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教育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60—90年代前期，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由于客观形势对教育的需要，洋务派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某些改革。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洋务派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①]他们所提倡的“西学”，主要是学习“西文”和“西艺”。所谓“西文”，就是外国语言文字；所谓“西艺”，指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清朝统治者一向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到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军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二十多年，中国统治者对外国情况依旧全然不知。1867年奕欣回顾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②]在当时，如“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那些“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的几个“通事”，常被雇用来传达有关中外交涉。他们或者“籍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或者“假手其间，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③]国家没有外语人才，等于没有耳目口舌，无法进行正常的外交，这不仅引起统治阶级的严重不安，而且对国家民族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奕欣在1862年奏折中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④]更何况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三年之后一切中外条约一律只用英文不用中文。因此，掌握外语，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成为极其迫切的任务。
出于上述目的，以奕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台湾西学堂、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外国语学校，教学西文。清政府还不惜重金，聘用洋人教习语言文字。
从上述学校办学的目的、任务、授课内容以及学生的出路等方面可以看出，这类学校的性质应该说是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的民族教育，而不是买办教育。它们的创设虽然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但无疑对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愿望。
至于这类学校聘用洋人执教，也是当时情势所迫。在中国人对外国情形和语言文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了培养本国的外语人才，聘用洋人也还情有可原，对此不应苛求。问题的关键在于聘用这些人以后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当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码推荐在华传教士包尔腾充任同文馆教习时，奕欣向他事先声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⑤]1863年广州同文馆开始筹建时，清廷上谕再次强调：“惟该馆学生专习外国语言文字，不准西人借端影射，将天主教暗中传习，该抚仍当随时稽察毋令滋弊。”[⑥]奕欣也曾说明：“雇觅洋人，不过与之讲究其法，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礼。”[⑦]雇用洋人说明这类学校对外国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只是在无可奈何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奕欣曾为此具奏说明这一观点：“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也。并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⑧]奕欣上述这段话还说明了学习西文不但是外交活动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的需要，是将来“自相授受”西艺、西文的需要。
学习西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自强”。李鸿章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 不能攘夷而自立耶？”[⑨]监察御史陈廷经也认为：“惟念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其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⑩]奕欣也曾指出：“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11)]左宗棠对于学习西艺的目的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12)]船政大臣黎兆棠也反复建议：“机器之用，具有至理，必须考究于平日，若临时猝办，即无及矣。故当今之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13)]在国内矛盾转入低潮以后，洋务派谋划御敌之方，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目的在于自强。
为了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人才，洋务派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先后办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学校和军事学校。如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马尾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等。这些学校学习军事、制造、医疗等方面的科学技术。
洋务派很重视留学教育，认为此举“较京、外所设同文馆当有实获。”[(14)]因此派不少学生去英、法、德、美、日等国学习，为国内西文、西艺学校培养师资。按曾国藩的设想，“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15)]留学教育是洋务派教育改革中的一件突出的大事，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空前壮举。其中以1872年开始的，被容闳自豪地称为“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的幼童留美活动，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原计划分4年，每年派遣30名，共120名，在美国学习15年，按出洋先后分批回国。由于顽固派陈兰彬、吴子登从中作梗；特别是由于美国政府违背1868年条约的规定，歧视中国学生，拒绝中国学生入陆海军学校学习；再加上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等等原因，不期于1881年未完成学业就提前召回，仅留詹天佑等10人继续学习。
二
