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晚年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晚年阶段 。但严格地说，恩格斯的晚年阶段是指1883年马克思逝世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12年的 时间。在这一阶段，恩格斯除整理亡友留下的《资本论》手稿外，还写下了《自然辩证 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重要哲学著作。这些著作 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发展思想，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对于我们 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乃至认识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深层意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过程论”的思想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所写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明确 地提出了“过程论”的思想。他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 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 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 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P244)恩格斯关于“过程 论”思想的这一经典性的表述，是在继承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 作为发展学说的辩证法思想所作的一个新的说明和概括。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不是从抽 象的意义上谈发展，而是具体阐明了发展表现为一个过程，既表现为一个生成和灭亡的 过程，又表现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前进的过程。这就把关于发展的思想推进了一步。
恩格斯关于“过程论”的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重新发掘和认识它的内在价值， 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一，“过程论”的覆盖面是全方位的，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社会 主义的初级阶段，都处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这就是说，不仅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 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一个过程，过程之中有过程，过程的过程中有过程。例如 ，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战略，就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过程再划分为一些小的 过程，我们国家制定的五年或十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就是在这些小的过程中再划分出 更小的过程。由于每一个过程包括每一个小的过程的具体实际情况不同，各种矛盾处于 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不仅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切都要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一切都要从每一个过程 的实际情况出发。
第二，“过程论”或“过程之过程论”告诉我们，过程与过程之间既是连续性的，又 是非连续性的，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在认识不同过程之间 的关系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们之间变革和对立的相互冲突，也要认清它们之间继承和同 一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既要认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间断性和承续性的关系， 也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过程中不同小过程之间的变革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对 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过去只是片面抽取经典作家论著中的某些个别话语 ，就简单断定它们之间是一种“彻底决裂”的水火不容的关系，这实质上是违背经典作 家的思想的。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 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3 3)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条件”能不能在旧经济关系的胎胞 里孕育成长呢?过去我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起 ，在经历了近9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 可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者说，它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如私营经 济、民营经济、混合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合资经济，更不用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广为 实行的不具有制度属性的股份制经济形式了。列宁晚年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就已初 步认识到这一点。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而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提出要用“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 去改造资本主义的旧的经济关系。他这样写道：“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 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 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 家的调节。”[3](P575)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 新社会的设想，主张摧毁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是，经过了3年军事共产主义的 曲折探索之后，列宁终于认识到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不能像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 政治机器一样运用革命的方法予以打碎，而应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加以改造和利用。我 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实践之后，才逐渐地认识到了 这一点。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过程中各个小的过程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加强预测 性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已经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正如邓小平提出的，对于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是 一个不定数词，意指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不同小过程之间也有一个变 革和衔接的关系，在各个过程段中，社会矛盾体系的结构因其不断的变动会有所不同， 因而改革所面临的工作任务以及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也会有所不同，但贯穿在这一长过 程中的基本矛盾及其中心点却不会改变。对于这些，我们都应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一基本的观测坐标出发，对之进行更细致、具体和深入的前瞻性研究。
第三，“过程论”还告诉我们，处理好每一过程在总体上的相对平衡是社会发展的基 本条件之一。由于每一过程中的各个矛盾及其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处在不停息的变动和发 展之中，因此，不平衡总是绝对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把不平 衡当作我们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而是应该在这种不平衡中寻求总体上的相对的平衡。 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任何处在发展过程之中的有机事物都有一种自组 织的调控能力，使自己处于总体的平衡之中，从而为自身争得继续发展的条件。绝对的 不平衡性是就局部的或发展的趋势而言的，而且这种绝对的不平衡就存在于相对的平衡 之中，而不是自外于平衡的他物，它服从和服务于总的平衡，构成总的“动”的平衡的 一个环节和一个条件。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要注重保持经济和社会 各个方面的总的动态平衡，采取一切措施消除那些有碍于这种总体平衡的消极的不合理 因素。
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上，我们过去往往以赞美的口吻谈论不平衡，不加分析地肯定 一切不平衡的因素，这是有违辩证法的。平衡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 人类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探索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社会各 个方面进行配套改革的总的动态平衡的关系，尽快改变经济体制改革“单面突进”而其 它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的现象，使我们的改革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平衡向前发展。
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在恩格斯晚年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自然辩证法》中，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 然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具有崭新意义的观点。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 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第一次胜利， 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 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P158)接着，他举了几个典型的实 例加以印证。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曾经为了得到耕地 ，把山上的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这些地方因此成 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保护的松林，这样一来， 他们就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而且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 ，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造成洪水泛滥。据此，恩格斯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 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 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 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P159)恩格斯指出，这里关键是要“学 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比较近或 比较远的影响”[4](P159)。他强调，人类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4](P159) ，那种把人类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反自然 的观点。
