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明道路与价值自觉自信
张天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4)
摘 要： 中国道路是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新文明道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经济、新型国际关系等等是新文明道路的诸多体现。任何文明道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价值选择相统一的结果，是合规律性与发挥主体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结果。社会规律是客观的、绝对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价值选择具有主观性、可变性，是相对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多”，文明道路的多线性、多样性的根据不是社会规律的“一”，而是价值选择的“多”，价值选择是中国新文明道路的“新”之根据。坚持中国新文明道路须坚持和强化价值自觉价值自信，自觉坚持我们的价值立场，增强价值自信。
关键词： 新文明道路；社会规律；价值选择；价值自觉自信
事实胜于雄辩，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不断突破，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在直观展示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新文明道路的优越性。中国新文明道路丰富了世界文明道路的多样性，为文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道路范式和参考。如何解析中国的新文明道路是理论界正在关切的重大前沿问题。笔者从文明道路产生的一般逻辑出发分析指出，任何文明道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价值选择相统一的结果，都是规律决定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结果；而规律是客观的、不可创造、消灭和改变的，是绝对的，价值选择具有主观性、可变性，是相对的；因而，价值选择是文明道路多样性的根据，也是中国新文明道路之“新”的根据；坚持新文明道路须强化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
一、中国道路是新文明道路
回溯历史，人类文明发展虽多有曲折，但总体上升的方向从未改变，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美率先完成了工业化从而居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也由此形成了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唯一道路或最优道路的意识、思维和理念。正如马丁·雅克所说，这“培养出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即西方才是所有智慧的源泉。西方世界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可能有一天超过美国。其他任何人要想成功，西方的模式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西方化。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它的成功是不可持续的。”[1]资产阶级、西方道路，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长时期引领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三次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接力棒式的优化推动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生深刻变革。西方道路的光辉不言而喻、不可否认。也正因此，西方自身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对西方道路的崇拜，人类文明道路的多样性被遮蔽、贬抑、压制。
中国的发展奇迹打碎了西方人的自我陶醉，虽然作为大众的西方人还没有真正醒来，但像马丁·雅克一样的西方个别睿智的、冷静的、理性的“先知们”已经开始正视中国的发展成就，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向事实真相靠拢。中国创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新文明道路，这条道路的优越性愈以彰显逐渐成为世界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西方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现代性道路，沿着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渐次演进。支撑这个演进过程的中轴是资本形态的创新，在启蒙现代性阶段，“理性化”的尺度逐渐在社会中被树立起来，对财富的追求被理性化，敬业，勤俭积累财富追求财富在经济上被合理化，在文化上成为一种被认可的价值观并进而上升为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刻揭示了这一点。这一时期，发挥中轴作用的是“商品资本”，资本的外壳是“商品”，主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在经典现代性阶段，资本的外壳主要以“产业资本”“工业资本”等实体资本的形式存在，在生产上体现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阶段。在后现代性阶段，资本的外壳主要以“知识资本”“信息资本”等虚拟资本的形式存在。
从商品资本到知识资本是资本在现实危机前的自我创新，资本主义也因此呈现出新趋势、新形势、新特点和新的生命力，但这丝毫没有改变资本的本质，只是改变了资本的形式，在创新的形式、新的外壳中实现资本对利润的最大化。在资本现代性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上必然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全球危机。一方面，在资本逐利的推动下，约束利益贪欲的“宗教冲动力”日益沦为“经济冲动力”的俘虏，成为维护经济冲动力的工具，[2]肇始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被抛弃，享乐主义盛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危机凸显。资本现代化道路造成的人对人的剥削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两极分化和严重的阶级冲突，从而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另一方面，资本逐利必然造成对自然生态的极限榨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后现代主义看到了资本对环境破环性的一面，提出了诸多“改良”的理念，如“生态资本主义”、“绿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化”、“自觉的资本主义”等等。但后现代主义的所有设想都是资本框架内的设计，都不可能改变资本追求与生态文明价值目标背道而驰的必然轨道，无法改变资本主导下生态危机的必然趋势。再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推动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进行财富掠夺和奴役，使落后的国家从属于帝国主义列强，造就“中心-边缘”的世界分裂格局导致世界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轨道上，世界危机从来都是如影随形，奴役、压榨、战争等等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毛姆雇了13个训练有素的仆人，打造的高水准沙龙声名远播，“全欧洲，没有谁的沙龙可以和毛姆的玛莱斯科争风吃醋，在他的七间卧室睡过的作家、画家和诗人，就是整支欧美文学和艺术队伍;用过那四间盥洗室的美女和美男，可以重整一个好莱坞;而餐桌上的政客，可以把世界格局定下来”。当时的社交界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不认识毛姆，那你就不是名流。惟一要提防的是男主人的“毒舌”。丘吉尔曾目睹毛姆以一句机智而具有毁灭性的话让一个夸夸其谈的年轻人当场如遭雷击，第二天，他就要求与毛姆定下君子协定：“如果你保证永远不取笑我，我也保证永远不取笑你。”两人后来成为终生好友。
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走了一条新现代化道路。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新型工业化、新型市场化、新生态文明道路、新型民主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大国关系方案等等。这里的“新”是相对于西方的道路而言的。
