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建筑艺术中的科技知识初探——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比较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黄河流域论文,建筑艺术论文,为例论文,两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7）05-0094-07
两周建筑艺术中蕴藏着丰富的科技内涵，无论其艺术还是科技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两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建筑艺术中的科技的比较，以深化对中华文明两大起源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中建筑艺术与科技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科技具有重要意义。
一 建筑艺术特征的比较
两周时期的建筑多已毁坏，只能从发掘出来的建筑遗迹、文献史料和诗词歌赋当中复原或推断昔日城郭之高巨，宫殿之恢宏，环境之雅致，内饰之华贵，镂绘之精美。
1.建筑艺术整体特征之比较
《诗经·小雅·斯干》篇赞美西周的宗庙建筑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这样的描写，从“斯革”、“斯飞”来看，大概已有舒展如翼，四宇飞张的艺术效果。但从出土的战国铜杯、铜匜和铜鉴上镂刻的建筑图像来看，都是直屋面和挑出很远的直屋檐，而无翼角。这些器物出土的地点有山西长治、河南辉县等，显示了黄河流域建筑艺术的特点。（图1、图2）
图1 铜杯 战国 山西长治出土
（采自《中华建筑》2004年第1期第138页）
图2 铜鉴 战国 河南辉县出土
（采自《中华建筑》2004年第1期第138页）
《诗经·大雅·绵》中还有对城郭建造过程及其形状的描述：“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显示出周朝王城筑城时的盛况，及建成后高耸的郭门，堂皇的宫殿正门，体现了周城规模之宏大，气势之磅礴。
《诗经·郑风·将仲子》也有关于普通民居的记述：“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从中可以看到，两周黄河流域的民居包括里、邻和家（古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每家有墙有园，园里有树。在今天看来，这种规划不仅整齐优美，而且给人以充分的活动空间，非常适合人们居住。
从《楚辞》中可以看到长江流域建筑艺术的整体形态，《楚辞·招魂》中写到：“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冬有穾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兰薄户树，琼木篱些。”《楚辞·大招》还有：“夏屋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观绝霤只，曲屋步壛”的描写。“高堂邃宇”、“夏屋广大”，可以推想楚国建筑之恢宏威严；“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曲池些”，“南房小坛……曲屋步壛”句，又可见长江流域建筑背山面水、亭台楼阁、芳草丛丛、蜿蜒秀美的南国风情。恰似《楚辞·九歌·湘君》中描写的“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的庄重皆灵秀、动静相和谐的美妙景致。
