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控制的收益损失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损失论文,我国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措施。例如：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代替信贷规模管理；逐步放松了利率管理；人民币实现在贸易项下可兑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减少或取消商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等等。尽管金融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国金融体系仍处于国家的严格管理之下，以直接规定利率、汇率、服务收费为主要内容的价格管理，以市场进出、业务范围限制为主要内容的非价格管理，以及多种形式的信贷用途干预和财务审批制度，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约束着银行体系的经营行为。这种控制一方面为国家提供了宝贵的调控经济的资源，为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降低了银行效率，形成了大量的呆账。本文以我国金融业的主体——银行业为例，通过对我国银行业控制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量化分析，来说明金融改革的迫切性。
一、金融控制的正效应
我国金融控制的正效应主要有两个：国有企业金融租金和货币发行收益（包括财政借款）。在金融控制政策下，国家依托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地位，获得了庞大的金融租金及货币发行收益，为弥补公共部门赤字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来源。
1.金融租金。在利率管制政策下，国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成本动员了居民庞大的金融剩余，再低成本配置给重点国有企业，使获得信贷支持的国有企业得到了一笔金融租金。在财政无力提供资金扶持的情况下，金融租金部分地替代了财政功能，弥补了外源融资缺口。据胡和立估算，1988年由市场利率与官定利率的利差带来的金融租金即达1139亿元，相当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的48.3%和146.9%。万安培估计1992年的利差租金高达1983亿元，相当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的56.9%和202.4%。
以上研究时间较早，而市场利率又无法准确估计（上述研究以民间黑市利率代替市场利率，这在研究全国大规模资金时是不恰当的）。本文以全国集体和三资工业企业的资金边际贡献率11.235%（计算依据见表3）来代替市场利率的上限，由此计算2000年金融控制政策给国有企业带来的租金为：
国有企业年平均贷款×（平均市场利率上限－无风险报酬率1.5%－法定平均利率）
=79019×(11.235%-1.5%-5.85%)=3070亿元
这就是说，在政府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金融控制政策为政府创造了能替代财政功能的大量租金，有力地支持了国有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表1 我国国有经济部门获得的金融租金估算
注：当年贷款实际使用量＝上年末贷款余额＋本年新增贷款额×0.5；国有经济贷款占比＝（短期贷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短期贷款。由于统计数据取得的困难，1998年以前市场利率与法定利率之差按5%计算。数据引自《中国金融年鉴》各期。
2.货币发行收益。在金融抑制政策下，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获得了庞大的货币发行收益。1999年，即便在经济货币化水平已相当高、国家的货币发行收益已大为减少的情况下，国有金融的财政贡献率仍然高达40.09%，如果加上给予国有企业的金融租金，这一比率更高达50.23%。
表2 国有金融的财政贡献
注：财政贡献＝贷币发行收益＋财政借款；财政贡献度＝财政贡献／财政收入；综合贡献＝财政贡献＋金融租金；综合贡献度＝综合贡献／财政收入。
金融控制政策的财政支持效应有着巨大的旁侧影响，成为影响渐进改革绩效的基本因素之一。转型时期的国家财政除了提供公共用品之外，还具有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制度变迁的特殊功能，政府利用金融抑制政策弥补公共部门赤字，增强了国家利用财政协调改革中的利益矛盾的能力，扩大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或公有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补贴。特别是在税收机制尚不健全，财政途径动员社会金融剩余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在补贴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和防止失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渐进改革的进程中，我国避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获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金融抑制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金融控制的负效应
作为一项影响渐进改革绩效的制度安排，金融控制的推行也付出了高昂的效率损失代价。其损失主要有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和银行管理效率损失两个方面：
1.金融控制下我国独特的资金配置状况
(1)我国国有企业整体上已丧失还款能力。我国利率水平一直处于十分特殊的区间，人行规定的贷款利率并不是低于生产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而是大大高于生产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甚至在多数年份还高于生产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如表3所示，1998～2000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分别为0.70%、1.24%、2.87%，而同期名义贷款利率分别为7.56%、6.09%和5.85%。因此，一方面，国有企业从整体上已经丧失了还款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有企业不能大量倒闭，而是大量地欠债不还，银行贷款失去了对企业的硬约束，国有企业也就对利率不敏感了。
表3 国有、乡镇和三资工业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比较（单位：%）
指标 年份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集体及私人企业 三资企业
资金利润率1998
0.703.651.96
1999
1.244.233.28
2000
2.877.024.96
资金销售利润率1998
5.7511.29
7.46
1999
5.549.568.77
2000
7.4512.12
10.35
平均利率 1998
