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困境与选择（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增长还是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已实现了连续26年的高速增长。所谓“中国模式”也好，“中国道路”也好，事实上，支撑中国经济奇迹般发展的主要是两大支柱：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前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迅速完成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在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有效，速度也更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确定的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动员最大限度的资源，集中用于经济建设；可以超越人们价值观念、利益取向、目标诉求的多元选择，把他们统一在发展经济、振兴国家这一共同目标下。与前苏联当年情况不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关起门来搞建设已被证明行不通。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从观念、体制上扫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羁绊，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入全球生产链分工，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
在传统经济学的视角下，中国的发展被有的外国经济学家称为“中国之谜”。但这个“中国之谜”虽然看上去令人难解，可是却管用：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两方面的结合，使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在推进国家向工业化转变中的优势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一模式对经济发展的最大效果是：能快速扩大经济规模，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短期内就可使经济总量急速增加。中国的GDP，1978年为1473亿美元，2004年达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是1978年的12倍；人均GDP也由100多美元增加到1260多美元，是1978年的10倍多。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这一增长数字还要更大。
但是，随着经济跃上新的台阶，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抉择：中国模式在创造着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其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那些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阻碍；曾经带来增长的源泉，正成为带来增长问题的源泉。这些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质量不高。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举国体制具有推动经济规模无限扩张的特点，在这一体制下，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量的增加而不是技术进步实现的。因而，经济的发展必然是粗放式的。突出的是：投入产出比低。我国的矿产资源总回采率仅为3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效率，却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其中如：吨煤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而我国只有2美元，而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1美元。[1] 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产出的GDP，高收入国家是4.82美元，而我国仅为1.04美元。[2] 对资源的依赖性大。2003年中国GDP比重占全球GDP比重的4.1％左右，却消费了全球钢的26.8％，铁矿的34.1％，原煤的31％，水泥的40％，氧化铝的25％，镍的10.7％，石油的7.7％，铜的19.8％。[3] 高消耗带来高污染。在有些地区和行业，由污染造成的损害已大大高于产品的直接收益。产品附加值低。以制造业为例，由于我们生产的多是下游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我国制造业的工业增长值仅为美国的22.14％，日本的35.43％；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83％，日本的4.07％，德国的5.56％。[4] 我国本来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世界低水平的国家，却维持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长此下去，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源支持力度递减甚至发生某些重要资源逐步趋向枯竭的风险，是难以为继的。
第二，增长后劲不足。迄今为止，资本和劳动仍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但在现有经济模式下，这两大要素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正在弱化，进一步发展处在两难之中。突出表现为两个抑制。一是高投资率抑制消费，造成内需不足，最终必然抑制增长。我国的投资对GDP之比，“六五”、“七五”期间平均为35％，“八五”以后达到40％以上，2004年更高达51.3％，[5] 这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十分危险。居民消费率降至二十六年来最低，2004年仅为42％，而同期全球平均为61％。日本被公认为是发达国家中投资率最高的，但即使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年平均投资率也只有30％左右。而同样保持了6～7％增长率的印度，近十年来年均投资率基本在22％至23％之间。过高的投资率和分配不合理必然抑制消费的增长。1997年后更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的情况。贫富悬殊、“三农”问题、东西差距扩大、城市化水平低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低等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竟成为增长的条件和必然要求。特别是要看到，由这么高的投资率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吸纳，不仅必然给银行带来巨大压力，形成新的呆死账，而且极易造成供应过度，引起通货紧缩，最终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消费需求不旺，经济的高速发展终难持久。二是劳动力低成本抑制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转型困难，使进一步发展受限。劳动力成本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和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也阻碍着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对企业来说，如果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就可以赚取较高的利润，那他们就没有开发和应用高新技术的动力。不仅如此，通常情况下，成本过低的劳动力，也意味着是科技素质低的劳动力；主要靠大量使用这类劳动力赚取利润的企业，也意味着是科技水平和现代化组织程度低的企业。由于工艺简单，组织方便，生产容易，行业规模短期内就可急速扩大，结果是必然导致恶性竞争，产品附加值越来越低，使产业升级和转型越来越困难，最终出现生产整体下滑的局面。事实上，这类情况已经出现。