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合并前后科研生产率动态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科研论文,指数论文,高校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7)01-0062-09
一、研究背景
中国高校合并从1992年拉开序幕，到2000年达到高峰，该年进行合并的高校共有174所(组建成73所新校)。截至2003年，我国共对近600所高校进行了合并调整，组建了一批文、理、工、农、医等学科门类齐全、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随着高校合并浪潮的渐渐平息，教育领域掀起了对合并进行评价的高潮，合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①、合并的模式②、合并中及合并后存在的问题③ 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纵观我国学者的研究，有关高校合并的研究多采用归纳方法，从理论的高度论述合并成效的应然状态，但关于合并成效实然状态的研究很少，仅有一些学者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对个别合并较为成功的高校进行合并的决策、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实证研究④。目前为止，国内几乎没人尝试采用定量方法研究高校合并的相关问题。
本文采用定量方法——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评价合并前后高校科研生产率变化情况，并探究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采用该方法评价学校生产率变化情况，如麦考尔·阿博特⑤ 在2001年选取31所澳大利亚高等专科学院1984—1987年间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研究这些学院在并入大学前后Malmquist生产率、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变化，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他对澳大利亚取消双元制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提出质疑。但该方法在国内教育领域的运用还是空白，因此，本文不仅是首次运用定量方法对高校合并成效进行评价，也是首次将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引入教育领域。
全文内容安排如下：研究方法部分说明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生产率研究中的广泛使用性；评价指标及数据说明部分对本文使用的指标进行说明，并指明数据来源；实证分析部分呈现各合并高校科研生产率在1999—2000、2000—2001以及2001—2002三个年度的变化，并对效率指数进行“追赶效应”、“规模效应”和“增长效应”分解；结论和建议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并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提高我国高校科研生产率的若干建议。
二、研究方法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由瑞典经济学和统计学家斯滕·马姆奎斯特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后被法尔⑥ 等人发展成为评价多投入多产出部门生产率进步的指标，此后法尔等人不断完善该指数，最终在1994年建立了用来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TFP)，并应用Shephard距离函数将该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动与技术效率变动。
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的核心是评价生产率，评价生产率可以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实现能力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增长是投入型还是效率型，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比较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和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确定经济政策应以增加投入为主，还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由于Malmquist指数具有不需要投入与产出要素的价格变量、不必事先假设研究主体的行为模式、能评价研究主体生产率跨年度变化情况，并能进一步细分生产率变化原因等诸多良好性质，该指数体系作为一个非参数指数体系被广泛用于评价经济主体的生产率，如法尔⑦、伦努卡⑧、维多利亚⑨ 等都利用Malmquist指数分析经济主体的生产率。
大学是以传承知识、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为目的的生产部门，既然是生产部门就有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存在投入与产出比较的生产率概念。受可行性约束，本文将研究聚焦科研层面，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评价中国在2000年进行合并的部分高校的科研生产率，以期为正确评价我国高校合并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并对如何提高合并高校科研生产率提出合理的政策性建议。
用上述两个指数的几何平均数来计算从t期到t+1期的生产率的变化：
由(5)式，Malmquist指数M[，i](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指数TEC(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和技术变动指数TC(technological change)。剥离出规模效率⑩，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又被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PTEC("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与规模效率变动指数SEC(scale efficiency change)。
本文选取TFP、PTEC、SEC、TC这四个指数的变化情况作为评价的依据。若TFP反映整体生产率变化情况，若TFP大于1，表示从t到t+1期整体生产率提高，反之生产率下降，等于1生产率没有变化；PTEC反映在技术和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两个时期相对生产效率的变化，以衡量决策单元的生产是否更靠近当期生产前沿面，被称为“追赶效应”或“水平效应”，若PTEC大于1，表明在没有技术创新和规模变动的情况下，决策单元后一期的生产更接近于生产前沿面，相对效率有所提高；SEC反映决策单元两个时期规模收益状态的变化情况(即决策单元是处于递增、递减，还是规模收益不变状态)，被称为“规模效应”，若SEC大于1，表明规模收益递增；TC反映两个时期生产前沿面的移动，被称为“前沿面移动效应”或“增长效应”，以衡量决策单元后一期的生产是否有技术进步，若TC大于1，直观上表示技术进步，生产前沿面“向上”移动。
三、评价指标与数据说明