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并不是偶然爆发出的思想火花，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 的思想，也是当时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必然要提出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 著作中，他们都强调共产主义不仅要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矛 盾，而且要解决终究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人与自然界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矛盾。早在18 39年初，青年恩格斯在其《乌培河谷来信》一文中，就以犀利的文笔揭露了乌培河流域 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他这样写道：“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 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 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5 ](P493)当时，青年恩格斯还不可能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来看待环境污染的 危害，而只是把这些归之于劳动者苦难状况的表现。在恩格斯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与 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新世界观理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从哲学的高度论证 了未来的新社会所要解决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 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5](P658)。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所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情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 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 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P120) 这也正是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美好憧憬。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当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可能从可持续发展思 路提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他们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或者从对未来社会的理性构 想上来论证人与自然界矛盾的解决之道。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特别是 在其早期，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还没有形成世界性的难题，它的危害还没有充分暴 露出来，人们普遍陶醉于科学技术和机械工业对自然界改造和征服的胜利之中，这反映 在哲学上就是盲目崇拜知识力量的理性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自然界自身的生态平衡问 题还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但是，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暴 露出来，这迫使人们逐渐“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 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4](P159)。因而开始认识到从近代以 来在欧洲发生并在理性主义中得到最大发展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 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的荒谬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恩格斯提出了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界的关系这一新的时代课题。尽管恩格斯在其著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但是，他所论证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要点却是十分深刻的，即使是今天，有 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
第一，统治自然界和服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在恩格斯看来，人高于或优于其他动物 的地方就在于人能够通过认识而改变自然和支配自然。他说：“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 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 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 [4](P158)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 运用自然规律。”正因为如此，人是唯一能够统治和支配自然界的存在物，否定了人的 这种能动性的主体地位，把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完全等同起来，或者说把人在自然 界的地位降到动物的水平，这是无可奈何的消极逃避的态度，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问 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既要认识到自己相对于自然界的主体地位，又要认识到自然界对人 的客观制约性和相互依存性，这就是人的一切“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决不能超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许可的限 度。因此，人类一方面能够支配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必须服从自然界，而且只有首先服 从自然界，才能最终统治和支配自然界。
第二，实践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之所以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 界的胜利，是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开初的第一步 ，我们似乎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 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实践过程中的异化 问题，也就是实践和反实践的问题。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一切实践活动中，不管这种活 动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存在着实践的异化问题。所谓实践的异化，是指人类的生 产实践活动过程本身会产生一种与之相排斥和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实践的结果 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种实践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 ，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因而也就必然会给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造成 程度不同的危害，当这种危害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使自然界无法有效消解这种破坏性的 力量时，它就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发生灾变。当然，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并不是每一 次都会引发灾变，但是，实践的异化却是始终与生产劳动相伴随的，只是有些异化尚未 超出自然界的自我调控的限度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对于这种实践的异化，存在主义大 师萨特把它称之为实践的堕性，把实践的异化的活动称之为反实践。在他看来，人的劳 动实践活动带有“实践的—堕性的”二重性，它一方面实现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又实 现人的自然化。自然的人化也即是把外在自然按人的需要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人，这 是外在性的内在化；而人的自然化则是外在物质世界按照其自身的要求和运行轨迹来作 用和消释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使之适合于物的自在状况，这是内在性的外在化。显然， 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所引致的人的自然化或内在性的外在化，是存在于实践活动过程 中的“反实践”的作用力，而且人的实践活动的力量越大，这种“反实践”的作用力也 就越大。由于“反实践”的这种堕性因素超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期望范围，因而它往往 造成人所不能预测和控制的异化状况。萨特认为，“实践—堕性”的二重性或实践和反 实践的作用，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实际上反映了人与物质世界相互否定而又相互依存 的关系，这表明人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非人的历史。
萨特的上述分析，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成为世界性问题的情况下，从哲学的高度 对人的实践过程的异化现象所作的一种思考。在现代，人们往往只知道卢卡奇、萨特、 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异化现象作了批判，殊 不知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对这种人的实践过程的异化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明确地 提出了人“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一致”的可持续发 展的观点。今天，重温恩格斯的这些透露着天才睿智的超前思想，对于我们更深层地理 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思想
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问题亦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问题之一，也是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思想的落脚点和在实践中的应用。在这个问题 上，恩格斯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因此，研究其晚年的 思想变化，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广义上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但是，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可以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 特别突出地表现了恩格斯与时俱进，始终坚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考察问题，敢于修正错 误，善于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新的思想的理论品格，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 家在理论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主张暴力革命的道路。1847年10月， 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起草的纲领草案中，就以问答的形式明确提出了暴力革命 的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是最不愿意诉诸武力的，但是，当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 都受到暴力的压制时，无产阶级不得不走向革命[7](P239)。在随后与马克思合著的《 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作为一个根本原 则被提了出来。在该著的结尾，主张暴力革命又作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特点予以强 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 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P307)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恩 格斯都毫无保留地支持了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的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这在当时 来说是完全对的，因为工人阶级的这些起义是当时阶级矛盾的必然表现，它不以任何个 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于普选制，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他们看来，普选制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 人民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对于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家 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家也是这样。恩格斯在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普选制的，他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 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8](P169)