在一些曾被誉为创造了“××模式”的行业和地区，在前些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遭遇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困扰，进一步发展困难，经济大幅滑坡。对此，当地政府采取的对策是继续大规模招商引资，进行新一轮扩张。而其结果很可能是：短期内会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从长期看，会使自身的包袱越来越重。而这些地区和行业今天出现的问题，或许就是明天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第三，对外依赖大。一是对外需依赖大。内需不足，必然寻求外需。再加上我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使我国对外贸易呈现高速发展势头。这些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4％，而对外贸易年均增长超过16％。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七位，而对外贸易却占到了第三位，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548亿美元。对外贸易与GDP之比由14％提升到70％，而美国2004年对外贸易与GDP之比仅为24.9％。日本曾是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其GDP贸易依存率也大大低于我国的水平。二是对外资依赖大。至2005年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达到5844亿美元。2002年以来每年都超过500亿美元，2004年达到606亿美元。相比之下，印度这些年吸引外资一直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2001财政年度为61.3亿美元，2002年降至46.6亿美元，2003年为45.4亿，去年更减少到37.5亿，不及中国一个月的利用外资额。三是对国外技术依赖大。不仅在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等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严重依赖国外，就是在一般技术领域，甚至建筑所需H型钢，居家所用自动冲便器等也需进口。据统计，这些年我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设备的68％需依赖进口！[6] 四是对国外资源依赖大。我国需要的多数原材料要依靠进口。2003年，我国进口原材料占当年国内消费之比是：石油的35％，铁矿石的36.2％，氧化铝的47.6％，天然橡胶的68.2％。[7]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比例还会越来越大。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20年，我国所需石油的58％，铁矿石的52％，锰矿的38％，铜的82％，铅的52％，锌的69％要靠进口。[8]
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对外依存度过大既表明我国和世界的进一步融合，也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了挑战。其直接结果是：在充分利用国外市场、资金、技术、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促进我国加快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受世界经济的波动影响加大，经济安全的风险加大，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加大，外部力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而国际能源、原材料的价格飚升，已使我国侧重制造加工发展模式的外部条件日益恶化。一旦由于人民币或是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倾刻间就会大打折扣。所有这些，都警示我们必须谨慎应对才行。
以上分析表明，在经济连续26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榛莽丛生地段。世界上的经济体制无所谓绝对的好或坏，只有放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下比较才有意义。而每一种经济天生就是具有周期性的。因此，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还能保持较快增长，但从长期看，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以低层次的规模扩张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已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于短期的增长速度，而取决于能否实现有效转型。
二、真正的隐忧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就提出了改善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问题。但在现有科技水平和现行经济架构内，在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和体制改革方面的许多重要缺陷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这一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有效实现的。
现在，人们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风险和隐忧，更多谈论的是资源问题、人口问题、“三农”问题、污染和环境治理问题、贫富悬殊问题、腐败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重视不够或解决不好，必然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甚至不排除快速增长进程或长或短地中断的可能。但是，第一，这些矛盾和问题多数是随着发展必然产生的伴生问题，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第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最终有赖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第三，这些矛盾和问题虽然有酿成经济和社会重大风险的可能，但只要应对得当，是可以在现行体制和政策框架内解决的。比如污染和环境治理问题。尽管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在多数民众为生存而奋斗的年代，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只有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的今天才有可能真正去抓。再如“三农”问题，这其实是很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曾遇到的问题。日本直到上世纪50～60年代，城乡差别问题仍十分突出。资源和收入过分向城市集中，农村却非常落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以上。而在我国，2003年农业产值就降到了GDP的15％以下，预计到2015年将进一步降到10％以下。城市化率，即使算上近1.9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只有5.43亿，占41.8％。[9] 以15％的产值养活近60％的人口，农村的相对贫困是必然的。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三农”自身而在“三农”之外，不是机械化，也主要不是农业市场化和农村现代化，而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他诸如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无不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因此，相比之下，前面提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虽然构成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还不足以阻挡我国经济的前进步伐。