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信”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季诺论文,维也夫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10月的英国大选期间，一封由英国著名媒体《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公开发表的信件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甚而影响了这次大选的结果。该信件据称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Г.E.Эиновьев)寄给英国共产党的。这封信在后来虽然被证明是伪造的，但它在当时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政治影响①。 “季诺耶维夫信”(Zinoviev letter)事件发生在1924年的英国大选期间，与当年的工党政府的下台、“红色恐怖”情绪的漫延以及《英苏协定》的困难历程等事件联系紧密。它既牵涉到英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和英国国内的党派斗争相关。认真考察这一事件的背景、发生经过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这段历史。另外，“季诺维也夫信”作为一封伪造信件如何被伪造，又如何被认可为一份真实信件，这其中涉及的广泛的社会背景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是值得思考的。 一 “季诺维也夫信”事件始末 1924年1月，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带领的工党在大选中获得成功，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在外交上积极展开和苏联的沟通合作。1924年2月他知会议会，表示英、苏两国将展开一系列谈判，涉及英国和苏联的通商事宜，以及解决英国臣民持有前俄罗斯帝国债券而不获苏联政府承认的问题。接着，麦克唐纳政府打算与苏联签署条约《英苏协定》(Anglo-Soviet Treaty)，条约提到了英苏的友好通商，并且英国政府承诺向苏联贷款，但是相关建议未能取得保守党及自由党的支持。9月，两党更就贷款建议对工党政府提出猛烈批评，使得谈判告吹。 同年7月，政府遭遇的“坎贝尔案”(Campbell Case)则是麦克唐纳及其政府的又一大挫折。亲共左翼报纸《工人周报》(Workers Weekly)编辑约翰·罗斯·坎贝尔(John Ross Campbell)在7月25日发表鼓动性言论，号召士兵不要把枪口对准罢工工人。他因此遭到起诉，但是起诉书在不久后迫于政府压力而被撤回。撤回起诉书一事遭受保守党强烈抨击，并且保守党还引入一项对政府的谴责动议；同时，自由党则提出另一个修订动议，附和声讨政府。这两个动议被视为一次不信任投票，任何一个动议获得通过，都意味着议会有解散的必要。结果，自由党的修订动议获得通过，英国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遂命麦克唐纳解散议会，并举行大选。 在紧随的10月大选中，英国提供给苏联贷款与“坎贝尔案”两事成为核心讨论议题，人们越来越担心苏共对英国的威胁。“季诺维也夫信”事件正发生在这次大选投票日的前四天，即1924年10月25日。 《每日邮报》率先刊登了耸人听闻的层级标题：“社会党雇主的内战阴谋”、“莫斯科对我们的红军的指示”、“昨日揭露重大阴谋”、“使陆军和海军瘫痪”、“麦克唐纳将借给俄国人钱”、“外交部流落的文件”。《每日邮报》报道他们获得一封传闻由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寄给英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件。信的内容极具煽动性：表示无产阶级应当施加压力促使英、苏两国条约尽快确认，并提出要英国工人阶级“协助推动国际及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为英格兰及其殖民地扩展及发展列宁主义思想带来可能”②；甚至还提到了要在英国海军和陆军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共产党势力。信的内容毫无疑问掀起轩然大波。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英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伦敦代办处提出正式抗议，并说明决定向公众公开有关信件及正式抗议的内容，以示不满。但是，这件事始终对工党选举形势构成明显打击。大选中保守党获得绝对优势，获权重新组阁。 后来的调查表明，《每日邮报》选择在大选投票日前四天公布此信是别有用心的。作为保守党的支持者，《每日邮报》公布这封信毫无疑问可以帮助保守党获得更多的选票，而外交部在其后才提出抗议，则是由于一些失误和协调不当造成的尴尬局面。 早在10月10日，离大选还有近二十天的一个星期五，外交部官员就已经得到了这封信的文本。最先看到这封信的人是时任常务秘书的厄恩·克罗维爵士(Eyre Crowe)。他是最初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这封信的一个副本，但他并没有深究，丝毫没有考虑过这封信的真实性问题。在接下来的星期二，10月14日，外交部正式登记表明看到这封信，此时看到这封信的人是秘书助理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他也没有对此信有任何质疑，因为外交部已经收到过许多类似文件，所以他很快在脑海中草拟了致苏联的抗议书的内容。