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沟通 、政策不确定性与通胀预期
王少林，丁 杰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 ：未来政策不确定是公众通胀预期波动的重要源泉。基于此，建立具有时变参数的VAR模型(TVP-SV-VAR)，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如何作用于公众通胀预期，然后界定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众通胀预期这一路径的解释力。结果表明：第一，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提高公众通胀预期，这主要源自于在较高政策不确定性下政策制定者的宽松型政策偏好；第二, 央行沟通上升1个点将最大降低政策不确定性10个点左右，而政策不确定性降低1个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003个点左右；第三，央行沟通上升1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1个点左右。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实现公众通胀预期管理这一途径的解释力明显不足。深化央行沟通与提高其他政策的透明度是进一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和稳定公众通胀预期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通胀预期
引言
央行沟通是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其效力的重要保障。央行沟通也相应地逐渐成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必要构成部分(Siklos，2011)。央行沟通主要是央行向公众提供有关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策略、未来经济前景和未来政策决定等方面信息的行为(Blinder et al，2008)。这些信息是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重要源泉，而有效的央行沟通能够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塑造公众预期，进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正是因为对央行沟通的深刻认识与他国央行的经验教训促使了各国央行改变其以往神秘做法，朝着更为透明方向发展。通过详尽地公布货币政策制定的过程、原因、结果等资料，并通过讲座、记者招待会等口头形式尽力向公众解释。央行沟通在实践中迅速推进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关于央行沟通有效性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印证央行行为作风转变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深化央行沟通提供经验支持。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央行沟通是否有效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成为货币政策领域的重要课题。
由于公众通胀预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关于央行沟通如何作用于通胀预期的研究更是备受关注。一般的观点是，基于央行的特殊地位，央行在人力、物力等资源配置上明显占优于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因此央行对经济现状与未来走势的判断理应更为精确，其研究结果将焦聚所有人的眼球，影响人们的信息来源结构，进而集中人们的通胀预期。央行沟通通过向公众传达其更为精确的研究成果，扩大受众范围，尽力降低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缩小公众通胀预期之间的差异与保持较低通胀预期水平。央行沟通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然而，对于央行沟通作用于通胀预期传导路径的分析，现有文献主要停留于理论研究，尚未付诸于实证检验。
基于此，本文将基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从经验分析上揭示央行沟通通过“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一路径在降低公众通胀预期上的作用大小，拓展现有研究。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第一，揭示了“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一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影响的传导路径，并量化了这一路径的解释力；第二，完善了政策不确定性领域的研究，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得出，“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一路径的解释力明显不足，与文献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另一重要结论是，政策不确定性正向作用于公众通胀预期，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主要源自于政策制定者在面对较高政策不确定性时偏向于执行宽松型政策的历史，进而使得公众在面对较高政策不确定性时将提高通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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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模型说明与数据处理；第三部分是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众的通胀预期；第四部分界定了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来降低公众通胀预期这一传导路径；最后部分为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然而，从利率和M2增长率两者综合判断，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居民对未来实际政策的宽松型判断是居民的理性选择。同时，对比图4与图6，我们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通胀预期影响的走势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M2增长率影响的走势存在一致性：2009年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不仅依然降低了利率，而且还促使了M2增长率的提高，这强化了居民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央行随后会制定宽松型政策的取向判断，进而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通胀预期影响在2010年后更强、更快。
一 、文献综述
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上升1点时，居民通胀预期的反应见图4。由图4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上升会首先提高居民通胀预期，最高达到0.003左右，然后回复到均衡水平，呈现“勺子”型反应路径。随着时间变化趋势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通胀预期的影响存在些许差异：第一，在2009年之前，这一影响强度较小，并且其最大影响幅度存在明显差异，而在2010年之后，这一影响较大并且较为一致；第二，在2009年之前，最大影响的滞后期较长，主要发生在滞后2个季度时，而在2010年之后，最大影响的滞后期较短，主要发生在滞后1个季度时④。
