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学理内涵与人文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学理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内涵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07)01-0050-05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核心思想。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作为党在新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作为统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面临挑战与机遇的积极回应，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彻底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开始反思仅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当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着人们的生活水准。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生态环境问题和人的权利、义务等伦理问题日趋尖锐。这些问题使得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考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受到了挑战。“非典”和“禽流感”只是大自然对世人发出的警告，虽然通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这些事件还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可以断言，这些疫情将在人们心中留下长期的阴影。此外，克隆、安乐死等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日益显现。面对这些新的问题，人类不得不反思：社会的发展是否必然要以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人类与自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当以怎样一种发展观去面对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本文试图在对科学发展观理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理的角度阐发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等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的人文意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素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乃是融合西方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产物。众所周知，在西方思想史上，卢梭曾经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道德却沦丧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也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和把握整个人生，在人的理性后面，还存在着心灵的世界，它所关注的是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更是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关于“以人为本”思想，中国文化与传统中有诸多先贤的思想资源可供我们借鉴。中国儒家哲学的精神和品性即在于成人，成就人的德性。它所关乎的乃是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所谓中国哲学之道，不仅仅是圣王之道，还体现在礼、乐、射、御、书、数和日常人伦洒扫应对进退之中。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儒学在五四时期遭遇批判后，辜鸿铭仍然认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景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1] (p.3)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究。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具体含义，学术界至今观点不一。我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指人类在处理人和周围万事万物的各种关系时，以人的利益原则为核心，以人的价值取向为标准，以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去衡量一切的思维方式。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以来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态环境以及伦理问题等逐渐激化，人类中心主义开始受到质疑。尤其到20世纪中期，科技理性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人类开始认识到，如果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人类自身的生存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于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为口号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出现了，他们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对工业文明提出尖锐的批评。在探索人类前途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一种整体主义、有机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流动的整体，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它们之间也是平等的，不应以其中的任何一种事物为中心。反人类中心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有：第一，地球是生活于其上的所有生命(甚至包括非生命)共同的家园，而人类只是这个“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第二，在反思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不能仅仅从人的利益出发，而应当从有利于所有生物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些反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因此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不以人类的利益为目的；自然界比人类更强大、有力，因而人类不可能完全驾驭自然界，更不可能让自然界按人类的意志、需要去发展等等。
以上这些观点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合理，进一步深究则存在着许多理论难题甚至逻辑上的矛盾。例如，反人类中心主义者误把人类的价值意义上的中心等同于生命意义上的中心。因为就生命意义的层面来讲，所有的生命(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当然都是平等的。但就价值意义的层面来讲，人是价值的主体，而其他事物都是作为价值客体存在的，所以说人类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这种“中心”是价值意义上的中心，不是生命意义上的中心，即人类是在“人化自然”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人化自然”的环境来说，离开了人这一主体及其活动，自然就仅有抽象的意义。所以说，在处理人与“人化自然”中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时，要以人的利益原则去判断是非、善恶、利弊、得失，以人类的价值取向去创造、选择、追求等等。人类的确应当关心自然，维护生态平衡，但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人类在沙漠中培植林木，不是为了繁荣“林木家族”，而是着眼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发展战略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归根到底它还是指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和谐社会，是从人类本身的利益出发的。因为对于自然界，甚至对于茫茫宇宙来说，无所谓发展的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也无所谓和谐或不和谐。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类今天所做的一切，从本质上讲都是以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人类关心生态、爱护自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人类来说，人就是人，即使他“可以”站在其他生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终究不能成为其他的生物，他还是要回到现实的人的角色。因此，不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人都不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
从现代解释学角度讲，一切理论、观点、意见等都是一种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必然有其最基本的东西，即解释原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释原点毫无疑问是人类(人类的利益、价值取向)，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解释原点应当是“非人类”。对于以这一解释原点所包括的范围，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以除人类之外的生态环境为中心，另一种是以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环境为中心。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人不可能真正变为其他某种动物去“观察”、“理解”这个世界，最多只能“将心比心”、“推己及物”。但无论怎么做，体会得如何深，都摆脱不了经验、理性等人类特有的属性。因此我们所做的实质上都还是从人的角度看世界。所以我们说，非人类中心主义仍是以“人类”为解释原点的，它只是对“人类”这个中心做了无限扩展。
退一步讲，我们姑且不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但就人类本身而言，是无法“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当然，我们讲人类不可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不能超越任何一种特定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不意味着任何一种人类中心主义都同样是合理的”。[2] (p.214)那些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进化的目的，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主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人而存在”，“人类可以随意驱使和利用自然界，按主观需要安排自然界”的人类统治主义、征服主义都是必须“走出”和“超越”的。我们必须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以新的内涵，“根据实践的需要和文明发展的启示，扬弃既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确立新的文化维度和选择”。[3] (p.130)而这种新的文化维度和选择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将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相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可见，人类只能够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谋求可持续性发展。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乃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我们也相信，未来中国的发展真正能够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观
