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尾狮神话:新加坡后殖民诗歌的典范_尤利西斯论文

鱼尾狮神话:新加坡后殖民诗歌的典范_尤利西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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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7)02-0005-06

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有一种“原创神话”(myth of founding),有时是根据某种文化创造的故事而形成,这种原创神话是解释一个民族的居住地域、语言、社群生活的共同感觉与记忆的数据源头,也可用来说明其政治权宜的正当性、它与其他国族位置的异同。① 作者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与欲望认同建构其神话时,赋予不相似的文化符号。书写神话,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民族身份的认同的投影、国民性或社会形态的意象。而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作家书写的新加坡的鱼尾狮,都说明某些东西如何形成和存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创造国族的认同身份。② 本文将分析新加坡诗人作家,在其作品中如何建构鱼尾狮(merlion)神话,③ 即以关于新加坡史诗的讨论作为探讨新加坡后殖民主义文学书写的一种尝试。我以两首诗为例,一首是英文诗,另一首为华文。

一、后殖民文学:从英国统治至独立以后的文本

今天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曾受过殖民主义统治,其生活思想文化都受其改造、压扁。这种殖民主义的影响也深入到文学艺术作品里去了。④ 本文中所用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的定义与“独立后”(post-independence)或“殖民主义”之后(after colonialism)的意义不同,要不然就会造成误解,以为殖民主义的控制权在独立之后就完全结束了。其实后殖民主义是指从开始统治那一刻到独立后的今日的殖民主义的霸权。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历史很长久,只是要等到后现代兴起,才引起人民的兴趣与注意,因为只有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优势文化论,才注意到它的存在。本文所用“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一词,广义的指从殖民统治时代开始,直到国家独立以后的今天的新加坡文学。因为帝国统治虽然已远去,文化上的殖民主义,仍然继续存在,左右着我们的文化与思想意识。新加坡由于经济、交通与战略性的重要,英国在1957年放弃马来西亚时,还死占据新加坡不放,一直到1965年才让她独立。多数人民因为长期被殖民统治,话语被控制着,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已被淡化,民族文化记忆已丧失。新加坡的作家,尤其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更认同殖民主义的文化,当他们审视自己本土的各种文化时,往往不自觉地被殖民主义思想套住。而新加坡的华文作家,基本上受来自中国的另一种文化上的殖民(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因此与受英文教育的作家文化认同很不相似,所以同样是新加坡的后殖民文本,也有其多样性。

二、中英版本的殖民主义历史话语中的新加坡神话

在西方,尤其英国殖民主义者撰写的历史里,新加坡的整个开拓发展没有一滴血泪,完全是令人向往的神话。

根据英国殖民霸权学者的历史书写,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1781~1826)在1819年1月28日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时,当时只有150个马来渔民,华人只有30人。新加坡在这之前,一直是海盗的窝巢,他们经常利用这小岛作为平分赃物的地方。这种历史叙述,显然是要建立莱佛士或英国发现新加坡的霸权话语。⑤ 置身边缘的马来族、华人学者从双重透视眼光来看,知道新加坡13至15世纪时,巨港王子建立的狮子城王国(Singapura),曾是繁盛的海港,后来因为外来侵略战争而沦为废墟。14世纪,中国商人汪大渊写的《岛屿志略》已记录淡马锡(Temasek)。元代中国与新加坡已有贸易来往。16世纪,柔佛王朝统治新加坡及廖哪群岛,那时廖内兵淡岛(Bentan)就有一万名中国劳工。15世纪时,明代郑和的船队也到过新加坡。16世纪完成的《马来纪年》说新加坡是一大国,人口稠密,商贾众多。莱佛士登陆时,虽然繁华已消失,但绝不是一个海盗藏身的天堂,或完全荒无人烟的小岛。新加坡岛上的森林中,早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及马来人、印度人以耕种为生,莱佛士登陆后发现的香料种植如甘密园,便是证据。岛上也设有行政机构,莱佛士登陆后,即与当时统治者柔佛苏丹派驻新加坡的行政首长天猛公签约,才能在岛上居住,后来又用钱租用新加坡。⑥ 英国史家为了建构其殖民史,制造新加坡为英人所发现与开辟神话,便把新加坡更早之历史涂掉。但是今天边缘思考的书写,终于把被压抑的历史与回忆挖掘出来。新加坡的作家如鲁白野的散文《狮城散记》等非小说著作便是重构本土地理与历史、文化与生活的书写。⑦

如果翻开新马华人撰写的新马开拓与华人移民史[1] [2](许多原生态的大历史,西方帝国殖民主义海盗式的抢劫、奴隶贩卖的罪行便大量的被叙述着),莱佛士所象征的英国殖民官员,便不再是希腊的神话英雄尤利西斯。

