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纪要论文,经济形势论文,亚太地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1998年5月29日至31日共同举办了“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黄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滕藤，天津市市长李盛霖，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宫本雄二以及50多名中日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蕴岭所长和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大河原良雄理事长分别作了题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亚太地区形势与中日关系”的基调报告。接着，与会代表就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加强中日友好合作、促进东北亚尤其是环渤海地区和天津发展等三项专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并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
中日学者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与此相应，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关系也处在调整之中。这一趋势由张蕴岭的基调报告概括为以下3点：首先，从总的来看，形势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但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金融危机爆发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信心亟待恢复。如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迅速克服危机，扩大和推动经济合作，进一步稳定和开放市场，通过处理好国与国之间关系，维持地区平衡与可持续性发展是亚太地区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其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优势突出，出现了对“亚洲模式”的挑战。但是，由于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原因，亚太各国在诸如人权、价值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多元政治、文化并存，是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特点。为此，需要在促进多元政治、文化发展的同时，通过加强合作来取得共同发展。第三，是通过达成新安全观方面的共识，维护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即在所有国家参与的多边协商的前提下，建立平等、协商和合作基础上的共同安全。
关于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关系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何方研究员归纳出4点积极意义：(1)大国关系调整，建立了良性互动的基本框架；(2)金融危机是对20年高速经济发展的必然调整；(3)数年后东亚仍是增长中心、世界经济第四极，发展速度将超过发达国家；(4)印巴核试验改变不了世界发展趋势。
金熙德、姜跃春等与会中方中青年学者们也从中、日、美、俄4大国的双边关系形态做出分析，得出只有形成新型、良好的大国关系，构筑起亚太政治与安全合作机制和创造出有利环境，才能使中日关系建立于坚实、稳定的基础之上。
大河原良雄在报告中指出：东北亚残存的不明朗形势，是冷战的后遗症。但是，起自去年的首脑外交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目前，日美同盟关系有所进展，但贸易摩擦与日本经济低迷令美国对日不满。在日本同朝鲜半岛关系上，向韩国提供100亿美元援助后，合作关系密切；但与朝鲜的关系很难取得大的进展。日俄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北方领土问题，近来经两国首脑会谈，估计政治关系将有新的进展。与此相对应，日中政治关系中的相互信任前几年降至最低点，1997年以后经两国领导人努力，正在改善之中。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两国要在“永久的和平友好、和平解决纷争、反对霸权主义”这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强化相互依赖关系，推进首脑定期互访，在构筑亚洲安保体制上取得共识，加强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
日本法政大学下斗米伸夫教授则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入手，分析日俄关系转变对太平洋地区均势的影响，指出日本、俄罗斯对中国有所担心，这与对美日结盟中俄结盟的顾虑一样，都是错误的。新的日、美、中、俄关系如何建立和发展，要由21世纪的亚洲时代来回答。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矢吹晋教授论述了亚洲经济发展与中国15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亚洲的威胁，而是将会推动地区发展的机遇。因此，应当努力促进中国加入WTO，并在健全金融资本市场等构筑市场经济框架方面给予合作。只要中国路子对头，还可能持续1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作用时，高度评价了朱镕基总理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对稳定局势的积极作用。其他到会日本学者也纷纷肯定了中国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
但是，对于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也有部分中日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日本国际开发研究中心高桥一生所长指出，中国政府在执行迄今的正确政策的同时，应当采取以下4项政策：(1)分阶段、有步骤地降低人民币汇率；(2)在政策宏观调整的同时，深化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3)在构筑地区合作体系中，积极争取中国的领导权与核心地位；(4)积极参加强化世界范围的金融体系的活动。中国外经贸部贸易研究所金柏松副研究员等中国学者则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出发，对人民币汇率今后走势做出多种分析，在假设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并演变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前提下，探讨明年人民币适当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美国经济景气已持续8年，渐至末期，离衰退不远了。亚太国家可采取共同开发俄罗斯资源等措施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恢复。
