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两国技术转移史中的对外“技术—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两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转移是将某种技术应用到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过程和结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通过实施技术转移，开展经济合作，缩小彼此间所存在的差距，促进经济的共同发展。然而，伴随着技术转移的深入进行，转移双方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传播和渗透，从而产生出了各种矛盾——文化摩擦，阻碍了技术转移的最终实现。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转移双方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对外“技术—文化”观，以此消除文化摩擦，就成为各国应该关注并解决的深层问题。本文，对此试做初步探讨。
关于技术转移、“技术—文化”和对外“技术—文化”观的概念〔1，2〕，其分别简述为：（1）技术转移不仅是技术器物或设备、 产品的转移，它还包括技术主体、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如技术价值观等）的转移，是这些因素共同转移的过程和结果；（2 ）“技术—文化”是由对立统一着的技术子系统（由外向内包括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三个层次）和文化子系统（也包括文化器物、文化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三个层次）依靠相互间既协同又竞争的非线性作用方式所构成的耗散结构系统；（3）对外“技术—文化”观是指，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受方与授方系统分别在对待相互间“技术—文化”的关系上所采取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
美、韩两国作为分属于东西方异质性文化圈中的国家，在其各自的技术转移史中，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形成了不同的对外“技术—文化”观。
1 北美印地安人与白人相互间“技术—文化”观
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前，土著印第安人在这片土地上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经过世代努力，创造出了自己的技术器物，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已经拥有几乎具有一切文明特征的较高的文化”，“假如不是被征服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会为发展中南美自己的文化打下一个基础，这一文化可以同任何其他洲的文化相媲美”〔3〕。 自欧洲的清教徒——现今白人的“始祖移民”带着自己发达的“技术—文化”来到这里，在印、白这两个异质性的文化圈之间就开始了技术转移；白人的技术器物因其具有显著的实用价值极易被印第安人所接受而得到了超前转移；白人的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与其相应的文化密切相关，并由此同印第安文化发生了矛盾或摩擦（冲突甚至仇杀），从而导致转移滞后。双方各自所持有的对外“技术—文化”观的分歧点也在于此。
1.1 印第安人的技术引进与“技术—文化”观
1.1.1 认同、选择白人的技术器物
印第安人对白人的马、枪、刀等各种技术器物由最初“感到惊奇和难以理解”，到认识到“白人工具器物的优越性，铁器之优于石器，火枪之胜于弓箭”，最后达到使用。然而，他们在认同白人技术器物的过程中，也“并非兼收并蓄，而同样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他们欢迎那些能够为其传统生活方式容纳和消解的成份，而许多有可能冲击其文化特性的东西，则为他们所不取”〔4〕， “以不会危及他们的文化特性为前提”。
1.1.2 拒斥白人的文化制度
随着上述技术器物转移的深入，印第安人便渐次接触到了与本民族截然不同的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并由此发生矛盾或摩擦。
首先，在生活方式上，印第安人依靠直接占用资源即依靠狩猎来维持生存，以资源多少来决定他们是否迁徙。而白人则以生产为中心，运用技术器具开发资源，开荒伐林，致使野兽减少，印第安人无猎可狩，从而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严重地冲击。
其次，在社会制度及价值观念上，印第安人是以血缘为社会结构的核心，部落没有形成私有制及其观念意识，成员人人平等，追求集团主义价值观；白人则实施私有制，追求实用主义和个人私有价值，社会有等级之别。这自然显示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上述差异以及白人的“背信弃义和残暴无情，专擅巧取豪夺”〔4〕，给固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印第安人带来了很大威胁，使得印第安民族在总体上形成了引进白人技术器物但拒斥其文化制度及观念的对“白”“技术—文化”观。由于印第安人内部各部落生活环境不同，文化性格及其价值观念也不同，因此各部落所形成的对“白”“技术—文化”观又互有差异。
（1）易洛魁部落：“印（易）魂白才”