然而，当他准备再转呈该信的时候，克罗维的私人秘书内文里·布赖德(Neville Bland)告诉他，上司对该信十分重视，并准备发表此信。于是，威廉·斯特朗撰写了关于是否要发表此信的意见，一并送呈给了他的顶头上司格里高利(J.D.Gregory)。格里高利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曾对此信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他是个很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者，出于自己明朗的政治观点，他也同意发表此信。这封信和克罗维与格里高利的发表意见一起交给麦克唐纳的时候，麦克唐纳并不在伦敦，而是正在为自己的竞选奔走。10月15日，星期三的晚上，在一场漫长的演讲活动之后，他批阅文件的时候阅读了此信和克罗维与格里高利的意见，但是此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他只是批示希望能够证明此信的真实性，并且命令外交部在证实真实性后做出抗辩。后来他表明，他也是二十多天后，当事件真正爆发时，才意识到该信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在批示这封信件的日子里，外交部并不知道，这封信还有另外的副本也流传至伦敦，并且在某个前情报人员的帮助下，被送至《每日邮报》。直到《每日邮报》告知外交部官员，他们准备发表该信件时，外交部才匆忙做出反应。在《每日邮报》针对性的报道之下，选民们的投票意向自然地转向了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 但是，只是一封信件的副本，外交部为何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呢？这很大原因要归于该信的内容和苏联的外交政策极为符合，口吻也与季诺维也夫个人风格极为相似。 这封信件大约一千二百字，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此信提到当时极受关注的《英苏协定》，指出“英国议会是时候批准《苏英协定》了”，斥责英国保守党对此协定的反对，“目的是破坏英苏两国的无产阶级为英苏两国正常邦交所建立的联盟”，号召英国无产阶级“在将来与顽固分子的斗争和反对资本家竭力操纵议会取消协定的行动中，应当尽可能地贡献力量”。它声称“只有在用于恢复苏联经济的贷款被批准，英苏两国的无产阶级事务合作走向正轨，失业无产阶级大军的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并暗示“工党中赞成这一协定的团体，应当施加更多的压力影响政府和议会赞成这一协定”。 其次，此信批评了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社会党人的和平政策。它宣称：“武装斗争必须战胜深埋在英国大多数工人阶级心中的妥协倾向。反对进化论和和平消灭资本主义。”在两国关系问题上，此信认为：“两国关系的解决有利于世界范围内宣传革命，至少是英国无产阶级在英国区域内革命的蓬勃发展。因为英苏无产阶级亲密关系的建立，代表团和工人的交流，有可能使我们推广和发展列宁主义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宣传。”③ 最后，此信提到了，希望在英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员。此信写道：“从你们上次的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在陆军中的鼓舞和宣传尚很薄弱，在海军中也没有好多少。”“希望在军队中的各个单位都有我们的组织。特别是在国家的大的中心地区，以及军工厂和军械库。我们尤其希望对后者进行关注。”因为“在战争的危机时刻，后者的援助以及与运输工人的关系，可以使资产阶级的军事准备陷于瘫痪，并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阶级斗争”④。 这封信所提到的三个内容，基本上都是季诺维也夫本人在共产国际公开活动中所积极宣传的主张，同时这封信的内容恰好反映了当时苏联外交政策的矛盾性：一方面，依然在鼓吹世界革命，并承认英国是最主要的敌人；另一方面，又极端渴望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正因如此，所以它显得格外真实可信。即使是在信件公布伊始苏联方面就做出了否认，但是英国多数人最初却选择相信，因为这样的言辞太符合当时的苏联在英国人心中的形象。于是，在那样一个特殊时刻，许多细节上的问题被忽略了。 另外，“季诺维也夫信”的署名和它所标记的日期也很耐人寻味。“季诺维也夫信”采用了季诺维也夫等三位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联合签名，看上去更加真实可信。它的日期签明是9月15日，当时英国议会还未解散，在某种意义上，它暗示了工党政府和共产国际之间关系亲密。 在英国，几个党派对此事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英国共产党自然是否认了这封信，但是，这并不具有说服力。 工党在事件发生时，并没有很认真地考虑信件的真实性。当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后，他们开始认为“季诺维也夫信”是伪造的，并且做出许多努力和调查，试图恢复事件的真相。在1928年，麦克唐纳还就此事做出了抗辩。 但是，在保守党看来，这封信的“真实”对于该党极为有用，因此他们始终坚持这封信是真实的，尽管他们始终未能拿出这封信的原件。