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和适应性：政党视角下的政治变迁——以二战后的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新加坡论文,为例论文,适应性论文,政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民主化研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民主化的动因、方式、过程及其结果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着差异。二战后，新加坡和台湾的发展有不少共同之处。二者都是后发国家(地区)，都为华人社会，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政党主导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一党执政。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新加坡和台湾的政治发展开始出现分殊，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变迁之路。以西方的民主理论视角看，台湾逐渐开始解严，走上了自由化之路，之后开启了民主化；新加坡虽然更多地抱持协商和参与的理念，但未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政党轮换。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同？本文将检验西方已有理论的不足，而后从政党这一视角，给出新的解释。
一、民主转型理论的不足与政党视角
从研究路径而言，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民主化研究上存在着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行为者方法，另一种是结构方法。前者强调政治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能动性，拒绝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决定主义；后者强调宏观条件和环境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关注所谓的民主前提。①在概念上，学者的用法纵有不同，却都同意转型涉及旧体制的瓦解，以及新制度的取而代之，即二者均有鲜明的选举型民主指向。②
然而，这些已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开始会经历相似的政治发展轨迹，但后来却有不同的政治变迁；同时，转型研究的宏观特性使得研究者不能照顾到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反例，即不能解释为何有的国家理论上具备民主化的“结构性条件”，却始终保持一党独大的地位，并未发生民主转型。
因此，为了更开放地思考政治变迁这一问题，本文从政党这一视角来切入，以更好地理解以上两个问题。如果政党无法自主革新，又无法迅速适应环境变化、满足社会需求，导致无法消解负面政治压力，党外势力坐大崛起，导致最终失去一党执政的地位。如果政党的自主性和适应性都强，那么民主转型的压力和社会动力就弱，此时执政党仍然可以保持一党执政的地位。下文将从政党的自主性、适应性两个变量来解释。
关平这方面的综合研究，国外学者中的代表人物是亨廷顿。他将政治体系在组织上和程度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称作政治制度化，并将其具体分为四个要素，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性。这四个变量有着相互包含的关系。复杂性这一变量可以包含在适应性中，而内聚性变量则可包含在自主性之中，本文将内聚性这一变量归于自主性变量之中，即将摆脱党内的政治势力掣肘、保持团结视为自主性的内容。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有学者主张用三个变量来评估，即适应性、内聚性和自主性，并以此解释新加坡的政党体制转型的问题。③在比较研究方面，有学者用政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聚合性来比较墨西哥、巴西、印度的政党制度化与政党认同。④
本文选取政党自主性和政党适应性这两个变量，并将其概念细化为不同的考察指标，以解释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
政党自主性是一个政党在制定和贯彻公共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强度，根据亨廷顿的分析，自主性在于政党是否有自己的观念、价值和利益。这可分解为两个要素。一是其不受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的观念、行为牵制，这包括外国的和本国的压力团体等社会组织；二是不受政党内部某一特定的政治势力掣肘，保持领导层的共识和团结。
政党适应性是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是政党组织发展的一种动态过程。在政党适应性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三个变量，即党内精英之间的竞争、对环境监测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性质。⑤还有学者认为，政党适应性包括政党精英集体的观念的适应性转变、政党精英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政党对社会需求的信息监测与反应程度。⑥本文将其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吸纳社会精英，同时消解社会上的反对势力(分化反对势力、吸收反对势力中的精英以及打击反对势力中的强硬派)的能力，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政党的自主性和适应性带来的结果，是不断将政党制度化。制度化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二战后，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为分界点。70年代末可被称为“关键节点”，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对今后的政治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第一阶段：趋同化(50—70年代)