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普选制在欧洲一些主 要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获得了很大 的成功。例如，德国从1866年实行普选权开始，社会民主党利用它来壮大自己，使自己 得到了“惊人的成长”。1871年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 ，1877年为493000张，1890年则跃升到1427000张。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 所获得的选票已近200万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斗争形势和方式的这种巨大嬗 变，在使恩格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促使他不仅对普选制而且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 路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在1895年初所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说：“历史表明 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 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 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1]( P510)“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 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 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 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 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P512)。与此同时，城市的扩展，军队的增长，铁路交通 的便利，新式武器的采用，这一切使“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 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1](P517-518)。然而，革命并没有被埋葬，无产阶级 借助于资产阶级和平年代发展起来的普选制度这样“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 一件武器”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因此，恩格斯尊重实践的变化，对过去持怀疑态度的 普选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德国为例指出：“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 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 贡献，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 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1]( P516)他还借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 放的手段”。恩格斯具体地阐述了选举权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带来的“千百倍的好处” 。他指出，即使选举权没有给我们提供别的好处，只是给我们一把独一无二的尺子，使 我们通过这把尺子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从而正确估价自己，清醒认识形势 ，增强自信心，扩大影响力，并制定正确的行动路线，“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 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够了。”但实际上，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 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 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国会中“给 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 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1](P517)。总之，“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 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1](P524-525)。
那么，恩格斯是不是已放弃暴力革命了呢?从恩格斯后来的通信来看，他并没有完全放 弃暴力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主张同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倍倍 尔特别是后来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是有区别的。1895年4月30日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 ，对李卜克内西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他写道：“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 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 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 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 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 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 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9](P436)这段话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恩格斯的思想 。这就是说，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并不是像白与黑那样对立的东西，它们可以相互配合 ，但这种相互配合的方式必须以实际的形势为转移，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合 理地运用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没有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模式 ，更没有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斗争方法，无产阶级斗争的方法是多样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道路也是多样的，一切都必须从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书 本上的原则出发。善于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斗争的策略，勇于放弃旧的过时的斗争 策略(即使是暴力斗争的方法)，这就是恩格斯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多样性思想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 。针对俄国革命者提出的能不能利用历史地保留下来的农村“村社制”直接过渡到社会 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 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 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 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 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 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 主义发展的起点。”[7](P251)尽管后来的发展没有如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在俄国发 生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既没有以农村原始的村社制为基础，也没有得到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回应，但是，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却是发人深省的。它不仅肯定了在 东方落后的小农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天才地预见了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如果 没有西方革命的呼应的话，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实际上，这一天才的预言被后 来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实了。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党曾经想 通过余粮收集制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正如列宁后来在总 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所说的：“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 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 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 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3](P571-572)通过“ 一系列过渡阶段”逐渐地、审慎迂回地迈向社会主义，这是所有东方落后国家其民族特 殊性的表现，也是一条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性的道路。
恩格斯晚年关于各个民族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 东方落后国家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就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与俄国相比，在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之前，虽然都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我国的经济更落后，发展更不平衡， 国情更复杂。所以，正如列宁晚年所一再告诫的，俄国以外的东方民族，不能照搬俄国 革命和建设的模式，应该善于把俄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 并把这种特点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过程中去。正是根据这种特点，列宁认为， 东方民族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更加小心、更加缓慢、更加审慎和采取更加迂回的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通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才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原来我们也是以 为，依靠群众的热情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依靠不断变革社会的生产关系，就能急剧提 高劳动生产率，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但 不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我 们，终于使我们认识到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中，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 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经历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就我国现在的情况而言， 社会主义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其生产力 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况，特别是它还未能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 与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所以，它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我国今天最基 本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大大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但是，追根溯源，这一理论可以从恩格斯 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中找到它的渊源。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蕴含了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有的 是根据当时科学的发展所作的哲学总结，有的是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 策略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作的再认识，具有特别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 价值。可惜，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或者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对恩格斯这 些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往往认识不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这些思想内容都凸现出新的意义。因此，重新解读它并对其作出新的阐释，是我们研究 恩格斯晚年思想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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