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理想信念的精神基础和技能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论文,理想信念论文,技能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平同志一再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泽民同志谈“讲政治”的具体内容，也是“第一要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
理想信念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历史上，凡是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物，都有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虽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们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但是历史上有关理想信念的文献，也值得我们研究借签。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汽船取代了划艇，但是它的制造和运行所依据的一般原理，却与划艇所依据的相同。划艇的经验和实验都是汽船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应当包括过去的一切精华”。（注：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5-366页。）
理想信念也不是当代中国特有的问题，尽管理想信念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当代西方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西方同样呼唤他们的理想信念。杜威说：“物理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有了高度的发展，而关于人的科学、道德科学则大为滞后，我认为，由此导致的不对称和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目前世界的困境，是很难加以估计的”。（注：《新旧人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因此，道德理想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
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做了长期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论断，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基础。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而共产主义信念，则是受意志控制的对共产主义理想接受、肯定的行为。现实的客观的物质运动，常会影响我们的现实利益，而我们的现实利益又会影响我们的感情、意志。在现实利益和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人们往往对理想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就是信念的动摇。而战胜这种怀疑，又往往不是理想自身力所能及的，因为理想虽然有科学依据，但它并不直接体现为物质利益；也不是仅仅宣传革命前辈的事迹所能奏效的，因为有一些人说时代不同了，大家面对的问题不同了。能不能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涉及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这里只就个人所见，谈谈有关支撑理想信念的精神基础和技能基础的一些问题。
一、支撑理想信念的精神基础
（一）高尚的道德操守
道德操守是支撑理想信念的最重要的精神基础，可以说，德道操守达不到一定境界的人，不可能有高尚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道德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对个人来说，它是外在的东西。人们对任何外在的东西，必然有或取或舍的主观意向，因而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不同个人，也会因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有或善或恶的行为。而价值取向又决定于这个人对很多关系的认识。
1.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现在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会说“我的自由”、“我的性格”这类的话，但他们并不了解这些话的科学内涵，他们实际上是说“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们这些说法想法又是从某些大人那里学来的。实际上，这种思想就属于小平同志说的那种“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东西。”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论》第15节“附释”说：“绝大多数人认为自由就是任性——这是完全由自然冲动所决定的意志和绝对自由的意志之间，经过反思所选定的低劣的概念（此为英译，德文是“选择的中间物”）。如果有人说自由就是随心所欲，那这样的思想只能被认为十足的幼稚（德文是“完全缺乏思想教养”）”。这种幼稚的想法，低劣的概念，连古往今来最要自由的思想家卢梭都不赞成。他在《论社会契约·论公民状态》中说，人类由于自身的条件，必须结为群体才能生存，因此个人也必然要由“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这个过渡，“在人身上造成了一种非常重大的变化，在他的行为中以公正代替了本能，使他的行动得到了前所没有的道德意义。……义务的呼声取代了肉体的冲动，权利代替了欲望，一向只是注意自己的人，才发现必须按照另外一些原则行动，必须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咨询自己的理性”。在公民状态中，人只是失掉了做“一个愚昧狭隘的动物”的资格，而获得的是“他的各项能力得到锻炼和发展，他的心思开阔了，他的感情高尚了”。（注：见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18世纪法国哲学》第174页。）
