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距今已20年。这光辉的20年，也正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兴起和发展的20年。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兴起，始终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为我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短短的20年间，学科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一批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相断问世，为我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兴起
自民族学在中国兴起后，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就是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内容。然而，民族学对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基本上仅局限于乡村经济生活的微观描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为民族学中婚姻、家庭、社会形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基本资料，其地位远不及婚姻、家庭研究那么重要，甚至还谈不上是一种研究。在50年代进行的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影响，调查的内容及其以后形成的成果，凡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的均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而且仅限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描述，其中对生产关系的描述又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关系。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既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亦即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抓阶级斗争来解决，也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人敢去研究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直到1978年底，偌大的中国民族研究和教学队伍中竟无一名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学者，也没有出现一篇有关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方面的论文或著作。
另一方面，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约束，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基本上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经济理论的注释，以及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解释，如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等等。提出企业应创造利润的观点也要受到批判。所谓学术争论亦仅是因研究者对经典著作中个别地方字面上的理解差异引起，如争论时间很长的生产力几要素问题等。可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封杀了科学的经济学研究。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号召全党大胆解放思想，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也迎来了思想大解放的春天。
在这个百业待兴的伟大转折时期，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如果仍然停留在民族学的乡村民族经济生活的微观描述，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发展已成为新时期的主旋律：我国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发展以及如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考察社会现象中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成为研究者们面临的新课题。这项任务是我国的传统民族学所难以胜任的。然而，少数民族经济的特殊性往往是由民族特点所决定的，这些特点包括居住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等因素，因此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又是我国的一般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我国的一些在民族院校从事经济学教学的学者首先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经济的特殊性问题，认为应当建立一门兼有民族学科和经济学科双重性质的新学科，以深入开展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1979年9月，施正一教授在中央民族学院庆祝国庆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建立民族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他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民族科学的一般原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上是研究世界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狭义上是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该论述对构建民族经济学科理论体系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篇《关于创建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几点意见》于1980年1月24日在《光明日报》摘要发表。施正一教授此后发表的《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收入《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一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对学科的理论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汇集北京香山，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这一新学科在中国的兴起。“香山会议”是一次学术盛会，会后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1-4辑）的论文约有80篇，近80万字，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第一次大检阅。
我国老一代著名的民族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一新学科的诞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杨堃教授在提交给首届年会的论文中，希望“建设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经济学，一定要面向世界”；“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成立，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对建设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注：杨堃：《论拉法格对民族学和经济民族学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第3辑，1982年3月编印，第4-6页。）于光远教授不仅参加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筹备、成立大会，而且还多次参加了学会组织的年会和专题研讨会，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重要文章，较早地（1981年）提出了“民族问题，在今天实质上是经济问题”，“现在应该强调民族问题关键是经济问题。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各民族之间的平等，都要在经济的发展当中来加强，来解决”。（注：于光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一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三、四集合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论述对大胆解放思想，以科学和求实的态度研究少数民族经济问题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于光远教授对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系，以及对少数民族经济现代化的探讨，对构建少数民族经济的学科理论体系也有重要意义。随着关注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者迅速增加，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学会也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及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学科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队伍迅速增加，形成了一支学术上活跃的基本骨干队伍，并且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中青年专业研究人才。研究成果也急剧增加，近20年来累计发表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数千篇，出版专著百余种。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如施正一教授主编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研究》（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中青年学者曹征海、马飚著的《起飞前的战略构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赵延年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90年代发展战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福临主编的《共同富裕之路——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研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在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目前，我国每年发表的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的论文、调查研究报告达数百篇，专著十余种。这些研究成果，对学科建设和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受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