自由党在此事上的态度和保守党一致。 很显然，他们对该信的回应更多地是出于党派利益和对英苏关系的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出自对该信本身的关注。 二 “季诺维耶夫信”的伪造和传播 苏联在“季诺维也夫信”事件发生后，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坚决否认这封信是季诺维也夫写的。季诺维也夫本人在10月27日，距离英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两天的时候，曾公开声明自己从未写过这封信，并且认为它和另一起美国伪造信件事件如出一辙⑤。但是，当时的苏联内部正进行着复杂的党内斗争，季诺维也夫正逐渐从统治中心被分化出来，所以，这一事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更多和更加认真细致的调查。 直到1927年，信件的伪造者、白俄侨民谢尔盖·德鲁依洛夫斯基(Сeргeй Дружиловский)因非法入境苏联而被捕，整个事件的真相才逐渐被人们知晓。 德鲁依洛夫斯基在审讯时供认自己参与了季诺维也夫信伪造事件，并提供了案件线索。苏联有关部门出于缓和苏英关系的目的，向英国提供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尝试澄清此事。但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坚持此信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苏英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因此，对“季诺维也夫信”的伪造过程，在1928年的苏联调查之后，并没有太多更充分的深入。 1966年，《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几位颇具洞察力的记者刘易斯·切斯特、斯蒂芬·弗伊和雨果·杨在事件参与者特纳⑥(Im Thurn)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同时，他们找到了“季诺维也夫信”的另一个伪造者亚历克斯·贝莱格瑞德(Alexis Bellegarde)的遗孀伊莲娜·贝莱格瑞德夫人(Irina Bellegarde)，采访了她，从她那里得出了更多的关于信件伪造的资料。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上，结合这些新资料，他们撰写了专门著作，详细叙述了整个“季诺维也夫信”⑦事件如何发生、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有哪些人参与其中。 贝莱格瑞德夫人所知的“季诺维也夫信”的伪造者和伪造过程，与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在细节上略有出入。 这就印证了苏联在1928年3月坚持“季诺维也夫信”是在柏林伪造的说法是确定的事实。当时的柏林，是东方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冲突的集中点，也是苏联和德国进行技术、工业交流的中心。1917年革命以后，苏俄驱逐了大量的反共人士。这些白俄侨民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当时的柏林，有最具反共情绪的白俄分子。他们建立了大量的最不妥协的反革命组织。当时苏联国内忧患重重的状况，也让他们认为回到俄国是有可能实现的。正是这些白俄侨民中的几个年轻人，精心伪造了这封影响1924年英国大选的信件。 “季诺维也夫信”主要的伪造者是时年26岁的亚历克斯·贝莱格瑞德和时年27岁的亚历山大·古曼斯基(Alexander Gumansky)以及德鲁依洛夫斯基。他们都是圣乔治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t George)⑧的成员。他们完成了整个“季诺维也夫信”文稿的拟定。 贝莱格瑞德的祖父是法国贵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写信请求移居俄国。他的父亲在沙皇俄国时期拥有很高的地位，曾一度担任爱沙尼亚的总督。1912年，他的父亲在国家杜马任职，而他自己则在俄国军队中任职。十月革命开始后，他们父子开始了逃亡。先是到里加，1918年他们到达柏林。他们都极其憎恶布尔什维克，在柏林很快就沉迷于侨民的反苏政治活动中。苏联方面认为，他们在当时的侨民政治活动中是十分有影响力的。 《反苏伪造物》(Anti-Soviet Forgeries)⑨一书提及在1820年代中期圣乔治兄弟会遭到怀疑和查禁后，转为地下的斯维亚托戈尔团(Svyatogor League)，理事会成员就有亚历克斯·贝莱格瑞德的父亲老贝莱格瑞德，宣传部门则由亚历克斯·贝莱格瑞德负责。 古曼斯基是贝莱格瑞德很亲密的朋友，也是前白俄军官中的一员，很早就投身到反对苏共的侨民活动中了，是个“天才的谋划者”⑩，也是最早接受伪造信件任务的人。 除了古曼斯基和贝莱格瑞德，后来在莫斯科被审判的德鲁依洛夫斯基也参与了该信件的伪造，他被苏联方面认为是信件伪造的主谋，但是贝莱格瑞德夫人认为他在这一事件上无足轻重。《反苏伪造物》中简单介绍了德鲁依洛夫斯基的履历：他是俄国莫吉廖夫省人，是警察局官员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是俄国空军军官。他曾为波兰总参谋部工作。在俄国和波兰和平协定签订的那一年，他去了里加，并且为波兰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回到华沙后，他被判犯有叛国罪，并在1922年-1923年间被流放但泽，然后去了柏林(11)。 