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家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思想，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杜威在《人性与行为·论道德的社会性》中说：“义务感是责任感的起点。我们行为的后果应由他人来评价。人们逐渐学会了通过不断的仿效来接受他人的评判，而义务感则成了一种自觉自愿的认同，即认识到行为都是属自己的，其后果也源于我们自身”。他又说：“对任何人而言，意识到不加思索的行为和自私自利的行为会引起他人的义愤和憎恨，是十分有益的”。（注：《新旧人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02页。）这种认识，与儒家的“克己复礼”是相通的。
不受任何限制的行为，是完全受自然冲动支配的动物的行为，而不是作为社会公民的人的行为。在斯宾诺莎和卢梭等人看来，受由欲望产生的激情支配的人，不是自由人，而只是欲望的奴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个人，只有认同全体社会成员公认的价值体系（道德准则），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才有资格享受社会赋予他的权利。这样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但是社会对每个社会公民的要求，也是每个个人的利益所在，杜威说：“就我们的行为得以延续或中断而言，他人的合作和反对是主要的事实因素”。（注：《新旧人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如果你希望得到别人的支持与合作，你首先要遵守社会公德。
2.无私才能无畏
做到无私，实在不容易，相传文天祥守义不降，自知必死，乃于衣带上书“赞”一首，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所谓“义”，就是合于某种道和理，这道与理，也包含了道德准则。有高尚的道德操守，才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为理想信念而舍生忘死。没有道德操守，就谈不到理想信念。
千古艰难唯一死。江泽民同志说，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生死的考验也有，但毕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经常发生”，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实际上离“死地”还很遥远，为什么一些人就想到“明哲保身”了呢？
其实是“趋利避害”。罗素说，“我相信，如果有一条幸福之路摆在眼前，很少人会胸有成竹地去选择不快乐”。（注：《到幸福之路》第1章第1节。）许多人所以栽跟头，完全是司马迁说的“利令智昏”。（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我们在“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电视栏目中，常常看到这类情况，一件本来有法可依应予制止的事，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还是批准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去干了，记者问为什么给错误或违法的事开绿灯，这位负责人说“有压力”。观众心里明白，所谓压力，就是上级的旨意，他不敢不听。当然，“官大一级压死人”，但他真能把你压“死”吗？大家知道不会。所以所谓“有压力”，不过是遁词，给不合法的事开了绿灯，即使没有肉吃也有汤喝，才是实情。这类人连某些笃信孔孟之道的封建官僚都不如。在腐败透顶的清朝末年，有个叫丁宝桢的，就连王公大人、慈禧太后都敢得罪，阎敬铭给他写的《墓志铭》说他“事之所系在国与民，则必行其志而后已”，“凡有兴革，不避嫌怨”，“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其嚼然不欺，其毅然不挠，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因此他也多次受到革职、降级的处分。他大概没有读过洋书，我想，如果他读过洋书，在他受到处分时，一定会想到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对清白正直之士来说，不公正的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那种罪名并不是对罪过的惩罚，而是对美德的考验”（注：《上帝之城》，见《西方思想宝库》第540页。），而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吧。丁宝桢的例子说明，思想教育只要达到深入人心的程度，总会产生笃信者，即使世风败坏到沧海横流的程度，也总会有一些人成为坚守道德原则和理想信念的中流砥柱。
3.荣与辱
对荣辱的看法，或者说判断荣辱的价值标准，也和能不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对荣辱分析得比较透彻的，大概要推《荀子·正论》，荀子认为有义荣、义辱、势荣、势辱之分。义荣是“志意修（修，养也），德行厚，知虑明”，这是由个人修养行事得来的荣誉。义辱是“流淫污漫，犯分乱理，骄暴贪利”，这是由个人恶行招来的耻辱。势荣是官爵地位利禄，是别人给的荣誉。势辱是受到别人加给的各种肉刑。荀子认为君子可以受势辱而不能有义辱，小人可以得势荣而不可能得义荣。君子可能兼有义荣势荣，小人则可能兼得义辱势辱。
我们的革命传统，从来以牺牲和贡献为荣，以争名利、闹地位为耻。而一段时间以来，在一部分人中间，价值标准有了变化，似乎官高就荣，钱多就荣，于是有了权钱交易。好像旧社会俗话说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的景象，又在现实中出现了。其实，封建时代的孔夫子鄙视这种看法，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认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是道德堕落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维持自己的尊严，是靠品德修养和在处理各种实际问题上表现出的公正无私的态度和举重若轻的能力，而不是靠身外的金钱和排场。一个人获得荣誉，是靠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而不是靠花钱买来的炒作。一般说来，钱可能买来服从，但买不来尊敬。权也一样，有权可能得到别人的服从，但仅仅靠职权，也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尊敬。没有正确的荣辱观自然谈不到什么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