本文在分析本地和远程生物信息系统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数据仓库的架构思想的、适用于病毒序列数据库的集成系统架构。其目的是实现对病毒序列数据的分类提炼、整理和系统化，并提供相应的集成分析服务。同时以流感病毒序列为例，建立了一个流感病毒序列集成数据库系统，为相关数据库的构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下一步将对更多病毒类别（如肠道病毒、腺病毒等）的数据进行集成，进一步扩充和完善现有的病毒序列集成数据库系统。
在国内研究方面，陆蓓等(2009)通过在Morris等(2002)的模型基础上引入公众对政策的信任变量，构造了博弈模型，较早地从理论上探讨了央行沟通对公众预期行为的影响。李相栋(2011)认为，央行沟通作为一种与政策行动相互配合的新型货币工具，通过提供信息影响预期的方式调控经济。孙力军等(2011)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影响通胀预期的因素。李云峰等(2010)对比了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三者在沟通内容、沟通方式、沟通时机和沟通效果4个方面的不同，结果表明，虽然各国中央银行在这4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取得很好的沟通效果。此外，部分研究还进一步从经验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李云峰(2012)以《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为文本基础，构造了中央银行沟通指示器变量，利用SVAR方法对中央银行沟通及实际干预在稳定通货膨胀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中央银行沟通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名义通货膨胀率。卞志村等(2012)借鉴Heinemaan等(2007)的方法测算了央行信息披露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央行信息披露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对居民预期的作用，研究发现央行信息披露比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引导居民预期方面时滞更短，但利率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程度从长期来看大于信息披露。
综合国内外的现有研究来看，现有文献已对央行沟通是否影响通胀预期做出了深入研究。然而，对于央行沟通是如何影响通胀预期，即央行沟通影响通胀预期的途径是什么，却较少受到关注。虽然现有研究都强调，央行沟通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公众的通胀预期，但是央行沟通具体降低了哪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现有研究较少提及，而对此的经验研究暂付阙如。相关研究有，Carroll(2003)认为，央行沟通是通过媒体传播来降低信息不对称，发挥公众预期管理作用的。这是因为只有职业预测者和金融市场参与者才会直接阅读或听取央行沟通的内容，而公众却不会。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央行沟通通过媒体传播的方式，扩大央行沟通内容的受众范围，降低信息不对称，但是依然没有回答央行沟通降低了哪个方面的信息不对称。
基于此，本文将基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通过“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一路径揭示，拓展现有研究，籍此提出有益政策建议。为此，本文将首先分析政策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公众通胀预期的，然后探讨央行沟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来影响通胀预期这一传导路径的实际解释力。
二 、模型说明与数据处理
1.模型说明
央行沟通数据则是根据Heinemaan等(2007)以及林建浩等(2015)的方法测算得到，如图2(见下页)。该指数的度量方式可概括为：首先，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文本内容，提取与未来政策走向相关的措辞，并计算各措辞在各时期的数量；其次，将中国货币政策历史划分为政策扩张期、政策中性期和政策从紧期三种状态；再次，将扩张期出现频率明显高于从紧期的措辞，如“通缩”“下调利率”等措辞，取为正，反之则取作负；最后，计算央行沟通指数。换而言之，该方法得到的央行沟通指数越高，表明央行未来更加倾向于采用宽松型货币政策。由图2可知，央行沟通指数在样本期间波幅较大，这表明央行会适时传达政策意向。对比图1与图2，我们发现：2007年之后，我国政策不稳定性有所增强，但是与此同时，央行沟通指数的波动也相应增加了；央行会在特殊时期相应提高沟通的频率。
Y t =c t +B 1,t Y t-1 +…+B p,t Y t-p +u t
(1)
其中c t 为时变的截距向量；B 1,t ...B p,t 为具有时变性的系数矩阵；u t 是随机干扰项，u t ～N (0,Ωt )，其中Ωt 具有时变性，即允许u t 的方差与协方差具有时变的特性。
由表2可知，GWR的最高拟合度达0.656，明显高于OLS回归的拟合度结果，说明在同样的自变量影响因子条件下GWR模型能更好地模拟出结果来解释影响因素对不同空间布局的房价的影响程度差异。从表2中我们得出物业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到地铁站距离、主干道距离、公园距离、商业中心距离、学校距离、医院距离的回归系数都为负，这表明物业费对房价的变化影响是正效应，而到地铁站、主干道、公园、商业中心、学校、医院的距离对房价的变化影响是负效应。
时变性的设定使得该类模型高度参数化。为了实现估计，研究者需要降低参数维度：第一，将参数时变性设定为随机游走形式。Primiceri(2005)将参数的时变性设定为绝对的，即允许各参数在任何时期都会发生改变。然而，现实经济中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可能并非如此，呈现渐进或间断性跳跃的方式变化。为了更好刻画现实经济与进一步降低待估参数的维度，Koop等(2009)将参数的时变性设定为非绝对的，相邻两期之间的参数是否改变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参数依概率时变。第二，允许各系数(包括c t 和B 1,t ...B p,t )、u t 的方差与u t 的协方差三类参数内部存在相关性，但是不允许三类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
虽然通过以上方式大幅降低了待估参数的个数，但是模型中参数依然具有较高维度。此外，此类模型一般具有非线性的特征，传统经典的极大似然估计难以实现。研究者往往求助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MCMC)，该方法一般将参数空间划分为更小的单元，通过对参数的后验分布重复抽样来进行估计与统计推断的①。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根据前文，央行沟通有效地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我们在此将分析央行沟通是否会影响公众的通胀预期。当央行沟通指数上升1个点时，公众通胀预期的反应见图8。由图8可知，央行沟通指数上升时，公众的通胀预期首先将下降，在大约滞后2个季度达到最大降幅0.1左右，然后恢复到原有水平。从各年的脉冲相应图来看，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差异较小。
