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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 （1999）03—0015—21
在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在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了一种强劲而有别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潮流，这就是后现代思潮。根据其不同侧重点及方法论特征，可将之细分为若干层面或流派。从哲学角度看，可分为“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等十余种具体思潮[1]。 “后现代哲学”主要是从思维方式而非从时间性或时代性上加以指谓，“后现代思维方式”主要特征则在于大胆地标新立异，彻底地反对传统、反对权威。这一思潮的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一般都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其中，有一支侧重于反对科学主义的流派，人们称之为后现代科学思潮。这一思潮中，由于对科学的“破”和“立”偏重程度不同，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重在“破”甚至“只破不立”方面者，为“否定性的后现代科学思潮”，而在“破”的同时，更重“立”的方面者，为“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思潮”。前者典型代表人物有罗蒂、利奥塔、费耶阿本德等，后者则有大卫·格里芬等。本文主要涉及罗蒂的科学观及其科学人性化即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途径。
罗蒂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与利奥塔、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论者，都关注到了如下事实：19世纪以来作为科学主义象征的实证主义盛行，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并带来种种日益严重的恶果。他们因此便从人文文化的角度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并为科学与人文的重新协调统一作出不尽相同的努力。实证主义者是以科学作为唯一正确可信的知识，而企图将人文知识归化于科学，以达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罗蒂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企求的是超越柏拉图主义传统，消解实证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进而消除科学的权威性，降低科学的地位，使之与人文学平权，并进一步把科学归化于人文学之中。由此，我们将其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途径称为科学人性化的逆向途径。
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西方哲学素有两大传统，一是柏拉图主义的分析哲学，二是反对或改造柏拉图主义的现象学传统。它们分别主张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新老实证主义哲学正是前者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和清除形而上学。正如哈勒所归结的一样，以孔德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有四个最主要的特征：其一，只承认一种实在，那就是感官可以把握的个体对象，故而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即“如无充分理由勿增加实体”来进行方法论上的表述，从而否定理想的存在物或共相，否定任何种类的现象以外的存在物。其二，坚持启蒙时代起就存在的信条：只有一个世界，人类理性按其本性就可把握其秩序原则。而感觉经验是人类认识的唯一源泉，科学的任务在于把握感觉经验中所与，并以尽可能简单节约的方式对之加以整理和描述。其三，既然个体的存在和感觉经验分别是唯一的存在方式和认识源泉，那么，就不存在本质上互为区别的认识方法。换言之，无论何种知识，在方法上有着统一性，因此，知识、科学就有了统一的基础。其四，从前三点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非描述性陈述如有关价值等陈述就应从知识中清除掉[2]（p18～19）。这四个基本特征亦为新实证主义所具有，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有所扩充或限制罢了。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以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和秩序原则，并获得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名称，但并未改变其反对和排除形而上学的实质；另一方面，它以语言分析取代感觉、经验和思想的分析，但仍以可证实性为至高无上的标准，像价值等从根本上说不可证实的陈述自然被视为无意义，而应从科学和哲学中予以清除。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而且应该归化于自然科学。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进步观认为，科学是通过归并而发展的，而这又是通过理论的成功归化来实现。所谓的理论归化，是指某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丰富，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所吸收，被吸收者成为新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可见，实证主义者将人文学归化于自然科学，实质上是令人文学向自然科学看齐，并从属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显然就成了全部文化的基础。
