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与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回归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业已回归，目前，国人（包括港人）中的欢庆气氛，余波未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主权回归仅仅是香港回归的第一步，中国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后，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由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不必讳言增强祖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任务，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文化上的认同。应该说，这个问题具有更深的层次，更带根本性，也更加复杂。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回归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进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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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内地文化上同根同源，本来并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
近几十年香港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这里已有我国先民居住。现已出土的香港新石器时代遗物（石器、陶器等），属于华南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香港出土的青铜器时代遗物和在东龙岛、石壁、蒲台、长洲等处发现的古代摩崖石刻，其形制或花纹和广东以至长江流域同时期的出土文物极其相似。1955年在九龙深水埗李郑屋村发现汉墓一座。其形体结构与1921年在广州驷马冈发现的汉墓相同，墓砖上有的留有“大吉番禺”、“薛师”、“六十四”等模印或刻印的隶书文字。墓中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共58件，无论在形制还是纹饰上与广东内地汉墓中出土的物品均属同一类型。另据1998年1月7日《中国文物报》报道：1997年6—11月，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香港马湾岛东湾仔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20座墓葬，居住遗址及丰富的文化遗物，进一步证明当地文化属于珠江三角洲同期的文化，所发现的人骨与新石器时代珠江流域人骨的体质特点有明显的共性。
中国对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即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公元前214 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派兵平定百越，置四郡，今香港地区即属其中的南海郡番禺县管辖，汉代仍之。之后历经晋、隋、唐、五代、宋以至明、清，此地区曾先后归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增城县及新安县管辖。
香港地区的记载，始见于《新唐书》所载的“屯门”。唐代由于屯门地扼珠江口要冲，西方来华商船，多先聚于此，然后北上，故此地成为广州对外交通的外港。唐时在此置屯门镇，派兵镇守，保护来往商舶。迄至两宋，在大屿山（大奚山）置摧锋水兵300名屯守， 并在今九龙城南设官富司，元时复有屯门巡检司之设。这是中国早已在香港地区设官治理的明证。
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的文化渊源至为久远。据清嘉庆王崇熙《新安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记载，南北朝时刘宋文帝元嘉五年（公元428 年），传有北人奇僧杯渡禅师南游，曾住锡于屯门山（今称青山），后人因名此山曰“杯渡山”，并建杯渡庵（今青山禅院）以资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刘禹锡的诗中也曾提及屯门：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曾留下“屯门虽云高， 亦映波浪没”的诗句。他的同时代大诗人刘禹锡也有“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沓潮”的诗句。宋末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元遣海陆兵南下逐宋帝，吏部侍郎陆秀夫曾护罡、昺二帝于九龙半岛建行宫驻跸，后人为此在当地建宋王（皇）台纪念此事，该处石碑至今犹存。
香港地区的居民，历史上自内地迁来者甚多，宋、元以来已有明显记载。当时因内地战乱频仍，有不少人避迁来此地开村立业。现今“新界”的邓、文、廖、侯、彭“五大族”，即是宋、元两代从内地迁居来此的。据上述《新安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称：北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江西吉水县人、进士邓符（字符协）入广东赴阳春县令任，“乐风土之美，卜居于邑之锦田桂角山下”，其后子孙繁衍，世居“新界”锦田、龙跃头、竹村、屏山、厦村等处，成为“新界”之第一大望族。邓符并在锦田创力瀛书院（斋），聚众讲学。该书院的创始年代较之广州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著名古老书院，还要早一百多年，在整个广东地区也是较早的书院之一。有清一代，“新界”各地的墟市，规模已相当可观，“廛肆纵横，街衢通达”，商业繁盛。锦田、大埔、上水、屏山、新田、沙头角、龙跃头、九龙城寨等地，多种私塾、书室、书屋、书院、义学也纷纷出现。香港岛和一些离岛上亦办有私塾。据近人统计，清代仅在“新界”成立的文化教育场所即不下449处。 各村子弟在此等地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不少人取得了功名，直至获登进士。此外，香港地区的一些文物古迹，如庙宇、宗祠、围屋、围村之类，建筑宏伟，装饰精美，堪称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
以上所述，说明香港与中国内地文化一脉相承，本来无须相互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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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为何又出现文化认同的问题呢？这是与英国强占香港地区和对该地区150余年的殖民统治分不开的。
英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曾享有“日不落国”的称号，极富于殖民统治经验。在统治香港的漫长岁月中，港英政府一贯不遗余力地向当地中国居民灌输主权在英、英王至上、中国人是英王“子民”的思想。早在英国强占香港岛后不久，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侵略军总司令伯麦即联名颁发《告示》，宣布“是尔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故自应恭顺乐服国主派来之官”。此后，港英当局在香港建立了殖民统治机构，推行殖民政策，进行殖民主义宣传，极力制造港人对英国王室的皈依感；同时大力推行殖民文化，片面强调西方政治、经济、管理和文化的优越性，并培植少数上层人物和“西化人物”作为统治香港的社会支柱。在教育方面，港英当局有计划地强化英语和西方文化知识的教学和功利主义教育。轩尼诗任港督时期，辅政司柯士甸曾公然宣称：“基于政治和商业利益，英语学习在所有官立学校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香港教育委员会在其1902年的报告中也写道：“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远远超过这笔（教育）费用。”与此相反，港英政府故意排斥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抹煞歪曲英国侵占香港的历史，以淡化港人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使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发生隔膜，使香港文化与母体脱离。不能否认，一个半世纪以来，港英的上述政策相当奏效。结果是今天的部分港人，尤其是部分中青年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不甚了了，他们对中华文化远不及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文化那样了解，一些人对香港的回归持徘徊观望、疑虑重重甚至是抵触反对的态度。