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陈独秀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陈独秀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众说不一。陈独秀晚年，曾被戴上“混进党内的叛徒”“汉奸”等罪名；文革期间，更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而加以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解除了思想禁锢，史学界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开始重新研究评价陈独秀，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取得可喜成绩，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一些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对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的突破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由于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主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近年来，一些学者重新对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特别是对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论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及演化》（《河北大学学报》1994.4）、《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辨析》（《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6）、《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1）等。学者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较一致的看法是：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逐渐演化的，这种演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对三阶段的具体表述又各不相同。
文培森在《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中认为，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有过三次大的变化，使得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与领导方向。他把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分成三个认识阶段，即“两种可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二次革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一气呵成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马英明在《论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及演化》一文中对其三个阶段的表述更为具体，他认为：从1919年五四时期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是基本形成阶段；从1925年1月四大到1926年12月党的汉口特别会议是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发展与倒退互相交错、复杂演变的阶段；从1927年1月到1927年7月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大倒退阶段。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确曾轻视工农，看不起民众。但一些学者认为，在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受十月革命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影响，陈独秀的态度开始改变，他从实践中看到了工农的力量，这从他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和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来，比如他赞同“劳工神圣”，认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学者们认为，他在这一时期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
就四大的历史功绩与陈独秀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它“不仅是党的，也是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党一起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根本标志”（注：文培森：《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1。）。历来对四大评价很高，而对陈独秀的作用很少提及。因此，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陈独秀是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又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大会的决议应能反映他的思想。因而，“我们很难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的领导思想都是右倾的，也很难说他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无关，或说中共中央是‘领导地位’思想，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另一种思想。”（注：文培森：《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1。）学者们分析了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原因：“首先在于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发展工作的实践，从主观上具有了对工人阶级的正确认识；其次，是在客观上，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的指示，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同时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这一思想作出了不少探索和论述，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接受了这些正确的意见或主张，并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的帮助下，纠正了自己的一切偏见和错误，从而促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注：马英明：《论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及其演化》，河北大学学报，1994.4。）
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是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并明确提出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地位。大革命后期，他提出要建立有“四种并存”生产制度的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新型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民主独裁制”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但“由于共产国际十月革命模式思想的严重干扰，再加上客观环境和时间的紧迫，共产党人已无法通过反复实践来总结自己的得失和教训，提出贯彻上还领导思想的正确的政策思想和策略思想，终于成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重要思想理论原因。”（注：文培森：《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1。）
学者们对陈独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上述分析和论述是非常深刻的，也更为接近历史真实。因此，它代表了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关于陈独秀家长制问题研究的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系统研究陈独秀家长制统治及家长制作风问题。1980年7月《光明日报》发表《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同年11月《安徽日报》刊载《陈独秀与封建主义》，1982年《陕西师大学报》发表《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产生之由来》等论文。张静如在《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一文中认为：“陈独秀为人自信，常以长辈和先知者自居，他指导青年是认真的，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做事很积极，但喜独断。”“为了推行他那条路线，他完全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凡是与他不一致的认识、意见，他一律排斥，不予考虑，并且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组织措施……陈独秀既不要群众，也不要集体领导，唯我独尊，就完全破坏了党的建党原则。”在《陈独秀与封建主义》一文中，作者也认为：“由于手中无真理，只好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在党内搞家长制一言堂，对待同志和下级，就像皇帝对待臣民，老师对学生，老子对儿子那样，研究问题时，他的话就是‘圣旨’‘命令’，就要照办，谁有异议，他就骂人摔东西。”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及家长制作风问题，已成铁案，无须再作研究。可是，1996年5月张巨浩、林小兵在《学术交流》上发表的《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一文，对“家长制论”提出了挑战。作者认为，家长制论不能成立，其理由是：(1)我们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对此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2)陈独秀注意吸收新鲜血液进入领导层，不搞论资排辈；(3)陈独秀允许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不搞一言堂；(4)从客观上看，从党的建立到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并决定了重大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个时期。因此，作者认为家长制论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忽视了根本的历史条件。“从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党内真正形成家长制统治，造成‘一言堂’局面的，只有两个时期，一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二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王明为什么能实行家长制统治呢？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晚年为什么能够搞家长制统治呢？“根本的一条，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在党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自觉不自觉的认为他是真理的化身。而这两条陈独秀都不具备。”作者认为，党那时所处的内外条件不允许，也不可能建立起陈独秀自己的家长制统治地位。陈独秀发脾气使牛性之事是有的，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但不能夸大，尤其不能夸大作风上的问题。
