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在关系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体制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二者存在着相互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一般地说，经济体制的模式是由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和发展方式的统一，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方针，这是经济体制的抉择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影响到不同的经济体制抉择。经济增长离不开原有的基础，这就是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形成的经济结构和规模，这是历史给予的既定的条件。依据这个既定的条件来确定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发展方式。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首先要满足人民的消费数量需要，所以发展的目标必然要选择数量型增长，发展的途径也自然是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往往是与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这种体制能迅速动员和集中资源，以迅速促使经济数量尽快增长，并且这种体制缺乏投资需求的自我约束机制，具有饥渴、数量扩张的总的冲动，它最适合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促使环境污染程度小、通货膨胀率低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发展的主要途径必须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发展方式必须转向开放型，与这种集约型增长方式相适应，也就要求经济体制必须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在于能把市场价格信息机制的优点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能够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它既给市场主体以动力、又给予压力，使市场充满活力，有利于企业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的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的形成，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这样才保证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这说明了，一旦经济体制形成和巩固了，又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起决定性作用。从转变来说，只有前者的转变，才能实现后者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说，又是经济体制决定经济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增长方式。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都是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二者各自的转变都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在这转变的过程中，二者又往往出现几种相互制约情况：第一种是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就使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总体效果不明显；第二种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如果由于粗放型增长方式未改变，高投入、低产出，就必须引起通货膨胀，就使经济环境趋紧，一些将要出台的体制重大改革难以出台，甚至出现已改革的旧体制复归；第三种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都未彻底转换，如旧的体制中投资饥渴、数量扩张的机制还存在，它就会变成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的追求速度增长和外延发展的动因。两者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就势必增加改革的难度。
增长方式转变是生产力质态的提高，是发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体制改革要为增长方式转变服务；体制改革要围绕增长方式的改变来进行，改变的每一步都要有利于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转变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动力，有了激励劳动者创新机制，才能加快实现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为经济体制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支持条件。由此可见二者关系又是相互促进的。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我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所以迟缓、乏力，其基本原因是缺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的制度安排，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缺乏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微观基础，从而形成结构优化、规模经济、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的体制性障碍。
1、调整产业结构的体制障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优化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总趋势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从目前情况看，我省产业结构成长仍处于较低级水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可以通过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两条基本途径来实现。从增量调整看，由于市场发育滞后、价格扭曲状况没有得以根本改变，造成对增量资金流动的误导，一方面对某些价高利大的部门资金竞相投入、重复建设、过度扩张，产品供过于求，大量积压，生产力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另一方面又造成某些价低利小的产品供不应求，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需求。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投资决策主体，一直由政府充当，政府只管投资，很少问津回报率。改革开放以来，形式上多元化投资主体已经形成，但是根本上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仍未完全脱离政府部门的附属地位，没有形成风险与收益对称、权力与责任相符的市场型投资主体，以至争投资、争项目而又不负责任的弊端依旧。从存量调整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行政命令以“关、停、并、转”的方式来实现，但是这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权市场缺位和产权主体虚置，必然无法形成产权流动的合理机制，这是我省资产存量结构刚性和生产要素难以优化配置的根源。
2、发展规模经济的体制性障碍。发展规模经济是集约型经济生产方式的重要表现。从我省目前情况看，企业规模分散而且偏小，市场竞争过度。我省企业规模不经济原因：一是资本积聚乏力，国有企业上交税利偏多，社会负担太重，加上在产权约束软化的情况下，往往导致国有企业分光吃光倾向，缺少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投入，造成不少国有企业“只会生不会长”、“只会老不会大”；二是资本集中乏力，联合难，兼并难，收购难，难就难在传统体制尚未得到根本转变。目前政府职能混淆不清，行政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重迭。他们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理所当然享有对国有企业重大决策控制权，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又是以行政管理者的面目出现，对于企业的购并往往贯穿着行政原则和行政精神。主管部门为了一方安定团结，摆脱自身的种种外部负担，热衷于“拉郎配”，把危困企业也强行并入先进企业；同时，有些政府官员又把国有企业的破产、被购并看成是往政绩上抹黑，特别是对外地企业购并本地企业，更是设置重重壁垒，横加排斥、阻挠，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管理体制成为社会资本集中的障碍。其次，从购并方企业看，企业的购并行为在现行体制下要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一是资金的制约。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营运资金普遍吃紧，加上现行信贷政策的限制，购买企业步履艰难；二是消化富余人员的约束。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条件下，被购并企业的富余人员无法由社会消化，在一般情况下，还必须由被兼并方企业全部消化，这就大大增大了企业购并难度；三是债务约束。根据有关法规规定，被购并方的债权、债务，应由购并方企业继承，而以我国目前情况看，被兼并方企业多是负债累累的亏损大户，沉重的债务负担往往会使购并方企业知难而退。最后从被购并企业考察，我国国有企业的被购并方往往具有反购并倾向，它们尽管长期亏损，濒临倒闭边缘，但是由于产权约束和预期约束软化，并不感到破产的压力，相反对于厂长经理而言，只要维持企业的存在，就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千方百计抵制企业购并。而职工则担心企业被购并后失业、待业，担心改变工种，担心受到社会歧视等，也对企业的购并持抵制态度。
