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宗教文化身份的历史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宗教论文,身份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8-6099(1999)03-0076-04
大凡人之生于世上，总要寻求精神上的依托，宗教，大抵是在这样的精神需求中产生出来。澳门存在宗教信仰，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如果认真地考察澳门宗教文化的发展，就会发现其十分独特的地方；它保存有中国最为古老的原始宗教的遗物，又成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交融最早，也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它是研究东西方宗教文化交融史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它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现象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本文只就澳门宗教文化身份的变化问题谈谈一些看法。
在生存群落的精神定位中，宗教价值是民众精神凝聚的核心。澳门的宗教格局经历了从本土宗教向多元宗教演变的过程，这实际意味着，澳门民众也经历了对不同的宗教价值进行选择和认同的过程。
澳门早期的本土宗教主要有原始的民间宗教信仰，它建立在先人直接的生存需求上。这种信仰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黑沙大湾文化。这里出土的彩陶盘，刻有水波纹和浪花纹，它表明了先民的生存是与大海联系在一起的。大海神秘莫测的力量，使得澳门的早期居民对大海产生了无穷的联想，并自然地产生了海神崇拜。这种崇拜自然的延续着，以后对妈祖的信奉，以及对其他海神，如朱大仙、洪圣爷、水上仙姑和悦城龙母的信奉，都表明了早期澳门居民产生海神崇拜的内在动力是十分强大的。由切身的生存利益所形成的民间信仰，在澳门既有悠久的历史，又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并不断得到强化，可见澳门本土的民间信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支持着这种民间信仰的潜在力量，就是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最基本的认同。
在海神崇拜中，对妈祖的信仰颇形成规模，它包含了很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妈祖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女神，经常在海上显灵，救助航海遇难的航船和水手。这种传说的叙述格局颇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奇故事——那些在荒山野岭和江河湖海中迷失方向的游人，总是在危难时节得到女神的救助。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感应和精神的力量，它可以激发人的潜能，使处于危难的人在精神上超越现实的困难。妈祖信仰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融汇了道教和佛教的因素，她的精神内涵也逐渐地丰富起来，日益成为澳门民众的重要的宗教信仰对象。可以看出，她的精神感召力量是巨大的，作为本土宗教的发展结果，它已经成为凝聚澳门民间精神的相当有效的粘合剂。民众对本土宗教信仰的认同，反映了他们与本土宗教的亲和力，也表徵着民众对本土身份的重视。
如果翻开有关澳门的宗教资料和风俗资料，可以看到澳门民间信仰的多姿多彩。这一点，与中国内地民间信仰的多元化一脉相承——天下无处没有神，心诚则灵。这种泛神的倾向在澳门现存的诸多庙宇中反映出来。
除了规模较大的妈阁庙、观音堂外，我们还可以见到莲峰庙供奉有观音、吕祖和金花娘娘；莲溪新庙供奉有华光大帝；沙梨头土地庙设有土地殿、医灵殿和水月宫等诸神的灵地；包公庙供奉包公；南山庙供奉钟馗；雀仔园农历二月初二对土地神的贺诞活动；聚龙社奉祀社公；下环福德祠供设福龙牌；康公庙供奉南宋康王；石敢当行台奉镇邪驱魔之神“石敢当”；女娲庙奉祀女娲；关帝庙供奉关帝；哪吒古庙供奉哪吒；药山禅院供奉药王；谭公庙供奉谭公；三圣庙供奉三圣，即洪圣、关圣和谭公；黑沙村大王庙供奉庇护神——大王神；北帝庙供奉“北方真武天玄上帝”、龟神和蛇神；三婆庙供奉三婆神等。我之所以在这里详细地列举诸神的信仰，是想从中看到，澳门丰富的民间信仰与中国内地民间宗教的血缘关系。其信仰对象，信仰方式，信仰的想象力以及情感的亲和度，与中国内地是没什么两样的，甚至，在许多方面保留得更为完善全面。对于在历史上一度游离于中国大陆的地区及其民众，也许，能够维系与中国联系的纽带，主要就是文化了。中国文化潜在的力量，始终成为华侨华人辨别自身文化身份的内在动力和标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文化上的联系，可以使精神获得寄托。这种状况在东南亚华侨华人区也常见。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澳门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和华人中得以延续加强，与这种精神上的需求极为相关。