另一个伪造信件的参与者是爱德华·弗里德(Edward Friede)，是贝莱格瑞德家里的一位拉脱维亚人，也为反苏组织工作，是伪造者中出力最少的人。在整个信件伪造过程中，他的“最大贡献”是伪造了季诺维也夫的签名。 除了这些直接参与伪造的人，还有一些人在“季诺维也夫信”事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Владимир Орлов)是柏林的反苏俄侨组织与英国议会之间的接线人，贝莱格瑞德夫人称他是频繁游历各国并和英国伦敦有密切联系的人。在1929年7月，他因另一起伪造档案和文件的案件而在柏林被捕，并在柏林接受了审讯。在1924年的时候，他是古曼斯基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却遭到贝莱格瑞德家庭的怀疑和不信任。古曼斯基很有可能是从他这里接到了伪造“季诺维也夫信”的任务。 帕斯奥科夫斯基(Jerzy Paciorkowski)是波兰驻柏林大使馆的随员。在“季诺维也夫信”事件之后三年，帕斯科沃斯基成为华沙总参谋部的陆军上校。他和此事有密切关联，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到达英国的信件只是副本，原件则保存在他的手中。 在1960年代，对于整个信件的伪造过程，贝莱格瑞德夫人是唯一幸存的知情者。事件发生时，她也是20岁左右，刚刚怀孕。她目睹了整个伪造过程。 开始筹划信件伪造的准确时间，贝莱格瑞德夫人已经很难记清楚。但是，她对整个信件的伪造过程的记忆还是很明白的。 信件伪造始于1924年夏末。某一天，古曼斯基很激动地拜访了贝莱格瑞德。他的激动源于他听说了某个计划，这个计划据说可以让工党倡导的《英苏协定》完全破裂，他向贝莱格瑞德讲了伪造“季诺维也夫信”的构想和大纲。古曼斯基暗示说，这封信是应某个英国的权威人士要求伪造的。 据贝莱格瑞德夫人所知，这封信是某个英国议会中人士要求伪造的，究竟是什么目的，他们并不清楚。但是，他们认为，这个目的一定和反布尔什维克密切相关，所以很快引起了贝莱格瑞德圈子的共鸣。他们决定接手这项工作。 最初，这封信的起草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深思熟虑。草稿完全出自古曼斯基和贝莱格瑞德之手。 古曼斯基和贝莱格瑞德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需要取得一些官方的信纸，让整封信件看上去更加真实。于是，他们找了德鲁依洛夫斯基，后者答应帮他们从苏联大使馆偷一些共产国际的信纸。在几个星期的焦灼等待后，德鲁依洛夫斯基带给他们的信纸只有一张。这让贝莱格瑞德非常灰心，因为它意味着整封信只能有一次机会，根本没有修改和涂改的机会了。 于是，最初的草稿被写在草纸上，然后古曼斯基和贝莱格瑞德花了两周多的时间来斟酌字句。他们翻阅大量的革命书籍和马克思著作，还阅读了季诺维也夫的演讲材料。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力求在内容和口吻上做到以假乱真。 “季诺维也夫信”伪造成功后的晚上有四个人见证了它，即古曼斯基、贝莱格瑞德夫妇以及他们的朋友爱德华·弗里德。在喝了几杯伏特加后，爱德华·弗里德在众人关注下亲手在“季诺维也夫信”末签上了花体的“季诺维也夫”名字。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共产国际宣传单上季诺维也夫的签名样式进行了多次模仿练习。 这几位“季诺维也夫信”伪造者，当时并没有料到它会在英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而只是单纯地认为这也许可以破坏《英苏协定》，却不知道它被用于英国大选中的党派斗争。 这封信件伪造好后，被转手进入了欧洲情报机关的流通渠道。在波兰情报机关的流通让它比通过英国自己的情报机关流入英国更加可靠，一直负有特殊使命的帕斯科沃斯基所参与的正是这一部分工作。帕斯科沃斯基之所以参与，是出于他所服务的波兰政府的国家利益的考虑。当时的波兰，比任何白俄侨民都希望苏联解体。在1921年苏波战争结束后签订的《里加条约》(The Treaty of Riga)，让波兰获得了原属于俄国领土的广阔区域。他们非常不希望苏联强大，而这封信，对于阻止英国对苏联的贷款是十分有价值的。波兰的情报机关同时发现“季诺维也夫信”的伪造原件有许多不足之处。为了防止阴谋的败露，他们没有让伪造原件出现在世人眼前，而是将其制作了几个副本，并在信末尾的签名上添加了另外两个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名字，从而使信件的真实性更不容易被怀疑，然后才将“季诺维也夫信”流入英国。 三 “季诺维耶夫信”事件的影响 这封信在当时和历史上都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所有影响都来自此信引发的英国大规模的和全社会的“红色恐慌”(Red Terror)。 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其后的英国大选结果。这次选举中，鲍德温(Stanley Baldwin)领导的英国保守党在下院的议席增至413席，共增加155席，毫无疑问地获得了本次选举的胜利。麦克唐纳领导的英国工党较上次选举失去40席，但仍然保有151席；而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领导的英国自由党失去了118席，流失超过100万票，在下院仅余40席，成为最大输家。除了选举的结果，这一事件也影响了当时英国民众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在英国，“红色恐慌”的情绪也像在美国一样，逐渐蔓延，英国共产党的势力在其后更加薄弱。 同时，它也造成了当年英苏关系的破裂和苏联外交环境变坏。