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俄罗斯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一般把俄罗斯外交概括为“双头鹰外交”或“大国外交”。事实上，俄罗斯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外交战略。因为，第一，它还没有完全搞清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角色，也无法确定21世纪国内和国际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第二，频繁的政府更迭、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政治风波等因素严重妨碍了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尽管如此，在世纪变换之际，俄罗斯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在新世纪国际关系发展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同主要世界力量中心的关系，还是得出了一些相对比较普遍的认识。所以在非常相对的意义上，可以把下一个世纪俄罗斯外交战略基本走向归纳为：继续追求世界大国目标，但侧重点和方法已有所改变，即，从把美国当成主要的战略伙伴转变为视其为主要对手，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实力，最充分利用同欧洲和东方大国的伙伴或战略协作关系，与美国一争高低。
一、20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外交回顾
1991年7月，叶利钦向西方表示：“俄罗斯作出了最终选择。 它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共产主义道路，它要走美国和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文明道路。”（注：[俄]爱·巴塔洛夫：《“文明世界”的幻影》，载于《自由思想》杂志（俄）1999年第5期，第33页。 ）俄罗斯激进改革派以为，只要自己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就会被张开双臂等待着的“文明民族大家庭”接纳，就会迅速变成第二个富裕的“美国”。
但是，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要变成第二个“美国”，仅此是不够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的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斗争，实际上是在反对世界大国苏联，因为只有它能够联合其盟友同西方阵营对抗。至于反共宣传，西方的政治家们自己几乎都不再相信了。所以，在俄罗斯宣布奉行资本主义价值观以后，西方世界并没有热情地以物质援助回报它。它们期望的只是对手被打倒，并成为其俯首帖耳的小伙伴。至于在什么颜色的旗帜下实现这一目标，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于是，当俄罗斯对小伙伴角色和西方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稍有怨言时，西方的战略家们就暗示俄罗斯，“文明民族家庭并没有期待它的加入”，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俄战略伙伴关系“为时尚早”。（注：[美]布热津斯基：《为时尚早的伙伴关系》，载于《政治研究》杂志（俄）1994年第2期。）
更让俄罗斯恼火的是，在苏军完全撤出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以后，西方政治领袖们立即把当初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作出的“北约绝不会向俄罗斯的边界推进”的承诺撕成碎片。结果，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已经“荣幸”地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而且，执着地站在北约的大门外排队的国家，除固执的波罗的海三国以外，还有俄罗斯昔日“忠实的朋友”（如保加利亚）。
当然，最令俄罗斯人震惊的还是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事件。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该事件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它标志着冷战后过渡时期的终结，并把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从假定式（即把不可能实现的与西方毫无冲突的伙伴关系假定成现实）变成了叙述式（北约完成东扩第一步并在军事行动的基础上抛出战略新概念的活生生事实）。（注：详见《科索沃冲突：形成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背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同名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4页。）科索沃危机使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冷却到了最低点。
与逐渐走下坡路的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相比，它同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在最近的五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提出过“中印俄战略三角关系”构想。
总之，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外交已经走上了一条从单边伙伴向多边伙伴调整的道路；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俄罗斯还是在走一步，看一看。
二、21世纪俄罗斯外交理念