概而言之，居民通胀预期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做出正向反应是居民通过长期对经济观察的经验总结。然而，通过分析图4-图6，我们还可以发现，居民通胀预期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从图5来看，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后利率的最大降幅随着时间推移有所下降，同时图6也表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后M2增长的反应在2012年后有所降低，但是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却在2012年后没有相应降低。基于以上事实不难得出，政策不确定的背景下，虽然央行在近年来降低了制定宽松型政策的行为，但是央行长期以来偏向于制定宽松型政策，固化了居民的思维习惯与对央行行为的判断，恶化了居民与央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导致居民较高的通胀预期。
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环境的改变等都将影响经济变量间的作用关系，进而使得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时变性。为了刻画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时变作用关系，同时鉴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应用具有时变参数的宏观经济模型，尤其是具有时变参数的VAR模型，如Primiceri(2005)、Koop等(2009)、王少林等(2014)。具有时变参数的VAR模型(TVP-SV-VAR模型)可以表述为：
对于通胀预期数据，本文参考并优化了Carlson等(1975)的研究，改进了Carlson等(1975)对敏感性区间的设定，通过设定具有非对称性、时变性的敏感性判断区间，将央行公布的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居民对未来物价走向判断的比例数据转化为通胀预期的定量数据，见下页图3②。由图3可知，测算得到的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走势基本上一致；通胀预期变化领先于实际通胀变化一个季度左右；实际通胀波动要大于通胀预期的波动。此外，根据我们方法测算得到的通胀预期数据在与实际通胀的相关性与均方误差方面都具有较好表现。这也表明，我们测算得到的通胀预期数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图 1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图 2中国央行沟通指数
在获得所有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呈现明显季节性波动的数据应用X12方法进行季节性调整。进一步，我们根据ADF、DFGLS和KPSS三种平稳性检验方法，以综合判断数据的平稳性。当选择5%显著性水平时，除了GDP增长率在ADF检验方法下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所有数据在三种判定方法下都是平稳的或拒绝存在单位根③。因此，综合来讲，本文所有变量满足平稳性条件。
三 、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我们在本部分将主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居民的通胀预期以及这一影响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
1.变量顺序及其他问题
在展示估计结果前，有必要详细说明模型的具体设定：第一，模型中各变量的排序问题。根据变量的反应快慢，我们的变量先后排序为央行沟通、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M2增长率、政策不确定性、CPI、GDP增长率以及通胀预期。第二，模型中滞后项的选择，即p 的选择。根据Primiceri(2005)等的一般做法，本文选择p =2。第三，模拟次数的选择。由于TVP-SV-VAR模型的参数具有高维度，即便是在通过降低参数维度与应用MCMC方法的情况下，TVP-SV-VAR模型的估计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同时对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与存储能力要求极高。因此，研究者在抽样时一般次数不会太大，例如陈创练等(2016)的总次数为20000(其中2000为预烧次数)、Primiceri(2005)的总次数为10000(其中2000为预烧次数)等。因此，本文的抽样次数为20000次，其中2000次预烧抽样。第四，显著性的判断。TVP-SV-VAR模型中参数显著性是根据MCMC抽样后的后验分布得到的。根据一般文献的做法，我们以[0.16,0.84]分位点构造置信区间并判断系数的显著性。最后，为了结果展示的美观以及顾及计算机存储能力，我们只展示了每年第一季度的脉冲响应图。
图3 中国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
图4 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2.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通胀预期影响的估计结果
在对通货膨胀表现的影响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央行沟通的作用：第一，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由于通胀目标制是央行制度化地确定央行未来的通货膨胀目标，同时这一制度通常需要央行为实现与维护通胀目标而进行必要的沟通，所以大量研究起初主要从通胀目标制的引入来分析央行沟通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影响。绝大多数研究结论得出，通胀目标制的引入，成功地降低了通胀预期。Johnson(2003)分析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瑞典和英国5个国家引入通胀目标制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英国，其他4个国家在引入通胀目标制后，通胀预期明显得以下降。Gürkaynak等(2006)在从指数化债券中提取通胀预期数据后，研究了公众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信息发布与货币政策宣告的反应，研究得出相比于没有采纳通胀目标制的美国，引入通胀目标制的瑞典与英国的公众长期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信息发布与货币政策宣告做出更小反应。Jansen等(2007)也指出，当欧洲央行沟通中谈及价格稳定风险时将降低公众高频率通胀预期。第二，央行沟通对通胀水平的影响。King(2002)研究得出，英国在引入通胀目标制后通胀得以降低和更为稳定，并且减少了通胀持续性。然而，有学者却研究得出，没有发现通胀目标制改善了通胀表现。第三，央行沟通对通胀持续性的作用。Levin等(2004)研究指出，通胀目标制显著地降低了通胀持久性。
虽然各年的脉冲响应图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总的来看，居民通胀预期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都做出了正向反应。这表明，面对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居民通常认为央行倾向于执行宽松型政策，因而提高通胀预期。然而，事实是否也是如此，央行在政策不确定的背景下偏向于制定宽松型货币政策？我们可以通过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后实际政策的走势来判断。