郭德维复原的楚王30号宫殿，为二层建筑，上层檐口当比下层略矮，估计4m左右，按“瓦屋四分”复原，中脊高23m，相当于现代五六层高的楼房，再加上台基的高度，那是相当可观的。复原起来，整个建筑为“四阿”式重檐，屋面铺瓦（图3、图4）。[1] 郭先生的复原，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多年之前楚国宫殿的宏伟壮观。
图3 楚王30号宫殿复原南立面图
（采自《中华建筑》2004年第1期第137页）
图4 楚王30号宫殿复原东立面图
（采自《中华建筑》2004年第1期第138页）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建筑虽都有高巨的风格，但长江流域的亭台楼榭、小坛流水、干栏形制，仍是与黄河流域的肃穆堂皇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2.镂刻和彩绘
随着诸侯日益追求宫室华丽，建筑装饰与色彩也更加发展。《论语·公冶长》描述有“山节藻棁”（斗拱上画山，梁上短柱画水草纹），《左传》记载鲁庄公丹楹（红柱）刻镯、刻橼。《汉书·货殖传序》载：“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这些描述都应是黄河流域各诸侯国的镂刻和彩绘特点。
《楚辞》中则有更多的关于屋内镂刻和彩绘的描述，《楚辞·招魂》中有：“网户朱缀，刻方连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室翠翘，桂曲琼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楚辞·离骚》中有：“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楚辞·大招》“沙堂秀只”，《楚辞·九歌·河伯》中有“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以上描述虽有一些是对神怪居所的描写，但一定也有相关的实物参照，应是确有所本。
郭德维还通过各种发掘出的楚文物，联想了楚宫的诸多饰纹和色彩。“壁画的花纹，可能和出土的楚器一样，有几何花纹如楚器常见的菱形几何纹；有日、月、山川和神、兽、龙蛇等组成各种神话故事或现实生活画面……梁柱和壁画等的色彩很可能是楚器中最常见的朱、墨二色间以黄色。”[2]
这一时期镂刻和彩绘的南北区别，明显表现在彩绘的图案和色彩上，黄河流域多山和花草，长江流域则多山川、龙蛇、神怪。楚人尚赤，《墨子·公孟篇》中说：“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国语·楚语上》记伍举说，灵王所筑章华台有“彤镂”之美，故楚建筑室内的彩绘应是以红色为主色调，从《楚辞》的沙版、沙堂、朱尘、朱宫等句亦可见之。虽黄河流域也有“丹楹”之说，但在程度上应轻于长江流域。
3.脊饰
先秦的脊饰主要是鸟形。古神话说，太阳每天从东到西是由一只鸟背负而运行；又说商的始祖契是母亲吞食元鸟之卵所生；还说西王母身边有三只青鸟（西王母被视作长生不老的神）。鸟被看作神灵是先秦用鸟作脊饰的原因。
黄河流域鸟的脊饰，多取其吉祥的寓意，也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变革。周王朝衰微，诸侯国之间干戈不息，脊饰上的鸟造型或昂首挺拔，或气势凌厉，皆是当时强权争霸的艺术写照。[3] 在楚国鸟象征生命力，鸟作为脊饰是崇拜的图腾。
龙为脊饰较早出现在春秋时的吴国。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伍子胥规划建造阖闾大城，“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