世界历史与现代殖民主义是同时兴起的。当殖民主义把非欧洲的大陆合并,他们发现历史是统治殖民地人民的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世界的现实可以简化地重建起来,历史的真假,全由殖民统治者控制和制造。所以后殖民文学作品中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尤其真假问题,是最有趣味的一环。[3]

三、尤利西斯旁的鱼尾狮:没有移民悲剧的新加坡史诗

制造了神话般的殖民海外的历史,自然殖民军官莱佛士就成了传奇中的英雄。新加坡英文诗人唐爱文(Edwin Thumboo)在1979年发表了一首《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的诗,[4] 被新加坡英文文坛喻为新加坡的史诗。[5] 通过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即奥德赛Odysseus的拉丁名)之漂洋过海的传说,来象征英国人远赴海外探险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精神。这位希腊神话英雄,原是伊迪迦(Ithaca)的国王,在特洛伊的战争(Trojan War)中成为希腊人的领袖。他以机智聪明,善于战略著名。他曾在海外遨游十年。在这首诗中,很显然的,作者是以尤利西斯来象征当年大英帝国的军官莱佛士,他也是长年征战,在海外四处为开拓殖民地而奔波海上:

我漂洋过海,

穿过火岛,

跟女妖精西姬搏斗,

拒绝让她把我变成一群猪;

航过充满迷人歌声的色试娜与茶利蒂海峡

我与嘉莉苏在岛上住了七年,

掀起与众神的战斗。

而我心底

依然想着故乡伊迪嘉。

航行,航行

受尽苦难,毫无乐趣

所遇到的异乡人都在歌唱

新的神话;而我也在制造自己的神话

可是这只海狮

鬃毛凝结着盐,多鳞麟,带着奇怪的鱼尾

雄赳赳的,坚持的

站立在海边

像一个谜。

最后在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通过贸易与工业,这个岛成为繁华的城邦:

在我的时代,没有任何

预兆显示

这头半兽、半鱼

是海陆雄狮

各族人民在这里定居

从海洋

带来丰盛的海产

建筑了许多象伊农式的无顶楼塔

他们制造,他们工作

他们买,他们卖

这位促使新加坡迈向现代化的开拓者莱佛士,在1819年率领一小队英军在新加坡河口登陆,不久即与柔佛(Johore)的苏丹(sudan)及新加坡土著统治者天猛公(Temenggong)签约,准他所代表的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商站。莱佛士在1823年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并亲手策划发展新加坡的方向,他要使新加坡成为东方的航运、学习中心。作为一个眼光远大的政治家,野心勃勃的殖民主义者,他开拓新加坡的努力,也曾受到英国殖民大臣百般的阻挠。莱佛士当时知道新加坡开埠的成功,开拓马来半岛,非常需要刻苦耐劳的华人,所以他才大量让中国人移民到新马来。他甚至把华人移民人口的增加,看成新马发展的讯号。上引唐爱文的英文诗中,尤利西斯与鱼尾狮的相遇,便使人联想起莱佛士与华人的相遇,勤劳刻苦、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包括印度族人)对莱佛士来说,简直是个谜。这个西方神话人物莱佛士(尤利西斯的化身)与本土神话人物鱼尾狮,目前还屹立在新加坡河口,天天在众多游客的眼光与议论中向前展望,思考着问题。[6]

这一段历史书写,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把世界历史拥为己有,控制了历史的真假,然后控制住殖民地的老百姓。唐爱文的这一段新加坡史诗,是被殖民地历史文化洗脑的结果,还是在对其进行反讽?学者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诠释。[5]

四、莱佛士寻找的新加坡人:鱼尾狮

莱佛士与鱼尾狮的相遇,是新马种植与商业贸易建设的开始,同时也是创造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努力的开端:

虽然方式不同

他们一起改变自己

探索和谐的边缘

寻找一个共同的中心

把他们的神也改变了

种族的传统回忆保存在

祈祷里、笑声中和

女人的服饰与迎客的姿态上

他们把灿烂又美丽的

祖父美好的梦

放进新的远景中

让它继续发扬光大

充满眼前的世界

在拥有过多的物质之后,

心灵开始渴望其他的意象,

在龙凤、人体鹰、人头蛇

日神的骏马外,

这头海狮

这首诗的声音是尤利西斯的独白,它是代表西方殖民者在说话。⑧ 作者唐爱文虽是土生的,出自印度与华人的混血,他自小受英文教育,因此他的民族意识被弱化或瓦解了,更何况他本身也是英文教育的精英分子。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基本上与这首诗所说的相吻合,因为新加坡政府内阁成员以受英文教育精英分子为主流。为了探索和谐的社会和寻找一个共同的中心,人民要求改变他原来信仰的神,改变自己。这个共同寻找的意象,便是鱼尾狮身。

