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迁（上）——以美国和法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6月26日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网站发表了法国著名左翼学者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题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金融与管理——对美国和法国轨迹的比较》的文章，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产生的影响：当20世纪70年代初大众阶级的政治力量被打败后，战后曾一度被大众阶级（办公室工人和生产工人）和管理者阶级抑制的金融霸权势力重新获得支配地位，管理者阶级的上层也转而加入这一重建的金融霸权势力，二者融合成为新统治阶级，在新自由主义阶段，新统治阶级的资本收入不仅得到恢复还有巨大增加，而小资产阶级和管理者下层则通过部分获得金融收益也得到部分好处，大众阶级利益则绝对或相对受损。这种特征在美国表现最明显，法国由于其大众阶级有反抗的历史传统，金融势力的统治没有美国那么明显。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历史上的角色
在左翼学派中，已经对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性质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本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将主要集中于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的理论基础是相当严格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主要的“修正性”内容是加进了管理者阶级。
1.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转变，是19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这一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转变，与“公司革命”、“管理革命”和新“现代”金融部门的变革相结合，一起直接支持了大公司的形成。显然，这一分离不是绝对的，但它却意义深远地重塑了社会关系。
2.资本家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种新形式，即金融的形式；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证券（股票和借贷）所有权，而不是传统的个人和家族所有权，来掌握生产手段的。我们将资本家阶级的上层和金融机构如银行、投资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称为“金融”，这个阶级的权力通过该阶级的上层部分和金融机构得以实现。
3.管理被托付给领薪金的人员，因为管理在新的组织形式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水平。这样，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中间夹入了一个中间阶级（此外，早期的小资产阶级依然存在）。管理者阶级形成了，而办公室职员是其补充。不论是私人部门的组织，还是公共部门的组织（如人们通常使用的“政府”概念），都被这个新的管理者潮流重塑了。
这样，阶级结构可概括如下：（1）资本所有者；（2）管理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还包括各类官员）；（3）办公室工人；（4）生产工人。小资本家、管理者和办公室工人一道构成了所谓的“新中间阶级”。由于办公室工人和生产工人的条件具有趋同的趋势，并且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二者放在一起考虑，统称为“大众阶级”（popular classes）。这样，20世纪早期的社会结构可按如下等级结构加以描述：
大资本所有者。
管理者和小资本家。
由办公室工人和生产工人构成的大众阶级。
从广义上讲，本文的研究将集中于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从19世纪末到大萧条的第一个金融霸权时期；（2）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凯恩斯主义”或“管理主义”的妥协时期；（3）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我们的研究限于以美国和法国社会为例。
二、阶级结构和权力
本节所使用的有关收入分配的资料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动向。
（一）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
恢复高收入，特别是资本的高收入，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目的，措施包括：对大众阶级劳动成本的控制，利润率的最大化，高利率，慷慨的股息分配，飙升的股市等等。
这一现象是容易证实的。图1显示了各种金融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份额。资本收益已经根据通胀所造成的财产贬值进行了调整。巨大的波动反映了股市的起伏跌宕。对这些波动进行抽象，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下挫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上升趋势，这一走势在1999年达到最高点，紧接着就是“泡沫的破裂”；还可以看到2002年的恢复。（人们可以注意到，在1999年，资本收益，特别是虚拟资本收益，已占到全部家庭收入的50％以上。）我们只能获得法国1970年以来的资料，但人们也会容易地发现一个相似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它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图1 各种金融收入占美国和法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由此，可以很容易地推断，与其他人口相比，高收入者要更多地受益于金融收入。所以，也可以认为，他们是资本高收入恢复的主要受益者。但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金融收入是利息、股息与调整通胀影响后的（虚拟和实际）资本收益（capital gains）的总和。总收入是雇员酬金、经营者所得（已调整）、个人租金收入（已调整）、个人财产收入的总和。
（二）处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资本收入和“工资”
的确，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高收入人群所取得的收入，明显地增加了。