（二）认识自己
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导言》里引用了古希腊德尔斐智慧神庙的铭文：“认识你自己”。中国的先哲也非常强调“自知”，《老子》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即勤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荀子·子道》载孔子分别问子路、子贡、颜回仁者怎么样，知（智）者怎么样。子路说“知（智，下同）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爱已”。子贡说“知者知人，仁者爱人”。颜回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根据三人的回答，孔子认为颜回的思想道德水平最高。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早已进入老百姓的日常语言，那么什么是“有自知之明”呢？我认为就是对自己的才智和性格的短长有客观而清醒的认识。有这样的认识，自己进德修业才有明确的方向。因为有自知之明，才能处理好自己与环境的很多关系：
1.才具和遭遇
遭遇有地势造成的，有时代造成的，也有个人性格、人际关系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的。古人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他们二人都是世家子弟，地势优越，也都有当时所需要的才能，他们未能显达，恐怕主要是因为个人性格上的弱点。
现在的社会需要，比古代复杂得多，它对人的发展的限制，自然也大大减少。如果说现在对人的发展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才智和气质性格，恐怕不算过分，因此，自知之明也就更加重要。
在今天，“怀才不遇”的现象应该说已不存在。虽然也有没有知人之明或没有容人之量的上司，但你可以自主择业。因此，如果在两三次跳槽之后还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就必须从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了。三百年前，那位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不惜笔墨赞扬的弗朗索瓦·拉罗什福科公爵，在他的《道德箴言录》里就说“自然给出优势，运气使其成为作品”，又说“命运并不像没有从它得到好处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有眼无珠”。每个人到了三十左右，对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努力程度总会有个基本了解。如果才智在中人以上，也在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那就应该检验一下自己气质性格上是不是还有需要自觉地加以约束和改进的地方了。诚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秉性也不是不可移，正因为难移，而你居然把它移了，才显出你确有过人之处，《老子》不是说了吗：“自胜者强”。
美国管理学博土蓝斯登的《有效的经理》说：“部属感受最深刻的不是你的生产数字，而是你的个性、你的领导形态、你的人生观，以及你的言行举止”。在该书的最后，他罗列了一些削弱影响力的因素：傲慢、报复、鲁莽、自私自利、懒惰、随便、与人易生磨擦、不节制、轻率、标新立异、占有欲、不愿承担责任、偏心、孤僻、不体谅别人等等。其实，即使不是经理人，而是普通员工，有了这堆毛病中的1/4或1/5，也就足够使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有道理。一个认为自己一切都好，无须反省的人，总是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一切失败都归咎于别人，或归咎于社会，怨天尤人，悲观厌世，哪还有什么理想信念！
2.贡献和利益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说人总有对地位和利益的追求，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怎么走。这里要说的是一种更普遍的情况，即由对眼前利益的态度决定的对现实环境的态度。这种态度致有以下三种，一，接受，二，适应，三，改造。“接受”，是因为对自己的条件和社会的需要都有清醒的认识。“改造”，善用时势的天才才能做到。多数人对现实环境采取“适应”的态度，也就是通过不同程度的放弃自己的天赋才能和专业训练，另学一套，以便进入社会上的热门行业，从而给自己争取更多的现实利益。有限的适应，如学数学的从事财会或电脑，学美术的从事设计之类，虽也是改行，但跨度不大。但脱胎换骨式的适应，如叫学美术的人去开广告公司，就没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因为他不一定有商业头脑和组织才能。
看起来，对现实环境取“接受”或“有限适应”的态度，是很消极的，没有进取精神的表现，但实际上不是。我认为所谓“积极进取”，是在自己智能的现有基础上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某些时候，个人贡献与个人利益之间可能有较大的差距，或者某一行业暂时不那么吃香，但如果因此就不顾自己的天赋和专业，为追求利益而不断改弦易辙，结果恐怕会像舍己效人学步邯郸的那位寿陵馀子，只能失其故步，匍匐而归，不但荒废了自己的本行业务，还会给社会带来本可避免的麻烦。因此，《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而如果能把眼前利益看淡一点，而去充分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质和专业潜能，现在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社会需要不但是多方面的，而且热点的变换也迅速，山不转路转，业绩摆在那里，不愁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正像荷兰画家梵高给他弟弟的信里说的：“我的好兄弟，我经常对你说，我一再真心地重复说，一个尽其所能勤勤恳恳地努力干的人，总会成功的”。（注：《亲爱的提奥》，平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8页。）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也只能是无数尽其所能勤勤恳恳努力干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果说上面谈的“适应”主要的后果是害了自己，那么下边说的这种“适应”，则是给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推波助澜，影响更坏。近年社会上流行三句话：“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自己找”。又有“三勤”之说，“腿勤”，多上领导的门；“嘴勤”，多给上级灌米汤；“手勤”，多送礼。而且这些勤快人还进行“调查研究、市场分析”，根据上司们的使用寿命、能量大小、发展潜力，定出进贡价码。这些人简直就是一具高精度的“官场温度表”。像这样的人，哪还有工夫进德修业？他心里哪会有装一点理想信念的空间？