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上升1点时，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变化见图5。由图5可知，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央行随后一般会降低利率，在滞后3个季度时达到最大0.003左右，然后逐步回升至原有水平。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上升1点对M2增长率的影响见图6。与利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反应不同的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后M2增长率的反应并不一致：在2009年前，前者更多负向影响了后者，而在2010年后，前者更多正向影响了后者。换而言之，从M2增长率来看，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后M2增长率的走势的确存在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公众较难预测未来政策走向。
在国家会展中心与虹桥商务区隔河相望的绿地景观中，我创作了一件有视觉靓点的城市公共艺术，作品将国家会展中心建筑形象“四叶幸运草”的文化内涵和国家会展中心所在地青浦区域地界形象“蝶”引入公共艺术主题，以“蝶”为造形元素，以七彩花开绿地植物景观为背景，“蝶”简化为象征性的线，将雕塑形退化为简单的构成，营造彩蝶飞舞的城市公共绿地的文化氛围，喻意青浦与国家会展中心相互依恋的和谐文化。
拍《唐人街探案1》的时候，其实快高考了。当时我还没有复习得很充分，家里人都有点儿担心，看到一模成绩不差，我妈才放心让我去泰国拍戏，边拍边复习。大家收工去撸串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回酒店做卷子，他们去酒店游泳，我也在房间做卷子，后来前辈们都不约我出去了，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总是“昊然啊，好好学习啊”。
然而，我国并没有直接公布政策不确定性、央行沟通与通胀预期这三者的数据。研究者一般寻求一定的方法将有关资料中的定性表达转化为定量数据。对于政策不确定性，基于Baker 等(2013)测算得到的数据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偏误较小，本文将采用Baker 等(2013)对中国测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图1(见下页)可知，该方法测算得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中国重大政治事件较为吻合，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共十八大召开时期等。
5.社会技术人才的利用。在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社会上技术人才的智力和技术的支援。但是，目前我国信息过程中的特殊专业领域市场化管理法律规范存在缺失的情况，需要通过细化的专业领域在市场化方面积累规范性管理经验，同时也从信息化建设的源头保证信息安全。
1.在任务设计方面——细化和分层任务。由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在策划“任务”时，要特别注意学习能力的差别，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文化水平、认知能力等。
图 5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影响
图 6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 M2增长率的影响
四 、政策不确定性在央行沟通影响通胀预期中的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与随后央行偏向于制定宽松型政策，固化了居民的判断，将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等价于宽松型政策。虽然近年来政府在较高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政策偏好有所改变，但是长期以来的政府偏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居民的预期行为却没有改变。因此，本部分将分析央行沟通这一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有力政策工具能否降低政策不确定，进而影响居民通胀预期。
1.央行沟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央行沟通的重要内容是央行试图向公众传达其未来政策走向。因此，从央行沟通的初衷来看，央行沟通理应降低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事实是否如此？我们通过估计央行沟通指数提高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变化来回答。
当央行沟通指数上升1个点时，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变化见图7。由图7可知，央行沟通指数上升后首先将提高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然后再显著地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最大降幅为10个点左右。由于央行沟通指数上升后对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初始提高并不显著，所以总体来讲还是印证了央行沟通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此外，对比各年的脉冲响应图可知，虽然这一作用强度在各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央行沟通一直以来都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有力工具。
式中：0和c分别代表基态和故障状态；C表示预想故障集合；x和u分别表示由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指故障c发生后控制变量调节范围的最大值。
然而，图7也显示了，央行沟通在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及时性方面还有待改进，央行沟通在滞后4个季度左右才最大幅度地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央行沟通作为一项向公众传达其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政策工具，理应迅速调节社会各界对未来政策走向的感知与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但是图7的结果并非如此，央行沟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存在较长滞后性。这可能源自于央行在向公众传达其意图时存在沟通障碍。正如李云峰(2012)所强调，我国央行沟通一贯讳莫如深或模棱两可，并且语言表达较晦涩难懂。在此背景下，公众将难以吸收央行沟通的内容，进而对未来政策走向的感知存在较长的滞后。
