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二次核试探源与外交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朝核问题是冷战后持续性的重大国际热点与难点问题，长期困扰国际社会，困扰中国外交。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结束后，朝宁边核设施实现部分去功能化，美将朝从支恐名单中删除，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一度显露某种曙光，中国也因成功主持六方会谈备受国际社会赞誉。然而，进入2009年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4日朝称“绝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也将不再受制于任何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① 5月25日朝再次进行核试验；6月13日（北京时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制裁朝鲜的第1874号决议。至此，朝核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到接近失控的边缘。眼下，有关各方朝野都在冥思苦想：如何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乃至完全失控？真正实现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路在何方？
回顾朝核问题在跌宕起伏中愈演愈烈、愈来愈复杂的历史进程，审视眼下困境，不能不令人怀疑，围绕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国际努力是否“药不对症”。如果答案证实这一疑问属实，那么，必须反思和调整相关政策和策略，毕竟“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如果各方继续在传统思维框架中徘徊打转，仍坚持既有政策方针，病急乱投医，势必南辕北辙，延误时机，最终集体吞下不自觉酿造的苦酒。
一
最近，围绕朝鲜执意进行第二次核试的原因，国际社会有“朝决心拥核”、“促美对话”和“为确立接班体制造声势”等说法。实际上，如果把朝此次核试放到更大背景下分析，不难发现它是朝核问题在第六轮六方会谈后合乎逻辑的继续。朝第二次核试导致危机解决出现反复与以往几次情况颇为相似，大致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是整个朝核问题的缩影。要准确诊断朝本次核试的症结，需要由远及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冷静加以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冷战后东北亚战略格局失衡，引发朝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促使其强化拥核决心和努力，这一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韩等国政界和学术界多有共识。冷战期间，朝与中、苏保持程度不同的同盟友好关系，朝中苏三方与韩日美三方形成大致平衡的两极格局。其间，朝有拥核考虑，但意志和决心有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在半岛实施战略收缩，朝“丧失”重要战略盟友，战略依托塌陷，战略后方陷入空虚；俄（苏）、中相继与韩国建交后，美、日两国拒绝在交叉承认问题上兑现承诺，导致朝在外交与战略两方面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本来，朝韩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苏联东欧剧变特别是东西德统一后，韩国踌躇满志地要步西德后尘，谋求凭借美韩同盟和自身实力，实现吞并式统一。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等西方国家“中国崩溃论”又甚嚣尘上，中国多少有些自顾不暇；同时，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急欲凭借自身实力和同盟体系，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大幅度提高防扩散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如此多因素叠加，导致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困境与挑战，危机感空前强烈。朝“谋生存、求发展”，只能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依据“先军政治”路线，因而走上了开发核武之路，力图“以核自保”。其直接后果是第一次朝核危机。一句话，朝核问题的根源是冷战后东北亚战略失衡导致朝鲜的空前不安全感。如果理性地观察与思考问题，任何置身朝安全处境的国家恐怕都难以抵御核选择的诱惑。
进入21世纪，朝鲜安全处境恶化，引发第二次朝核危机。美朝核框架协议落实半途而废曾使朝核问题解决陷入僵局，但并未直接导致危机升级。2002年10月3－5日，美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双方发生争执，朝方官员承认正在进行浓缩铀核武开发，引起美方态度强势反弹，称美在朝放弃其核计划前，绝不考虑与朝对话，更不会签署美朝互不侵犯条约，并随即停止了对朝的重油供应，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当时，美小布什政府受新保守派影响，正大力推行单边黩武主义，奉行先发制人打击政策，发动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对伊拉克的战争也箭在弦上，明确将朝鲜视为邪恶轴心国和“政权改造”的对象。正是这种特定背景促使朝鲜在冷战后萌生的不安全感明显加剧。2002年10月25日朝外务省发言人指出，半岛核问题的出现是美推行对朝敌视政策的结果。这并非全无道理。所以，朝鲜才强硬表示，为应对美国核威胁，朝不但要拥有核武，而且还要拥有比之更厉害的武器。即使这样，朝鲜为免于美国威胁，仍明确表示美若与朝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朝愿消除美方安全关切。但美充耳不闻，迫使朝先后宣布拆除核设施封条和监视器、驱赶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人员并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美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萨达姆政权，不能不使朝鲜得出结论，抵制美国战争威胁的最有效手段是拥有核武器。
