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霞[1]2004年在《论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核心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一条艰辛曲折的探索之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付出了心血。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我党处于幼年时期，在中国革命十分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的艰难时期，他努力学习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认真思考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和道路的探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进程。其主要功绩是：他是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他精辟地、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如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国共合作问题、党的建设等问题。但马列主义中国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瞿秋白也有过失误，主要是犯了“左”的错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斗争策略问题上、土地问题上都有所表现。大革命失败后的“左”倾盲动错误是我党历史上所犯的第一次“左”的错误，出现错误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作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归过于他一个人，更不能把他看作是此次错误的代表，这次错误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次集体失误。不管怎么说，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漫长历程中，瞿秋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和先驱，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奠基者，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贡献和失误，正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历程的真实写照和历史片断，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有很大的启发。瞿秋白在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善于思索、追求真理的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和值得学习的。
高燕[2]2012年在《瞿秋白人格的文化因素探析》文中提出瞿秋白,早期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既是一名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涵养的知识分子,又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独特的人格形象。人格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与其所接受的文化是分不开的。由于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特殊的家族家庭背景以及自身阅历,瞿秋白深受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中传统文化对其影响尤为深刻,是其人格形成的基础,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则是其人格形成的关键。本文以文献研究法和历史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按以下逻辑思路展开探索：首先,分别从特定的时代背景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氛围、特有的家族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以及特殊人生阅历的传统文化接受,分析了瞿秋白人格形成的传统文化基础。其次,以五四运动前、五四运动中、五四运动后的历史脉络为主线,探析瞿秋白思想的转变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过程。可以说,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通性,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内在心理依据,因而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瞿秋白,在实践中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其人格形成的关键。再次,运用大量史实来分析革命实践中瞿秋白人格的展现,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严于律己、认真尽责和内省的精神,豁达的生死观,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等。由此得出结论：传统文化的内蕴与马克思主义的升华铸就了瞿秋白独特的人格。总之,一个人的文化接受对其人格形成影响很大,瞿秋白人格于此是极好的印证。同时,瞿秋白人格的文化因素对当今大学生的人格塑造深具启发性。也就是说,当代大学生应当以瞿秋白为榜样,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精华,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建构自己的理想人格。
周龙燕[3]2014年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提出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叁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叁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叁：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叁,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叁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刘中望[4]2012年在《政治与学术的复调话语——论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维度》文中认为在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维度中,瞿秋白一方面以"文艺阶级性"为核心,致力于建构文学理论的"政治话语",注重发挥文艺的煽动作用、宣传功能;另一方面尊重与理解文艺的内部规律,强调文学理论"学术话语"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研究色彩。缘于瞿秋白文学理论生成的时空条件、"二元式"独特个性、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资源的复杂性等因素,政治与学术的复调话语在瞿秋白的思想世界中处于互补与矛盾的关系之中。
张寿春[5]2009年在《革命道路创新对解放全中国的作用及其启示——兼论瞿秋白与毛泽东的互动互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10月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长期革命斗争的硕果。这个胜利的取得,既不是重复某些西方国家议会斗争的道路,也不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那种中心城市起义的模式,而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以创建若干小块革命
章慕荣[6]2017年在《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封建”概念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使用“封建”概念来概括或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和革命现实问题。受到共产国际、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反封建问题论述的深刻影响,以及时代流行反封建话语的浸染,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封建概念之面貌并不十分清晰。从192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封建”的理解出现两个维度的明显变化,从而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框架内的封建概念。伴随着中国革命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方向转折,中国共产党人在1929年正式开始了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封建主义话语(1)的努力与实践。
王炳林[7]2019年在《历史实践积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丰富经验》文中研究表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与《理论与改革》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党的政治建设与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防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等20余名着名专家与会参加了研讨。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党的十九大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创新举措,意义十分重大。专家们围绕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及其思想和实践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历史经验,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观点。现选择部分专家发言精要在本刊分两期刊发,以期对深化研究有所裨益。
季水河, 季念[8]2019年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文中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源自于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性观念,受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学人民性思想的滋养,得益于“五四”前后所倡导的平民文学观念和中国古代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的主要内容是:提出了人民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肯定了人民是文学艺术的表现主角,强调了人民是文学艺术服务的主要对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复兴之势,但同时也遭遇了挑战,具体表现为人民性内涵向公民性泛化,人民性思想的重点向艺术性偏移等。
赵思童[9]2019年在《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大众化的当代命题与现实应对》文中提出大众化就是理论被群众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大众化就是其中国形态为中国民众所认可、接受、遵循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大众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取得了明显成就,但今天也面临着艺术理论的中国化、艺术语言风格的大众化、艺术形式的民族化、艺术表现的生活化等诸多任务。为此需要引导艺术创作主体,加强艺术市场管理,注重学生艺术教育,发挥互联网艺术传播功能等,把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大众化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刘林元[10]2019年在《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教条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挽救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蒋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瞿秋白人格的文化因素探析[D]. 高燕. 西南交通大学. 2012
[3]. 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
[4]. 政治与学术的复调话语——论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维度[J]. 刘中望.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12
[5]. 革命道路创新对解放全中国的作用及其启示——兼论瞿秋白与毛泽东的互动互补[C]. 张寿春. 瞿秋白研究文丛（第叁辑）. 2009
[6]. 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封建”概念的历史考察[J]. 章慕荣.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7
[7]. 历史实践积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丰富经验[J]. 王炳林. 理论与改革. 2019
[8].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J]. 季水河, 季念.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9]. 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大众化的当代命题与现实应对[J]. 赵思童.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10]. 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J]. 刘林元.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