其实，作为一种主张，上述观点的渊源比实证主义兴起时代更为久远。正如罗蒂所指出的：“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特别是自从康德以来，自然科学一直被看作知识的一个范型，文化的其它领域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3]（p283 ）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总是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性”等概念密切关联，甚至划上等号，科学被视为一种超然独立的事物，唯有它可提供纯粹客观的“硬”事实。自然科学就是所有的真理，其他人文学科只好模仿科学，“亲近”科学，否则就难以占有一席之地。对此，利奥塔也有深切的感触，他从语用学角度考察科学知识与被他称为叙述知识的非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由于“游戏规则”不同，两者之间互不理解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本属正常。叙述知识形式在实际交流中往往不以论证和证据为主要手段，故而不理解科学话语而对之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还视之为叙述文化中的一种。但反过来则不然，当科学知识考察叙述知识时，发现后者竟然从来没有经过论证，于是便将之打入另册，认为它完全由公论、习俗、权威、偏见、无知、空想等所构成，处于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的思想状态，是一些只适合于妇女儿童的寓言、神话和传说！[ 4]（p51～57）从此可知，科学主义唯我独尊、 排斥异己是何等的横蛮无理。罗蒂认为，传统哲学之所以可作为文化之王，实际上是因为它依附了科学，以科学为依托，大有“狐假虎威”之嫌。所以，说哲学是文化之王，毋宁说科学才是文化之王。对于科学的“霸道”行径，罗蒂予以了猛烈的批判。他从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出发，指出传统所谓“大写”的哲学不仅包含柏拉图主义而且包含实证主义，而后者主张哲学科学化，实质上隐含了将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要求，科学家自认面对的是客观事实而坦然接受某种“超人”的称誉，并由于具有以理服人等科学精神而常常被视为道德的典范。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都与其专业学科毫无关系，“我们并不认为科学家有一个我们其余的人应该好好模仿的‘方法’，也并不认为他们得益于他们学科的、与其他学科之不可取的弱性正好相反的、值得期望的硬性。”[5]（p86）科学家具有模范的道德，“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正如在今天的俄国和波兰，诗人和小说家之所以是某些其他道德德性的样板也是历史的巧合一样。”[5]（p73）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与人的客观因素无关的外在而独立的东西，是与任何描述无关的赤裸裸的真理，而价值等则是纯粹主观和相对的东西。因此，必须以科学方法来解决政治和道德选择问题，做到了这一点就等于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这在罗蒂看来自然是十分荒谬的，有害的。其荒谬性在于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主观性”都不是绝对的和必然的，其有害性在于正是由于科学自以为是“客观的”，进而排斥“完全主观的”人文学知识，结果造成了真理和信念、事实与价值、道德和科学的二元对立。
二、罗蒂的后现代科学观
如上所述，实证主义科学观认定唯有自然科学可以描述客观世界，它不仅有着一整套规范的理性方法，而且是人类唯一可靠的知识，是客观真理，这种真理与人类的需要和目的无关，与“相对的”和“主观的”人文学相比，自然科学无疑具有极大的“硬度”和“合理性”。罗蒂则持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科学并不具有什么独特的方法。罗蒂实际上同意库恩“范式不可通约”的观点。在库恩看来，科学并非像传统观念以为的那样具有独特的方法，在科学实践中，各种相继的理论由于时常没有可通约性，因此也就没有能用以进行理论选择的中立语言构架，没有能用以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任何独特的标准和方法。显然，在评价和选择某一种理论时，就难免利用各种非理性的手段向对方强加自己的评价标准，科学理论之成立与否就取决于科学共同体对某一范式的认可和遵循与否。而科学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范式的不断更变过程，它需要反对僵化保守，需要大胆创新和不断实践，这也就充分体现了科学的“没有方法”性。正如利奥塔在引用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观点时所说的那样，“‘科学方法’是不存在的，科学家首先是某个‘讲故事’的人，只是他有义务证实这些故事。”[4]（p126）罗蒂指出， 现代科学哲学的最新进展更有力地证明了上述观点。实际上，即使我们不依赖所谓的科学方法，也无碍合理辩论的正常进行，他说：“假如某人放弃了那种称之为‘证据’的共同基础信念，这远非说其信念之网与另一人的一样优良，他仍可在往常熟悉的背景中辩论问题，照样可以提出一切惯常的细节和辩论双方观点的全部优点和缺陷。”[6]（p67）