第二次朝核危机与美对伊拉克战争在时间上重合，使朝鲜半岛战争风险陡然升高，遂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相关国家高度关切，促使中国加紧外交斡旋并成功发起六方会谈。经过各方努力，第四轮六方会谈于2005年9月通过《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又称“9·19共同声明”），朝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和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NPT，接受IAEA核查；美确认不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无意以常规武器或核武器入侵朝鲜；各方对朝提供能源援助，承认朝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提供轻水反应堆，以及通过谈判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等等。然而时隔不久，朝鲜因不满美国的金融制裁，毅然决然进行核试验。对这个过程略加回顾，不难发现，当朝鲜以谋求拥核作为对美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能奏效后，伊拉克战争已使朝鲜铁心通过实际拥核促成对美交易。
从微观层面上看，朝鲜罔顾国际社会规劝，毅然进行第二次核试，也是多种因素复杂叠加促成的。
一是朝方对新一轮六方会谈可能面临的挑战缺乏准备，急欲制造新议题。六方会谈于2007年2月和10月举行第五、第六轮会谈，先后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又称“2·13共同文件”）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又称“10·3共同文件”），确定朝在起步阶段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最终实现去功能化及全面申报核计划，美与朝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并启动将朝从“支恐国家”名单中除名的程序，成立朝鲜半岛无核化、朝美关系正常化、日朝关系正常化、经济与能源合作以及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五个工作组、择机召开外长会议以及其他五国对朝提供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和人道援助等。然而，随着2008年6月26－27日朝正式提交核计划申报清单、炸毁宁边核设施中的冷却塔、美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并于10月11日将朝从支恐名单中除名，朝鲜便面临下一步如何走的严峻课题。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六方会谈当中，恐难回避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议题，美、日则势必要求朝放弃已拥有的核装置以及接受全面彻底核查等作为交换。朝方将不得不过早地面临全面弃核压力，例如实施验证将使朝核项目完全漏底。因此，如果六方会谈注定要延续下去，朝须以二次核试制造新议题，避免在新一轮六方会谈直面完全弃核压力。
二是韩国新政府对朝政策加剧了朝不安全感及“战略失衡感”，引起恶性循环。换言之，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调整促使朝强硬回应，朝对韩强硬姿态又促使美对朝政策调整夭折。李明博政府放弃前任执行10年的对朝“包容政策”，提出“无核、开放、3000”主张，即以朝鲜弃核、对外开放为条件，承诺协助朝鲜10年内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的目标，俨然摆出居高临下的施舍者姿态。同时，韩加强与美日协调，使南北关系从属于韩美同盟关系，营造联合对朝施压氛围。尤其2008年8月后，韩国内舆论大肆炒作“金正日委员长健康出现异常”，认为“金正日患过严重的脑中风”，“像金正日这个岁数的老人（67岁）一旦得过脑中风，一般只能活5年”等等，唱衰朝鲜的舆论极为盛行。2009年3月9－30日，韩美又举行以朝为假想敌的“关键决心”与“秃鹫”大规模联合军演。所有这些完全是一幅意欲趁机吞并朝鲜实现统一的架势。朝媒体公开批评，李明博政府对朝提出“‘朝弃核’和‘开放’为北南关系前提条件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公然叫嚣‘对朝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甚至叫嚣‘在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下实现统一是终极目标’”。② 朝《劳动新闻》评论员文章则认为，“联合军演……是为从军事上消灭朝鲜、实现侵朝野心的主子与走狗的危险合作品，……进一步激化朝美、北南之间的军事对立与互不信任”。③ 李明博政府强硬对朝政策，迫使朝以超强硬对强硬，以促使李明博政府软化立场，回归其前任对朝包容政策轨道。