此文的发表，无疑是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同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可以说是给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三、加强了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研究
陈独秀晚年身处逆境，但仍然没有停止思索。“这个时期陈独秀以一个独立观察员的身份，就当时成为时局焦点的抗战与建国，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世界大战与未来趋势，苏联经验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见解，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晚年政治思想体系。”（注：阿明布和：《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评价》，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3。）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却忽视了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研究，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人们才用新的眼光将其晚年开辟为一个独立领域，研究他的活动、思想及评价问题，从而大大丰富了陈独秀研究的内容，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发展。著名学者唐宝林无疑在这一领域走在了前面。他不仅在所著《陈独秀》（下）中对其晚年活动进行了评说，而且从1988年开始连续发表文章多层面地剖析陈晚年的政治思想。到了90年代，这类文章更多，其中有阿明布和的《陈独秀晚年的“新二次革命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4）和《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评价》（《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3），荆忠湘的《陈独秀的抗战主张》（《青岛师专学报》1993.3），郭绪印的《重评抗日时期陈独秀的政见》（《学术月刊》1995.8）等。这些论文已经涉及到陈独秀晚年思想的各个领域。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是复杂的，“他既背离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背离了托洛茨基主义；既与中国共产党有某些根本意见分歧，也对中国托派展开论战；既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力量，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既认为英美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民主势力的代表，又认为英美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压迫落后民族的；既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又对共产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不满；既同情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又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独裁专制，认为斯大林是反无产阶级利益的独裁者。”（注：郭绪印：《重评抗日时期陈独秀的政见》，学术月刊，1995.8。）但即使如此，在陈独秀的晚年思想中仍然有其主导方面，这就是他的民主思想。陈明布和在《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评价》一文中对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作了颇有见地的研究。他认为：“对其论点、思路逐一进行解析，会发现一个贯穿首尾而又不断加重的主线，这就是他对民主的最新理解和执着追求。”“陈的民主观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也承认无产阶级民主即大众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进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否认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否认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有质的区别。因而我们说它确实是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民主观。”作者分析，陈在抗战初期是更多地立足于国内去考察民主问题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视野，通过对苏联经验的集中思索，他从整个国际共运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广阔角度，全面考察了民主的历史、内容、特点以至建设问题，从而使他关于民主的认识得到又一次升华，最终完成了他晚年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之构建工作，可见陈晚年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民主思想在这一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既是陈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分析事物的归宿。”学者们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史学界在这一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研究方法的更新
近年来，史学界大大拓展了陈独秀研究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文化等领域，而是囊括了陈的教育思想、军事思想、人性观、历史观、宗教观、文学观等方面，有的文章还涉及到陈个性品质的研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在解析性研究之外强化了综合研究，在体系研究、专题研究、断代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特别是通过比较研究，拓展了对陈独秀思想的认识，也使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陈独秀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异同》（《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3）、《陈独秀与李大钊比较研究》（《辽宁大学报》1994.2）、《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5.4、1996.1）、《陈独秀与瞿秋白》（《党史天地》1996.8）、《陈独秀与鲁迅》（《江淮文史》1996.4）等。欧阳哲生的《胡适与陈独秀思想比较研究》可以说是运用比较法研究陈独秀的上乘之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分析了胡、陈早期联手合作的思想基础；早年的经历和兴趣嗜好有许多契合之处；对中国文化革命的主体认识大体一致；都坚决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要求破除禁锢，解放思想，建立与民主政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新型文化机制；都反对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新价值观，并将这一观念推向整个社会生活；都敏锐地感觉到在文学领域内存在许多锢瘤，有必要加以革除和创新，并将之看成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突破口。正有了上述诸多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才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成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然而，五四时期或稍后、两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他们究竟发生了哪些分歧呢？(1)对进化论的改造胡适强调渐进的进化论，而陈强调革命的进化论。(2)对欧美近代思潮的取舍不同。(3)对待新文化运动的路线认识不同。(4)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不同。(5)改革中国的政治方案不同。
作者不仅对比分析两人的思想分歧，而且对两人的个性品质进行了比较：“胡适的思想品格带有浓厚的稳健性、伦理性和自由性的色彩，陈独秀的思想个性则呈现出激进、刚强、道义的一面，其外在形象也迥然不同，胡适身上渗透着一种英美绅士风度和中国传统士人的儒雅圆滑，表现出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形象，陈独秀始终是一个壮怀激烈的革命家，是法俄大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奇特结合的产物。”
二三十年代，胡、陈关系经历了一个很不愉快的时期，各自所走的道路遇到了严重挫折，但随着时局的发展，两位新文化运动的老将，在一系列问题上又渐趋一致：他们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反法西斯性质的战争；他们反省“苏俄经验”指出它改革方式的非现代性和所建政权的反民主性。胡、陈力改自己过去的观点，回到了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立场上来。
作者通过对胡、陈的对比研究，把胡、陈思想与时代联系起来，并简单概括了陈独秀思想发展脉络：他从西欧近代文明中借来了“科学”与“民主”两种武器，但他未能发展这一理论，也未在实践中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他高举反封建旗帜，但又不加分析地将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重破坏而轻建设，结果使一场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走向反文化的歧路，他为追踪世界大势，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坐标，他不断地自我否定，但每次转变都是不彻底的，结果是继承未吸取精髓，创造未能建立独立体系，抛弃又藕断丝连，这就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混杂性，无法承担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责任。文章的这些分析，是颇具真知灼见的。
作者就两人在新文化运动时的合作摇旗呐喊，二三十年代的分道扬镳，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殊途同归进行了深刻分析和追踪研究，为我们从另一个层面更好地把握陈独秀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综上所述，90年代陈独秀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在许多问题上史学界的观点已趋向一致，但对陈独秀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一些问题还在争论之中，这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