，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4] 这段记载说明，吴城的小城南门上，以“反羽为两鲵”为门楼饰以象征龙角，而以北向首内的木蛇饰于南大门楼上，表示越属于吴。这种做法象征吴国吞并越国的雄心。后来，范蠡筑越城，“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5] 是以飞龙为门楼脊饰。
4.铜制附件
在陕西省凤翔县春秋秦都雍城遗址先后出土了64件别致的铜器，经研究分析，这些铜件约即汉代所谓的“釭”。出土时内含类似“薄绢”的垫层，其用途应是在于插承紧密。其中，所出土大型器件的用途，当属宫殿壁柱、壁带之类上面所加的饰件；小型转角一类，应是门窗构件；梯形截面一类为四面铜版所构成的箍套，具有衔接木杆件的构造功能（图5）。[6]
图5 金釭安装在木杆件上构造示意
（采自《考古》1976年第2期第103页）
木构正式采用铜件加固，可能始于西周，而至春秋时期，釭已经变成了单纯的饰件，失去了实际用途。它是后期彩画装饰的渊源之一。[7]
1958年陕西临潼戏河水库附近曾出土战国“铜门楣”；1962年陕西咸阳长陵车站出土烧毁的建筑铜件残骸；咸阳博物馆藏有咸阳出土的大型铜铰链。[8] 五行说认为金能生水，建筑用铜柱、铜门楣、铜铰链等金属构件象征压火。[9]
在楚国宫殿遗址中也发现铜制建筑构件，如嵌措花纹的铜门环。[10] 江苏沙洲鹿苑出土的铜斗拱，属于战国早期。斗拱后端有齿，身饰蟠螭纹，有圆形钉孔，前端作方斗形，饰镂空蟠螭纹。
图6 斗拱 战国早期 江苏沙洲鹿苑出土
（采自：http://www.kepu.com.cn/gb/civilization/zhou/architecture/index.html）
5.瓦当
瓦当是筒瓦的头，它一方面可以保护屋顶的椽子不受风雨侵袭，另外也可起到装饰作用。秦宫瓦当的显著特点是以云纹作为瓦当主要图案。在构图上围绕一个中心，以对交线的手法使云纹重复多变。瓦当体大形圆，花纹满而不塞，厚而不浊。出土数量次于云纹的葵纹瓦当，则以中心对等，呈放射式样，疏朗而饱满。[11]
就秦瓦当而言，以动物纹最具特色，常见者有鹿纹、獾纹、凤鸟纹、蟾蜍纹、兽纹、猎人斗兽纹等，另外还有莲花、菊花、树木叶等植物图像和葵纹、云纹及轮辐纹等图案。秦瓦当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以简洁明快的艺术手法，勾勒出动植物的形象特征（图7）。
图7 鸟纹瓦当 战国 陕西西安出土
（采自：http://www.kepu.com.cn/gb/civilization /zhou/architecture/index.html）
东周王城瓦当皆为半圆形，纹饰多为云纹，亦有少量的简化抽象的饕餮纹。赵国瓦当均见于河北邯郸赵国故城，多圆形。以三兽纹最为典型，其主体纹饰为三只相向奔驰的兽，极富动感，也有属于图案的云纹、山形纹等。
楚国瓦当以圆形素面为特色。纪南城出土大量瓦当，几乎不见半瓦当和花纹瓦当（半瓦当仅在毛家园见过一件，而花纹瓦当仅在松柏81号水井内发现一块，残存两小花瓣），这与洛阳中州花纹半瓦当，凤翔秦宫出土的素面半瓦当，咸阳秦宫出土的花纹圆瓦当不同。半瓦当在当阳季家湖楚城中较多见，该城的时代偏早，到了战国阶段楚国就已普遍改用圆瓦当了。
楚国瓦当以寿春城遗址发现最为丰富，圆形与半圆形皆有，素面居多，有纹饰者多以云纹为主题，或配饰以三角纹、乳钉纹等，线条流畅，简洁明快。风云纹则抽象夸张，矫健传神。[12]
二 城墙与宫殿建筑科技知识的比较
1.基槽
秦都雍城和洛阳的东周城，城墙的建筑必是先在平地上挖一基槽，城墙则在这一基础上筑造。[13] 山西侯马牛村晋国的古城遗址，其基槽用生土做隔梁，即是在基槽壁上伸出不规则的长条形土台，将基槽等分成数段，最后逐层垫土夯筑墙基。这种现象在东周时期的其他各国都城中则不多见。[14]
楚城墙部分直接在生土上筑起，在门道和门房等墙基处挖有基槽。基槽的深度根据墙墓下土质的松软程度而不同，土质越松，则基槽越深。[15] 从已经发掘出的吴国古城建筑来看，也都未见墙体开挖基槽，直接在平地上修建。[16] 这种南北差异多是由于两地不同的土质和气候造成的。