本来，奥巴马竞选期间声称要与金正日委员长进行直接无条件对话，使朝对美新政府充满期待，认为奥巴马政府至少会延续布什政府第二任对朝政策，甚至更加缓和，于是先后发出希望朝交响乐团回访、参加奥就职典礼并在发射卫星前向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通报等积极信号。显而易见，朝方意图是在不激化美朝关系的同时采取对韩强硬，谋求在半岛事务上对韩国的有利地位。但奥巴马政府初期对外政策重点在南亚，任命“知朝派”博斯沃思为对朝政策特别代表也只是兼职，且未如朝所愿而启动双边对话；美将朝发射卫星定性为“挑衅”，推动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并推动落实1718号决议；国务卿希拉里公开称朝为“暴政”和“无赖政权”；美国内对朝政策分歧严重，加大制裁力度主张较之冷处理和对话解决意见更占上风。所有这些，促使朝方认定“奥巴马政府对朝敌视政策与前任无丝毫差别。欲消灭我们人民选择的思想与制度是持续至今的美对朝敌视政策的本质……我们将像我们阐明的那样，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核遏制力。”④
三是朝鲜政治进入建立接班体制时期，需要展示某种政治必要性。金正日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年近古稀，接班安排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朝迄今未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接班的信息，但自2007年年底以来一直强调“将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2012年恰逢金日成主席诞辰百年和金正日70岁生日，对朝意义重大，朝届时可能正式推出接班人。为此，朝试图通过核试来证明“先军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有利于凝聚军心与民心，鼓舞士气。同时，核试亦可为接班人积累政治资产，巩固未来执政基础。
总之，在朝方对六方会谈渐入更实质阶段缺乏充分准备、韩国摆出架势谋求实现吞并式半岛统一和朝鲜急需确立接班体制的情况下，朝尤其需要展示某种强硬、制造议题以延宕六方会谈。不妨推断，即使朝最后可能以完全弃核换取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恐怕也只有在接班体制接近完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二
既然朝核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是东北亚战略格局失衡，而围绕朝核问题解决的国际努力又总不见效，反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外交努力“药不对症”。
从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出发，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是消除朝方的不安全感。在朝鲜半岛战略力量严重失衡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在战略上占优势的一方主动调整政策。但在朝核问题上，美国的政策着眼点和出发点是谋求压服朝鲜，其实质是强权政治，而强权政治有其自身内在逻辑，也可以说“强权困境”，即有强权、有霸权就有反强权、反霸权，且拥有优势力量的国家总是过分迷信自身实力，最终结果却总是压而不服，除非强权在危机升级到一定程度时有意志、有决心运用武力解决矛盾。政治的辩证逻辑就是，只有在能够随时运用武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和平解决，避免最终运用武力。但在朝核问题上，美方拥有的这种可能政策选项不仅面临中、俄等国的反对，更面临其盟友韩国的反对。因为在半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是韩国特别是其首都而不是美国和日本的什么地方将随时变成火海。美谋求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丧失，任何高压政策和策略便注定是南辕北辙。
美国之所以谋求压服朝鲜，除过分迷信自身实力外，还在于错误地估计了朝鲜形势。克林顿政府时期和小布什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期，美主流判断是朝鲜政权来日不多，一厢情愿地期待朝鲜体制因领导人身体健康或经济恶化等原因陷入崩溃，届时朝核问题将迎刃而解。这种情况直到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才有所调整，美对朝政策才有所缓和，但为时已晚，先前错误判断的后果已经造成。
美国明知对朝直接军事打击不可行，却偏偏执意推行对朝高压强硬政策。其原因表面上似乎源于美国战略决策层的政治无知，实际上却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内在需求使然。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不复存在，美东亚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一度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半岛双方缓和则使美韩同盟面临挑战。这种情况促使美加紧为同盟体系继续存在寻找理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就是在这种敏感背景下发生，随后便是中国威胁论在美日甚嚣尘上，美日同盟随之大大加强，但克林顿政府将经济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美对华强硬政策既不符合美对外大战略需求、也难以获得周边国家支持。在此情况下，对朝强硬政策便成为美国维持对韩同盟的逻辑前提，美韩同盟则成为美日同盟的地缘政治支撑。简言之，美国缓和对朝政策与美维持东亚同盟体系的战略需求相矛盾，这就是美东亚战略的内在困境。
美对朝直接军事打击不可行，大幅度缓和对朝政策与其东亚战略需求相互掣肘，容忍朝拥核最终可能招致韩日跟进，朝核问题便成为美现存战略框架内的无解难题，促使美外交努力重点从双边转向多边，声称朝核问题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大于对美影响，要求相关国家与美共担风险与责任。实际上，在朝核问题发展演变过程中，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日韩等国官员和学者不时强调“中国握有解决朝核问题的杠杆”，实际上杠杆的另一头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支持中国主持六方会谈以打开朝核问题政治解决的大门，钥匙却藏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六方会谈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一波三折、步履维艰，根源就在于此。