这个被尤利西斯寻找到的鱼尾狮意象,到了今天,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仍然认为它是最理想与完整的象征新加坡的意象,所以把这个塑像放置在新加坡河口。⑨ 因为这动物非鱼非狮,正说明新加坡人具有东西方的文化、道德、精神,而这个社会,也是由西方的法治精神与东方的价值观所建设的一个独特的国家社会。

在英帝国统治的时候,采用大写的英文(English)创作的新加坡文学精英无可避免地与殖民统治势力及其文化认同。新加坡独立前后,许多土生土长的英文作家,由于西方文化霸权之影响,还是在“帝国准证下”(under imperial license)创作。这种文学还是很难完全颠覆殖民思想意识,因为西方的文学霸权阻止后殖民作家去写后殖民时期的新的生活经验。

不过在殖民地或独立以后强调后殖民文化的混杂多种性(hybridised nature)是一种优点,它的产生是由于本土各种文化受到压制的结果。新加坡就是因为吸收了东西方与亚洲各种文化的长处,才能产生新加坡经验与新加坡模式:新加坡人掺杂了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的数种种族,所以其必须适应国民和他们不同文化的哲学和管理技巧。新加坡这个社会文化模式目前已被证明是较为成功的:

新加坡的经验显示,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人民是能够和平共处并进步发展,只要他们能够互相容忍彼此不同的宗教或传统的差异和习俗,比如崇拜、饮食、婚姻及抚养子女等方面的不同习惯。这种经验或许是值得其他国家研究和参考的材料。如果不同种族愿意淡化彼此间的差异而强调共同点,多元种族社会虽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却是行得通的。它必须令人觉得是公平的,包括在教育、就业、医疗、住屋和生活基本需求方面机会平等。[7]

五、不能上山又不能下海的华文版鱼尾狮:新加坡的文化危机

跟英文作家比较,新加坡的华文作家由于受华文教育,华人文化形成了防火墙,故不易受到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蚀,而更容易重置西方话语(Re-placing the language)和重置取西方的文本(Replacing the text)。新加坡华文作家所建构的鱼尾狮神话,与英文作家有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说明新加坡的非英文作家(如马来文、淡米尔文、华文)的种族或国家主义意识(nationalism)远比英文作家强烈。种族或国家主义意识更敢顽强的对抗帝国统治,因为这种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能使得后殖民社会产生自我形象,从而更敢把自己从帝国压迫中解救出来。新加坡诗人梁钺在1984年曾写了一首《鱼尾狮》,全诗如下:

说你是狮吧

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

纵横千山万岭之上

说你是鱼吧

你却无鳃,无鳃你就不能

遨游四海三洋之下

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

不能两栖水陆之间

前面是海,后面是陆

你呆立在栅栏里

什么也不是

什么都不像

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

赞赏你,如何美化你

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

鱼狮交配的怪胎

我忍不住去探望你

忍不住要对你垂泪

因为呵,因为历史的门槛外

我也是鱼尾狮

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

两眶决堤的泪要流[8]

上面提到今天在新加坡河口海面上,有一座形象怪异的狮头鱼尾的塑像,口中一直的在吐水,它被称为鱼尾狮。根据古书《马来纪年》的记载,在12世纪有一位王子在新加坡河口上岸时,看见一只动物,形状奇异。王子问随从,没人知晓。后来有人说它像传说中的狮子,因此便认定为狮子,遂称新加坡为狮城。新加坡河口鱼尾狮塑像之处,今日成为外国观光客必到之地,鱼尾狮也被供奉为新加坡之象征。

这头鱼尾狮,是“鱼狮交配”的怪胎,作为鱼狮乱交而产生的后代的鱼尾狮,它永恒地在吐着苦水。它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自己既然是狮,却不能高视阔步地走在森林里,做万兽之王;有鱼之尾,却不能在水中游泳。今天的新加坡人几乎人人都发现自己像一只鱼尾狮——一只怪异的不知名的动物。新加坡的文化思想的发展,新加坡个人的成长,也正面临这种困境,因为新加坡正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三文治”社会里,自己是黄皮肤的华人,却没有多少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甚至不懂华文。新加坡华人受英文教育,却不大有西方优秀文化的涵养,只学到一些个人主义自私的缺点。