二、关于发展中日关系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20周年来，两国关系在这一准绳规范下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今后如何消除妨碍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不良因素，奠定面向21世纪的国家关系的牢固基础，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重要问题。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超越历史，面向未来”和“建立真诚的信任关系”的重要性。要超越历史，首先要承认历史和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两国关系已经有了可靠和明确的法理基础，即《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两国间的实际关系还十分脆弱，需要培养和加强。中日之间如何建立真诚的信任关系，首先是对对方有一个基本定位，即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或伙伴。冷战结束后，大国寻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所谓“战略伙伴”，最基本的含义是不以对方为敌，在大的利益问题上不搞对抗，而进行协商和合作。中日间不仅至少应该建立这样一种合作关系，而且应该建立一种层次更高的合作关系。当然，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会议期间，日本驻华公使宫本雄二就改善和加强日中关系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两国间存在“三个半消极因素”和“三个积极因素”。所谓消极因素，第一，对过去历史的认识问题；第二，两国间的领土问题；第三，台湾问题；“半个”则指日美安保条约问题。所谓积极因素，即：第一，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以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互通有无；第二，双边、地区经济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使双边关系纳入国际关系整体之中；第三，两国共同面临着环境等超越国境的人类共有问题。今后，日中两国应当尽量扩大积极因素，缩小消极因素，对负面的因素要以战略姿态来处理，要有新思维。具体讲，对麻烦的历史问题只能用加深相互理解的长期努力去解决，对领土问题也要以战略眼光来看待，尖阁群岛（即我钓鱼岛——笔者注）问题暂时不要讨论它，可以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台湾问题也是一样，首先要确定台湾不能独立，同时大陆要保证不动武，双方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当然，目前双方都不会向国际社会做保证），这样用新的目光审视，就好办了。日美安保条约也是一样，日、美、中的相互安全如何建立，并不是没有弹性的，应当是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针对日本公使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蒋立峰副所长发表如下看法：中日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现实问题比历史问题更为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问题会更加突显出来，而历史问题会在加深相互理解中逐渐淡化。相反，日美修改新防卫合作指针问题直接涉及中国，所以在“消极因素”的排序中，日美安保问题应当放在领土、台湾及历史问题之前，给予重视。今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日本经济不景气，开始减少对华援助，但日本方面应当自我反思对华经济合作中的做法。关于中、日、美大三角关系，日本自民党加藤綋一干事长曾在美国讲“建立等边三角形关系”，结果遭到美、日双方反对。但是，我认为这种提法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当予提倡。另外，双方应当为对发展两国关系做出过贡献的人树碑立传，通过肯定和纪念前人的贡献推动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大河原良雄指出，处理好当前的日中关系，首先要做好以下4点：(1)加强交流，强化相互尊重的信赖关系，尤其要使已经开展的首脑互访制度化、定期化；(2)要在“亚太安全体制”上达成共识；(3)加强经济技术交流，日本企业应当注重对华投资，而中国方面也应当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加大力量；(4)加强学术文化交流，努力创造良好的文化背景。
日本东京大学石井明教授指出：日中关系的关键是日、美、中三角关系的定位。日本人不同意中国方面期待的等边三角关系。20多年前，田中角荣前首相在鉴定《日中联合声明》时就讲过“是等腰三角形”。就目前情况而言，短期内不会成为等边三角形。日本国原驻美大使菊地清明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并就日中两国关系定位问题，向与会的中国学者提出日中间“友好合作关系”与其它“战略伙伴双边关系”孰高孰低的问题。张蕴岭所长代表中方回答，中日关系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利益，我们强调的睦邻友好关系是对两国关系提出的更高的目标，应当高于一般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孙叔林副所长在发言中也强调中日间应以互信为本，通过放眼未来的政府沟通和民间交流加强两国关系，尤其强调了中日两国恪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原则，世世代代友好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高海宽主任就发展中日关系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发表5点意见：第一，日方在对华问题上自相矛盾。例如，日本政府和外务省重视对华关系，而右翼势力却消极破坏；外务省内部亚洲局积极，而北美局最近的言论不利于两国关系。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也是一样，1995年村山前首相谈话明确了对战争问题的立场，而国会的“不战决议”等与之相矛盾，起到消极作用。今后要努力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使中日友好形成一体化、一元化；第二，是《日美安保条约》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矛盾。日本迄今的做法是使《日美安保条约》的内容强化和具体化，同时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原则弱化和抽象化，结果对发展中日关系不利。今后应当强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使之具体化，使两国关系有章可循；第三，两国要以诚相待。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会儿讲“不是地理概念”，一会儿讲“当然包括台湾”，失信于中国人民，是不足取的做法；第四，两国关系是各自内政的延伸，当前中国面临着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日本则面临着争取持续繁荣问题，应当注意排除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干扰；第五，在着眼长期利益的合作时，还应当净化中日友好的舆论环境，创造有利于友好关系的气氛。
三、东北亚与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
与会的中日代表还就东北亚与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展开讨论，献计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增杰副所长在会上做了“环黄海经济圈展望”的演讲，从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对历史传统、现实经济合作新曙光、区域合作的产业基础与政府行为作了阐述，着重分析了天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提出两点政策建议：一是要充分发挥天津巨型港口的作用，逐步建立起以华北和东北南部为腹地的海洋贸易据点，成为超越大连的贸易、金融和流通中心。二是要充分发挥原有产业基础的长处，创建一二个大型项目，形成诸如海洋石油勘探、汽车生产基地或信息产业中心等类型的经济合作据点，使其成为这一地区各国经济合作的中心，使天津在黄海经济圈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研究员做了题为日本的制作能力与“大田模式”的发言，指出日本向国外转移制作能力是历史的必然，借鉴日本科技发展经验，将“大田模式”运用到天津高科技开发区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崔振凤、李春成研究员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吴敬华主任、王庆和研究员也从充分发挥天津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作用，共同支持东北亚战略地带崛起等方面，论证了天津对中国乃至东北亚经济发展具有的战略意义。
日本同志社大学篠原综一教授还从日本的贸易结构与生产网络的分析出发，对90年代日本经济形势与对外合作的前景，为天津经济开发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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