从中长期看，造成经济发展结构性缺陷和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真正隐忧，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科技落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终是由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引起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深厚的科技基础，是不能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但由于基础过于薄弱，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非常大。在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定为高技术产业的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集成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生物工程及医药品制造业和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等领域，我们不仅落后于欧美、日本，而且落后于印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4年发表的关于“各国的科技竞争力指标”的评估报告，将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在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之后。报告认为，中国科技相当落后，发展是缓慢的，几乎在科学技术上没有任何突破。科技落后必然造成国家核心竞争力低。由于在多数核心领域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被我们津津乐道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产品供应全世界，却基本没有自己的知名品牌，赚取的加工费只有国际知名品牌利润的数个百分点。过去10年内，中国机械出口额增长了20倍，2004年达到830亿美元，但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比重从35％上升到79％；电脑设备的出口额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其中的比重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的出口额增长了7倍，2003年为890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其中的比重从45％上升到74％。[10] 科技上不去，就难以根本改变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状况，从而增大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国外已不断有人鼓吹通过技术管制进而控制中国，有的文章甚至说，只要在高新技术上紧紧卡住中国的脖子，中国就只能乖乖地跟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屁股后面走。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到，虽然我们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但这一优势不具有不可替代性。随着能源、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一优势将不断失去。遇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随时可能将生产基地向同样人口众多，平均工资水平低，原材料价格便宜的印度、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转移。一旦这种转移成为趋势，我们将无以应对。席卷拉美和东南亚的经济危机给我们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高科技产业做支撑，经济规模再大也不堪一击！
科技不仅是决定一个国家后续发展的最重要方面，也是构成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部分。美国在现今世界上所以横行无忌，主要靠三大支柱，一是高科技领域的独占先机，二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强势作用，三是军事上的独霸地位。这三大支柱中，高科技又是支柱的支柱，因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保护自己知识产权最严厉的国家。现在，尽管在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不断，但美国人心里十分清楚，保持中国的中度繁荣或有限繁荣，是保持地区稳定、开拓美国海外市场、保证源源不断对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日常消费品所必要的，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即使几十年后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了美国，但只要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以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上不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美国就用不着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担心，相反，美国却随时可以扼住中国的脖子。因此，在高科技领域和军事领域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对华关系的底线，或者说是对华关系的基本国策。必要时，美国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可能让步，但唯独在这两个方面，他决不会让步，决不会突破，而只能是控制的越来越紧。
在经过1990年以来的“休眠”，当前科技领域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紧紧抓住新产业革命，推动经济实现跳跃性发展，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美国为保持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近年来先后制定和启动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能源与环境和信息通信技术等振兴科技的计划。欧盟即使在被自身东扩、宪法批准、长期预算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也没放松科技振兴。德、法、英等国除确定了各自的优先研究领域外，还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期通过整合来提升欧盟的整体创新能力，保证欧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日本为全力追回“失去的十年”，由政府牵头，“产学官”结合，举全国之力发展高科技。现在有人提出，我们可以通过购买的办法取得外国的先进技术。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真正核心的技术我们是买不来的。就连我们现在走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又谈何容易！汽车合资企业，把外国品牌的汽车卖得红红火火，20多年过去了，却至今拿不出一款像样的自己品牌汽车就是例证。投入不足是影响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001年，我国科研投入总额，按当时汇率计算，为16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为2700亿美元，欧盟为1500亿美元。近年来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也仅占GDP的1.36％，与日本的3.1％、美国的2.7％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教育发展滞后也拖了科技的后腿。德国前教育部长默勒曼曾说过一句话：谁在不该节约的地方节约了，谁就将输掉未来。美国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但他们仍然认为教育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从里根到克林顿的历任总统都把振兴教育作为施政的重点。克林顿更提出要当教育总统的口号。