地处大西洋沿岸的易洛魁族部落面对白人“技术—文化”的冲击，经过其内部保守派开化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决定既吸收白人的技术器物，也接受白人的文化制度及生活方式。例如，他们“全部采用英式姓名，父系制已完全取代母系制”，“有些人一直在白人社区谋职，拥有最新式的住房和汽车”〔4〕。但他们仍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 “仍然保持印第安文化的基本特征”。例如“每当传统节日或纪念日来临之际，来自各地的易洛魁人聚集于斯，追思先辈和感悟传统”〔4〕。可见他们并没有吸收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民族信仰，而是把白人的技术器物、文化制度与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并存于自己的“技术—文化”系统中。这种对外“技术—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日本的“和魂洋才”（“魂”指的是灵魂，位于日本文化的最深层；“才”指的是外国先进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主要位于文化的表层和中间层。笔者把它看成是近、现代日本在技术转移中的对外“技术—文化”观〔2〕）， 姑且称之为“印（易）魂白才”。
（2）五大文明部落：“印（五）魂白才”
五大文明部落包括切罗基人、乔克托人、奇克索人、克里克人和塞米诺尔人。他们面对白人“技术—文化”的冲击，没有拒斥之，而是持开放心态，积极主动吸收白人的“技术—文化”，并改革本民族传统生活方式。这表现在他们“采纳白人习惯，建立学校、允许白人传教，鼓励与白人通婚”，还“改组部落政府，有的部落制订成文宪法，实行官员选举，并设立法庭”，还信仰基督教，“成了基督教民族”〔4〕。可见这也是只认同白人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仍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只不过在文化宗教信仰上比易洛魁人前进一步（但未完全忘记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从总体上说，五大文明部落持有的依然是“印（五）魂白才”的对“白”“技术—文化”观。
（3）大平原诸部落：“固守拒斥”
地处美国中部大平原上的苏族、阿帕奇族和科曼奇族等部落，自古就依靠狩猎和掠夺邻近部落为生，他们游击成性，英勇善战，顽固保守。这种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在面临白人“技术—文化”冲击时，很难主动认同吸收，而是顽强抵制，并采用武力对抗白人的“文化开化”；但最终没有抵制住白人的冲击，而使其生活领地和资源日趋减少，以致最后走向贫困和衰落。很显然，这些部落持有的是固守拒斥的对“白”“技术—文化”观。
1.2 白人的技术输出与对印“技术—文化”观
白人来自当时世界“技术—文化”中心的欧洲，具有技术与心理优势。他们无视当地印第安民族的“技术—文化”，强迫他们放弃固有的文化传统，使之变成白人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部分，从而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对印“技术—文化”观。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鄙视印第安民族的“技术—文化”。“白人对印第安人一般都怀有偏见和歧视之意”，常常用“野蛮”、“原始”、“邪异”、“魔鬼的奴仆”等词来描述印第安人〔4〕。
其次，用武力侵略印第安民族的“技术—文化”。这表现在，白人“夺占他们的土地，使他们此后的历史沦为一部浩劫毁灭的悲惨纪录”〔4〕。例如，16世纪，西班牙征服墨西哥时， “传教士和征服者拆毁土著印第安人的宙宇，夷平其金字塔，捣毁其宗教神像，将土著文化及宗教遗产或是洗劫一空，或是付之一炬”〔4〕； 从而迫使印第安人放弃本民族宗教文化信仰，改信白人的基督教文化，以达到同化的目的。
上述可见，（1 ）印第安人所持有的对外“技术—文化”观是被迫形成的。虽然有的部落积极开展技术转移，并通过实施文化变革，吸收白人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获得了生存和发展；但他们注重模仿和机械使用，而在将其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实施民族化方面却做得远不够，从而可能导致本民族“技术—文化”独立性的丧失。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D·莫菲所说，“美国的印第安人， 他们已经不再是原始人了。他们开汽车、选举、上学、逛超级市场，同所有美国人一样”了〔5〕；（2）白人以“白人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对“印”“技术—文化”观为指导，用武力来达到同化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目的，使其“原始文化遭到毁灭……原始民族被屠杀或死于西方人带来的瘟疫。幸存下来的民族也被西化了”〔5〕。也可以说， 白人在这一时期的技术转移史，是与在“种族中心主义”指导下的殖民侵略史互融一体的。
美国建国后，积极引进（以科技专家为表征的）欧洲的“技术—文化”（由于美国白人与欧洲人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因此他们除因经济等物质利益而发生摩擦外，相互间的技术转移是比较顺利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后，美国从原来的技术引进转变为技术输出（在国内，白人向南方的黑人居住区进行技术转移；在国外，向韩国等国家进行技术转移）。但是，美国白人所持有的“自我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文化”观，不但没有改变，反而伴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日益膨胀，从原来只面对印第安民族扩展到面对黑人和其它国家或民族。显然，以这种对外“技术—文化”观指导实施的技术输出无疑是令人忧虑的。