这可以利用美国国内税务局（IRS）的资料加以评价。前面使用的资料与IRS的资料有两点差别：（1）未调整的通胀效应被调整了（只有股票财产不详）；（2）只考虑了变现的资本收益。这些资料除了分解了收入的构成，另一个优点是包含了一战以来的数据。
图2显示了处于最高百分位，即按照收入水平分类处于99-100的家庭（实际上是由个人填写纳税申报单）所取得的总收入的状况。这些收入是由四部分组成的：（1）工资（包括股金和年金收益）。（2）独立业主、合伙人和公司股票的收入。（3）资本收入（含利息、股息和租金）。（4）变现了的资本收益。图2还分别显示了前三项收入的状况（只是未显示资本收益状况，虽然它也包含在总收入中）。
图2 美国高收入家庭的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份额
关于收入金字塔最高部分的经济收入状况的分析，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层收入得到提高。根据收入状况，可以看到，从70年代到21世纪初，居于最高1％的家庭所取得的总收入的份额，由8％提升到18％。
这一恢复，可以看作是向二战前占优势的收入集中水平的回归。这种不平等实际上明显地支配着整个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1919-1928）至50年代，居于最高1％的家庭所取得的收入，占全国同期总收入的平均份额，下降了4个百分点。战争结束后，这种状况不但未能结束，反而继续缓慢下降，直到新自由主义时期才得以逆转。上述阶段，即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就是以收入金字塔顶层人口收入下降为全球性特征的。
但是，收入成分的转变还是发生了。在二战之前，利息、股息和租金大约占传统资本家阶级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后几十年这种收入的恢复主要是由于：（1）“工资”和（2）独立业主、合伙制和公司股票（与股金的分配相关）收入的上升。这些收入都是税收申报单可以看到的，但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从未公开的资本收益有多少。在新自由主义执政的年份，避税的重要性明显提高了，但其他部分的收入有提高仍是毫无疑问的。
（三）收入和阶级
在收入渠道与阶级确定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一致性。任何个人都可以取得股息和利息，但并非因为这一理由，他就成为一个资本家。上层家庭的“工资”就是一个特别难以分析的事例，因为取得工资并不意味这个人就是生产工人。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已经注意到随着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能动资本家（active capitalist）① 也要给自己支付工资，并把自己看作“工人”。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能动资本家的任务委托给了领薪金的管理者，或者“工资”仅仅是一个“闲职”的收入，那么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同公司内部把工资与利润分开处理相比，独立业主、合伙人和公司股票的问题更显示出社会关系类型的错综复杂。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多数合伙人收入都意味着投资某一金融部门，富裕家庭将其财富集中并从事金融运营；这样，利息和股息就转变为合伙的收益。这些群体是避税大户。将上述三个群体的收入在总体上加以考察，可以看到，来自金融和不动产的收入大约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商业服务的利润大约占到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它们对应的是管理工作，这些管理工作分包给了企业，这些企业中专业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出售服务并且是企业的所有者。
在收入的最高1％水平，非工资收入是巨大的，这是生产关系中地位的重要标志，而与下层社会雇佣劳动者相区别。在这个金字塔中，可以明显看到，等级越上升，这种收入会越高（1999年，非工资性收入占到最高1％家庭收入的一半，占到最高0.01％家庭收入的58％）。财经资料还未能反映尚未变现的资本收益，这部分收益可能占到每一个富裕家庭不断上升的“虚拟”财富的大部分。在这一水平，收入是如此之高，任何人达到这一高位，实际上就必然是大量证券资产的持有者。
在收入金字塔最高1％之下的家庭所取得的收入中，工资（包括年金）在收入中占绝对比重。在美国，2001年，在最高位1％之下的家庭的收入中，有90％以上是由工资构成的。当然，这并不意味其余99％的家庭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下面，我们将要对三个层次（即处于99—100以及90—99、0—90）的收入进行比较。图3显示了处于最高位1％的人的平均工资与处于0—90％部分的平均工资的比率。例如，处于纵轴的8反映了最高位的平均工资比处于0—90％部分的平均工资高8倍。图中的数据表明，二战期间，美国的收入（这里指工资）差距明显缩小了，从8-10倍下降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5倍。总的来看，这样的“低”比率是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的特征。但是，70年代以来，这一比率急剧攀升；到1999年，已达到17倍。
图3 处于最高位的1％人口平均工资与处于0—90％部分的平均工资的比率
（四）美国是否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主宰格局？
这一有关美国收入金字塔顶端工资状况的奇异图表，以及这一状况在恢复富裕人口部分收入的作用，是如此触目惊心，它意味着向一个新制度框架的转型；在这个框架内，美国使新自由主义下的权力和收入转入所有权手下。
这一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在美国，资本所有权与高级管理者趋于结合，形成一个混生阶级（hybrid class）。在这个阶级中，资本所有者参与高层管理；高级管理者，如果以前未进入这一集团，可以通过巨额薪酬，变成所有者。虽然资本家和管理者阶级的结构类型还有待讨论，但对第一节所介绍的社会关系等级格局却必须进行调整：
由大资本所有者和高级管理者阶级形成一个混生复合体；在其中，两种社会关系互相作用使每一方都同时具有对方的特征。
处于等级关系下层的较传统的管理者（它们涉足所有权没有那么深，只涉及年金）以及小资本家阶级。
大众阶级。
在未经加工的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把前两部分与收入金字塔的两个层级即99-100和90-99部分相对应。
区分两种类型，即20世纪早期类型和美国20世纪晚期类型的关键，是搞清楚高层管理活动与所有权的关系的性质。第一种类型保持着资本家与管理层的分离：所有者也可能被登记为管理者，但实质只是标明所有权，实际上他并不作管理工作。这种状况与马克思关于“能动资本家”的分析是相一致的。第二种类型标志着在管理者阶级内部，在“高级”和“一般”管理者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在社会等级结构的顶层，出现了一个混生阶级。