虽然俄罗斯经济目前十分衰弱，但依然追求着大国梦，表现出以强国意识为标志的外交理念。俄罗斯认为，造就一个世界大国不仅是经济，还包括一个国家的幅员、人口数量、军事实力、文化、历史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等。因此，“俄罗斯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个世界大国，将在国际政治中起明显感觉得到的作用。”（注：详见《科索沃冲突：形成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背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同名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4页。 ）这也是俄罗斯对自身国际地位的基本认识。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叶利钦在科隆八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21世纪国际关系新构想的各项原则。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1999年6月25 日在《独立报》上发表题为《变化世界中的俄罗斯》的文章，对这些原则作了进一步阐明。俄罗斯主张：第一，必须建立多极世界，因为只有在多极原则基础上才能保证世界稳定并不断推进民主的发展。第二，联合国的作用不可替代，只有它才享有批准以国际社会名义对某个国家采取强制行动的特权。相反，以人道主义干涉权为借口、不经国际社会授权就随心所欲地判定孰是孰非或决定如何惩罚“肇事者”的行为，是导致世界无序和混乱的直接原因。第三，确保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的核心和坐标，充分发挥欧洲委员会的作用。第四，在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坚决要求维持本世纪最后十年建立的战略稳定结构和裁军成果的前提下，恢复并加强同北约及美国的对话。
俄罗斯不能走向与西方的大规模冲突，不能中断同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话或联系，这是一个大前提。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僵局；在对其他在科索沃危机中表现突出的西方大国关系中，也只是有选择地采取了一些抗议性行动，如伊万诺夫外长推迟访问伦敦等，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继续和加深同这些国家交往的路线有所改变。
科索沃危机使俄罗斯深切体会到，国际法原则面临严重威胁，二战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秩序日趋瓦解。而这两点对俄罗斯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俄罗斯把自己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寄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阻止建立以借口人权等问题随意干涉别国内政为基础的所谓国际关系新体制。在这方面，俄罗斯认为中国和印度是自己的坚定的同盟军。
俄罗斯还得出结论：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人就因为塞尔维亚势单力薄，而且北约不把俄罗斯的立场当回事儿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因此，在争取国际政治的公正与和平的同时，俄罗斯还试图集中一切力量强化自己已经拥有的军事优势。
在此背景之下，俄罗斯修改了军事学说和军事战略。这方面的变化趋势是：扩大军费开支；集中力量发展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包括从军事的意义上利用宇宙空间；提高核武器的作用，特别是战术核武器，以抵销北约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白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特区及海军舰艇上部署战术核武器；拒绝在战术核武器问题上单方面承担任何义务；重新考虑所有军控条约；在军事学说中明确指出“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西方”。（注：详见《科索沃冲突：形成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背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同名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29页。）
俄罗斯认为，鉴于自己常规武装部队的软弱，核压力将再次变成有效的政策工具，前提是核打击威胁能够具有实际效应。全面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使核威慑理论的有效性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没人相信谁会使用核武器”。结果，苏联时期花费上千亿美元建立的核盾牌今天几乎成了一堆无用的废钢铁。目前，俄罗斯最希望能够对世界上任何军事目标进行低能量“高命中精度”的核打击，又不会立即导致全球核战争的爆发。为此，1999年4月29 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已经决定研制相当于几十吨到100吨TNT当量的低能量、非战略性的、“可使用的”核武器。（注：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5月21日。）10月5日，安全会议批准的《国家安全构想》再次确认了这个目标。此外，针对美国正在研制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已经研制出可以躲避敌人防空系统的高精确度航空炸弹。
俄罗斯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中还将出现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俄罗斯出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等因素束缚而对采用武力还是比较谨慎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它已经不必再看西方的脸色，只要它认为事态发展到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时，就可以像北约一样不经过任何国家或组织的许可便动用武力。俄罗斯军队毫无顾忌地开进车臣“剿匪”，便是实例。