其次，消解和抛弃科学的客观性。罗蒂指出，在主张彻底抛弃客观性的期望及区分客观和主观的企图上，库恩可以说是实用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因为对于一些人“想象有一个对自然的充分的、客观的、真实的说明，并且对科学成就的恰当度量就是它使我们接近这个终极目的的程度”，库恩持否定态度[5]（p83）。在罗蒂看来，谈论科学的客观性或说“硬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科学没有任何独特的方法论和评价标准，有的只是“约定”。由此可以推知，科学理论等成果是来自人的创造和发明，而非来自对客观事物的发现，科学并非完全由客观“材料”所决定，而是人们用以适合感性材料。换言之，科学家并非去发现预先存在的事物或现象，而只是为某一特定的目的提供一种有用的世界描述方法。这些观点对于其余非科学理论显然亦是适合的。可见，要对客观性与主观性、“硬”事实与“软”价值、真理与谬误加以区分是异常困难的，更不能指望以客观性作为文化中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罗蒂因此主张放弃客观性，而代之以主体间性作为理论的评价标准。他认为，说科学有客观性，倒不如说其有“亲和性”，因为人们之所以肯定某一理论，实质上是由于社会共同体中各成员具有相同的兴趣、目标、准则而互相亲和，亦即主体间具有一致性的结果。这样，科学就不再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科学真理就只有某种信念，只是某个被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看法。真理只不过是人们用以解释世界、应付环境的工具。按照为罗蒂承袭的实用主义观点，对真理的评判必须以效用性为标准，因此说到底，“有用的就是真理”。
最后，弱化科学“合理性”。罗蒂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合理性”无非是指事先预定的程序及其“条理化”，是那种只要遵循就可期望成功的固定准则。就一门学科而言，其合理性包括某些认识和主张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样就相应地产生出一些公理或“必然真理”。传统观念总是将科学与理性关联甚至划等号，自然科学成为所有领域学科“合理性”的典范，而人文学科显然不符合这种标准。罗蒂认为这是一种“强理性”，它“只有在存在着与现实符合的地方才获得合理的一致性的可能，在此‘合理的’一词的特殊意义是以科学为典范的，这种混淆又为我们对‘客观的’一词的使用所加深”[3]（p297）。也就是说， 人们把强理性观与客观的“真理”、“实在”相关联，并把“合理性”视为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或说使认识与“客观实在”相符合。他认为，文化为自身保护的需要，虽然确实可以采取某些认识和主张制度化即“理性化”的做法，但这常令持不同信念者遭受痛苦，且支持这种制度所采用的形式并非“语言规则”和“合理性标准”，而是官僚和警察。将合理性视为标准，使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一些独特的、不容挑战的公理，以及“必然真理”，无疑会阻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文化之间似乎不能有对话，而只能靠武力征服。”[5]（p83）
既然“客观性”已为“亲和性”所取代，那么，“合理性”就相应地得以弱化。当“强理性观”为“弱理性观”所取代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或同一文化中不同成员所持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就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弱理性观”更多地关注主体间性，将有利于消除理性和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鸿沟。因此，科学家不应再被誉为比其他人更客观、更有条理或说更有逻辑性，也不能再说他们为真理而献身了。如果硬要说科学或科学家可以成为样板的话，其唯一的意义是指他们是人类在自由讨论中所达到亲和性的样板。亲和性乃主体间达成的共识或说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应该是非强制性的。在罗蒂看来，自然科学确实达到了这一要求。但是，这却是非本质的，是纯属偶然的。
归结起来，科学在罗蒂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工具，或说与政治等一样，仅仅是应付环境的一种工具，它并不具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因而就不具有比其他学科更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其所谓“合理性”也只不过是非强制性地达到主体间一致性的礼仪或德性而已。
三、科学向人文的归化
罗蒂认为本质主义的虚幻特征是科学崇拜，“杜威不幸的科学崇拜倾向是实用主义的坏的、残留的本质主义方面。”[5]（p159 ）人们素来以为一旦采取科学态度进行价值选择或消除冲突，就可迎来黄金时代。但是这一切似乎已成为过去，而今文学崇拜取代了科学崇拜，本质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正在走向终结，这是人类把握其自身与宇宙其余部分关系过程发生持续渐变的最近阶段，是一种依次从对上帝、圣人到经验科学研究者崇拜的变化，而这一过程最终将幸运地令人不再崇拜任何东西。罗蒂一再声称自己是反本质主义的实用主义者，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崇拜还是文学崇拜都是本质主义的残余体现，因为这两种崇拜者都还非常着迷于本质主义的想法，以为存在着某种指明道路并护送我们到达目的地的东西，这实际上是虚妄的。因此，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学都不应是什么偶像，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可供自由选择的多种文化，而非某种强制的、有特权的核心学科或制度。