香港与内地文化认同的问题，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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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认同问题，首先必须对香港的文化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即香港和内地在文化上到底彼此认同些什么，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香港虽然在英国统治下已经有150余年，但是由于香港98 %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中华文化的传统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加以与内地山川相连，人们与内地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直到今天，仍然不难发现，香港文化的根在中国。与港英当局的愿望相反，绝大多数港人至今仍然使用中国的语言文字，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美德，具有与内地人一样的心理素质。他们和内地人过同样的传统节日，有较强的家族观念，信同样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及伦理道德，仍然是大多数港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一切，构成了香港与内地文化认同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统治香港为时已久，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着意推行的殖民文化对小部分港人浸染甚深，使得他们在文化心理、民族意识和祖国观念上发生异化，并不加分别地、片面地崇尚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因而在香港回归后，使文化认同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然而，香港文化虽然带有深刻的殖民文化烙印，却仍有其积极的一面。
香港历史上素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中国古老的优秀传统文化赖以传到西方，西方的先进文化也得以介绍到中国。在香港，曾经出现过王韬、何启、胡礼垣等爱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接受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大力鼓吹变法自强，兴办学校，创立报纸，发展工商业和外贸，修筑铁路，实行君主立宪。他们的著作和主张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思想家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1879年康有为22岁时游历香港后，“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此后他即“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学发表讲演，也说他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由此可见，不管当时英国当局的意愿如何，香港在客观上成了西方先进思想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前进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香港一度执行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这个“充分利用”，就包含通过香港这扇“窗户”，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和文化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我们不仅从香港引进了大量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广泛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思想文化。目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和举世闻名的大自由港，已经形成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它在文化上可谓是八面来风。尽管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但它具有敏捷地反映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好条件却是不争的事实。香港回归以后，充分利用香港的这个优势向国外介绍中国和中华文化，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扩大我国的影响，同时积极主动地、有选择地吸收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来补充、丰富、滋养、提高中华文化，促使它更加现代化，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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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对香港文化的认识和分析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如何促进和加强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认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是一个认同什么的问题。
如上所述，英占以前，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同根同源，本来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英占以后，在150年余年中， 英国的殖民统治并没能挖掉渊源甚深的香港中华文化的根，尤其是它的爱国一统的文化的根。因此，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认同迄至目前为止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在新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问题。事实上，百余年来，两地间文化认同和体现爱国一家的事例比比皆是：英国占领香港岛后，港岛居民、广东省人民和清政府曾为收复该岛进行过重大努力。他们或是发表檄文，或是请愿和集会示威，或是进行收复港岛的军事准备。港人并以投毒、袭击英人、罢工、反对人口登记等方式来抵制英国的殖民统治。1899 年4月，“新界”租借地的民众“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曾掀起可歌可泣的反对英国接管的武装斗争。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以香港为宣传组织革命、筹集经费和武器的基地，得到爱国港人和当地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罢工期间，香港同胞和内地人民一起，表现出“誓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爱国热忱。抗日战争期间，内地大批文化人云集香港，香港中国居民同仇敌忾，认同并大力支持了他们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1941年底日本占领香港后，又有不少港人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营救运动，使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从日寇追捕下安全脱险，抵达大后方。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广大内地人民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为修建东江引水工程，为香港提供大量廉价原料、半成品、农副产品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香港居民也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给予巨大支持，作出了无可取代的宝贵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港人在向内地投资设厂、开展贸易、资助教育、体育、文化卫生事业等方面率先行动，功不可没。每当内地发生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时，香港同胞皆如同身受，满腔热忱地投入救援行动，在财力、物力上踊跃捐输，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深情厚谊，尤为重要的是香港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香港与内地在民族与文化上认同的结果。