2 朝鲜—韩国“技术—文化”观的演变
在古代，现在的韩国是当时朝鲜（14世纪末李氏王朝国号为“朝鲜”）的一部分。因此其技术转移及对外“技术—文化”观是与当时整个朝鲜相致的。古代朝鲜与中国频繁地进行技术转移，如引进中国印刷术并首创铜活字印刷术。当时，朝鲜坚持“排佛崇儒”政策〔6〕， 广泛吸收儒家文化并加以创新，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学及朝鲜儒学〔7〕。 这是建立在全面认同（自愿或非自愿）中国“技术—文化”这种对外“技术—文化”观的基础上的。
16世纪初期，朝鲜在与中国进行技术转移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少西方知识，也带回了不少西方文物”〔7〕。例如，1630年， 朝鲜使臣郑斗源从中国除带回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图》等西方著作外，还带回了西方器物如“千里镜”、“自鸣钟”等。以后，朝鲜昭显世子在入清期间，还带回了“天主像”和“天球仪”等。从而“为朝鲜知识层从全球的广阔视野认识朝鲜自身创造了条件”〔7〕。
19世纪，西方列强以武力迫使中日两国“开国”后，又兴兵逼朝鲜开国。面对西方、中国与本国“技术—文化”间的关系，朝鲜人认识态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对外“技术—文化”观。
2.1 “东道西器”说
该学说由金平默等人提出。他们认为，朝鲜是除中国以外的东方民族中最有教化的国家，并以此贬低其它国家。他们只把中国儒家文化视为“人类之道”，而把西洋文化视为“禽兽之教”并拒绝吸收。他们只认同吸收西洋的技术器物，承认其具有的效用性，而不认同其制度与精神文化。这样，在对待西方关系上，他们主张用朝鲜和中国文化之“道”来使用西洋技术之“器”，从而形成了“东道西器”说。它与中国近代的“中道西器”（注：如王韬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转引自董光壁.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变中的中西文化冲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2）.）、“中体西用”（以中国封建制度和价值观念为本“体”，以西方发达的技术器物为“用”，而拒斥其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笔者把它看成是近代中国清政府的对外“技术—文化”观〔2 〕）理论相似。
2.2 “卫正斥邪”说
该学说由李恒志等人提出。他们把中国及朝鲜的传统文化视为“正”文化，而把西洋近代“技术—文化”斥为“邪”文化。主张通过“攘夷”来保卫“正”文化，排斥“邪”文化，借以维护中、朝文化的正统地位。它虽然在形式上与“东道西器”说相似，但有不同之处。“东道西器”说虽然也强调要维护中、朝儒学文化的正“道”地位，但它还能正视西方的技术器物。然而，“卫正斥邪”论则采取的是全盘肯定朝鲜“技术—文化”这样一种极端性的认识态度。这种对外“技术—文化”观在指导实践方面只能是“攘夷”，即反对开国，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极力反对通过技术转移改革朝鲜文化，以致最后导致近代朝鲜文化变革的失败。
2.3 “全盘西化”论
由呈庆锡等“开化派”提出，起初还只是认同并学习西方进行的技术器物，主张改良主义的渐进改革；后来又从该派中衍生出一支“激进开化”派，他们主张不仅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器物，而且还要吸收西方的文化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可见，上述观点在认同西洋文化制度上突破了“东道西器”的局限性。也正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力争通过文化变革（即所谓“甲申政变”）用西洋的文化制度替代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制度。这场文化变革与中国近代戊戍变法相似，“同样依靠一个国君推行变法事业；同样以明治维新为模式设计变革的方案和内容〔7 〕，最后导致失败。当然，这种对外“技术—文化”观在当时还是积极的。
战后，朝鲜被强行划分为南北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韩国被分离出来。从此，韩国转而引进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文化”，从而形成了与上述不同的对外“技术—文化”观。
2.4 “韩魂美才”
虽然战后韩国大量引进美国、日本等国的技术（如从1945到1970年，韩国引进外资共达65.57亿美元〔8〕）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由于深受中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该制度在韩国并无基础，经过一系列专制与动荡才渐次达到目的。但即便如此，韩国依然在生活方式、价值习惯等方面保持着自己的东方传统。这就决定了韩国的对外“技术—文化”观类似于日本的“和魂洋才”，这里姑且称之为“韩魂美才”，即在器物和制度层上自愿或非自愿地认同并吸收美国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而在价值心理层上则依然保留着韩国的文化传统。