2.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央行沟通与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除了这三者之外，我们还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了代表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代表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CPI和GDP增长率，以更好地量化政策不确定性、央行沟通与通胀预期之间的作用关系。其中，M2增长率、CPI和GDP增长率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季度数据，所以我们对M2与CPI的月度同比增长率简单算术平均得到季度型数据。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并将按时间加权方式处理得到季度数据。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样本期间选择为2001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4季度。
图7 央行沟通冲击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图8 央行沟通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由此可知，央行沟通起到良好的通胀预期管理效果，这与现有大量研究结果一致。央行沟通作为现代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必要部分，在保障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商业编辑与撰稿人协会50 周年大会上，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用“革命”一词描述了美联储在央行沟通方面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央行对沟通的重视主要源自于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的管理作用，以及通胀预期波动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尤其是通胀预期具有很强的自我实现能力。
从世界各国央行沟通的实践来看，央行沟通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对现实经济与政策执行效果的描述与评价；第二，对未来国内外经济的预测；第三，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由于央行在各国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使得央行在资源分配、信息获取、人员配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进而确保央行能更为准确地把握经济的现状与预测未来。与此相反，由于搜索信息的高昂成本，私人机构或个人对现实经济的了解与未来经济的预测都是基于有限信息下完成的，对央行的偏好与未来货币政策走向更是不得而知。在这一信息差距存在以及信用货币的大多数时期都是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公众倾向于保持较高的通胀预期。而央行沟通通过将自身的信息公布与解释，有利于降低公众与央行之间的信息差距，减少公众对央行偏好于宽松型货币政策的猜疑，进而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
3.结果评析
通过上文测算，央行沟通上升1个点将最大降低政策不确定性10点左右，而政策不确定性降低1个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003个点左右。而图8表明，总体来讲，央行沟通上升1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1个点左右。由此可知，虽然“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是央行沟通发挥公众预期管理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在我国这一途径解释力明显不足。这是因为，一般理论研究中非常强调央行沟通对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进而降低通胀预期。“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一途径并未得到有效发挥。这可能源自于：第一，虽然我国央行近些年来沟通力度得以明显提升，但是相对于欧美地区的央行沟通力度，我国央行沟通力度还远远不够。我国央行至今也没有公布未来政策走向的定量数据、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相关材料、以往货币政策结果的详细评估等内容。第二，Baker 等(2013)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不只是包含了货币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不确定性。由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并未实现完全透明，也未像央行一样制度化地公布政策执行报告，因此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存在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Baker 等(2013)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波动较大的原因。基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众通胀预期的不利影响，加大央行沟通的力度以及尝试建立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透明制度可有效约束政策制定者行为，防止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现象，减少政策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公众通胀预期与宏观经济波动。
五 、结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公众通胀预期的不利影响，然后通过分析央行沟通在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确认了“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一传导路径，拓展了现有央行沟通进行通胀预期管理方面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公众通胀预期。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1个点将提高公众通胀预期0.003个点。这主要源自于在较高政策不确定性下政策制定者偏好于制定宽松型政策的历史。第二，央行沟通有效地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央行沟通提高1个点将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10个点左右。第三，央行沟通上升1点将最大降低公众通胀预期0.1个点左右。对比发现，虽然央行沟通有效地降低了公众通胀预期，但是“央行沟通→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通胀预期”这一途径的解释力有限。