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从根本上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学术界思想大解放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这门新学科的迫切需要。这两点也都深刻地影响着这门新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其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仍然处于百家争鸣阶段，就连学科的称谓都尚未统一，如称“民族经济学”、“少数民族经济学”、“民族地区经济学”、“民族发展经济学”等等，但目前认同“民族经济学”称谓的研究者已占多数；其二，研究者均把如何适应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
近20年来，研究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条件下对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最早倡导建立这门新学科的施正一教授提出建立“民族经济学”，并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既考虑到学科面向世界的问题，也考虑到使学科适应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认识是相当有远见的。1981年黄万纶教授发表的《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对象》，将这一学科称为“少数民族经济”，认为“少数民族经济这一新学科是一门社会科学。它考察的是社会现象中少数民族经济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注：见《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一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还有石争的《关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几个问题》、董子健的《“民族经济”是一门新学科》等，（注：见《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一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学科的称谓和研究对象都提出了不同看法。
1981年，施正一、黄万纶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以下简称《概论》铅印成册作为内部教材使用，1985年作了较大修改后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学科理论建设的专著。该书认为：少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重点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注：施正一、黄万纶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全书提出了学科的研究内容和任务，较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贸易、特需产品生产、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第一次较系统地勾画了学科的理论体系框架。用现在的观点看，《概论》尚有许多不足，但不能否认其对学科理论建设所作的贡献。以后的研究者对学科理论建设的探索，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概论》的痕迹。
1987年，广西大学经济系组织了西北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宁夏大学、西藏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财政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由高言弘教授主编的《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编撰。该书提出了“民族发展经济学”概念，规定它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理论”，“对各民族经济生活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提示这一过程的特点和规律性”。（注：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全书概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增强民族地区经济的内部活力、民族地区的经济调节、民族地区经济与外部的经济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内容，从另一个视角勾画了学科的理论框架。同年，童浩主编的《民族经济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虽然也使用“民族经济学”概念，但其内涵与施正一教授提出的“民族经济学”概念有很大差异。该书认为：“民族经济”是一种区域经济，并且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民族区域内各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即民族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的科学”；“具体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区域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注：童浩主编：《民族经济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该书与《概论》相似，较全面地概述了民族区域的农业、工业、贸易、交通、产业结构、自然资源开发、人才开发、技术开发、资金开发、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虽然在字面上“民族区域”与“少数民族地区”似乎相异，但两者并无实质差别。
上述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所作的努力，无疑对推动学科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但作为对一门新学科理论体系的探索，也难免存在缺陷或不足。例如，大多数研究者均注重从民族地区或区域经济方面来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结果使这门学科更趋向于区域经济学，甚至有些论述在字面上剔除“民族”或“少数民族”后，与区域经济学没有很大的区别。而在民族科学与经济科学密切相结合方面，如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民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民族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等方面的理论探讨，或者探讨不够，或是根本没有涉及。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等于民族的发展，即使是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少数民族人口也往往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多是聚居在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均较差的地方，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信息传媒闭塞、对市场经济活动参与不足，因此常会出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了，而相当多的少数民族群众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的现象。但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了，民族地区经济也必然获得相应的发展。
1994年，云南民族学院的中青年学者陈庆德著的《民族经济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庆德的著作引入了西方经济人类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经济人类学与发展经济学联姻的产物，它的“研究对象与重点，将聚焦于工业化后发展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注：陈庆德著：《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全书探讨了经济发展理论与民族经济成长、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体、经济发展中的民族同化与认同、民族经济成长的要素分析等方面，试图从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密切联系的视角来构建学科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尽管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的构建等均有不同的看法，学科的称谓还不统一，但其共同点在于：(1)研究的范围均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2)关注的焦点均是“发展”问题，即如何加快我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注重其实用性。实用性是这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这种共同点的基础上，研究者对学科理论建设的不同看法基本不争论，而是各抒已见，并且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应用性的研究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学科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视野不断地拓宽，对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者的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有这些都丰富了人们对学科理论建设的认识，反过来又推动着学科的理论建设。
1997年，施正一教授主编的《民族经济学教程》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虽然是作为研究生教材编写的，但从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情况看可以说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该书的规模较大，分导论和4篇30章，其最大特点就是克服了以往构建学科理论的著作中一些概念上的矛盾，例如以往的《民族经济学》或《民族发展经济学》中，基本上都是将“民族”等同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将“民族经济”等同于少数民族经济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该书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科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也必将扩大与发展，在开展狭义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广义民族经济学研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注：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因此，作者从广义民族经济学的视角来构建学科的理论体系，不仅探讨了民族与经济的关系、中国民族经济的各个方面，还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及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第一次使“民族经济学”的学科称谓与其研究内容真正相符。该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主要特征