华族文化面临的危机,从1970年代以来,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课题,因为人人害怕将会变成鱼尾狮。因此鱼尾狮的意象,与英文作家相反,成为华文作家探讨新加坡人困境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个基型意象,它的确很恰当的代表目前新加坡人所面临的困境。

华文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情意结特强,影响力很重大,战后则化为反殖民,争取独立的爱国(本土)热潮。新加坡独立后,这个情意结变为“感时忧国的精神”,继续在华文文学中发生极大的影响力。由于这种社会意识之力量,华文文学比任何其他语文的文学,更关注新加坡的问题,特别是华族文化的危机问题。[9]

六、双重传统的文学传统

新加坡经验所产生的后殖民文学驳杂多元,而且由四大语文与文化所组成,这些作品,就如上面所讨论的两个神话版本,可以当作国家认同的意象来阅读。这个寓言,就如狮身鱼尾诗,说明了新加坡经验的特殊性:东西方文化交流,又具有亚洲文化的复杂性。⑩

新加坡四大语文的文学都各自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如马来文继承印尼、马来西亚的文学传统,淡米尔文学带着印度文学传统,英文拥抱英国文学,华文文学的传统又来自中国,但它们之间互相交流,加上新加坡的经验,各种文学本身除了继承原来的语文与种族文学传统,又形成一种“本土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这种“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使得新加坡后殖民文学更紧紧的与新加坡社会与政治历史结合在一起。(11)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文学,尤其新马华文文学清楚反映出移民落地生根,建立家园的艰苦历程。所以文学作品中常出现自我放逐的浪子、赤道上土生的殖民地苦难的人民,以及鱼狮交配的怪胎鱼尾狮的三种意象。(12) 那浪子,不管是自我放逐也好被迫流放也好,他们天天被陌生感疏离感所造成的失落孤寂折磨着。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政治的认同,文学中较重要的基型文学主题与意象也跟着改变了。这时铁戈《我们是谁》一诗最能说明新加坡人要重新寻找与确定自己的身份的政治意识: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赤道底土地上

生长的孩子!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被镣铐锁住的

苦难的人民![10]

这时新加坡人开始落地生根、拥抱土地,虽然遭到英殖民地政府的压迫和剥削。新加坡的国家建立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但是正如鱼尾狮所代表的,会成为一个怪胎吗?不东不西,没有民族文化历史根源的怪物?继续寻找多元种族文化的国家认同以外的母族文化根源,是目前对新加坡人的一大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化危机感充满了当代新加坡华文诗歌及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的原由。

注释:

①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谢选骏《神话与民族》(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②关于鱼尾狮的起源的讨论,见The Straits Times,April 8-9,1999(Forum版);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72),第95-97页。

③新加坡四种语文作家都有很多以鱼尾狮为主题的诗,如英文诗人Edwin Thumboo,Lee Tzu Pheng,Felix Cheong,Alfian Sa' at见The Straits Times,August 12,2000(Life).华文作家如梁钺、王润华、南子都有鱼尾狮诗。

④Bill Ashcroft,et al ( eds) ,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 London:Routledge,1989) ,pp.1-2; Bill Ashcroft,et.al.(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 London:Routledge,1995) ,pp.117-118,119-141.

⑤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69; C.M.Turnbull,A History of Singapo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

⑥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学会,1984年),页300~313。潘翎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第200~217页;Ernest Chew and Edwin Lee(eds),A History of Singapo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chapter 3。

⑦曾铁枕:《新加坡史话》(新加坡:嘉华出版社,1962年、1967年),第1及2集;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72年);郑文辉《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7年)。

⑧Rajeev Patke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前半为尤利西斯的独白,后半为新加坡人的宣言。

⑨唐爱文的诗也刻印在鱼尾狮公园的一角。不久前,鱼尾狮又移置到新加坡文化附近的海面。

⑩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产品似乎有一共同点,这与第一世界的大为不同。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必然含有寓言的结构,而且应该被当作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来解读。这些第三世界文本,即使是小说,看起来是个人的经验,而带有相当多的立必多潜力(Libidinal dynamic),还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呈现政治思想问题,参考Fredric Jameson,"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Vol 15.(1986,Fall),pp.69-74; Fredric Jameson," World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The Current in Criticism,pp.141-149。

(11)周策纵:《总结》,见《东南亚华文文学》王润华,白毫士编(新加坡:歌德学院、新加坡作协,1989),页359-362;王润华《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4),第256-266页。

(12)王润华:《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见《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页34-51。Edwin Thumboo曾用四种语文为例分析新加坡文学中从移民到变成国家主人的主题,见" Exile to Native in Singapore Poetries" ,A Sense of Exile ed.Bruce Bennett(Perths Western,Australia: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1988),pp.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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