与西方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前后相继的阶梯式发展不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二者同时并存、彼此融合、相互促进。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我国追求工业化时，西方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并向信息化进发，工业化的路上遭遇了信息化的浪潮，因此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沿袭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往前走。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把西方两步的发展任务合起来一步走，在补上工业化这一课的同时信息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大缩小了与西方的发展差距。
霸权、统治、奴役必以敌人、对手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因此全球分裂不仅是西方道路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道路存在的必要条件。与资本主导的西方道路必然造就全球分裂不同，中国新文明道路坚持和平发展，与世界和谐相处，共担国际责任，共同面对人类面临的公共难题，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和推进不同于西方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
击球的力量是指用拍击球时给球的作用力大小，击球力量的大小主要体现物体运行的速度上。一个就是羽毛球面向球拍的飞行速度，另一个就是击球者通过身体协调配合做出合理的蹬转引拍挥拍鞭打动作。而鞭打动作的前期就是前臂的后回环引拍动作。这里由于是以肩为轴所以要获得高速要求肩关节要充分放松减少自身阻力。后期就是前臂向斜上鞭打到手腕闪动动作。这里是速度最快的部分需要手腕有好的爆发力才能快速闪动赋予球较快的反弹速度。练习方法：相似动作摸似练习法，如羽毛球掷高、掷远、掷准，学生根据学习到的挥拍技术做出转身鞭甩动作有目的性地将羽毛球掷出，以此体验不同的动作轨迹产生不同的效果。
儿时，我就很喜欢阅读课外书籍。那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闲钱购买书籍，于是我便时常与那些家里有藏书的上海知青子女交朋友，目的就为了便于到他们家中借阅书籍。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体现为价值观的不同或者社会发展价值选择的不同，资本主义是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服务于资本家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为了人民”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价值原则。两种原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任何一种文明道路，都是社会规律和主体能动性结合的结果，是尊重社会规律与自觉价值选择的统一。
规律是事物间的本质联系，社会规律是主体活动的规律，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实现。一方面这种实现是“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主体意志的合力，通过一种“平均情况”来体现，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人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7]605。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时多次指出了这个实现形式，“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8]
与西方国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与原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也不同，我国是新型市场经济，实现了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克服了市场社会政府此强彼弱无法共强共生的矛盾，建构了“强政府-强市场”双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体系，[3]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文明道路是实践基础上社会规律和价值选择双重作用的结果
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是主体在遵守社会规律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结果，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展开的，因为社会规律是人实践活动的规律，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产生和实现，目的性是实践主体根据实践条件设定的、期望达到的目标，离开了实践活动也就无所谓规律性和目的性。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历史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人类实践，其不可能离开或绕过人的实践而存在。人类实践是历史的本质内容，“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在实践结构中，实践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决定物质交往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交往活动产生/决定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交往活动。与此对应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力产生/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产生/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就是社会形态。实践结构决定社会结构，社会的产生、发展是实践运动的结果。
社会规律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在于它离不开主体的实践活动但又不由主体主导。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没有人类的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产生，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规律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在人之中，又在人之外，其发挥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规律的产生和发挥作用只依赖于其自身所需要的条件，并不由人决定。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走向、性质和未来，社会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像自然规律支配自然界一样，社会规律支配人类社会，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走向须尊重社会规律，新文明道路的探索必须按规律办事。
如图7所示，36号化合物10，25和75 mg·L-1处理细胞24 h后，随浓度增加，FI红/FI绿较正常对照组显著下降（P＜0.05，P＜0.01），提示 MMP 降低。与CCCP组相比，36号化合物75 mg·L-1组Bcap-37细胞MMP显著降低（P＜0.05）。
社会规律是实践活动中产生的规律，实践活动总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具有目的性、计划性，“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6]马克思这一巧妙的对比充分展现了人的活动的目的性，计划性。在谈到自然演化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恩格斯再次强调这一点，“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7]253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地追求目标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人类历史也是目的史，是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设定目标、调整目标、追求目标中前进和发展的。目标设定就是价值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目标性统一的过程，是遵循社会规律与价值选择的统一。