这种在管理者阶级内部出现的两极分化，是在资本家内部（在这个阶级的上层和中小所有者之间）经常存在的分化现象的复制品。不必奇怪，在管理者阶级内部，这种分化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当这一阶级逐渐成熟并不断获得社会权势的时候。
要把握美国新格局中的生产方式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新统治阶级”，必须在所有权和“高层管理”联合效应的基础上理解。这是所有权制度的一场新革命，与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那场革命直接相关。虽然资本家的家庭成员参加管理通常是20世纪的一个特点，但是这种混生的特征现在已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标志。它重塑了取得收入的渠道。20世纪初的“有闲阶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被压制之后重新浮出水面。不论是控制渠道还是收入渠道，都值得进一步讨论。资产阶级实际上借给高级管理者自己的收入渠道，把所谓管理薪水膨胀到能够享有攫取剩余特权的程度。传统的取得收入的渠道，如利息、股息等，现在已经更加广泛地通过诸如基金等形式被人口的上层分享了。
正是这个统治阶级，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它的权力和收入得到维护。而一般管理者阶级的命运，正如前述，呈现的特征是：它与统治阶级只是形成一种“妥协”关系，而不是“融合”。利用90-99层次的收入资料来描述这一群体，可以看到，这部分人的相对工资，自二战以来呈现出相当稳定的上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呈现出轻微走高，与高位收入资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形。我们用新自由主义的妥协这一概念来界定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一阶级的状况，并说明它在收入总额中的份额和它的年金在不断增长。这是在新的统治阶级与一般管理者阶级之间达成的妥协。
在全球范围内，一个新的联盟正在上层阶级即资本家和管理者中形成。解释正在出现的社会关系格局的方法，就是一方面考虑到这两个阶级的联合和它们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考虑到融合和妥协这两个方面。这种社会协议意味着两种极化现象：（1）资本家阶级的上层（资本家阶级Ⅰ）和这一阶级的其余部分（资本家阶级Ⅱ）的分化；（2）管理者阶级的上层（管理者Ⅰ）和其他管理者（管理者Ⅱ）的分化。当然，在上述两种极化中，只有少数人属于成分Ⅰ的范畴。正是资本家阶级Ⅰ和管理者Ⅰ，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发生了实际的融合，形成了大资本所有者与高级管理者的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新统治阶级。在新自由主义下，成分Ⅱ已被固定在新自由主义妥协中，特别是管理者Ⅱ。
这种发生在社会顶层的融合，如我们考察的20世纪末的美国，绝不是一种独特现象。历史上存在一个重要的先例是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持续转变。当时，（1）当资本关系在经济机制中越来越发挥支配作用时，封建地租逐渐采取了资本主义形态；（2）地主投身于经营以增加自己的收入；（3）资本家购买地产并取得贵族头衔。
（五）法国的收入和社会类型
将美国国内税务局（IRS）的财经数据与法国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是令人感兴趣的：法国的数据并未显示出富裕人口在总收入中份额增长的恢复。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1）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法国的工资运动是非常不同的；（2）在法国，金融收入的申报值得怀疑。例如，向财税权威部门申报的资本收入与法国国民核算账户确认的资本收入的比率，在近几十年明显下降，这标志着瞒报资本收入趋势非常严重。总之，在收入申报中，资本收入部分一直是很低的；在20世纪90年代，估计这一比重平均只占18％！
美国在工资方面的财经数据还是较少存在不确定性的。图3也反映了法国收入高位的相对工资情况。在二战之前，处于最高位的平均工资与处于0-90部分的平均工资的比率与美国相似。但自二战到70年代，两国的水平就有了明显不同。在美国，这一比率稳定在5左右，而在法国，这一比率是9或10。可见，在战后法国的工资等级中，上层工资收入者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高工资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依赖于资本所有权，但是法国社会的资本收入持续处于低水平，使人联想到这种高工资是以高级管理者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可以看出，尽管存在凯恩斯主义妥协，但这种经理主义的社会也是非常不平等的。
但是，这两个国家另一个重大的差异出现在上世纪后10年。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法国工资的不平等被削弱了。这一现象可能是新规则框架的反映。在这一框架下，在1968年后，特别是在高奈尔协议（Accords de Grenele）中，工资的决定被固化了。新规则固定化了最低工资，管理者薪酬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了。
这样，在新自由主义下这两个国家出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美国工资不平等上升更加强劲，而法国则不然。其重要结果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所建议的社会关系新格局似乎并不适用于法国社会，或者说影响程度较低。
这一重要发现包含了另一个人们熟知的差别：尽管这两个国家存在着相似的、共同的基础性特征特别是金融收入都有提高，但是不论是凯恩斯主义妥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轨迹，在这两个国家都大不相同。下面将对有关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未完待续）
[丁为民：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王熙：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3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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