生态和伦理问题的解决绝不能以否定人的主体性，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以人为本为基点，而应当以以人为本为基础，超越伦理学的范畴，建立一种以和谐为主导的科学发展观，在一般历史观的关照下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人类面临的众多问题主要是由于人的理性结构和需求体系的失衡引起的，所以我们认为应当从这两个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类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目的理性(价值理性)。自工业革命以来，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理性备受人们青睐，因为它能够直接指导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不幸的是，科技理性这把“双刃剑”在带给人类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和伦理道德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完全归因于科技理性，甚至认为是由科技理性的“过度发展”造成的。相反，从知识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科学技术还必须有更大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科技理性的发展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和合理的引导，就会加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人类带来灾难。而价值理性正是合适的制约力量和引导因素。当今社会所出现的严重的生态环境和伦理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价值理性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人类身上表现为物质性追求和非物质性追求的关系。人的物质性需求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能够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 (p.32)但更重要的是，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对于有理性、有思维的社会的人来说，仅有物质满足是远远不够的，人还需要追求与人的社会属性相应的一些非物质性的东西，这些才是真正属人的需求。“人与社会的进步正是以人在何种程度上追求这种非物质性需求，社会又能在何种程度上保障这些需求得以实现为尺度的。”但工业文明高扬科技理性，忽略了非物质性需求，导致了人们的物质消费型的生活方式。人的物质欲望和享受要求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和限度，失去了理性的约束，人就很容易陷入享乐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对物质性需求尤其是享受性物质需求给予适当的约束，使人的两种需求平衡发展。工业社会人的需求结构的失衡使得人类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去指导科技理性的运用，从而造成人类理性的畸形发展，这恰恰证明了缺少价值理性规范的科技理性是野性的，没有价值理性引导的科技理性是盲目的。因此我们应当把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它们共同发展，从而进一步改善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同时缓解进而消除由科学技术和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而带来的生态环境和伦理道德等负面效应。
建立以和谐为主导的科学发展观是时代的要求，是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尽管人类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的最高形式，但人类对自然界从来而且必将永远都存在着依赖性。虽然从表面上看，由于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界表现出一种独立，但实质上，人类的这种独立只是因为人类改变了对自然界的依赖方式——从直接的依赖变成为间接的依赖。虽然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总是要受生态系统内部的客观规律制约的。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警告世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5] (p.519)他举例说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人们为了得到耕地，砍光了有积聚和贮藏水的功能的森林，使这些地方在今天变为了“荒芜不毛之地”；意大利人在阿尔卑斯山的南坡砍光了松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做，不仅毁掉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而且使得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枯竭了，更为严重的是，雨季凶猛的洪水因为没有树林的阻挡而直接倾泻到了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5] (p.519)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反对一切急功近利的行为，坚持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并重，建立一种以和谐为主导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观，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取舍人类干预自然的行为。当然，人类自觉约束自己对生态环境的行为并不是否定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或是降低自身的主体地位。恰恰相反，这样做更加强调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其主体地位：因为人类约束自身行为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让生态环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这样做也充分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特征，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方面也将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在当代社会建立一种以和谐为主导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突出、人类面临严峻生存挑战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必须正视、反省和调整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那种视生态环境为征服、利用对象的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已经过时，那种无视生态平衡、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唯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已经落伍。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关心生态、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得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能够和谐、持续地存在、发展下去。
三、中国的经验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她辽阔的疆土、悠久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人儒雅谦和、温良敦厚的秉性。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为人类贡献了卓越的文化、先进的技术和不朽的工艺。当世界上诸多古老的文明相继衰落后，中华文明却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而成就这些伟业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在于曾被不少学者断定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制度的层面探究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我们首先应该考察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众所周知，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亦曾经历了漫长的群雄争逐、诸侯混战时期。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一个稳定的社会才渐渐成形。书同文，车同轨，中央集权政府和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开始在秦朝建立，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统一是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首要因素。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都有比较完备的政府组织系统，这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政治。
近代以降，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最终选择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资源和成果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继承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要义所在。
科学发展观既是对西方各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提升，也是对中国经验的普世意义与价值的新探索。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既是“黄金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压力、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以及“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是世界性难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的发展又有着特殊的意义。温家宝总理曾说过：在中国，再小的事乘以13亿人口都是个很大很大的事，同时再大的数目除以13亿都是很小很小的数字。
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和限度等这些问题伴随着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始终。如何在人口的既定结构和发展趋势、资源的既定丰度以及环境的承受能力等情况下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如何保持全面协调地可持续发展，是检验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思想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准绳。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不可能重新走传统工业化和资本化的老路，因为传统工业化蕴含的工业主义逻辑是以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流失和恶化为代价而实现的不可持续的畸形发展，而市场主义的资本化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全面的经济化和市场化，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各种利益群体的对立以及经济关系对社会领域的全面殖民化。所以，人们在西方语境中提出的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的设想虽然对超越传统工业化和资本化的思路很有启发，但是对工业主义和市场主义的真正超越，只有在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对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化的扬弃，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将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以及人口、资源和生态发展等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体现市场、产业和资本的要求，同时也体现自然、社会、人文等环境和资源的发展要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本质体现。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中国的经验和方法将为世界的未来再一次展现这个古老、智慧文明古国的新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