价值选择引领社会发展。所谓价值本质上不过是人类/社会自身实践活动中所需求的理想目标对人类/社会自身的积极意义，它来自于现实又是对现实的超越，并引领前进的征程。回溯百年这一点一目了然，“五四”时期，“德先生”、“赛先生”进入中国，成为那个时期的价值选择，尽管“德先生”、“赛先生”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思想解放和国民性的改造，成为中国传统国民到现代国民转化的重要节点。之后的“人民民主”、“统一富强”的价值选择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引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富强”、“民主”、“文明”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再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价值选择的变化不仅体现着社会追求的变化，更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准则成为一个时代的指南。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价值选择的变迁体现着国家民族前进的足迹，更体现着文明道路探索的丰富发展。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时代旗帜。
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保护的生态文明道路不同，我国注重生态文明保护的同时更重注生态对发展的支持作用，强调生态支持，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生态文明之路。西方是发达国家，发展的任务相对轻些，走生态保护的路子是对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最根本的任务，我们要注重生态保护，正如2013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指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好生态为民众健康的生活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我们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同时强调生态对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走生态保护与生态支持相结合的路子，实现这一点关键是坚持生态与社会发展同向同步。
再看3、4两条，你们具有了解、容纳、关怀他人的能力，并且感情能稳定长久吗？试问同学们，你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将来吗？你爱慕他的美丽或者帅气，但你确定你能包容他的懒惰和挥霍吗？你能保证当他遇到比你漂亮，或者比你帅、比你有才、比你有钱的异性不移情别恋吗？不能。那么，同学们，请问，现在的你们适合恋爱吗？
三、价值选择是文明道路多样性的根据
社会规律和价值选择是规约文明道路的两个核心维度，但这两个维度在文明道路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对比工况一和工况二可以发现，幅流风机可以有效地扰动满载地铁车厢内的气流，能将空调出风更加均匀地送至“气流死区”。而对于工况二和工况三，即有幅流风机的两个工况，在幅流风机的作用下车厢内的风速度分布几乎无区别，最大风速均出现在幅流风机出风口处，风速约为2.8 m/s，截面平均风速约为0.5 m/s。
与西方城市化围绕满足资本需求不同，我国的新型城市化注重满足人们对城市空间需求、城乡统筹协调。西方的城市化经历了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过程，在早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在资本的主导下通过羊吃人运动强制圈占大片土地发展城市，城市成为富人的天堂。城市中心快速发展中不断集聚的城市病带来了逆城市化，大郊区战略应运而生，郊区又成为富人生活的乐园。郊区的诸多不便使“再城市化”漫延欧美，城市中心再次成为富人的天堂，成为资本逐利的空间。我国坚持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根据产业转移的需要既要承载8亿人进城的空间需求，又要大中小城市、城镇、农村协调发展，城市群、城市带、乡村振兴协同进步。既要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空间需求，又要避免空间成为资本逐利的场所，成为富人排斥穷人的异化空间。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2014～2018年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的锁骨下动脉狭窄患者的经颅多普勒超声资料，总结其盗血类型及血流动力学情况，探讨锁骨下动脉狭窄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的盗血程度及血流动力学情况，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性证据。
另一方面，这种实现是物质条件积累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阐述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指出，“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7]2-3马克思通过揭示社会矛盾-社会革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三个因素变革内在本质联系演绎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原貌。从这个角度说，社会规律是社会存在的条件，没有社会规律也就不会有任何形态社会的产生和存在。
社会规律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实现，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本质性趋势和力量，主体只能创造条件实现规律，利用规律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接近或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规律只能认识和利用，不能创造、改造或消灭。
价值选择对社会的引领作用是通过“设定-优化调整-引领实践”的机制实现，遵循着“反馈-调整”的实现路径。价值选择是社会根据实践发展的现状、客观形势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等因素综合抽象设定的结果和过程。首先，价值选择具有主观性，但科学的价值选择是尊重社会规律、尊重现实的结果，正确的价值选择应符合规律与现实；其次，价值选择具有主观性，同样的社会规律、社会现实，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价值选择的差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基本立场的基本体现；再次，价值选择是变动的，社会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体变化时，价值选择也会发生变化，不断得到优化。在近代，面对深重的灾难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群体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保皇派努力复辟帝制；维新派、改良派、洋务派竭力推进变法、改良与实业救国，竭力以洋促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主共和为理想，发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让革命的声音响彻神州大地。社会主体不同，价值选择不同，道路不同！面对同样的亡国灭种危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家王朝选择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救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选择了人民至上的人民共和国道路。同场殊途，同一个历史场域道路却大不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目标不断优化的过程是价值选择“反馈-调整”的典型，首先要坚定人民立场的价值站位，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群众最关心的需求制约着具体价值目标的设定。从片面的追求经济目标到全面发展，从单纯注重群众的经济利益到注重群众全方面的利益需求，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是根据现实变化不断优化的价值选择，引领着我国的发展道路不断优化、完善。
社会发展道路，文明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规律与价值选择在实践中相统一的结果，任何一种文明道路都离不开这两个根本因素，或者说都是这两种因素复合的结果。但社会规律是客观的，是不可改变、创造和消灭的。价值选择则是可变的，多样的。正是因此文明发展道路才有了多样性！中国才有了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道路。价值选择是文明道路多样性的根据！