2.墙基
无论是建设城墙还是宫殿，夯筑墙基一定是首先要完成的部分。在这个环节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其迥异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在技术上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洛阳涧滨东周城的城基和城墙有部分是方块筑法筑成的，即因整层面积太大而只能采取分段夯筑的方法，且层与层之间皆有草叶痕迹，显示出了其独特的特征。[17] 山东沂源县的两周姑子坪遗址中的2号基址均经过夯筑，但没有明显的夯层、夯窝等遗迹。夯土坚硬，内含大量的红烧土和木炭颗粒。[18]
楚都纪南城松30号台基的北墙基保存较好，墙基土色灰白，粘性强，坚硬牢固。这些土应该掺有白膏泥。这样不但能使墙基坚硬，而且起到了很好的防潮效果。[19] 云南商周时期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建筑（距今3115±90年），是一头搭建在河里的椿柱上，一头搭在河岸的陆地上，而且无任何砖瓦。遗址有椿柱224根，泥土软的地方栽的椿柱多，泥土硬的地方则栽的少。[20]
3.墙壁
（1）城墙
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和秦都雍城的城墙都用了夹板夯筑的方法。在夯筑的时候两边夹板，两板之间穿上木棍，中间填土夯打，在夯打成形以后，并不将木棍抽出。从遗留在木棍洞中的木灰痕迹就可以看出。[21]
在对楚国的纪南城挖掘的时候则没有发现穿棍和夹板夯筑的痕迹，但从墙身和护坡的界线明显推断，城墙的内外护坡与城墙虽是同时建筑，却是分别夯打的，夯筑时应该使用了夹板。[22] 吴国城墙仅是用泥土堆筑或夯筑，而且以堆筑为多数，这与当地的土质粘湿有关。[23] 越国除去泥土夯筑和泥土堆筑之外，还就地取材，用河土堆筑和略石为固等方法修筑城墙。[24]
（2）居住墙
秦宫除了用夯土或夯土与土坯混用建筑墙体外，还将大量的竹使用于宫殿建筑的隔墙和楼层非承重墙之间作墙筋。《史记·货殖列传》有在渭河两岸种千亩竹，可作商品生产的记载。秦宫使用的竹，可能来源于当地，就地取材。[25]
秦都咸阳故城建筑遗址中的墙壁是用土坯和花砖砌成，土坯内掺有草，在墙壁上先涂一层伴有草灰的细泥，然后再涂上很薄的一层石灰。[26]
楚放鹰台遗址的墙壁经火烘烤成硬面（砖质），表面抹有约1厘米厚的草拌细泥。[27] 涂草拌细泥与各国的情况无异，但墙壁经火烘烤则是楚国独有。
楚章华台发掘报导中称被烘烤过的建筑土为“砖坯”，从遗迹实物观察其质地与砖质虽近似，但连成大片不分块，应属于经烧烤的“红烧土”，烘烤前为搅拌泥，叫土坯而非“砖坯”。宫殿门和两侧门垛有砌筑现象，用不甚规则的红烧土块（有点近似砖）垒砌，这种红烧土块大概是利用废弃建筑物的红烧土加工而成，并非专门烧制的砖块，也不叫“砖坯”。[28]
4.地面
秦咸阳第6号建筑基址上面的西边，清理出两个残破的房子，地面塗1.5厘米厚的草拌泥，然后再用0.7厘米厚的细泥、灰烬和石灰拌匀涂上，抹成光滑的地面。[29]
砖的使用，开始于战国晚期。燕下都故城、楚都纪南城和临淄齐故城均有发现，秦宫铺地砖薄而坚实，纹样有菱形方格、太阳纹和回纹等等。空心砖又以大型长方形为特点，造型、孔洞设计合理，且具有自重轻，热工性能与透气性能好，能源消耗低等优点。多数空心砖面刻以龙凤为主的多种纹饰，用于宫殿建筑的台阶。[30] 齐故城桓公台东北角宫殿区院落中发现的铺地砖，整齐有序，花纹图案清晰。[31]
楚国宫殿基址中则未发现铺地砖的遗迹，只有用于嵌墙基的空心砖。[32] 楚建筑遗迹居住面大都保存不佳，但房基内或房基外都未见硬料铺垫物。在章华台宫殿基址的东、南、西三面的夯土台基上均发掘出了保存完好的褐红色居住面，地面平整而坚实。它的建造方法是在夯土基上先铺一层瓦片，然后涂上一层厚厚的草拌泥，再用火烧烤，以达到隔水防潮之目的。[33]