另外，韩国虽在宏观制度上认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体制管理层上仍坚持本国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对美国管理制度及体制实施韩国化或民族化。这主要表现在韩国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又实行“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韩国中央政府势力更强”〔9〕。 韩国经济一开始就向大企业即财阀集团发展，“从浦项钢铁厂的建成和经营到乡土预备军（后备军动员制）、新社区运动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国维持和处理上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依靠儒家文化特点的中央集权动员体制”〔6 〕；目前仍坚信儒家“圣居贤相统治的人治思想”，深受孔子的“勤劳神圣观”影响。
在企业组织管理方面，韩国的企业组织结构为纵式结构。在工资管理上实行类似日本的“年功序列工资制”，即“根据经验丰富来升级”，从而“限定了人才外流，劳动者的个人行动必须遵守内部组织的集团法则，从而抑制了个人机会主义行动”〔10〕。这种“纵式企业组织结构，可以迅速固定转移技术”〔10〕，提高技术转移的效率。所以说，战后韩国的对外“技术—文化”观即为“儒家资本主义”，即依据儒家文化（韩国儒学文化），吸收欧美技术并使之民族化。当然，这是建立在战后韩国所实行的一系列文化变革基础上的。
上述可见，韩国由古及今所持有的对外“技术—文化”观，经历了全面拒绝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文化”（“卫正斥邪”说），到只引进西方的技术器物而拒斥其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东道西器”说），到全部引进西方的文化（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全盘西化”论），再到（主动或被动地）引进欧美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而保留本国传统的文化观念（“韩魂美才”论）的历史演化。其中，前三者阻碍了技术转移，导致国力衰弱；而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转移，使韩国由原来的落后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
3 美、韩两国技术转移中“技术—文化”观的比较
在美、韩两国的技术转移史中，印第安民族和韩国都自愿或非自愿地充当了受方的角色，自觉或非自觉地认同并引进外来的“技术—文化”，都先后采取过或全盘拒斥或全盘西化的对外“技术—文化”观，但还是各自有别。印第安民族中的易洛魁和五大文明部落虽然也大都采取了与“韩魂美才”相似的对外“技术—文化”观，但韩国能在坚持本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注重根据本国的国情对美国、日本的技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施民族化，将其纳入到本国的“技术—文化”系统中，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管理制度，发展本民族的工业或产业，从而既能发展本国的经济，又能够保持本国“技术—文化”系统的特色或相对独立性。然而，印第安部落在这方面与韩国相比却做得远不够，使他们很难象韩国那样保持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这除了与印第安民族文化本身的基础薄弱（发展后进，与白人文化差距甚大、未成体系等）、深受白人统治有关外，还与他们的对外“技术—文化”观有关。
在技术转移史中，美国白人一直担当着授方的角色。他们虽对印、韩这两个异质性的民族都采取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文化”观，但由于地理位置、民族文化发展不同，因此其技术转移的最终结果也不同，即印第安的“技术—文化”在技术转移中未保持其独立性，而韩国的“技术—文化”却在其中既获得了发展又保持了本国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从历史发展上说，在美国（白人）未向印、韩两个地区进行技术输出前，这两个民族的“技术—文化”处于落后状态（印第安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古代、近代作为朝鲜一部分的韩国尚处于封建社会状态，以后又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长期侵略）。面对美国白人“技术—文化”的进入，他们采取“印魂白才”、“韩魂美才”的态度，开展技术转移，并通过实施文化变革，吸收白人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这比采取或全盘西化或全面拒斥的极端认识态度和行为方式，更能促进本民族“技术—文化”的发展。问题在于如何在坚持本民族文化观念和信仰的基础上对引进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进行民族化，这是促使本民族“技术—文化”独立与发展的关键。
当然，上述讨论，一则并非说美国白人的技术转移及其所持有的对外“技术—文化”观是合理的。二则也并非说只要在技术转移中担当受方角色，就应该积极引进并吸收授方的社会文化制度，改革本国或民族的社会文化制度，问题是要看其是不是先进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或方向的社会文化制度。目前，中国在技术转移中也基本上处于受方状态。中国在技术转移中，应该汲取世界各国技术转移中的有益教训与经验，应当通过实施文化变革，积极稳妥地引进与吸收外来的先进的技术器物和管理体制，坚持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对外来的“技术—文化”实施民族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文化”。这才是中国在技术转移中所应该持有的对外“技术—文化”观。
收稿日期：1999—12—15收到修改稿日期：200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