大量事实说明，一个半世纪以来，在国家生死存亡或发生社会或自然灾害的关键时刻，香港同胞都是心向祖国，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回归后进一步实现香港与内地文化认同的根本保证。但是，由于香港毕竟在英国统治下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西方文化的消极面和殖民文化在一些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回归后香港与内地仍然存在一个进一步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一认同首先是要发扬香港同胞的上述爱国传统，进一步加强民族意识、祖国意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几千年以来，中国国土几经分裂，但最终都是分后必合，缺而复圆。大一统的思想，领土不可分割的思想，爱国家、爱民族、爱自己古老辉煌的传统文化和尊重自己的传统美德，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核心和精粹所在。
仅以中华文化的爱国统一传统而论，它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中国自古即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历代大思想家均以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团结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报效祖国、争取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理想。当国家分裂时，无数志士仁人皆以重建江山一统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曾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名句，抒发他恢复中国统一的激烈壮怀。大诗人陆游临终前曾写出《示儿》的名篇：“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宋末名相文天祥，在其《过零丁洋》的千古绝唱中，也发出对“山河破碎”的悲痛欲绝的呼号，并表现出以死殉国的伟节丹心。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对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影响至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继承了这个传统，毕生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职志并为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也为香港、澳门的回归和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努力。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直接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一统精神。没有这一伟大构想的巨大感召力，没有600 余万香港同胞对“一国”的认同，香港的回归将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这种对“一国”的彼此认同，超越时代，超越国内的民族和地域，超越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中最稳定、最可贵的因素，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根本，与天地同寿，共日月同辉。我国所以能历经五千年沧桑巨变而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实有赖于此。香港回归后的文化认同，首先就是继承和发扬这一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在内地和港人中牢固地树立“一国”和爱国的观念。离开这个中心点，无异是舍本逐末。
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六章的规定，特别行政区政府享有“自行制定”各项文化政策的广泛权利，这在文化上充分体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就是说，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承认内地与香港的“两制”与求同存异。但是，“一国两制”，“一国”是前提，在“一国”的问题上，即爱国与尊重自己民族的问题上必须“求同”。为此，必须坚决清除回归前殖民文化的影响，加强爱国爱港教育和有关祖国历史、地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大力推广普通话，密切香港与内地多种形式的文化、学术、人员交流，改变以往港人中流行的“寄人篱下”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观念和与内地一体、同生死，共休戚的观念。如此等等。文化是一个点滴积累、“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决非一蹴可就。文化认同的问题也是如此。只有积以时日，积极、谨慎、耐心地去做，方能有成，决非任何行政命令、简单轻率、操之过急的做法所能济事。
文化认同也不可理解为香港同胞单向地对内地文化的认同，而是两地的双向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璀璨辉煌，两地皆认同其精华，乃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和第一要务，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文化问题的要害在于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持久不衰的文化都具有开放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它总是不断地吸收、消化、改造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来丰富、更新、发展自己，为我所用。在这个方面，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表现得尤为突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来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并立，求同存异，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就是明证。其中佛教为外来文化，经过吸收改造，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其影响所及，人所共见。总之，中华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来就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香港回归祖国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我们不能要求香港同胞接受内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面，对于香港的殖民文化，残存的封建文化（内地亦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消极面，自应逐步加以消除。在大力宣传、提倡、扶持爱国主义文化的同时，对于一切无损于国家统一、民族利益和尊严的文化（包括目前在香港占主导地位的商业通俗流行文化），似应取包容和求同存异的态度。应该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特殊有利条件，广泛吸收香港本地和全世界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前提下，使中华文化进一步现代化，再创辉煌，在此基础上达到香港与内地文化上的高度认同。在这里，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在文化上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至关重要。任何简单片面、过急过“左”的做法，必然是南辕北辙，对香与内地的文化认同非徒无益，反而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