7.56
1999
6.09
2000
5.58
注：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表仅以工业企业为例进行说明。本表中“集体及私人企业”一栏包括所有行业的数据，而不仅指工业企业部分；“三资企业”一栏也是如此，但由于三资企业中商业和其他企业较少，其可比性稍好。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中国金融年鉴》2001年版。
(2)在信贷干预政策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受各级政府的广泛影响和干预，进一步加大了社会资金部门再配置的困难。各地企业往往与地方税收利害攸关，企业融资需求往往为地方政府所重视。至于分散的农业生产，在工业化进程缓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情况下，直接与社会稳定相关，更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目前，信贷资金主要以所有制和对国家的重要性为依据进行配置。以2000年为例，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量的80%。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信息量巨大且不对称，政府并不能保证这种信贷配置总是把资金配置给效益最好的企业。事实上，由于保障就业、维持稳定等特殊的委托目标都进入了政府的目标函数，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并不完全取决于借款企业的资金收益率，大量的信贷资金被强制投放到国有企业的低效投资项目中，使全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降低。
2.我国资金配置效率损失的独特机制及损失估计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具有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特点，即由于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生产效益上的差异，同时存在着先进部门和落后部门。与私有制经济社会不同，我国金融控制政策的作用机制有其独特性，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高、生产效益好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低、生产效益差的并不一定是乡镇企业或三资企业。相反，在1985年以后，国有企业出现持续的大幅亏损，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落后，生产效益差，应当划入落后部门。
在我国独特的作用机制下，二元经济不是把效率低的部门Ⅰ的资金贷给效率高的部门Ⅱ，而是把居民的存款（由于不确定预期、整体收入低、金融工具少等原因导致这种存款数额很大）和效率高的部门Ⅱ的资金贷给效率低的部门Ⅰ。部门Ⅰ基本不储蓄或储蓄额很少，其生产资金依赖银行供给；部门Ⅱ虽然有一定的储蓄额，但获得贷款相当少。因此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是（以2000年数据计算）：
(1)法定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造成的效率损失：
社会信贷总额×（伞均市场利率上限－无风险报酬率1.5%－法定平均利率）
=99371×(11.235%-1.5%-5.85%)=3860亿元／年
(2)在信贷干预下，资金配置到部门Ⅰ的损失：
国企年平均贷款×（部门Ⅱ平均资金利润率－部门Ⅰ平均资金利润率）
=79019×(5.97%-2.87%)=2500亿元／年
3.银行中介的管理效率损失
由于我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国有性质，我国金融控制的成本还要包括因银行低效经营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下面把四大商业银行与汇丰银行的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四大银行的效率损失，并以此近似代替整体银行中介的管理效率损失。
表4 各银行资产负债情况表 （单位：亿元）
表5 各银行损益情况 （单位：亿元）
(1)不良资产损失。我国人民币存贷款利息由人行统一规定，各家商业银行浮动的余地很小，以某沿海地区存贷款结构为例，存贷款名义利差达4.69%。而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香港，利率相对自由，各家银行不可能给存款户太低的利息、向贷款户索要太高的利息，因此汇丰银行的名义利差较低，仅有2.54%。因此，仅从利率制定上，国家每年给予四大银行的超额收益即达1662亿元。但四大银行平均实际利差仅有0.62%，其余的部分都给不良资产消耗掉了，即不良资产每年带来的效益损失约为3132亿元。
从另一角度计算，据人民银行统计，在不良资产剥离后，2000年底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仍高达25%，以此计算，国有银行产生的不良资产达32000亿元（加上剥离的14000亿元），占当年GDP的37%。而据2002年5月中国银行公布的数据，估计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比在31%左右，以此计算，不良资产总额达45000亿元。如果按国家给资产公司内定的收回率30%计算，损失将高达31500亿元；即使损失只有50%，也高达22500亿元。假设损失在10年内摊销，则每年损失为2250亿元至3150亿元。
(2)经营效率损失。汇丰银行资金费用率（经营费用／总资产）为1.8%，收入费用率（经营费用／营业收入）为21%，收入利润率（利润／营业收入）为31%，费用利润倍数为0.69倍（由于1998年香港受金融风暴影响而计提巨额坏帐准备，故剔除1998年的数据）。我国四大银行数据为：资金费用率为1.1%，收入费用率为22%，收入利润率为3.3%，费用利润倍数为6.7倍（以上数字均以三年平均数据计算而得）。
由于香港人工、房租等经营成本较高，其资金成本率相对较高，约为1.8%，比四大银行平均数1.1%高出63%。但内地业务品种单一、物价水平较低，按1:3.5的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折算价格）进行折算，我国银行业的实际资金成本率高达3.85%，比汇丰银行高出214%。这反映出我国银行经营管理的综合效率较低，用以上数据推算，我国四大银行每年多支付经营费用约603亿元。
在利差较低的情况下，凭借良好的管理运营机制，汇丰银行可以将利差的60%变成利润。以此匡算，四大银行因管理效率低而损失的利润约为1042亿元（其中603亿元以多支付费用的形式出现），这实际上是在中国特有的所有权结构和代理人链条情况下出现的垄断利润的转化形式。
以上几项因素相加，四大银行的管理效率损失为4174亿元／年。
综合起来考察金融控制的收益和效率损失，有：
金融控制的收益＝给予国有企业的金融租金＋财政贡献
=3070+2452=5699亿元
金融控制的损失＝资源配置低效损失＋银行体系的损失
=(3860+2500)+4174=10534亿元
资源配置低效损失中的第二项与银行不良资产损失有相当的重合部分，如果剔除这一项，则效率损失为8034亿元。
整体来说，我国金融控制的收益远小于其损失。金融控制政策严重损害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对于政府而言，由于巨额不良资产和银行管理效率的低下，其正效应也大大低于其负效应，金融控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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