3、科技进步的体制性障碍。从目前情况看，我省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的含量还很低，科技投入增长严重滞后，企业科技人员少，技术设备落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我省科技进步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企业制度和技术市场不完善。首先，国有企业技改投入不足，除了缺乏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之外，还与因投资主体模糊造成投资收益低下紧密相关。从投资渠道分析，目前国有企业技改的资金主要有3个来源：企业自筹、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而在实际运作中，前两种资金微乎其微，企业增量资金的注入主要靠银行贷款维持。然而由于预放约束与信贷约束软化，国有企业往往有一种内在扩张冲动，片面追求上项目争投资，而项目好坏、投资效益高低，不少企业未能准确把握，投资风险最终却要转嫁到国家和银行身上，加上缺乏经营者离任审计制度，时间一长，投资失败责任谁也说不清，致使不少国有企业陷于“投资盲目冲动——投资效率低下——投资来源枯源”的恶性循环之中。其次，我省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结合程度较低，存在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现象，也是与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密切相关，致使科研成果既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也无法应用市场法则激励企业的技术更新，惩罚、淘汰那些不以科技进步为后盾的企业以及那些为科研而科研、不能将科研成果商品化的科技单位。
4、加强管理的体制障碍。从表面观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有80%原因是由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不少企业基础管理、现场管理、财务管理、质量管理等比较薄弱，质量差、消耗高、浪费大的问题十分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扩权让利，尽管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已初步建立，但在企业内部仍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企业没有加强管理的内在压力和动力。主要表现为：一是企业内部组织制衡机制运转失灵，特别是企业内部出资者代表缺位，经营者产权约束软化，他们可以不必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来提高资本报酬率，而是通过弄虚作假，侵吞资本，来达到增进自身利益的目的；二是缺乏产权市场约束机制。特别是目前我国兼并、破产机制不完善，既无法通过上述机制惩罚无能和不尽职的经营管理人员，也无法通过产权市场将生产资料转移到较为优秀的企业家手中，以提高全社会的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三是缺乏劳动力市场的约束机制。多数国有企业的冗员还是由国家一手包下，职工缺乏失业的危机感和加强管理的紧迫感和主动性；四是缺乏企业家市场约束机制。目前我省多数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还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多数企业尚未进入市场，在选人方式上缺乏应有的竞争机制，造成不少经营者经常在“官员式经理”和“工会式经理”之间动摇，始终无法形成对企业长远发展密切相关、以经营管理企业为己任的企业家队伍。这一切都形成我省国有企业管理长期落后的体制性障碍。
三、粗放型经济增长条件下体制转变困难与特点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和探索，我们意识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转变为前提。然而，我们也看到，实现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体制转变的制约，由于我国传统计划体制覆盖面较广，植入经济活动较深和较稳固。因此，在旧体制基础上生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在发生作用，并造成了经济体制转变的困难。
在我国现有国情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过去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体制转变的影响。
1、国有企业沉重的历史性包袱制约了经济体制的转变。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经济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留给国有经济沉重的历史性包袱。一是国有经济的过度负债。截止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达到75.05%，若扣除实际的损失挂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二是国有经济大量的冗员。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全国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为2400万人左右，占全国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总数的22%。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改组中，这些职工将被动分离出来，面临重新安置的问题，以平均每人每年的安置费用为5000元计算，在3年中安置全部的富余人员，需要3600亿元。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的欠帐问题。三是企业办社会。出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的需要，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以用于国家的新、扩建项目，国有企业不得不以挤占企业经营性生产资金的方式，建立各种非经营性事业。据统计，目前国有企业每年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普通教育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占企业全年管理费用的支出的50%左右，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占企业固定资产总额的10—25%左右。国有企业负担沉重是造成其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1994年，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面已达34.4%。不切实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不流动，国有企业不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就难以建立，经济体制转变难以进行。
2、条块分割下形成的增长方式使资源配置市场化步履艰难。在我国，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事实上与经济发展速度有关，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表现为地方利益的独立化，各级各部门都热衷于铺新摊子，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以大量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地区分割、行政封锁等，各地区政府机构办的公司或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借助行政的权力侵害市场，排斥竞争，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低水平的垄断。大量投资的结果是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同构化和雷同化。生产要素的重复配置和严重浪费，各产业彼此之间的产业关联程度低，规模不经济，使我国长期徘徊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上。这种地区侵害的结果，使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形成的存量资产具有较大的地理的资产专用风险，由于相同的行业地域跨度大，影响了企业组织合并过程的资产合并，从而使企业产权市场的形成和产权流动受到很大的阻碍，甚至根本无法进行，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3、粗放型增长方式下形成的银行——企业之间的债务危机，使金融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我国国有企业由于资本金“先天不足”，造成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依赖程度很高，而且由于资金使用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在国有企业负债结构中，造成了大量的不良债务。而金融体制改革意味着银行将对那些管理水平低、产品无销路、经营效益差、资金周转难的濒临破产的企业停止供应资金，停止为困难企业发放工资提供资金，但在企业新的资金积累机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快地对资金供给制进行改革，必将使企业和生产难以为继，也使逾期贷款、呆帐、坏帐等不良资产占贷款总资产25—40%，总规模达到8000—12000亿元的银行难以为继。