3.自知与知人
《文子·下德》说：“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文子这样来发挥《老子》“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句话。简单地说，就是能战胜自己弱点的人，才是强者；而战胜自己弱点的前提，是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才能得人心，才能调动别人的能力，为实现理想共同奋斗。如此说来，认识自己还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若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自然也就无法辨别自己真正的长处在哪里。至于别人的长处，不消说更是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不能知人之长、用人之长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著名管理学专家彼得·德鲁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引用美国钢铁工业之父卡内基的碑文：“一位知道选用比他本人能力更强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人安息在此”。然后说：“当然，这些人之所以比卡内基‘更强’，是因为卡内基发现了他们的长处，并应用了他们的长处”。（注：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三）认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人生在世，离不开衣食住行这些物质需要。但人的物质需要是有限的，本来容易满足的。爱因斯坦在1946年发表的《自述》中，谈到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之残酷和毫无价值，他说：“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得而到满足”。（注：《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下引爱氏语均见此文。）
我一向认为，“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尽可能地振兴自己。如果每个中华儿女都竭尽所能有所作为，中华不就振兴了吗！
当代诗人刘征说：“天地于人为逆旅，人于天地只毫芒”，又说“每向停云参幻化，定知萤火蕴辉煌”。（注：12《中华诗词》2000年第1期《后移居诗》。）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可以使我们认识人类的渺小，从而懂得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不足道；读一点名人传记，可以使我们知道人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能创造出多少石破天惊的业绩，从而认识人类的伟大。因此我们说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一切，都不仅有功利意义，而且有道德意义。我们可以用于品德教育的素材是无限丰富的，引导人们特别是引导青少年从人类无限丰富的精神遗产和当代人的英雄业绩中主动汲取品德营养，是使品德教育摆脱枯燥乏味的现状，使品德教育渗透到广泛的知识领域，从而使之更生动、更有实效的重要手段。
（四）多重的精神空间
要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要在现实生活发生或大或小的振荡时，理想信念不动摇，除了要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很多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以外，能保持开朗乐观的心境也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多重精神空间，是指一个人应该有比较广泛的兴趣，有许多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消遣方式。兴趣对象常常就是一门专业或一种手艺，如托尔斯泰做鞋、嵇康打铁、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有时搞一点古史考证、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偶尔作曲之类。更普通的兴趣对象多为体育项目或娱乐项目。每一种兴趣，即使是娱乐项目，也都或多或少有些知识、技能的内容，因而要在兴趣领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都需要专注。一个人专注于此，必淡忘于彼，这就实现了注意力和精神状态的转移。
孔夫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恐怕也不只是钻研学问才这样“乐”，他老先生喜欢弹琴，或带学生一起去游泳，他老先生的生活乐趣多，所以开朗乐观，因为开朗乐观，才能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毅力。
二、支撑理想信念的技能基础
过去，我们大体把技能作为单纯的操作技术或谋生手段来看待，而忽视了技能的道德意义。人要活着，才能革命，活着就要吃饭，因此人们常说“吃饭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一个人技能越多越精，他的生存空间也就越大，就越不为吃饭发愁，就越有馀裕为实现理想信念而努力。而且，人也要靠自己的知识技能为实现理想做贡献，人不能靠大喊大叫报效祖国，而只能靠具体的工作成绩报效祖国，因此，没有知识技能，小则难以生存，大则“报国无门”。孔夫子一生为实现理想奔走呼号，当然也要吃饭，靠什么吃饭，靠教书，但他老先生所以那样信心足，有恃无恐，还另有原因，就是万一学校被查封了，他也不怕，他自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老先生多才多艺，谋生手段多，不怕生活无着。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又说“家财万贯，不如薄艺在身”，就因为身外之物都可以被剥夺，只有这点“薄艺”，存在心里，出在手上，它是知识和技能，是无法剥夺的东西。