5.散水
秦都咸阳保存较好的第一号建筑遗址，发现卵石散水，设于围绕建筑物的回廊檐下，边缘还有排水沟和渗水坑，四周有排水池，池内有地漏。[34]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
在楚纪南城松30号台基的北墙基，南、北两排磉墩之外有散水，呈向外低缓斜坡状，坡度4-5度。散水底部有一层黑灰色烧土面，其上铺放红灰色碎陶片。纪南城陈家台房屋建筑遗迹的散水，宽5米左右，微倾斜，中部铺宽约2米的碎瓦片，有的瓦片竖立着，排列有一定的规律。[35] 烧土面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其能防止污水下渗，显示了楚人独具的聪明才智。
6.排水管道
秦都咸阳故城遗迹中的地下水道，一般都是圆形灰陶水管，水管皆为子母口套接，口径大小不统一。水管鱼贯衔接置于基槽内，或用土填实，或在水管的两旁基槽空隙处和管上放些鸡蛋大的天然卵石，最后埋上土。[36] 东周虢都上阳城遗址（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中也发现子母口圆形陶管套接的排水管道。[37]
楚都纪南城发掘出的管道呈圆筒形，平口对接。管道下面板瓦垫底，上面板瓦覆盖。[38]
三 窖穴建筑科技知识的比较
侯马北坞晋国古城的遗址发掘中发现的窖穴，窖壁经修整，残留上下排列的木板印痕。底部平坦，经夯打，质地坚硬，夯面上亦有一层竹或木板痕迹，最长达0.35米。板痕上附0.05米厚的绿色腐蚀土，内含炭化粮食等颗粒，经鉴定为高梁、杏、枣等的种子。腐植物面上与上层堆积接面处，亦发现有一层竹或木板痕迹。推测该窖穴当时口、底、周壁均贴附一屋竹或木板用以隔湿防潮。[39] 位于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也发现大型冷藏肉类食物的窖室，而且其中可能有木构瓦顶类的建筑设施。[40] 山东姑子坪遗址发现两周遗迹中数量最多的窖穴，为87个。窖穴壁均经过加工，有的还抹有草拌泥，而且几乎所有的窖穴底部均铺有木板或席子。[41]
窖穴的防潮技术，以东周王城战国仓窖62号为例（图8），主要体现在：在仓底生土上涂铁锈状隔水层一道，厚0.1-0.3厘米。隔水层上涂青膏泥，3-5厘米厚，亦起隔水作用。垫木板二层，板长1.1-2、宽0.3-0.4、厚0.02米，垫板上下纵横交错排列。板上铺糠灰一层，厚约40厘米。仓窖在入放粮食时边堆放粮食边沿窖壁砌活动木板。从木板上沾有谷糠和窖底发现的大片编织苇席和竹箔来看，竹箔可能是固定窖壁上的谷糠，苇席可能是隔离窖内粮食和谷糠的。[42]
图8 河南洛阳市战国粮仓62号粮窖平面图
（采自《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193页）
秦雍城的宫殿遗址中还发现专用于藏冰的长方形窖穴，窖壁为斜坡，下部为生土，上部夯筑，在窖壁坡底修有一圈的二层台，中部窖底铺有一层砂岩，与二层台等高。窖穴四周修有回廊，西回廊正中有一通道，通道底部铺一条水道，东高西低，水道东与地面同一水平，为排水设施。[43]
在楚都纪南城的发掘中，也有许多窖穴，除许多垃圾坑外，其余多是用来存储物品的。西垣北门南门房后墙有一窖穴，圆筒形，坑壁平整，挖掘的痕迹很明显，穴内填土比较纯净，无草木灰之类的腐殖质。西垣北门底部还叠压有窖穴遗迹，这些窖穴形状不规则，大小不等，其中的H11和H19的底层都有很多陶片出土，应是原来窖穴的堆积。[44]
四 墓葬建筑科技知识的比较
1.形制
北方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为主，[45] 战国中期以后，洞室墓在秦墓中流行，战国晚期，在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土洞墓和砖室墓。[46] 南方情况则较复杂，楚国为竖穴土坑墓。[47] 江南多是平地或挖浅坑掩埋，然后封土成墩，形成土墩墓。土墩墓在春秋晚期开始衰落，竖穴土坑替代了平地和浅坑的埋葬方式，但仍封土成堆，并逐渐出现凿山为穴的墓葬，[48] 比如曾侯乙墓、吴国青龙山墓、北山顶墓、真山吴楚贵族墓以及印山之巅的越王墓等，都是岩坑竖穴。[49]