（一）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兼有民族学科和经济学科的双重性质，属于新的交叉学科。这门学科“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可以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民族问题，成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注：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将“民族”与“经济”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介乎于民族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一门中介学科。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的特殊性往往是由民族的特点所决定，因此这门学科是我国的一般经济学研究难以替代的；而研究和探讨少数民族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又是我国的传统民族学难以胜任的。少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这一特点是其兴起和发展的基础，反过来又充实和发展了我国的民族科学和经济科学。例如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建设的研究或探讨，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的认识，促进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应用性特征。这门新学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胆解放思想、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政治环境中诞生，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由该特征所决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又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特征，即研究的焦点和热点始终是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调整研究的重点。如80年代中期侧重进行各个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研究、扩大对外开放研究等；进入90年代则重点开展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建设研究。从1993-1997年的5年间，仅公开发表的有关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建设的论文和研究报告达数百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黄健英主编的《论三次飞跃——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通向市场经济之路》（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那日编著的《中国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张克武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建设》（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马飚著的《中国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谢丽霜和李文潮编著的《市场化进程中的民族经济——问题与抉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石通扬主编的《走向市场之路》（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郭承康等著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牧区经济发展问题》（《共同富裕之路》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论文和著作，探讨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市场经济的培育及机制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挑战与机遇等等方面，初步勾画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对策性研究方面，也有一些重要成果，如赵延年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90年代发展战略探讨》，马飚等著的《广西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李竹青著的《西藏经济的发展与对策》（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可直接为国家有关部门或地区制订发展规划提供参考，或者是国家有关部门或民族省区制订发展规划的直接产物。这方面的论著颇丰。与上述著作相似，其标题都鲜明地体现了应用性特征。此外，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属于超前性研究，如80年代中后期开展的民族地区沿边开放研究，以及西部民族地区双向开放战略的提出，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国务院作出了扩大沿边开放的决定，使沿边开放成为90年代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84年提出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以及“加速发展战备”，90年代均已成为研究热点，我国在90年代中期作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发展得如此迅速，以及学术影响的迅速扩大，都与学科本身的应用性研究特征密切相关。学科对社会的贡献也主要是通过其应用性研究体现出来。
（三）学科研究队伍的广泛性。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具有民族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的双重性质，研究者可以从民族学、经济学、法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研究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此外，某些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如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扶贫机构常研究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国家财政部所属的财政科研所牵头组织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问题等。因此，由研究队伍的广泛性所决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队伍也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除了一部分专业研究人员外，相当数量的研究者都分布在不同学科的研究机构或部门，而且其研究的内容并不固定在少数民族经济问题上，常常是视其承担的课题或科研任务而定。
长期以来，由国家民委经济司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牵头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在组织和协调全国科研力量开展重大课题研究、组织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科队伍分散所带来的不足。自学会成立到90年代初，每年都根据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召开规模不等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先后就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商品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建设等重大专题展开讨论，对学科的研究方向起到实质性的引导作用。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共有团体会员15个，个人会员约500多人。
从80年代至90年代初，广西、内蒙古、新疆、宁夏、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甘肃等省、自治区先后成立了地方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开展学术交流，组织和协调科研力量开展区域性课题研究，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洲、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等地也组织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充分显示了学科研究队伍的广泛性。
（四）与上述特征相联系，学科的研究视角相当宽。“少数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具有较宽的内涵和外延。我国少数民族本身就是55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少数民族聚居在一定的区域，而这些区域的自然环境等情况也千差万别；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内容也很广泛，囊括了宏观、微观、部门、行业、区域经济等各个方面。因此，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内容较广，涉及到民族研究和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研究的视角大体上可归纳为：
1.从民族发展的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或者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民族问题。根据研究需要，“民族”可指某个特定的少数民族，亦可以指同一区域内某几个少数民族，如广西少数民族、云南少数民族等。比较多的情况是将少数民族作为区别汉族的群体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常常涉及到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关系、民族学、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人口、民族宗教和民族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属交叉研究性质；常涉及到一定社区或群体的少数民族经济行为、村社组织等微观方面对一定区域经济发展或民族发展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较薄弱。