中国民间诸神的成份结构相当庞杂，从上面所举可以看到，有海神、山神、土地神、药神、龟神、蛇神、以及各种被神话了的历史人物和想象出来的神秘幻象。而且它们的神力功能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所能提供给中国民众的精神利益也相当直接，可以在冥冥之中无所不在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中国文化系列上的人民，在心理上基本认同这样的造神方式，也认同在这种相似的思维基点和思维方式上创造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便是中华文化基因得以代代承传的信息载体，不管是否明确地意识到，它总是在无形中影响到该文化系列上的民众。民间诸神在澳门香火不断，便可知道中国文化基因的强大的力量了。
同样，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道教和佛教，也是澳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教。这可以从普济禅院的规模，以及上面列举的对关帝、北帝、城隍诸神的普遍供奉看出来。佛教和道教早已经被作为民族文化标识而被广泛地接受。尽管佛教是早年从印度传入，但它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也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甚至被改造，形成独特的佛教流派，如禅宗就是这样。直到现在，澳门的大多数居民对佛教和道教有着强烈的亲和倾向。据1991年的统计，澳门信奉佛教的人占总人口的16.8%，其中中国籍的居民占69.1%，葡国籍占26.6%。[1]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没有直接提出信奉佛教和道教，但是，他们对佛教和道教的仪式和精神却有着潜在兴趣，例如到寺庙进香祈祷，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受佛教和道教观念的影响。这种情况也表明了佛教或道教得以广为流布，所具备的条件是相当充分的。但愿佛祖和神仙在冥冥之中保佑那些热爱他的人们。
澳门毕竟是一个多种宗教兼容的地区，宗教信仰的自由度相当大，居民的宗教选择和宗教身份呈多样化。在澳门历史上，对澳门宗教格局形成巨大影响的，是西方宗教的进入。16世纪中叶后葡国人进入澳门，也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从1555年耶稣会士巴来多神父（M.N Barreto ）抵达澳门开始，天主教即进入澳门，一种异质的宗教身份在澳门登陆。1562年，天主教会在澳门建成了疯王堂（望德圣母堂）、花王堂（圣安多尼堂）和风讯（顺）堂（圣老楞佐堂）三座小教堂，这些宗教建筑和宗教仪式的坐实使天主教的观念得到了加强，以后，天主教的教徒不断地增加。至1563年，教友已发展到约600人， 1600 年， 教友发展到约3500人，1644年，澳门的教友达到4万人。 从日益增加的人数可以看出，澳门居民（包括葡国人和本土居民）对天主教教义认同，并以此确立自己的宗教身份的人日益增多。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天主教徒的人数有增有减，但从总体上看，天主教的宗教价值在澳门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大体是与葡国人信奉天主教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作为澳门管理阶层的葡国人可以在宗教精神方面有效地影响澳门，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澳门的天主教徒有23300多人，占澳门总人口数的5.4%，葡国籍教徒占40%，中国籍教徒占60%，另有约2万名教徒移居国外， 每年约有600人入教，其中有一半是少年儿童。[2]也就是说，天主教的价值体系在澳门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以此为精神依据的仍大有人在。当我们看到每年一度的苦难善耶酥圣像大游行和花地玛圣母游行时，不能不为它所显示的精神力量所震动。宗教仪式的震憾力，可使人在无形中得到精神的升华。
基督教进入澳门，也同样经历了由弱到强、反复曲折的过程。1807年9月4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澳门， 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1814年7月16日， 一位澳门的中国人蔡高接受马礼逊的施洗，成为澳门华人中第一位新教基督徒。不久，他的哥哥蔡兴和弟弟蔡三也先后入教。另一个印刷工人梁发，在马六甲受洗入教以后，也到澳门工作。1823年，马礼逊在澳门封授他圣职，梁发成为新教第一个中国籍牧师。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宗教身份在澳门诞生并得以延续，基督教的价值开始得到了澳门居民的认同，基督的圣火在澳门蔓延开来，并传入中国内地。
基督教的价值在澳门及在中国内地获得一些人的认同，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传教士及教徒的积极推广，例如马礼逊和米怜在传教中的积极活动是相当有效的。还有如中国籍牧师梁发以中国人的身份传教布道，也很容易为一部分中国人所接受；另外，就是基督教的若干教义在翻译为中文后，为一些中国人所理解，并为中国人根据需要选择接受下来，从而得以传播。1815年，由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建成的印刷所开始印刷汉文的《圣经》和布道书，大部分运到澳门和中国大陆散发，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由梁发撰写， 马礼逊修改的《劝世良言》一书， 便是1832年在该印刷所印刷，1836年传到洪秀全手中，成为他后来发动农民起义的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到，基督教之得以在澳门立足，是中西方文化双向交流及双向需求的结果。正如在当时及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并非纯粹是单向性的，它同样也经历过选择和认同的阶段。如果能够对接受一方的选择动机或排斥动机进行研究，也是极有意义的。