小平同志说：“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这四有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存的，少了一个，其他三个也就会受影响。孟子认为一般人无“恒产”也就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恒产指一定的田产，恒心是“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孟子这话当然有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这里不去讨论，而他所以认为“士”虽无恒产而能有恒心，就因为在战国时代“士”都是有知识或有技能的人。人可以通过知识技能获得生活资料，像从田地获得生活资料一样。人能从正道取得生活资料，小则使人知耻，有所不为；大则使人因为有馀裕而能有所为，所以我们说它是理想信念的支撑。
另一方面，一般认为知识技能与品德境界是两码事，其实，知识技能对提高人的品德是有促进作用的。《庄子·养生主》讲庖丁解牛，文惠君赞叹道：“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文惠君讨了个大没趣。我总认为庖丁那“恢恢乎游刃有馀”的境界，和孔夫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者有某些相通之处，因为“道”本来就涵盖自然之道和道德之道。
凡是不仅仅把某种技艺作为糊口的手段，而真正热爱某种技艺的人，都有一种对本行精益求精的内心冲动，这种内心冲动，或者也可以认为是颜回说的“仁者自爱”。自爱指爱惜自己的身体和名誉，说自爱是“仁”，就因为从客观效果看，它就是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的“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因而“有利于人民”。而且，一个人如果在技艺活动中养成了精益求精的习惯，做别的事情，也就会尽量追求完美。共产主义是靠各行各业的有志者一点一滴的实际贡献堆积成功的，而不是靠“嘴把式”吹出来、叫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各行各业中培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就不是小事，也不仅仅是实用范围里的事。
三、余论
《后汉书·耿弇传》载光武帝刘秀表扬耿弇在东汉开基建国中的功劳，说“有志者事竟成”，可见立志、有理想、有信念是多么重要，又《马援传》载马援年轻的时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不发达时）当益坚，老当益壮”。是说既立了志，就应该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不动摇。这些话我们几乎天天说，但我们没有或很少研究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境界。俗话说“人贫志短”，我们除了应该研究使人贫的外在原因，是不是更应该研究一下内在原因？还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有的人虽缺钱而志不短，而有的人钱不少而志不坚，或钱多了反而丧了志，或见了钱就忘了志。历史上有《钱神论》之类的文学作品，把钱的罪恶数落的淋漓尽致，但我以为钱本身无所谓有罪无罪，无所谓好还是坏，可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是人如何得到钱和使用钱，值得研究的是哪些因素推动一个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钱，或是在不正当、不体面的事情上用钱。把这些因素仅仅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则恐怕快刀未必能斩断乱麻，至少是不够全面。因为至少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即为什么他受了腐蚀，而在同样的条件下另一个人没有被腐蚀。你可以回答“那是因为另一个人觉悟高”，我还可以问“他的觉悟是怎么高起来的？”你可以回答“因为他爱学习”，我还可以问“为什么他学了，就能把所学的道理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而另一个人却学了等于没学？”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下去，即使未必能找到造就一个人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或丧失理想信念的终极原因，至少也能找到一些深层次的主要的原因。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教育才不会浮在表面，才能真正有针对性、目的性，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我要说的意思是，思想品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周易·系辞下》的“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说法是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一下？《老子》说“三十六辐共一毂”，如果没有三十六辐，不成个轮子，“毂”对“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我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千秋大业，必须有强有力的品德教育，而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一样，也需要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积累基础资料，并在大量资料的支撑下，建立基础理论，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基础理论。有了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在思想品德教育的实践领域，必然会取得更大、更深入持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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