第一批近代化学校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出现以后，就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思想进行了猛烈冲击，新式的洋务教育与旧制度、旧思想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教育改革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洋务派与顽固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30多年，主要焦点是要不要采用西学，要不要改革科举制度。
顽固派向来认为采西学、办洋务是离经叛道、伤风败俗的事，特别是1866年同文馆增设科学馆，从正途出身的中小官员中选拔天文、算学学员这一决定，使矛盾更加激化，争论很快达到高潮。顽固派认为这事有伤国家的政治体面，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坚决进行阻挠。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16)]当这一议论受到上谕批驳之后，大学士倭仁便亲自出马，要求“立罢前议”。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如天文、算学必须讲习……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同文馆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转致于人才政体两无裨益也。”[(17)]倭仁的言论一经流传，“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竟然使得不再有人去总理衙门投考了[(18)]。顽固派纷纷陈词，他们有的说此事“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19)]有的说：“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20)]有的攻击洋务派是洪水猛兽，乱臣贼子，指名攻击洋务“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21)]他们拒绝西方的一切东西，反对中国的任何进步，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政治势力，是中国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
以奕欣、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能够认识到中国落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比较讲究实际，是封建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较为开明的一部分势力。他们从今文经学派经世致用、格物致知出发，运用儒家圣贤之道这个旧武器，回敬顽固派的攻击，并提出了变法自强，行法得人等改良措施，为中国社会诸多进步开了风气之先。就西学引入中国一事物说，他们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们与顽固派的争论说明了这一点。
奕欣在回答顽固派非难时说：“查周礼考工一记，所载皆梓匠轮舆之事，数千百年，黉序奉为经术，其故何也？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22)]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说：“圣贤之道不外经权，事之有不屑为者其常经也，时之有不能不为者其权变也。况古之为学，六艺中有射、御、书、数，射所以习武，御与书、数所以备用……今机汽之学已为西人发泄其机不可遏，而其事适于用，亦射、御、书、数之流也，不过艺而已矣，于吾圣贤之学何害乎？”[(23)]李鸿章指出：“古无久而不敝之法。……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24)]“我朝处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25)]他强调要“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26)]指出了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对于变法自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鸿章还希望各地广办学堂，以便“就地作养人才。”[(27)]在洋务派的主持下，中国近代第一批官办学校终于冲破重重障碍，破土而出。
新型学校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新的面貌。但是，“以时文进身，以资格补官”[(28)]的传统的入仕途径没有改变，“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29)]，这就不能不极大地压抑着知识分子投身科学的积极性。“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30)]，就是因为四书五经、八股时文之类仍可用来猎取功名利禄，还被认为“正途”，而由西学进身仍被视为“旁门左道”，甚至是“邪门歪道”，因此人们对西学的态度较为冷淡。洋务派从比较现实的功利主义出发，要求“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31)]，对从事“实学”者“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32)]，或者“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33)]。有的奏请对通晓算学而“正场”文字稍逊者破格录用或“宽予录取”[(34)]。经洋务派长期争取，西学仕进逐步取得一些进展。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后，对优生升途有明文规定；1864年广州同文馆成立，后经奕欣奏准，“该同文馆学生如三年学成，驻防满汉旗人应准作为翻译生员，准其翻译乡试，并文乡试”[(35)]。以后翻译乡试推广到其他外语学校；1887年，经监察御史陈琇莹奏准，把算学列为科举项目，第二年戊子科乡试取中算学举人一名。西学终于渗入科举，赢得了一席之地，这是洋务教育对科举制度的重大突破，也是日后最终废除科举制度的第一步。
洋务派关于教育改革的主张及其实践，在开创风气，激励后进，促进科学技术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等等是不可低估的。顽固派广立钧的一段话正好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说：“闻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可是到了光绪十五年“几于人习其说”[(36)]了。这正说明洋务改革，在当时中国是一种先进的思潮，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逐步深入人心，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就连康有为这样的先进分子，当年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也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37)]，基本上是与洋务派教育思想一致的。否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场西学与中学、学校与科举之争，即改革与守旧的斗争，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客观上，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谋求改变封建落后面貌，摆脱殖民压迫的愿望。
三
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教育辩论中，我们发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支持者的许多议论是可取的。兹录其大略，以供探讨。