4、庞大的就业压力，使体制转变困难。过度就业是传统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庞大的就业需求所导致的。我国现在公布的失业率已经达到3.6%，如果改变失业率的统计口径，估计失业率在6%以上。同时，我们还面临隐蔽性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必须通过市场解决，由于较低的经济水平和庞大的失业人数，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使得劳动力的过度就业和隐性失业无法市场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那些仍处于过度就业和隐蔽性失业状态的劳动力，难以获得受教育和培训以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过度就业、隐蔽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低下混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必须精心设计，从而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难度。
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变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转变经济体制。
1、把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机联系起来。优化产业结构首先应努力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主要是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每一产业内部的具体结构。以我省的实际情况看，今后要克服农业和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提高石化、机电、建材、林产和水产等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的基本途径是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上，首先要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提高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全面实现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化，理顺极少数垄断性商品和不宜参与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瓶颈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使瓶颈产业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通过利润率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其次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要进一步理清和界定政府的投资和融资职责范围。政府一般不对生产经营性项目直接投资；财政资金主要投入公益性项目；政策性金融主要投入基础设施、国土开发和农业水利等低盈利行业，一般行业不再安排政策性融资，生产经营性项目要实行资本金制度和项目法人制度，按照公司法先成立企业后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要实行项目法人投资责任制，建立项目法人，负责项目建设的筹资、建设、经营、还贷及资产的保值增值的全过程。制定各种政策，构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等重点发展行业的投资吸引力，吸引各种成份的投资主体进入这些行业。存量调整的主要途径就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流动机制，给全省资产存量活化机制注入初始的动力。产权流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真正实现企业产权转让的企业兼并；对产权的整体收购或达到控制程度的收购；成建制的成批或行业性收购。通过产权流动后，将降低国有资产在风险性、竞争性较强产业的比重，把国有资产配置到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和垄断性较强的产业中去，克服瓶颈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制约。
2、把发展规模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主要途径是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最有效的途径是资本集中，具体形式包括股份制改造、破产重组、兼并、拍卖出售等。为促进资本集中，必须建立和完善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扩大企业债券、股票融资的规模，在适当时候建立地方性证券柜台交易市场，发展各类投资基金，为企业规模扩张创造条件；在间接融资方面，要实行“体制金融”政策，使信贷资金向资本集中企业倾斜。要把更多的外资直接引向改造国有老企业，通过合作合资，盘活存量资产；积极引导和鼓励有实力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进城改组、改造国有企业。为促进资本集中，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通过债权——股权转化等形式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为资本集中扫除体制性障碍。大中小企业“系列化”组织的主体途径是发展以产权关系为纽带、优势产品为龙头、骨干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要通过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排除企业集团规模扩张的行政障碍，打破地方部门分割的阻挠。
3、把科技进步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首先，要改善科技投入结构，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部门贷款为支撑，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投入新机制。各级财政对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运用税收杠杆引导企业加强对科研开发的投入。要大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做到既有政府贷款，又有非政府的自筹资金；既有国内贷款，又有国外金融资金；既有无偿使用的经费，又有有偿使用的资金。其次，打破条块分割和隶属关系的限制，改革科研组织体制，实行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纽带，科技开发与生产开发相结合，不同部门、不同系统的科研机构互相协作的组织体制。再次，确立企业在科技进步中的主体地位，在资金运用上，要加大技术开发费的比重。在国外一般认为，企业技术开发费占销售收入5%以上才有竞争力，占2%才能维持生存。在科研力量方面，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应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体系，组建技术开发队伍，完善技术开发设施，要逐步把我省科研力量主要配置到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去。从外部来说，在科研体制的组织、科研方向的引导上要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多种形式进入企业，参与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最后，要运用财政、金融手段引导企业增加技改投入，扭转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占银行贷款比重下降的状况。要通过技术改造与优化结构相结合，引进、改造和创新相结合，改造与改革、改组相结合，改造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等多种途径，提高技改投资效益，调动企业技改的积极性。