1.人民行动党的自主性走强
从受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干涉的程度看，首先，它与英国利益吻合。人民行动党成立时，已有三个主要政党：人民进步党、民主党和劳动阵线。前两个政党是富人和殖民势力的代表，完全不同情本地人民的呼声，因此引起了受英语教育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感，这部分人后来组成了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的活动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但受英国教育的精英却不接受共产主义，在政治光谱中，人民行动党从1955年、1957年和1959年的选举中从极左的政党向右转移，转变成为1963年的中间派。这符合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其次，它从一个工人的党变成不受民意牵制，充当了各种利益、价值的调和者。它的精英认为，政府应该受到尊敬而不是喜爱。特别是1965年后，它由最初的一个工人政党转变为为整个国家尽力，而不是为一个阶级尽力。在对待工人运动方面，政府于1960年通过《工业关系法令》，鼓吹工人要同资本家用谈判方法解决劳资纠纷。⑦可见，它将自身视为不偏不倚和理性的行为体，保持中立。它超出各种群体利益的相互竞争之上，在任何利益纷争上都是各种利益的最后仲裁者和调解人，这是其永续执政的关键。⑧再次，在族群、宗教问题上，它不受单一族群的牵制。人民行动党为了弱化族群差异，构建新加坡国家认同，通过组屋的族群配额制度打破族群界限，并设立社区中心，促进族群交流与融合，尊重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推动文化多元。最后，人民行动党无党产，财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费用少、开支小，即使在选举年，花费也不大。⑨这导致它和利益团体的结合程度较小，自主性较强。
从受内部掣肘的程度看，人民行动党政府被认为是“四人政府”(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拉惹勒南)，他们有共同的知识结构和经历，容易形成坚强的核心、集体和共识。就共识而言，他们一开始就在比较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民主的弊端，认为由政党间充分的竞争式选举可能产生的联合政府或轮流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利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的政策保持连续稳定性。因此，新加坡的法治重视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甚于政治自由和权利，重视社会的整体福祉甚于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它还坚决弹压极端势力，有效地遏制了反对派力量的崛起。从1968年开始，党内统治集团逐步稳定，并保持了团结。另外，为了解决党内官员腐败的问题，人民行动党沿用并改造了英国1952年设立的贪污调查局，授予其莫大权力；1960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试图以法治手段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实施的关键在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自律与清廉。这保证了其行动的自主性。
2.国民党的自主性有强有弱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进行了自我革新。这本质上是政党自主性的建设。
从受外部势力干涉的程度看，首先，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由于反共重于一切，虽然美方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不满，但出于维护台湾当局民心士气的需要，美国并未利用美援作为杠杆，向其施加太大的压力，要求其进行政治改革。其次，受孙中山“节制资本、重视民生”思想的影响，蒋介石、蒋经国等统治集团领导者在政治姿态上都刻意与资本家保持距离。国民党力图做到不受主要社会部门的牵制，确保上世纪50至80年代对经济利益团体和本土社会团体保持相当程度的自主性，这有利于各项政策的推行。再次，在族群问题上，国民党的自主性较弱，偏袒“外省人”。由于外省族群透过国家机器，将其与本省族群间的支配从属关系加以制度化，两个族群无形中进行了垂直的分工。同时，国民党强力推行国语政策，以中国意识与文化为主，使得台湾意识无法发展，并使本省族群产生相当大的失落感，本土性的语言、乡土文学、艺术创作受到无情的打压，社会内部面临着公平权利的问题，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权利分配的问题。
从受内部掣肘的程度看，鉴于党内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淘汰腐恶分子。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整肃，一部分不合格者被开除党籍，党内派别得到整肃。同时，国民党进行了反腐制度建设，《勘战时期贪污治罪条例》和《禁止所属公务人员馈赠财物及接受招待办法》相继颁布。这些制度建设反映了国民党回应腐败问题的决心。
3.人民行动党的适应性走强
人民行动党能长久执政的关键，在于其能够自我更新，不断吸引能力强、品质好的年轻人加入，以保持活力、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和永不自满。
一方面，它探索常规化地处理社会问题的机制，回应灵敏而迅速，先发制人，压缩反对势力的生存空间。60年代，左翼的离去让行动党失去了基层组织网络，为此，人民行动党重建自己的基层系统，以和社会主义阵线竞争。其突出的特点，一是不突出党的作用，而是通过公共会堂或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公共事业来解释政府的政策，人民也由此向政府官员反映意见，建立政府同人民之间的联系。执政后，人民行动党还建立了立法议员每周定期会见选民的“人民联络会议”制度。二是用非党人士弥补党的不足。1965年，公民咨询委员会开始运作，人民行动党原则上希望委员们都不是该党党员，虽然不可能没有，但尽量少。在调查过的124位委员里，只有19人是人民行动党党员。⑩