解决朝核问题的重点在美朝双方，关键是美要调整乃至放弃对朝强硬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就注定无所作为。也就是说，消除朝核问题的根源即半岛战略失衡导致的朝鲜不安全感，还有第二个途径，即中国、俄罗斯等大幅度地回调对朝政策。我们知道，国际政治理论中最古老的逻辑就是势力均衡。早在古代印度和中国，政治和战略哲人就已自觉地运用均势原则。近代以来欧美战略家和外交家则将其概念化与理论化，使之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外交战略决策常识。冷战时期，朝拥核决心迟迟未下，最重要的因素是朝与中、苏两国保持友好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奉行对外战略新思维，大幅缓和对美等西方国家关系，与韩建交；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对外奉行对美等西方国家一边倒战略，废除与朝《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从而在半岛事务上背离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起码常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致力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注重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也与韩国建交。这些情况对朝鲜形成巨大政治与外交冲击。俄朝、中朝关系随之进入低迷期，沟通、协调与合作降到很低水平。当第一次朝核危机发生时，俄、中两国对危机根源与危害实际上缺乏足够理解，更多地把朝核问题看作朝美双方的问题，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期待朝美直接沟通解决。结果，情感遮挡了理性目光，短视扼杀了外交主动。
不容否认，冷战后初期，美国企图凭借自身优势，按美国模式改造世界，将中国等共产党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对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尤其充满戒备，美国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因素，中美关系大起大落，波澜惊魂。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成为中国首要对外战略课题。这种情况容易使中国在处理其他外交课题时自觉不自觉地以是否有利于中美关系为转移。当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关系，重视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从第一次朝核危机到第六轮六方会谈结束的整个过程，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与无核三原则，尽力促和、促谈。适时发起并主持六方会谈，推动各方沟通协调并最终取得积极成果。但严格说来，面对半岛战略格局严重失衡、美朝尖锐对立的局面，力求不偏不倚地居中调停，可能正中朝美双方下怀，不但对其各自立场的影响极其有限，而且很难两面都落好。
无论我们主观上多么不情愿承认，中美两种不同的对朝政策客观上形成一种合力，促发半岛核危机。一方面，美对朝强硬政策使朝鲜产生严重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中国关于半岛和平、稳定与无核的政策立场则使朝鲜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核开发而不必担心招致严重后果，从而不断提高要价。反过来说，朝鲜正是以美强硬政策为借口发展核武，利用中国主张和平与稳定的立场，避免因开发核武而招致美国的军事惩罚。
进而言之，中国谋求朝核问题政治解决是否有效，取决于两点。第一，中国是否有能力促使美大幅度调整对朝强硬政策。鉴于美对中国加速崛起疑虑深重，美借对朝强硬政策强化同盟体系，难脱明修栈道之嫌。除非朝鲜战略上投美所好，美朝关系正常化恐怕是个遥远的梦。第二，中国是否有意愿大幅度调整对朝政策，强化中朝安全关系，与俄等国联手，为朝鲜提供足够的经济安全保障，逐步消除其不安全感，促其最终弃核。但此选择存在引发中美对抗导致半岛战略格局回归两极对抗的巨大风险，规避这种风险需要中美进行深入的战略沟通，实现某种战略默契。如果中美缺乏此种战略远见，两国将被迫共同面对双方都想极力避免的东亚核扩散。
三
朝二次核试表明，随着朝核问题基本成因、主要变量和众多随机变量的动态相互作用日趋复杂，朝核问题已进入更加棘手的新阶段。应对这种复杂局面，既不能无视问题的基本成因和不自觉的外交失误，也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必须针对现阶段朝核问题的症结，多方面综合施治。