4、把加强科学管理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当前，管理问题的焦点不是缺乏科学管理的方法，而是缺乏科学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因此，加强科学管理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首先，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又依赖于产权制度的改革，使产权明晰化、多元化、流动化，发挥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硬约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排除干扰，继续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前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包括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机构、国有产权经营公司、企业国有资产代表在内的三级管理组织系统，实行国有资产分级所有，实现所有者主体的多元化，正确解决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问题；另一方面，要继续收缩国有资产的投资战线，从生产经营性项目中退出，优化国有资产布局。其次必须建立健全市场约束机制，包括资本市场约束机制、劳动力市场约束机制和经理市场约束机制，这就要求改革金融体制、劳动就业体制和人事管理制度。
（二）经济体制转变要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为物质条件。
1、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的出台要考虑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深化改革的内容大多与初期改革的内容不同，初期改革如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权的放开、商品市场的发展等，能够在短期内给改革主体带来效益，不需要政府投入或投入较小。但深化改革的内容大多关系到各个阶层利益的进一步调整，并且难以在短期内给改革主体带来利益。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减少改革的阻力，政府必须有较大的财力来支持改革。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富余人员创造再就业机会，政府机构改革也要安排有关人员的出路，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但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高投入低产出，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低，政府财力相当薄弱。因此，深化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来增强财政支持能力。
2、深化改革要考虑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深化改革的不少内容是与企业的承受能力相联系的，如利率市场化、工资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我国目前存贷利率平均9—11%，低于通货膨胀率，也低于民间20—30%的利率。又如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瓶颈产业，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企业缺乏自身积累发展的能力，也不利于吸引社会投资主体的参与。但是因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较差，提高利率和原材料价格必然是雪上加霜，多数加工企业难以承受的。因此，这些深化改革内容，必须依靠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承受能力。这也决定了深化改革在战略选择上要继续选择渐进式战略、逐步推进；在改革速度上，要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速度相适应。
3、深化改革要考虑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够提供的经济环境。有的改革内容，如国有企业改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将会引起经济运行过程的重大变化，会带来社会经济领域的较大震荡，因此要求有一个稳定和宽松的环境。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之一就是争投资、争项目，容易引起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在这种环境下，重大的改革措施往往难以出台，即使实施改革也容易发生偏差或走样。因此，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和有效推进，必须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条件，通过增长方式转变创造宽松的宏观环境。不仅如此，深化改革措施的完善也要求宽松和稳定的环境。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条件下，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和全面紧缩，这样就容易导致旧体制复归现象，在宏观调控中不得不更多地使用行政手段和行政管理办法。防止旧体制复归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新体制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它不能不服从于稳定经济和安定社会的近期目标。因此，完善改革措施、防止旧体制复归的关键问题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减少经济波动。
（三）完善省级经济调节体系，加强宏观调节力度和有效性，是“
两个转变”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1、扩大宏观调节的覆盖面，提高我省国民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改革开放以后，我省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个体企业的迅速发展，给我省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我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支撑力量。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看，大多数集体企业、私营个体企业仍低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量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仍相当差。在非国有企业中有两个因素制约着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一是企业规模小；二是企业制度落后。就企业规模上看，这与我省宏观调控跟不上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关。目前计划工作仍主要侧重于国有经济，金融工作仍主要为国有经济服务，这等于放弃或削弱对非国有经济的宏观调节，削弱了对国民经济整体调控的有效性。随着国有资产行业分布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集中，非国有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关系到我省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将是关系到我省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的关键问题。为转变非国有经济增长方式，在微观上，要通过典型示范、技术指导等方式引导非国有企业逐步从传统的业主制、合伙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宏观上，要扩大宏观调控的覆盖面，使计划、金融和财政等宏观调控手段面向国民经济整体。使宏观调控适应我省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国有资产行业分布调整的要求，使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所有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与市场机制调节范围扩大有机结合起来。
2、壮大省级财政实力，增强政府在“两个转变”中的协调能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新阶段的改革都需要政府财力的投入，壮大政府财政实力成为“两个转变”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壮大政府财力，首先要严格执法，严查重罚，减少税收流失；其次要大力培植地方税源，培育和完善地方的税收体系；再次要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引导预算外资金投向瓶颈产业和支柱产业；再次要完善各种专项建设基金征收和管理，加强各专项基金的统筹运用，提高使用效益；最后要盘活国有资产，重点做好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和部分国有企业的转让出售。加强政府在“两个转变”中的协调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总体素质的优化，重点在于：一是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加大研究发展的支出比重；二是推动经济资源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流动，改变瓶颈约束状况；三是加大对改革的投入，尽快突破改革重点，全面转换经济体制。
（执笔：陈明森 施修霖 郭霖 林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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