另一方面，它形成了一套开放的、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吸纳精英，“选贤与能”。它的政治体系向全社会开放，到每一个裂缝和角落里找寻人才，然后把这些人才选进公务员队伍中。在基层治理上，它采取吸收传统社会的基层精英领袖的做法。他们不一定具有高学历，不一定是技术专家，却拥有天然的权威，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阅历、生活智慧、个人魅力、甚至财富。他们具有保卫国家核心价值观以及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里保一方安定的作用。
4.国民党的适应性走强
一方面，国民党主动化解社会内部的分配性冲突，确保不让经济社会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压缩反对势力的生存空间。二战后，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将财富重新分配，使土地的主要部分集中在小农户手中，为日后的社会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使台湾地区经济分配趋于平均，减缓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国民党依照1943年颁布的四大社会政策纲领，推动各种福利服务措施。1958年，三大社会保险法案分别完成立法。到了60年代，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之后，台湾地区的社会福利救助日趋建立并制度化。这些措施主动化解了社会内部的分配性冲突，直接回应了社会团体的政策诉求，确保不让经济社会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缩小了反对势力可利用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民党采取了以下途径吸纳精英。一是依靠有控制的选举这种制度化途径吸纳精英。为了强化对台湾本土社会的政治控制，国民党很早就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并开放地方选举，数以万计的人透过各种不同的选举被甄补担任公职。同时，为了确保在选举中保持绝对优势，国民党进行了制度上的精心设计，采用了“多席次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以捍卫其一党独大，同时至少通过三种提名策略操控地方派系。经由政党机器的运作，执政精英可掌控选举结果，国民党候选人可赢得80%到100%的地方政府职位，从而增强了其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社会控制。二是考选。考试是另一种公开、公平而且更平等的甄补方式。国民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逐步落实“五权宪法”所规定的“考试用人”、“常任文官”、“功勋晋升”制度，在军队、文官与学校的年轻成员里找寻可造之才，然后栽培他们逐步晋升为高级文官、高阶军官或决策官员。(11)通过导入地方选举以及考选，国民党笼络了本省精英。通过及早推行本土化政策，它在无形中也削弱了反对势力利用省籍矛盾或认同议题进行政治诉求的力度。
三、第二阶段：分殊化(70年代末至今)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开始出现分殊，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变迁道路。这一时期，二者的政党自主性和适应性也开始走向分殊。
1.人民行动党的自主性走强
从受外部其他利益团体干涉的程度看，反共高潮时期，英国对新加坡这一英国殖民地的要求是只要不变成另一个“共产中国”即可。而在国内，此时人民行动党早已成为一个“全民党”，超然于各大利益集团之上，保持着协调者的角色。
从受内部掣肘的程度看，人民行动党的领导核心依然是当初的留英学生，并持续保持着政党领导核心的团结。其领导核心的理念共识为，国家的发展有三个必备要素：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但如果按照重要性加以排列，政治稳定是成功的基本先决条件。这一时期民主化压力增大，但其领导集体仍反对在条件还没有具备的情况下仓促地实行民主政治。其党内组织严密，有一整套的动员传达机制，权力决策十分集中，保证了党内的上下一致与团结。
2.国民党的自主性弱
从受其他利益团体干涉的程度看，国际方面，此时的国民党受美国掣肘增大，美国在外部影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0年代，“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受到严重打压。此时美国的国际战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台政策由此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由支持台湾国民党以武力对抗大陆，转变为支持台湾当局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多元化影响和牵制大陆。改变台湾政权的专制独裁性质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目标。进入80年代，美国开始不断增加对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敦促其进行政治改革。岛内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经营，国民党以经济特权笼络、扶植岛内资本家、地方派系及其支持者，使政经结合网络越织越密，受商人集团的牵制越来越大，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从而导致台湾社会官商勾结的贪污丑闻不断，且愈演愈烈。
从受内部掣肘的程度看，党内派系争夺趋于激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经营，国民党拥有大量大型投资公司和巨额资产，形成庞大的政经网络、财团、地方派系，且在民主化问题上发生了强硬派和温和派的斗争。