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几乎废止了所有工党政府在对苏关系上的努力，英苏关系自1924年开始逐渐走下坡路，甚至整个欧洲和苏联的关系都在这一事件之后出现明显的转变。1924年，在“季诺维也夫信”事件之前，苏联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是逐渐接近的，“1924年好像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上互相比赛的一年”(12)。这一年，苏联国内经济恢复基本完成，在苏联积极的努力与欧洲其他国家急于遏制经济衰退的客观现实双重作用下，苏联和许多国家逐步建立外交关系。2月，英国首先承认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接着又和苏联开始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意大利也在随后宣布承认苏联，接着是挪威、法国、德国。甚至是和苏联一直处与僵化状态的美国，它的民间组织“美国工商业联合会”也开始和苏联进行通商事务的沟通。但是“季诺维也夫信”事件发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对情绪又开始加深，1925年到1928年间，苏联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广泛被孤立的状态。 并且，“季诺维也夫信”的影响还要更深远一些。 就英国国内来看，它影响了整个1920年代保守党和工党的执政方针的改变。保守党无疑是“季诺维也夫信”事件最大的获利者。此事件有力地打击了工党，使保守党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同时站在保守党的角度看，它也有效地遏制了苏共的渗透。因此，这一事件之后，保守党内的顽固势力不可避免地加强了，英国在鲍德温政府的领导下，在对莫斯科的政治外交政策上越来越严厉，英苏关系越来越冷淡。同时，出于对工人革命的恐惧，保守党对于国内的工人压制也越来越苛刻。保守党政府对工人的强硬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激化了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和同年的矿工罢工；保守党的名望在经济恢复无望的情况下也因此下跌，并且最终在1929年失去了政府领导权。 工党在1929年重新组阁后，也因为之前由“季诺维也夫信”事件所引发的对其苏联外交的指责，比起1924年，更加关注本土事务，在对苏关系上更加审慎和保守，外交政策上更亲近美日。 而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其对苏政策的转变，无疑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外交上的孤立和打压。 “季诺维也夫信”事件也深刻影响了苏联的外交政策。相对于之前矛盾的外交政策，苏联逐渐开始有所取舍。该事件发生后苏联变得更加孤立了。在欧洲，它被残酷地排除在集体安全计划之外。该事件还使得苏联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在外交上开始奉行这样一种政策，它的目标和任务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目的是保护苏联国家的“生存”、“切身利益和国际地位”，因此，苏联积极声明主张世界和平，愿意同世界各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和外国资本展开合作。另外，在西方的孤立和排斥下，它开始逐步放弃在经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在外交上，苏联开始更多地关注东方各国，支持东方的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对于共产国际，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化。在1925年12月回答法国记者关于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的关系问题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曾这样说：“共产国际和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假如英国工党政府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担心遭到迫害，那么它就可能会搬到伦敦去，这样共产国际的活动也就会给英国政府带来麻烦。我们不可能拒绝共产国际把执行委员会设在我们国家。”(13)很显然，苏联对于共产国际所带来的麻烦已经不胜其烦，极力撇清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而和共产国际关系的撇清，也就意味着苏联政府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因此，这封信促成了苏联在其初期矛盾外交政策上的最终选择。 ①英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0年代。这大概和当时外交部新档案的披露，以及一些知情者的讲述、日记得以出版，而提供的研究资料不无关系。刘易斯·切斯特、斯蒂芬·弗伊和雨果·杨编的《季诺维也夫信》(Lewis Chester，Stephen Fay，and Hugo Young，eds.，The Zinoviev Letter，费城：J.B.利平科特公司1968年版)，是目前所知最为详尽的关于该事件的研究资料。