此外，我们还发现，虽然央行沟通有力地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与公众通胀预期，但是央行沟通力度依然没能与政策不确定性的程度相匹配。究其原因，我国央行沟通相比于欧美地区的央行沟通依然不足，同时Baker 等(2013)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仅包括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了其他政策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降低我国政策不确定性与公众通胀预期，我们认为：第一，央行应该增加央行沟通的力度，扩大沟通的内容，尤其是对未来政策走势的定量数据；第二，沟通时尽量减少专业化程度高、晦涩难懂、模棱两可等术语，提高公众对沟通内容的理解；第三，提高对央行沟通内容的媒体宣传力度，扩大受众范围；第四，尝试建立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其他政策的透明制度，鼓励相关单位制度化地编制诸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政策执行报告，说明政策制定的原因，评估政策执行效果，介绍未来政策的走向。籍此，通过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避免公众形成高通胀预期，进而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①具体估计过程备索。
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正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前驱者，因为阅读是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不仅能够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能够加快新思想、新理念的传播速度，从而使高校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进而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在文化自觉上得到反省，要知道传统文化在中国强大的时候彬彬有礼，在我们弱小的时候坚忍不拔，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大气磅礴，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骨气和底气，也是每一个人文化自信源源不绝的动力。
肝癌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第6大常见癌症，近年来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1］。研究发现，在肝癌中同样存在着沃伯格效应（Warburg effect），即有氧条件下，细胞主要通过糖酵解方式产生ATP，而不是通过氧化磷酸化。但当糖酵解过程被抑制时，细胞又可重新启动氧化磷酸化产生 ATP［2‐3］。因此，同时阻断两种产能方式有望成为新的肿瘤治疗途径。
②由于篇幅限制，具体测算过程备索。
③其中KPSS方法的原假设为待检验变量是平稳的，其他两种方法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变量存在单位根。
④虽然各年脉冲响应图的尾部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2007年第1季度的脉冲响应图，但是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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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ANG Shao-lin, DING Jie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China )
Abstract :Future policy uncertainty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VAR model with time-varying parameters (TVP-SV-VAR)，then analyzes how policy uncertainty is applied to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d defin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influence path of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on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through reducing policy uncertai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rise in policy uncertainty will raise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loose-type policy preferences of policymakers under the high policy uncertainty; second, a one-point increase in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will reduce policy uncertainty by a maximum of 10 points, while the drop of 1 point in policy uncertainty will reduce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by a maximum of 0.003 points; third, a one-point increase in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will reduce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by a maximum of 0.1 point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assumption that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realizes the regulation of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by reducing policy uncertainty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It would be a beneficial attempt to deepen the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and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other policies in the future in hope of reducing policy uncertainty and stabilizing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Key words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Policy Uncertainty; Inflation Expectations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JL008)
作者简介 ：王少林(1984— )，男，江西安福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丁杰(1981— )，男，湖北襄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19)01-0126-08
收稿日期： 2018-06-11
(编校：延河)
标签：央行沟通论文; 政策不确定性论文; 通胀预期论文;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