首先，中国外交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决避免消极观望、无所作为、有作为意愿而无作为决心。冷战后最初阶段，中国综合国力有限，外部安全环境异常复杂，中国外交保持冷静、谨慎实属无奈，也无可厚非。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明显上升，外部环境明显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多有期待，中国外交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对国际安全环境和中国国家安全影响巨大的难点、热点问题上展示主动性、坚定性和说服力。奉行和为贵并不意味着总做和事佬。一个对周边热点、难点被动应付、无能为力的大国，没有资格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其次，宜及时启动首脑特使穿梭外交，努力控制危机，积极寻找转机。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决议通过后，美日韩加紧对朝围堵。外交上，奥巴马政府强调绝不承认朝有核国地位，要求朝无条件返回六方会谈，不再对朝宁边核设施进行交易。李明博访美与奥巴马达成多项共识：要求朝必须“完全、可验证”地放弃核与导弹项目，美正式明文承诺向韩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并支持以“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原则实现半岛和平统一。⑤美韩日均有意搞五方会谈，以求造成共同对朝施压态势。经济上，美加大对朝金融制裁力度，强化对朝可疑船只检查等。韩已对朝矿业贸易公司、端川商业银行、朝鲜龙峰总公司实施金融制裁，冻结其在韩资产，还向美通报朝涉嫌伪造纸币、贩毒和洗钱的10－20个账户名单。日全面禁止对朝出口，禁止因违反制裁措施而获罪的在日外国人访朝后再次入境、禁止因违反制裁措施而获罪的外国船员登陆等。军事上，美日韩协调加强。韩大力加强西海海域军力部署；日自民党拟向国会提交新法案，内容包括授权海上自卫队参与对朝船只进行货物检查。⑥ 朝鲜则“以超强硬对强硬”，声称“绝不放弃核武器”，将“以报复对付制裁，以全面对抗对应对抗”，将采取三项措施，即实现新近提取的钚全部武器化、启动浓缩铀作业、以军事对抗封锁。⑦ 朝甚至声称朝鲜停战协定“已经失效”，警告美日韩“不要轻举妄动”，朝军有权对任何微小的挑衅立即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攻击美国的“要害”等。朝与美韩日如此高位对峙，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因此，当务之急是将紧张局势控制在现有水平，防止形势恶化乃至失控。可考虑督促美日韩缓行制裁措施，督促朝鲜至少暂停可能导致危机升级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寻找恢复六方会谈的契机。
复次，主持新一轮六方会谈，中国应继续当好召集人、协调人，更要发挥好落实会议成果监督人的作用。一要审慎对待美韩日“五方会谈”建议，为促朝重返六方会谈创造条件。二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将美朝拉到谈判桌，先搞中美朝三方会谈。在此基础上，积极谋划出台朝核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供相关方参考。六方会谈重启后也可分两步走。第一步重点解决眼下的紧迫问题，促朝鲜承诺不再进行核试验和核开发，其他各方停止实施各项最新制裁措施，以求朝核问题回归朝二次核试前状态。第二步重点以双边和多边协议方式，解决朝不安全感和其他各方对朝核的关切。同时，要切实维护和强化六方会谈的机制性。回顾前段朝核问题政治进程，我们看到，六方会谈成员国并未都能完全按照“行动对行动”原则行事，有的国家甚至人为地制造事端，阻碍六方会谈进程，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醒与批评。如，日本始终以绑架问题干扰六方会谈进程，在朝采取真正弃核措施后，仍拒绝向朝提供相当于20万吨重油的经济援助，未履行六方会谈所规定的义务。韩国仍拖欠约相当于5万吨重油的经济援助。美在会谈过程中不断提出朝浓缩铀、毒品、人权、假钞等问题，尤其过早地在朝弃核进程的第二阶段，即“去功能化”阶段就提出验证问题，要求对朝核设施进行现场调查、取样分析（将其带出朝鲜进行技术分析）、约谈相关人员、查阅文献等；验证对象不仅包括宁边，而且包括其他未申报的核设施以及铀项目和扩散活动。朝在六方会谈中也未能彻底履约，经常出尔反尔，甚至不惜以“退会”要挟。今后，六方会谈成果应具有某种约束力，中国有必要将各国履行义务情况适时公布于世，让国际社会共同监督协议落实。
最后，加大双边外交力度，努力减少和化解分歧，缩短各方立场与心理距离。对朝工作既要重视两国传统友好关系，也不能总让人感觉碍于情面、“羞羞答答”、很多该说的话不说、该说透的话点到为止、该做的事不做、该做好的事情总欠些火候。今后，须开诚布公地告诫朝方，中国重视两国兄弟般友谊，但亲兄弟也不能无所顾忌地行动；中国坚决支持朝鲜的合理安全关切、发展利益及一切合法权益，但不能无原则地为朝一意孤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做法背书。对美工作要加强沟通协商，坦诚交流，促美反思其对朝政策，展示大国应有的智慧，以建设性的方式在东亚发挥积极作用，主动缓和对朝政策，为朝重返六方会谈创造条件，不能以维护和平稳定和防扩散为名制造麻烦。敦促韩国接受教训，避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适时推动韩朝重开对话，避免中韩对话与合作使朝产生两国联手施压的错觉。要告诫日本，如其要发挥地区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就要避免继续浑水摸鱼，并彻底履行其对六方会谈所应承担的义务。
注释：
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声明”，载［朝］《劳动新闻》，2009年4月15日，第4版。
② “假话谁信？”载［朝］《民主朝鲜》，2009年3月17日。
③ “严重的军事挑衅，露骨的侵略威胁”，载［朝］《劳动新闻》，2009年3月21日，第5版。
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的回答”，载［朝］《劳动新闻》，2009年5月9日，第4版。
⑤ “韩美首脑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朝拥核’”，载［韩］《中央日报》，2009年6月17日，第3版。
⑥ “日本推动自卫队对朝鲜船只进行直接检查”，载［韩］《中央日报》，2009年6月25日，第5版。
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声明”，载［朝］《劳动新闻》，2009年6月1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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