2.从区域的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即主要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区域经济或不发达地区经济研究的特征，“少数民族”只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研究的区域可分为不同层次：(1)西部地区或西部民族地区。即将与我国民族地区处在相似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大体相同的整个西部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该层次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宏观比较研究，如在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中探讨西部或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探讨发展战略等。(2)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这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可以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总称或抽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总称，或是特指某个或几个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甚至是指自治乡，也有的将“民族地区”定位于民族八省区（我国的5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云南、贵州、青海3省）。由于该层次区域的弹性很大，对问题的探讨也就囊括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方面，大至我国整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研究，小到某个自治县、乡具体的经济问题探讨。(3)以少数民族聚居的自然环境为特征的区域。如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牧区、某流域等等。
区域研究常常揭示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问题，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具有很强的对策性研究特征。由于区域经济研究有助于各级政府部门掌握和了解情况，提出的对策建议相对具有可操作性，易于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其研究课题相对较容易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资助，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是近20年来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主流。
3.从部门或行业的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经济。部门或行业包括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旅游业、交通、财政、税收、金融、商业贸易、能源开发等等。通常是指民族地区或某个特定民族地区内的某部门或某行业。该视角主要是研究民族地区内部门或行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方面的成果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4.从民族、区域、部门、行业等方面交叉、综合地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
上述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均以“问题”研究和“对策”研究为主，核心是发展问题，由此突出了这一新学科极强的应用性特征。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四、学科研究发展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以“渐进”方式推进的，始终注重协调好“改革”、“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入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都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经验基础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以此为主线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宏观调控已逐渐由行政手段过渡到运用经济杠杆，取消了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开始运用货币供应量、利率来调控国民经济，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初步按市场原则建立了企业的优胜劣汰机制，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和再就业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行政体制改革即将展开，政府职能将发生重大转变，其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将弱化，宏观管理、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的临督职能将加强；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其核心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宏观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经过9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已改变了市场供求关系，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变成了买方市场，亦即第一次告别了“短缺”，竞争开始加剧。从国际环境看，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亚洲，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都出现大幅度贬值，经济急剧衰退，开始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沉重压力。这些就是面向21世纪之际我国的宏观基本面环境——充满生机与活力，有着光明的前途，但同时又面临困难和艰险。
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的宏观基本环境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在面向21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也面临新的考验：许多新问题还有待于探索，例如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建立企业破产机制问题，企业不良资产的剥离和资产重组问题、边疆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与再就业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农业的产业化问题、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问题等关系到加速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或者探讨不够，或者还没有涉及。同时，我国新的经济形势对研究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以前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提出“加快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其前提是市场的供给不足，有资源产品就能卖钱，因此不失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在我国目前供大于求的新的市场条件下，提出“加快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就必须考虑该种资源产品的供求关系、资源开发的成本及经济效益，要求研究者作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
在这个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期，研究者们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将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批研究者将重点转向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建设研究，并以此为主线开展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差距与缩少差距、加速发展问题、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和乡镇企业发展问题、扩大对外开放问题、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问题、农牧业和农村牧区发展问题、以及各级自治地方的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问题研究，其核心是加快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这些问题多数在80年代就已开展研究（如“差距”问题1984年就已经提出，发表的论著也比较多），但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为基础，因此对问题的探讨要比80年代深刻得多；其研究方法也比较注重定量分析，而不像80年代那样只是“讲道理”，量化分析对问题的研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和对策性，也更加突出了学科的应用性特征。不难预料，在跨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也仍将保持自己的鲜明特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继续为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在这个进程中不断完善学科的理论的体系。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大胆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党的十五大确立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我国的各个领域都经历了从探索到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并且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作为在这个时期诞生、成长和发展壮大的新学科，可以从我国近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中找到其发展的轨迹和特点，也能在新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展望学科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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