相比之下，我国不论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不论教育理念还是教育方法，不论经费投入还是管理体制，尽管近些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但还远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整个社会还需进一步创造大力扶持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当前特别是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鼓励求新求异，勇于打破各种束缚和思想禁锢。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人们就不会积极去搞发明创造。科技的后面是人，发展科技的过程，实际是对人的资源的开发过程。离开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精神的解放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企业活力不足，效率低。中国有高速增长的经济，却鲜有优秀的企业。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自主发展、自我完善、自觉约束能力低。全国原有国有企业30万家，经过改制现在还有15.9万家。就是经过改制的，70％以上仍由国家控股，实际上也是国有。现在，我国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的一半，却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1/3，而在目前国家公布的2.4万亿银行坏账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欠下的。根据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作出的“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在资产利润率方面，500强中的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外资企业，分别比500强中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高出5.57倍和10.19倍。而这500强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还大多集中在垄断性行业！[11] 在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率低的背后，则是所有制主体的缺失。人人占有实际是人人不占有。而政府和国企之间不可能斩断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国企领导者永远具有政府官员和经营者双重角色。国企的决策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政府需要；国企的经营目标不全是利润最大化，还包括产值增长、就业状况等其他因素。同时，由于有政府这棵大树可以靠，国企的生存压力小，其自我发展的动力必然减弱。即使遇到经济困难，多数企业宁可等“死”，也不愿冒风险搞改革创新。企业本应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现有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0％不搞研究开发，75％的企业连技术开发机构都没有，平均用于产品和技术研发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5％。而根据国外的经验，研发的投入如低于销售收入的3％，企业就缺乏长远发展能力；低于2％，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必将被淘汰。在高新技术产业，国外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要占销售收入的12％！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重视消化吸收创新。日、韩企业在这两方面的资金投入之比是1∶5，而在我国仅为1∶0.07！[12] 因此，日、韩企业在引进欧美先进技术之后，能很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能大批出口，而我国则是引进再引进，长期不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以至一位日本人不无辛辣地揶揄：很多中国企业甚至连偷技术的热情都不足。现在，我国直接融资程度低，证券市场不发达，利率杠杆难以发挥对市场的调节作用，说到底，概与国企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如果说，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为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国企的某些体制性缺陷对经济的增长还影响不大甚至是实现增长所需要的。但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作为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率低下，整个国民经济将难以持续健康发展。过去，我们试图绕开所有制问题推进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承包制、年薪制、公司化改革都试过。但改来改去最后发现，不解决所有制主体缺失的问题，其他办法都不行。所有制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越来越紧，这既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机会，也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不痛下决心解决产权制度改革滞后问题，我国企业将难以与跨国公司竞争，真正做大做强，更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真正跨出国门，实现进军海外。
这里，没有把金融作为一个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金融存在的问题是和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属同一性质的问题。发生在日本、拉美、东南亚的经济危机，都首先是以金融危机为突破口爆发的。而在我们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很多问题，改革中的很多风险，最后都可能要由金融来承担；最可能出大问题的，可能也首先是金融。我国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管理，而在体制。由于产权主体不明晰，没有最后负责者，监管严了，银行可能惜贷；监管松了，又可能出现内外勾结拿国家资产送礼的情况。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是分割不开的连体婴儿。银行不良贷款表现为贷款者的问题，即银行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借款者的问题，即企业的问题。因为在很多国企看来，它们从银行贷款，不过是国家把钱从左手放到右手。因此它们从贷款那天起，就没有打算还；国企的损失，最终只能由银行来埋单。从这一点上说，进行企业改革才是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出路。国企改革不搞好，金融的改革就永远不可能完成。
总之，随着高投资率和劳动力低成本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减弱，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科技发展状况和企业活力或者说体制问题，将成为决定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横在中国经济前进道路上的两条真正的鸿沟，相形之下，资源、人口、污染、贫富悬殊等其他问题，不过是深浅不同的大小水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改善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等其他问题都不能真正解决。由于短时期内我国经济在现行体制下还能保持较高的运行速度，掩盖了我国经济体制上的结构性矛盾，很多人对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还缺乏清晰的认识。但实践将证明：恰恰是这两个常常容易被忽略、常常被很多人一带而过的问题，最终可能成为“终止”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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