纳塔里·格兰特(Natalie Grant)著有“季诺维也夫信事件”(“The Zinoviev Letter” Case)一文，发表在1967年10月出版的第2期(总第19期)《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他从当时所见资料入手，用大量的篇幅对“季诺维也夫信”事件的背景，包括当时的英国和苏联的国内状况、外交政策等等作了细致的分析。辛比·克劳威(Sibyl Crowe)著有“重评季诺维也夫信”(“The Zinoviev Letter：A Reappraisal”)一文，发表在1975年7月出版的第3期(总第10期)《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在1979年5月出版的第1期(总第22期)上发表了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H.Carr)的“季诺维也夫信”(“The Zinoviev Letter”)和克里斯托弗·安德列(Christopher Andrew)的“再论季诺维也夫信”(“More on the Zinoviev Letter”)，两文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许多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比较，提出了各自对这一事件的某些细节的不同看法。苏联时代，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冷战时期，主要由于政治原因，苏联官方对此事件历来持否定或回避态度，因此学术界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当代俄罗斯学者对此问题研究关注亦不多，科斯金娜(Т.Кoстина)的文章“伪造品的千奇百怪规则”(“ПарадоксалЬнaя правда пoдделки”)发表于巴黎出版的俄侨报纸《俄罗斯思想》(Pусскaя мыспь)(Париж，No 4260，1999)上。当代俄罗斯电视政治评论家姆列钦(Л.М.Млeчин)所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信”(“Письмо тoварищa Зиновьeва”)发表在《独立报》(Нeзависимaя газeта，2008年4月25日)。历史学家巴尔先科夫(A.C.Барсeнков)和维多文(А.И.Вдовин)在他们合著的《俄国史(1917-2004)》(Истoрия Pоссии.1917-2004.М.，2006)一书中也提及“季诺维也夫信事件”。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季诺维也夫信”是伪造的，“季诺维也夫信事件”是当时特殊国际环境的产物。中国史学界对于这一事件的关注更少，而且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散见于部分英国史的专著。如阎照祥的《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钱乘旦、徐洁明合著的《英国通史》(上海社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320页)等。现有的国内学者所著俄国通史类或苏联外交史类著作均未涉及此问题。苏联和俄罗斯学界缺少研究的原因除政治和外交因素外，还受关键文献和资料的限制，因为反苏俄侨组织伪造信件、信件在英国及国际的影响均由英文表述或记录。 ②刘易斯·切斯特、斯蒂芬·弗伊和雨果·杨编的《季诺维也夫信》附录了“季诺维也夫信”的全文。 ③④刘易斯·切斯特、斯蒂芬·弗伊、雨果·杨编：《季诺维也夫信》，第23～36页。 ⑤1923年11月，在美国国务卿查尔·埃文斯·休斯提出一项极其敌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后不久，美国收到了一封煽动美国工人革命的文件，据称是季诺维也夫写给美国共产党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相信。 ⑥特纳是英国情报人员，参与了将季诺维也夫信交给《每日邮报》的过程，曾就此事写过日记。 ⑦刘易斯·切斯特、斯蒂芬·弗伊、雨果·杨编：《季诺维也夫信》，第13～14页。 ⑧圣乔治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t George)是柏林当时著名的白俄反苏团体。 ⑨《反苏伪造物》(Anti-Soviet Forgeries)，伦敦：工人出版社1927年版，第59～60页。 ⑩刘易斯·切斯特、斯蒂芬·弗伊、雨果·杨编：《季诺维也夫信》，第54页。 (11)《反苏伪造物》，第19页。 (12)伊瓦申：《苏联对外政策史》(Ивawuн И.Ф.，Очерки истo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P)，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15～116页。 (13)齐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1918-1928)》(Чuцерuн Г.B.,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пo вопросам междунaродной пoлитики 1918-1928)，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478页。标签：苏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