那么，对于目前的科学沙文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对立问题该如何解决？罗蒂认为这有赖于“后哲学文化”的建立及各领域学科之间的“对话”。在这种文化中，所有的学科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什么样板，不存在必须效仿的典范。罗蒂持有一种强烈而迫切的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平权的思想愿望。在这一点上，利奥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曾明确指出：“知识并不是科学，尤其在它的当代形式中不是科学”，“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甚至不限于认识”[4]（p40）。换言之，科学远非知识的整体，除其之外还有其他被利奥塔称为叙事的知识。在错综复杂的“语言游戏”中，我们没有理由以为可以找到共有的元规定，以及一种可检验所有全部元规定的共识或说统一标准。作为“语言游戏”的科学知识应置于与其他知识同等水平上，因为它并没有更多的优越性，不能作为其他知识形式建构的基础或典范。
罗蒂一方面反对一切崇拜，主张科学与人文学平权。但是，另一方面又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学”[5]（p21～22），这无疑又隐含了科学应向文学看齐的用意，蒙上了文学崇拜的色彩。他的矛盾观点或许是出于目前尚未达到其期望的“后哲学文化”状况的无奈。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或者出于“要矫枉就必须过正”的策略，他一反实证主义将人文归化于科学的做法，不仅令科学与人文学平权，而且要再度将科学地位降低并将之归化于人文学之中。
罗蒂所谓的“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德·曼曾认为，文化一直被分成对语言的文学使用与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使用，在前者中语言揭示了真实的、关系的、自我颠倒的性质，而在后者中，这种性质却被遮盖了。按逻辑中心主义观点，“符号和意义”可以重合，语言最好的时候就是“与其对象同一的时候”，德·曼认为这是一种妄图和“直接表达谬误”。诚然，所有的思想都在语言中，语言是“差别性的表演”。符号或者思想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其与某种心灵之物重合，而在于其与其他符号的关系或思想，即类似的和不同的关系或思想。文学完全承认人类事物的虚无性、实现核心愿望的不可能性，并系唯一的可以摆脱“直接表达谬误”的语言形式，它不企图一一对应地、客观地直接表达什么，由于任何现象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其中并无僵硬的规定与准则，故而它可以对某种事物的出现不厌其烦地重新命名，这种持续不断的命名正是文学的本质特征。
罗蒂不仅同意德·曼的上述观点，并且与可以对物理世界予以镜式反映和描述的传统科学观念相对立，认为对科学事实的说明依赖于理解或解释。而传统的做法是以说明与解释来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并由于认为说明与解释进而科学与人文之间都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引起激烈的论争。罗蒂认为，说明与理解实际上密不可分，说明即解释，从解释学意义上说，就是依据熟知的东西使被说明的东西成为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已有的理论观念与成见构成了对事实的认识，一切关于“事实”假设的描述，无非都是理论解释而已。自然科学不可能离开理解和解释，都需从人文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完整的解释性理解，以作为说明的基础。这样它就在许多方面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同属解释学范畴。“观察负载理论”，科学理论离不开人文因素，这在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那里已得到有力的确证。
抛开实在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自然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已被消解，变成了一种“话语”，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不再有比其他科学更优越的地位，而与文学、艺术、社会学等无本质区别。这样，人文学科也就不必模仿和变得更“科学”了。就是说，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的差别只在于“亲和性”或说“主体间一致性”程度上的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罗蒂认为，所有的学科之间确实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在于解释学的理解和解释，而不在于自然科学的描述方法和说明宗旨规范。
在“后现代文化”状况中，人文社会科学家不再承认有应该追求的、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各学科还会有不可通约的范式，科学与人文学乃至一切学科之间的分歧将靠尽可能多地倾听建议和论证，通过自由对话来解决。与利奥塔将科学视为“语言游戏”、“话语”一致，罗蒂认为科学随时都拥有一套自己喜欢的最新词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传统意义上优越的东西。而科学当下使用的词汇无论如何要以现有词汇加以证明，这就必然具有无法消除的可怀疑性。因此随时变化的科学也就成为对不同词汇的选择，以及新旧词汇的竞争，科学研究直至所有的研究活动，与其说是日益走向统一，毋宁说是日益走向多种多样的隐喻，科学与文学、艺术等人文学就都只不过是在不同范式和场景下为人们提供的种种选择，它们之间的对立将逐渐通过“对话”，达成“共识”而消失。罗蒂还进一步指出，实际上，一旦“科学”不再充当“牧师”，人类知识亦就不必以科学作为参照物，也不必再加以分类，如此自然就不再存在学科之间的对立了，人们对于各学科的性质和地位也就不必过多在意，正如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以平和的心态看待甚至忽视个人的种族和性别一样。