不过，早期基督教在澳门是受到葡国人及天主教徒歧视的，这种西方异教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它们在澳门共处的矛盾也就自然地形成。1842年，香港开埠后，大部分基督教教徒离开澳门，大概与这种宗教矛盾有关。1917年10月4日，澳门中华基督教会为其教堂奠基立碑， 意味着基督教的活动在澳门又重新展开。现在，在澳门开展活动的组织有诸如中华圣公会港澳教区、神召会港澳区议会、澳门浸信教会、澳门中华基督教会、澳门圣经学院、澳门基督教会宣教堂等约四十个堂会组织，基督教徒估计不足5000人，但他们所开展的活动确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考察澳门社会的宗教身份中，那些在澳门的规模较为小型的宗教系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些宗教如何在澳门确立自己的身份价值，他们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什么问题，都可以作进一步探讨。
据资料记载，澳门历史上直至目前，还有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摩门教、基士拿教、新世界会社、神慈秀明会、新使徒教会等，如此众多的教派在约二十平方公里的澳门土地上生存共处，也是一个世界宗教的奇观。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澳门，没有确切的记载。有人估计在明季即有传入，与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商贾进入澳门进行贸易有关。现在澳门的伊斯兰教徒约有百余人。
琐罗亚斯德教是古代波斯及中亚细亚一带流行的宗教，中国历史上也叫袄教、火袄教、拜火教等，澳门的琐罗亚斯德教于18世纪70年代自印度传入，目前，在澳门的琐罗亚斯德教人员很少。
上述教派均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相当发达，在澳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这些宗教的传入可能性是很大的。澳门是一个移民比例较大的地区，接纳各种宗教文化的兼容度相对较大，即使有些教派在历史上互相排斥，但是在澳门仍然可以共处。这种情况在近数十年来一些新教派的进入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澳门对不同系统的宗教价值的容纳空间还是较大的。例如，在1968年起源于美国的“新世界会社”，1981年传入澳门，曾经活跃一时；又如日本新兴宗教“神慈秀明会”，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入澳门；另有以居澳菲律宾信徒为主的“新使徒教会”，也是在80年代中以后传入澳门。一种新的宗教在澳门“登陆”，便意味着一种新的宗教身份关系在澳门产生，它能否在澳门立足，亦多取决于它的价值是否获得澳门社会的认同。
应该说，民族、种族及人口来源的多元化，为澳门各种宗教的传播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机会和广阔的土壤，不同的宗教体系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文化血缘——那种与民族和种族相生相灭的文化因素；另外，由于澳门人口的高度密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机会也很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相当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对各种宗教的了解机会也增加，他们可较为充分地选择为自己认同的宗教价值而追随之。在这种格局下，不同宗教的传播或接纳甚至会出现交叉的状况。从目前的情况看，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不同宗教价值的认同中已没有严格的壁垒，他们可以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的信条，也可以接受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价值和仪式，并把它们通俗化地融汇到日常的生活中。所以在澳门可以看到，澳门居民可以同时享受到不同的宗教节日的欢乐。中国的节日可以到寺庙进香；西方的节日也可以观看游行或迎接圣诞老人的光临。大部分市民宗教信念的交叉和宗教身份的模糊化，给各种宗教的进入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这也是不同宗教得以在澳门这块不大的土地上和平共处的重要条件。
在澳门进入过渡期及未来的发展时期，澳门的宗教地位以及宗教关系在“中葡联合声明”中获得了理论上的定位。“声明”第四条款上提出，澳门居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中，更为具体地规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和教徒在其宗旨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照常活动”。从理论上看，澳门的各种宗教身份仍然可得到保障。宗教问题往往涉及到政治和精神形态的敏感问题，它在澳门的发展前景和发展途径，可能更多地得根据历史和现实的需求而作出调整。澳门宗教文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收稿日期]：1999-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