1.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和重要内容。讲历史是爱国教育的重要手段。为了说明“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38)]，洋务派举过不少例子。有的说：“机汽之学，西人赖以富强者，其发端皆自吾中国始。如周公之指南，公输子之木鸢，武侯之木牛、流马，虞允文之轮船，以及天文算学之类，具其时皆西人意计所不及者也。”[(39)]有的说：“闻欧罗巴算学初名东来法，然则彼固非生而知之者。彼师我而胜我，我师彼奚必不能胜彼？”[(40)]让人们了解我们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2.学以致用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重要原则。洋务教育的倡导者一般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他们指出：“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41)]。“中国所用非所习，则无真才可用”[(42)]。“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43)]他们要求改革科举制度，“武废弓马”，“文废时文”，才能改变“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44)]的局面。在人才的使用上，洋务派也注意到因才制宜。李鸿章主张“以所学课所事，即使十人中得一成就，已多一人之用。”[(45)]
3.循序渐进，是重要的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同文馆的课程设置，无论是外语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安排教学的。就自然科学而言，洋务教育的倡导者都主张首先从数学入手。因“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乃无裨于实用。”[(46)]“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47)]，“测算既明，自不难按图以索”[(48)]。他们能够认识到学好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注意打好基础然后才能逐步提高。再就制造方面说，也有个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的提高过程。洋务派的主要谋士之一邵作舟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他说：“天下有造而不精者，未有不造而能精者也”。就像“初学之为文，非一握管而即能轶屈宋、抗班马也，其始必粗拙浅陋不可以入目，继而甚文焉。”[(49)]这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制造是西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认识这个规律，就能正确估价学习西方的成绩。
4.教学要联系实际，学生应到实践中去磨练，才能获得真知，练出实际本领。张树声对此有比较独到的见解。他说：“泰西之学，覃精锐思，独辟户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鹜于虚文。格物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知识分子）。求诸理者，形而上而坐论易涉空言，委诸匠者，得其粗而士夫罕明制作。故今日之西学，当使人人晓然于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当勉之学，不以学步生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晓洋务之名，则人材之兴，庶有日也。”[(50)]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毒害，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轻视劳动，脱离实践，影响科技的进步。洋务派发现了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意义是不一般的。张树声很重视学校教学，他指出，“西学入门，层累曲折，皆有至理，不从学校出者，大抵皮毛袭之，枝节为之，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51)]然而他的认识并不停留于此。他更强调“驾驶之材（人才），虽始于学堂，而必成于练船。”[(52)]所以他在两广任上很注意水师学堂学生的实际训练，为学生准备了“考证”设备和训练场所。左宗棠也很重视马尾船政学堂学生的实际锻炼。张之洞对于发明创造等实践也予以鼓励，他在山西巡抚任上曾规定“如有试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料”[(53)]。李鸿章也要求学生联系实际。例如，他写信给容闳等人说：“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然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54)]
总之，洋务派关于教育改革的方法、原则的论述以及对教育规律的探讨，对于正在摸索中的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立和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所提出的原则往往不能贯彻到底。洋务运动既是一种变革实践，也是一种社会思潮。在这股思潮中，洋务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起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洋务教育不仅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而且对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的传播，也起了桥梁作用。
注释：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4页。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11) (16) (17) (18) (19) (22) (27) (30) (32) (34) (38) (42) (46) (47) (4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139—140、7、7、36、36—37、24、28—29、30、36、50、25、460—461、569、569、207、23、569、22、32、207页。
⑥ (15) (3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4、卷82、卷27。
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19页。
⑩ (20) (21) (23) (24) (26) (28) (29) (31) (33) (36) (39) (40) (43) (44) (45) (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3、134、255、177、54、42、365、53、395、53、251—255、177、332、53、487、53、576—577页。
(12) 《左文襄公全集·说帖》，《艺学说帖》第1页。
(13) (52) 《张树声往来函牍》丙三第65页、甲三第9页。
(14) (54)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卷17。
(2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49页。
(3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九，《康有为传》。
(41) (50) (51) 《张靖达公奏议》卷五。
(53) 《张文襄公全集》卷89，《扎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标签：洋务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历史论文; 李鸿章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