总之，俄罗斯外交理念中现实主义原则将占上风，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既不会与东方（主要指中国和印度）或西方的任何一方打成一片，也不会走向孤立主义和闭关自守的政策。
三、在外交主要方面的政策
首先是与欧洲及北约的关系。由于俄罗斯决不能接受欧洲将以北约为轴心的事实，所以对它来说，在新世纪如何处理同北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比较简便的做法是退出1997年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政治宣言，彻底断绝同北约的一切关系。但这会引发新的对抗，不符合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实际需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北约在科索沃危机之后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架构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没有俄罗斯的代表，没有与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机制，也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鉴此，俄罗斯的对策可能是：大幅度降低同北约关系的水平，但避免彻底断裂，要留有一定的余地。虽然以前俄罗斯亲西方政治家们梦想的以“俄罗斯—北约”轴心为基础的欧洲安全架构，已变成“海市蜃楼”，但俄罗斯发展同北约关系的前景依然存在。而且相信与北约关系前景的俄罗斯人推断，北约并不是一群战争狂控制的组织，他们也不能不适当顾及反对自己的力量。在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北约在东扩问题上应该会稍有收敛。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俄罗斯欧洲外交的关键之一，它希望该组织将来成为欧洲政治关系中的主导力量。自1993年北约东扩的鼓点儿敲响以后，该组织便成为俄罗斯用来遏制北约的主要砝码。在科索沃危机中，该组织所起的作用离俄罗斯所期望的相差很远，但毕竟它参与了危机的调解过程并将在巴尔干地区的战后重建起突出作用。退一万步讲，对俄罗斯来说，只要不让北约独自指手画脚就是胜利。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俄罗斯把对北约的强烈憎恶都发泄在美国身上，所以它在对欧洲伙伴的态度深感遗憾的同时又认为，欧洲是被美国胁迫，当了美国人的“垫脚石”，其实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不自在。（注：详见《科索沃冲突：形成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背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同名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25页。）因此，俄罗斯仍然希望与欧洲重新接近，而且觉得现在这种机会比冷战时更充分，因为欧洲已经不必担心莫斯科对自己的侵略，也不必依仗美国保护自己。于是比美国更文明而且不倾向于随意动用武力的欧洲将会对美国产生厌恶感。因此，俄罗斯外交战略重点将更加倾向于欧洲。这既符合联合“二流”力量对抗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企图的原则，又顺应了60—70年代苏联利用“大西洋两岸矛盾”的外交传统。
其次是对美政策。如果说1997年叶利钦同克林顿在赫尔辛基会晤时还能感受一点点“蜜月”滋味的话，走向21世纪的美国将不会再和俄罗斯“眉来眼去”，等待俄罗斯的是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世界优势”战略，即，美国为了控制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在世界上建立压倒任何力量的优势，且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至少可以使它在20年内保持世界绝对领袖的地位。（注：[俄]阿·乌特金：《美国21世纪的战略》，载于《美国》周刊（俄）1999年第7期。 ）这就是所谓的“单极化”倾向。为了把绝对优势充分反映到自己的利益中，美国在东欧、独联体采取了一系列让俄罗斯恼火的事：北约东扩、拉拢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引诱”中亚各国，通过北约面向21世纪的战略新概念等。对于俄罗斯而言，美国的这些做法是在全球、地区和周边三个层次上（注：参见孙希有：《俄美关系中的三大利益冲突》，载于《参考资料》1999年8月16日）遏制它，结果将是俄罗斯丧失土地、朋友、资源，并被围困，直至被困死。这些做法使俄罗斯对美国的信任大大降低。
但是，由于俄罗斯在资金和市场等方面均严重依赖美国，所以，即使俄罗斯有诸多不满，仍然不得不牺牲一些局部利益和情感来发展俄美关系。此外，俄罗斯国内有相当强大的势力支持加强对美关系。这些人认为，美国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超级大国，却也是一个俄罗斯已经研究透了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国家，并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注：[俄]叶·巴扎诺夫：《迈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莫斯科：第20—21页。）
俄罗斯方面认为，其对华政策在近几年发生了真正积极的进展。但是，轰轰烈烈的政治宣言至今缺少相适应的具体步骤，结果其分量就大大打了折扣。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其在国际关系进程中的实际意义和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从真正的战略性意义上讲，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从科索沃危机爆发后才刚刚开始。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倒是具有更强烈的战略合作色彩。俄罗斯实际上更希望俄美关系、俄中关系达到同样高的信任程度，并均高于中美关系。（注：[俄]叶·巴扎诺夫：《迈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莫斯科：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