3.人民行动党的适应性强
一方面，因时而动，灵敏快速地解决涌现的社会问题。就现实问题而言，这一时期，人民行动党适应组屋计划和应对人口流动性强的问题，成立了居民委员会。新加坡的基层治理机制很好，组织机构严密，从而消解了社会问题，减弱了中下层政治参与的动力。
在物质生活大大改善的同时，新加坡社会开始凸显出精神方面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加坡政府注重西方文化引入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过分膨胀，出现了文化失根、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为此，人民行动党进行了价值创造和整合，使传统新生，扩大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共识。1979年之前，人民行动党贬损儒家，攻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制度。直到1982年，行动党开始赋予儒学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和新的涵义，使其成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吸纳精英，消解反对力量。在70年代，人民行动党设立“政府奖学金”，规定精英学成后必须回国为政府服务8年，从而最大程度地吸纳了精英，也使得海归不会成为体制外的反政府力量，解决了精英政治参与的问题。另外，人民行动党还延续了向全社会开放的机制。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这些精英人才在各自的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
这一时期突出的问题是领导人的代际更换，即干部的自我更新。此时人民行动党党内开始建立退休制度，即在每一次大选中，执政党都常规地使三分之一的议会议员退休，以便为新鲜血液让路，这些新手有的甚至还不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这成为党的自我更新机制。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自我更新步伐加快，中期开始，除个别元老留任外，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均由40岁左右的领导人担任。
在消解反对势力方面，这一时期虽然反对党逐步活跃起来，但新加坡更多地使用制度和法律的方式来限制反对力量，吸收反对势力中的精英分子。
4.国民党的适应性弱
一方面，国民党回应社会问题的机制僵化，反应迟钝，反对势力的生存空间放大。
随着台湾快速转型为工业化社会，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民间社会逐渐不满政府对新兴社会问题的漠视，开始抗议某些特定政策或措施，有意识地向国家机关长期对民间社会的支配地位挑战，有意突破某种敏感的政治约束，同时，经济结构的转变使人们对生活有更高的期望，对既有的“权力分配”法则提出质疑，希望向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方向推进；上述问题催生了如消费者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运动等。这些运动反映了社会多数的集体情绪，即“受害者意识”和“被忽视被排斥感”。(12)
国民党虽控制着大众传媒，但官方对现行体制所提供的合理化解释已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由国民党控制的各级职业、产业工会或直属的特种党部，由于功能的萎缩及组织的僵化，无法有效统合新兴的中产阶级，有限的参政渠道无法满足其参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新世代反对运动在70年代中期开始萌芽与积聚。
70年代，本土文化意识逐渐觉醒。加上党外民主运动的提倡，“本土化路线”被视为突破动员戡乱体制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限制以及扭转台湾政经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性的社会运动脉流。而此时国民党对日益崛起的族群议题无力解决，代表中华民族法统的地位出现困境，价值整合能力显露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党外精英在选举时面对政治资源庞大的国民党，将民主诉求和台湾认同以及自决原则等直接捆绑起来，试图通过跨越阶级界限、利用族群分歧来反对拥有广泛经济社会基础的国民党。
另一方面，在吸纳精英、消解反对力量上显露能力不足。
这一时期虽然国民党通过吸纳精英舒缓了部分政治压力，但在经历20多年的快速经济成长之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数、特别是留学归来的人越来越多，这使精英群体的排他性土崩瓦解。以施惠的方式提拔少数台籍人士，以及开放相对于代表“法统”的资深民代来说微不足道的中央民代选举，既未解决民主的问题，亦未解决省籍政治不平等的问题，更无助于解决“中华民国”体制的正当性在世界政治系统中遭否定的问题。(13)况且，台湾当局增加台湾本省籍人员在领导层的比重带有“裙带”色彩，其结果是一部分优秀的海归精英无法施展专业优势和才能，这对国民党原有的政治体制空间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法科生、律师，他们在现行专制或人治社会里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从而在80年代党外活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
四、结构、精英与政党：不同的政治变迁路径
以人民行动党和国民党为分析视角来看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可以看出，决定政党能否有强大的自主性和适应性的，既有外部压力和国内制度性遗产(包括经济、社会性)的不同，又有精英的作用因素。如果说一定的外部压力和国内制度遗产是政党精英发挥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即限制性条件，那么政治变迁路径则是精英在这一限制条件下进行选择的结果。而精英自身的理念、策略、行为的不同，决定了政治变迁过程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变迁。如果政党自主性和适应性都强的话，并不会发生民主转型。