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西方选择了维护资本家、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立场，因此西方道路必然是资本现代性的道路。而中国选择了为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价值立场，才有了中国追求发展与公平齐头并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全面进步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等等的现代化道路。
作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但规律实现的形式是多样的，正如马克思在论及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时指出的：“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7]473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转化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前进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但实现的形式是不同的，形式的不同最根本的受制于价值选择，西方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形式：东西方文明道路不同！
价值选择是文明道路多样的根据，如此一来，社会规律的“一”与文明道路的“多”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也多次强调人类文明道路的“多线性”，其“晚年设想”中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西方道路的肯定就是个典型。既然文明的道路是多线的，中国新文明道路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坚持新文明道路要强化价值自觉自信
如上所述，价值选择是文明道路多样性的根据，中国道路作为一种新文明道路新就新在“价值选择”上，价值选择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文明道路也就发生了质变，没有坚持“人民立场”的根本价值选择，没有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目标选择与优化，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新文明道路。从这个角度说，能否坚持这一价值选择决定着中国新文明道路的生死存亡，因此，在新文明道路的发展中，我们要强化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
一方面要强化价值自觉。要自觉认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人民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9]，在《神圣家族》中提出工人创造一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壮大等论断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强调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宗旨的最高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
要自觉认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历代领导人坚持的根本立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线索。毛泽东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的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2]江泽民坚持的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强调的“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13]以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一再重申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14]等等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丰富发展，又是“人民中心论”贯彻这一过程的直接提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是始终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
第三方支付机构面对的客户数量众多但单笔交易额较小，交易频率高并且对于支付成本较为敏感。同时，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市场地位及培养的客户支付习惯短期内难以撼动，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表现突出。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相比，商业银行资金实力较为雄厚，在传统金融服务领域占据优势，但受到的监管限制较多。第三方支付机构虽然创新能力强、创新速度快，但政策环境并未明朗。因此，双方若加强合作，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可实现互利共赢。
这本书由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编写，是习近平1968年-1975年在陕西延安梁家河大队当知青的生活实录。全书语言朴实，用访谈的方式再现了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与知青战友、当地村民之间一件件情暖人心的大事小事。他在青少年时期的那段经历告诉了我，凡事都有因果，青年习近平能成长为这样一位高瞻远瞩、亲民务实的领袖人物绝非偶然。
要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行动中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立场，切实做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5]；要以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为工作的切入点，以群众利益满足的程度作为评价我们工作的尺子，切实做到“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16]；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前进路上一个不能少，做到“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特别是要从解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面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民生需求，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17]。
另一方面要强化价值自信。增强价值自信才能增强对新文明道路的信心，才能更坚定地走新文明道路。所谓价值自信就是要充分认知所坚持的价值立场的科学性，充分认可坚持的重大意义以及由此产生深厚的价值情感，充分依赖所坚持的价值立场。如上所述，坚持“人民中心论”的价值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共产党的基本党性。自党成立以来的近百年中，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立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敌人，“站起来”了。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崛起，“富起来”了，正在新时代新的环境中昂首走进“强起来”的大道上。依靠人为、为了人民，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对“人民中心论”我们怀有深厚的理论情感。在未来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肯定还会遇到可预测的和不可预测的诸多风险、危险和困难，我们要始终坚定地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汇聚奋进新时代的人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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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从‘五四’到新时代的百年文化逻辑历史与理论研究”(19AKS001)、2018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研究”(2018SJZDA001)。
作者简介： 张天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11-020-025
[责任编辑：黄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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