2.坚固防潮措施
墓葬的建筑一要坚固，用以防止塌陷和盗掘；二要防潮，以免地下的湿潮侵害尸体以及墓室中的陪葬品。秦公一号大墓，墓室中部填土均为夯土，坚硬如石。上部和中部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接近椁室顶部时，夯土呈灰绿色，黄土中夹杂有粘土颗粒。灰绿色夯土与椁顶之间填有厚50-80厘米厚的木炭，主、副椁的底部及其与椁室之间的空隙，也用木炭填充，主椁周围的木炭层较厚，副椁周围的木炭层则较薄。[50] 晋国赵卿墓椁室上下四周填满河卵石和木炭，其上再层层夯筑，其椁室由柏木枋搭制而成。[51] 位于河南的魏国山彪镇墓地是墓室底放一层木炭，木炭上再铺设石块，石块上放椁底板，其墓室周围用成段的木炭叠垒成墙，木椁和炭墙之间用卵石填充。[52] 甘肃圆顶山春秋秦墓，墓室四壁修直，墓室填五花土，经夯打，但夯层不明显。填土中夹杂有木炭、草木灰、料礓石及兽骨等，木炭、草木灰具有防潮作用，料礓石除防潮外，还因其坚固，兼有抗压功能。[53] 河北涉县李家巷春秋战国墓M9，椁底是在墓坑底部平面横铺12块木板，椁四周壁板分别由6块木板侧立叠起，椁盖板由13块木板并排覆盖而成，椁壁板与底板之间有榫卯结构，椁盖板与椁壁板未见榫卯结构。椁上填土，层层夯实。[54] 山东姑子坪两周墓葬中的M1号墓葬中，除棺椁外，还使用了一些席子，用以铺盖墓底和椁室，且棺内底部铺有朱砂。[55] 在古人看来，朱砂象征血液，表达了生者希望死者复活的愿望。山东站马张家战国墓椁底板上四周有凹槽，椁壁板嵌入这些凹槽内。[56]
代表楚国墓葬特色的曾侯乙墓，其墓葬的构筑是先在红砂岩山岗上凿竖穴以为墓圹，圹底置木质棺椁，然后回填泥土和铺石板。椁顶上先满铺竹席，篾席上铺一层绢，绢上铺竹网。竹网上填木炭，木炭上填10-30厘米厚的青膏泥。这种泥非常细腻，粘性大，较湿润，渗水性小，潮湿时呈青灰色，故称青膏泥，晒干后呈白色或青白色，故又称白膏泥。青膏泥上，先填一层黄褐土，再填一层青灰土，层层交替往上，并在黄褐土上施夯。两种土构成的夯层厚15-20厘米，填至距椁顶2.8米时，满铺一层大石板。石板上，继续交替填青灰土和黄褐土，填70-90厘米之后，改为一层黄褐土、一层五花土交替往上，直达墓口。在每层黄褐土上施夯，不过其夯层较下面的为厚，一般为18-20厘米，有的达到40-50厘米。施夯亦不如下部的严实。两种夯土现有总厚度达4.7-5.7米（含石板）。[57]
长沙楚墓中白膏泥的大量使用，对棺椁的保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长沙楚墓中棺槨葬具保存的好坏，是与白膏泥的多少或有无成正比例的”，[58] 白膏泥经化验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以及钙、镁、钠、钾等氧化物组成，其粘性大，分子紧密，有很强的防腐效果。少数秦墓，山东，河南的部分墓葬也使用白膏泥，但并不具有代表性。
吴国一些大型土墩墓选址、挖坑后，铺卵石或石块形成石床，再铺草木灰或覆盖芦席，填土都为典型的五花土，似经夯实，但不见夯窝。[59]
堪称南方第一大墓的印山越王墓，内填青膏泥和木炭，其上用若干块三面髹漆的大方木横向和斜撑，铺成横断面呈等腰三角形的狭长椁室，椁外还包贴140层树皮和厚一米多的细碎木炭，其防腐设施可谓缜密之至。[60] 云南的两周墓墓室或用大石支砌，或用长条巨木叠架。祥云大波那墓，椁室周围用灰绿色砂土填塞，整个木椁涂满厚约3-5厘米的粘性极大的灰白色膏泥，并在椁外用排列密集的木桩加固。[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