺术特点和拓展之处,并试图从记体散文观照其一生仕宦的心态流程。
叶德颜[6]2018年在《从欧阳修记体文看其生活雅趣及其文化抉微》文中研究指明欧阳修记体文现存39篇,内容丰富、极具特色。其中,记述个人日常生活、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涉及庭院幽居、日常雅好、山水自然等记述,表达了欧阳修文人化的生活态度与审美倾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钱蕾[7]2014年在《北宋记体文研究》文中提出记体文是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类型,它以叙事为基本的文体特征,始盛于唐代。北宋记体文不仅在创作数量和题材类型上有所发展,而且突破了记体文原有的体制规范,常融入其它文体的写作手法,“破体为记”成为北宋记体文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记体文的开拓创新大致完成于北宋,并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及南宋以后的记体文,大多不脱北宋的范式。第一章,探讨记体文的源流及其在北宋以前的发展状况。记体文来源于史传,在唐代以前已有零星的创作,但由于作品尚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着述和文章总集均未提及记体,刘勰所论“书记”一体实则涵盖了用来记录事物和表情达意的各类应用性文书。时人对于“记”之认识还着眼于其广义的内涵,并未形成“记”之为体的自觉意识。至唐代,记体文才真正独立,并达到了创作的兴盛和体式的成熟。唐人作记,有较强的实录意识,以对表现对象的客观叙述和描写为主。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家开拓了记体文的表现内容和手法,增强了记体文中议论与抒情的因素,成为后人创作的典范,并且推动了记体文的文体革新,对北宋记体文的发展和新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分析记体文传统题材类型在北宋的新变与拓展。传统记体文的各个类型,北宋均有新的开拓,其中,亭台楼阁记、厅壁记和书画记的创新最令人瞩目。北宋的亭台楼阁记不同于唐代的重在观物,而以写意为主。诸多记文围绕亭台楼阁的命名展开论述,注重从命名中透视主体的情怀,还多采用问答体的结构方式,吸收了赋的表现手法。北宋的官署题名记从唐代的厅壁记发展而来,但更重视题名本身彰善识恶的戒示作用,记中多议论的成分,注重其劝戒功能。官署题名记的盛行,也影响到厅壁记的创作,及其他类型题名记的发展。北宋的书画记既有对唐人写作模式的继承,又有自己的新创。有些书画记的创作,融合了书画题跋的写作手法,讨论书画艺术,或围绕书画作品展开而论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拓宽了表现功能,形成了新的文体样式。第叁章,探究北宋记体文在新领域的开拓。北宋作家一方面开始大量创作唐人很少涉及的学记；另一方面,还新创了书院记、藏书记等类型,并形成了这些题材的记体文创作的典范。这叁类记体文与北宋传统题材的记体文相似,在内容上均不重在对表现对象本身作客观的叙述和描写,而多着眼于其功能展开论述。因其表现对象都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故多以劝学为主旨。表现手法上则往往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甚至以论为主,且较之传统题材的记体文更多地运用对比、考证、用典等艺术手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性。最后,北宋记体文的文体新变主要表现为：内容上往往不受所记之事物的限制,多借题发挥,立意深刻；形式上从以叙事为主到多议论、说理；并且多运用对比、考证、用典等艺术手法。影响北宋记体文文体演变的因素有：北宋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士大夫尚议论、重学问的风气,宋人对记之文体功能认识的深化,记体文具体的创作情境和表现对象本身的特点,以及个别作家有意识的文体创新。北宋记体文创作中的“破体为记”,实则提供了新的写作手法,在实际的创作中更多地被接受,成为记体文一种由破到立的新发展。
张虹[8]2004年在《论欧阳修两次被贬后的记体文创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阳修的记体散文 ,大多创作于两次被贬之后 ,虽不免有些许的悲凉、抑郁和愤懑 ,但更多的是对国家安危、吏事民生的关切
王红丽[9]2009年在《略论欧阳修记体文》文中研究说明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总量虽然不高,只有39篇左右,但就脍炙人口、广为传播的欧记文精品数量而言,其在欧阳修整个散文创作中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欧阳修记体文还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创新意识和艺术特色。
张超旭[10]2013年在《曾巩记体文研究》文中提出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曾巩最主要的文学成就是在散文,传世的散文有一千多篇,而记体文正是曾巩诸多文体中成就最突出、文学性最强的部分。其记体文正是在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号召下蓬勃产生的。曾巩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个时期,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11世纪由胜转衰的时期,表面一派欣欣向荣,但国家内部积贫积弱的矛盾日益明显。曾巩的记体文广泛地反映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民生疾苦、水利建设、学校教育等等。他的散文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本文拟分作六个部分。绪论主要是对记这种文体的界定和曾巩记体文研究现状的概述。第一章统论曾巩的文学思想。曾巩的文学思想和其记体文创作密切相关。曾巩被誉为思想上的“醇儒”。终其一生,他严格遵守儒家的信条,其文学思想主要是尊儒、尚儒,将儒家的思想落实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曾巩记体文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尚儒并不是食古不化,曾巩也体现出变通的一面。第二章是对曾巩记体文的分类研究。曾巩的记体文思想内容丰富,有必要对其记体文细致划分,深入探究。笔者主要是从亭台堂阁记、学记、寺观记、人事杂记这四个方面进行剖析。第叁章主要研究曾巩记体文的艺术特色。曾巩的记体文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章将从艺术风格、结构艺术、表现手法、语言特色一一品味。曾巩记体文大多属于质实朴实一面,但其中不乏艺术成就浑融圆通、写景刻画精致入微之作。第四章着重研究曾巩记体文的传承和局限性。曾巩的记体文转益百家、熔铸个性,故其散文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辩证地看待曾巩记体文的成就有助于还原其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结语概括曾巩记体文的总体成就,点明其在记体文发展史上的不朽地位。曾巩的记体文创作精妙绝伦,贯穿其中的就是作者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情感,对国家、对人民百转千回的深沉忧虑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 宋六家记体文比较研究[D]. 牛丽娟. 广西师范学院. 2016
[2]. 欧阳修记体文研究[D]. 张虹.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3]. 苏轼记体文研究[D]. 田甘. 沈阳师范大学. 2011
[4]. 欧阳修的记体文及其对桐城派的影响[J]. 刘相雨.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5]. 欧阳修记体散文研究[D]. 杨长英. 兰州大学. 2010
[6]. 从欧阳修记体文看其生活雅趣及其文化抉微[C]. 叶德颜. 荆楚学术2018年7月（总第二十一期）. 2018
[7]. 北宋记体文研究[D]. 钱蕾. 南京大学. 2014
[8]. 论欧阳修两次被贬后的记体文创作[J]. 张虹. 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9]. 略论欧阳修记体文[J]. 王红丽.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10]. 曾巩记体文研究[D]. 张超旭. 陕西师范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