从外部压力来看，第一阶段，人民行动党和国民党都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这与英国和美国对其相对宽松、较少干涉有直接关系。而第二阶段的分殊，则在于国民党自主性的衰减。其中，台湾国民党面临的直接压力即美国因素陡增；而人民行动党面临的直接压力即英国因素则无变化，新出现的压力是国际大环境即民主化浪潮带来的间接压力，而此压力也未引起精英的分裂，因此这一点在人民行动党的精英身上并不成立，因为其精英从一开始便对民主有了共识，并未发生因理念不同而导致的分裂。
从制度性遗产来看，两者政治变迁的路径不同，尤其不能忽略前期政治遗产的影响。第一阶段二者都因袭并改造了原有的政治框架。新加坡体制是建基于英国西敏寺议会民主体系的共和国，保留了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基础——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创造，使其适合国情。它还保留了反对党的合法地位，而反殖民运动时期，左翼势力强大，因此人民行动党初期面临着强大的选举压力和挑战。这导致了人民行动党不得不提升自身的适应性以在大选中获胜。它曾经经历了三个危难年头。一是1957年亲共分子在12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中夺去6席，二是1961年脱党的共产党人占全部党员名额的80%，三是1963年人民行动党必须在大选中同5年前曾经帮助它赢得选举胜利的那些力量作斗争。在这些危难中，人民行动党用许多方法不断适应新的情况，“讨好”公众，以保证永久执政。可以说，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的适应性与其制度产生的选举压力密切相关。
国民党的政治框架并没有直接否定多党竞争，而是一直以“国家”处于特殊状况作为威权体制的合理化基础。与之相配套，国民党很早就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并开放地方选举，同时又进行了制度上的精心设计，以确保其在选举中保持绝对优势。
上述情况体现出这一时期人民行动党和国民党都能根据统治需要，对制度遗产进行继续和改造，使之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第二阶段，人民行动党原有的宪政框架下容纳了反对党势力的发展，即1981年一名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显示出较强的制度弹性。而从7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党政府以全中国代表自居的“法统”出现了困境，一旦国民党宣称的紧急情况消失，它很难拒绝回到民主宪政体制和多党竞争。
从精英方面看，第一阶段，二者表现出了较大的相似之处，这反映在理念上，二者都试图保持中立(除了台湾地区在族群方面)，将自身视为不偏不党，因此自主性都较强。在适应性方面，二者的精英也进行了较强的制度创造，以吸纳精英，适应社会发展。而在第二阶段，二者精英理念的差异则凸显出来，并起了更明显的作用。在自主性方面，国民党内部占上风的温和派开始全面拥抱民主理念，而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依然团结，其核心的理念共识仍是不仓促实行民主政治。这直接导致了二者的不同政治变迁。这反映出精英对民主价值、程序与制度的信仰和遵守与否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民主化的实现与否。
注释：
①陈尧：《寻找民主化研究的新路径：行为者方法与结构分析的结合》，载于《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
②赵健民、张执中：《组织内卷与列宁式政党的调适与变迁》，载于《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台湾)第17卷第2期。
③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体制的转型：范式、原因和历史任务》，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王庆兵：《发展中国家政党认同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⑤Bruce 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7.
⑥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载于《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⑦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新加坡简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0页。
⑧参见Terence Chong,"Embodying Society's Best:Hegel and the Singapore Stat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36 Issue 3(Aug.2006),pp.283-304.
⑨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⑩马志刚：《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360、348—349页。
(11)吴文程：《台湾的民主转型：从权威型的党国体系到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台湾时英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12)Hsin-Huang Michael Hsiao,"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4(Jul.,1990),p.178.
(13)汤志杰：《重探台湾的政体转型》，载于《台湾社会学》2006年第12期，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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