四、对罗蒂途径的评述
利奥塔曾清醒地意识到：以实证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科学，作为一种“叙事”力量的兴起，它过分倚重客观性的“物质”及机械论分析方法的“碎片化”，就必然导致后现代科学转向关注过程、人文和整体性的价值取向。我们确实从罗蒂身上看到了在文化中实现无中心、无霸权、无基础话语的主张，以及科学与人文平权并通过对话协调关系的观点。罗蒂在破除实证主义传统科学观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观，从中我们既清楚地看到了库恩的“范式”思想，又觉察到了彭加勒等人的“约定论”。他对于科学客观主义的批判与否定走着与波兰尼不相同的道路。波兰尼在肯定客观性的同时，力陈科学乃至一切知识的“个人性”即主体性或说“人性”因素，侧重的是对科学内部的分析批判。而罗蒂的目光更多地放到了科学以外，他主要是从科学外部来否定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所采取的是消解问题的策略，将科学的“客观性”及其相关的“真理”、“合理性”等或代之以其他概念，或赋之以新的含义。其结果难免使人觉得他在谈论科学时却并不谈论科学本身，而是在谈论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甚至道德问题，这种旁敲侧击的策略是否能达到“歪打正着”的效果？这自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实证主义者为达到知识的统一而将人文知识归化于科学，导致了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的“非人性化”。那么，罗蒂的逆向途径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企图使科学“人性化”，其中不无可取之处，但同时又将难免失足。
罗蒂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肯定科学中的主体性，这有利于克服传统科学观中的客观主义流弊。科学史及科学认识论的发展已经证明，影响科学创造和发现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不仅涉及认识主体对各种经验认识方法和理论思维方法的正确把握和运用，而且涉及主体和社会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仅就科学家个体而言，科学创造与发现牵涉其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科学家的认识水平、世界观和价值观等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科学研究虽然从总体上说是一个理性过程，但其中却难免受到情感、意志、信念、审美心理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及受到直觉、灵感、顿悟等非理性思维形式的作用，这就必然导致科学理论包含着主观因素。库恩的“范式”理论及其科学观强调科学中的主体性及社会心理因素等是正确的，科学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是难以立足的。在这一点上，罗蒂与库恩相通，故而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再进一步，走向另一极端，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以为科学纯属一种“共识”或“约定”，是纯粹主观的，那么其谬误性亦是不言而喻的。罗蒂将科学的客观性代之以“亲和性”，即主体间的一致性，从而完全否定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其失误之处也就首先表现在这一点上。
此外，罗蒂主张科学与人文平权，主张文化多元化，这有利于打击科学沙文主义，有利于克服传统科学观念的偏颇，使科学与人文学和谐相处，融合于人类文化的统一体之中。不难理解，科学在与人文学和平共处及相互借鉴中，必然会得到“附魅”，像人文学一样变得更加“人性化”。这是罗蒂又一可取之处。然而，罗蒂并未因科学与人文学平权就驻足，当他与利奥塔一样，视科学为“语言游戏”，将之与“话语”、“故事”、“文学”划等号时，无疑已暗中为科学的发展及其与人文的协调统一示向：向文学等人文学看齐、归化。诚然，科学的表述与说明离不开语言，离不开理解和解释，但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等同于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的语言符号。正如A·劳里所指出的， 宇宙的秘密并非通过首先考虑语言来发现，而是通过实验、观察或发展一项能增长我们计算或感知能力的新技术来发现。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是有其一些独特的方法的，而非像库恩或罗蒂所说的那样毫无方法可言。事实上，没有哪一位科学家坚持表述科学的语言可以指导、支配物质发展的进程的观点。从实在论传统约定的意义上看，科学事实超越主观性，具有一种特殊的真理地位，并不为解释所左右，如果硬要说语言在科学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的话，那必定是虚妄的，因为科学事实是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的[7]。 从此可知，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等并非语言等所能消解。在此，罗蒂也未能免除其失误。他过度降低科学的地位，要将科学归化于人文学，显然已矫枉过正而过犹不及，这就无法达到科学人性化的目的。对他的这种“过”必须加以批判。
[收稿日期]1999—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