评价科研生产率实质是比较科研投入与产出，因此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是选取恰当的投入与产出指标。韩彦峰(11) 在综合分析高校科技统计资料以及科研工作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一套较为全面的人员投入产出、经费投入产出、技术管理投入产出等五方面共26项操作性指标。2003年，天津市教委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高等学校科研能力评估方法研究》将高校科研能力分为科研投入、科研活动、科研成果、科研产出与推广率四个因素(12)。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从高校科研人员构成、科研人员主要研究成果、参与研究的学生及提供的奖学金等方面对科研机构的整体水平做出评价，并以此作为确定高校贷款的依据(13)。
参考国内外研究者评估高校科研状况和科研生产效率的指标体系，并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最终确定以投入与产出指标(14) 评价我国合并高校科研生产率。投入指标分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员投入的指标(科研人员总数、科技人员中高级职称的比例)，另一方面是科研条件及经费投入指标(科研人员人均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员人均课题数、单个课题平均经费)；产出指标包括科研人员人均出版专著数、科研人员人均发表国内外论文数、转让技术合同科研人员人均收入、科研人员人均获奖数、学校获得国家级奖励总数。
本研究的样本是在2000年合并的25所高校(15)，数据纵向覆盖四年(1999—2002，合并前一年，合并当年以及合并后两年)(16)，横向覆盖中国主要省会城市与直辖市，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原始数据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主编的2000—2003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四、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DEAP Version 2.1来计算2000年合并的25所高校在1999—2002三个年度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并尝试分析生产率变化的根源。
表1列出25所高校1999—2002年TFP、PTEC、SEC和TC值。科研生产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是管理和制度的变革，变革能提高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通过资源重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高校科研生产率，使高校科研更接近于生产前沿面，同时产生规模效益；科研生产中技术进步源于高校中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的提升以及科研设施的改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变动的变动产生交互效应，导致整体科研生产率的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在合并当期(1999—2000)，一方面高校没有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较低的技术变动指数(平均值仅为0.676)导致整体科研生产效率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合并给高校带来了资源集中、学科互补等优势，使得科研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平均值都大于1，这说明高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追赶效应”与“规模效应”；合并后第一年度(2000—2001)，整体来看，高校的技术进步非常快(较前一年度，TC值提升了6.63)，增长效应带动这类高校整体科研生产率垂直上升，但高校中各方面还没能在短期内熟悉这些新技术，磨合反应较大，因而PTEC与SEC的值较上一年度均有下降；合并后第二年度(2001—2002)，高校明显放慢了技术进步的步伐，TC的值回落到0.940，TFP的值随之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下降5.062)，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均比较稳定，近似等于1。
将表2中各高校1999—2002三个年度各项效率指数分别作折线图(图1—图3)。
1.技术进步是整体科研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首先，观察表2的数据及图1—图3，TFP与TC表现出几乎一致的波动性，初步推测整体产率主要受技术变动情况影响，为检验这一推测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结果显示出TFP与TC这两项指数显著相关(通过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可得出结论：技术进步是整体科研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接下来，进一步分析提升高校整体科研效率的主要动力——“增长效应”。2000—2001年度除两所西部高校外，其余高校TC值都大于1，如此显著的“增长效应”可从当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角度来分析。高校以“强强联合”、“强弱联合”的方式合并的重要动机是争取国家和地方更多教育投资，不少高校通过合并进入“211”工程或“985”工程(17)，给高校注入大量资金；同时，2001年是我国“十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央和地方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合并高校因其规模较大更能吸引资源。由于资源的充足，高校有能力大量引进一流设备、先进技术，以优厚待遇吸引精英人才，建立了大批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形成更多的重点学科，使生产前沿面在磨合期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迅速提升。
最后单独分析“增长效应”提升显著的北京大学。北大在2000—2001年度其TC与TFP值均高达65以上，两项指数排名均位居首位。究其原因，北大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是为争创国际一流综合性大学，合并后获得的中央和社会投资远大于其他高校，财力和政策等方面的保证使北大更有能力提高自身科研生产技术；资源充足的同时，新北大还注重管理与制度的变革，目前北大有关科研的管理制度(18) 中有5条是在2000—2001年度间颁布，它们对新北大知识产权、专利工作、专利基金、科技成果的管理作了详细规定，更有利于激发创新成果产生，从强调有形资产管理转变为加强无形资产管理。管理的变革保证处于合并磨合期的北大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动指数比较平稳，巨大的“增长效应”与稳定的“追赶效应”与“规模效应”共同创造了北大科研生产率跨越式提高的辉煌。
2.高校间TFP和TC出现趋同趋势
合并后第一年度(2000—2001)TFP和TC的值在各高校间相差相当大(标准差为分别高达13.767与14.490)，北京大学的TFP与TC值最高(均为65.955)，新疆大学的TFP值最低(0.647)，重庆大学的TC值最低(0.647)，两项指数的最高与最低评估值均相差二十倍以上；合并后第二年度(2001—2002)，各合并高校的两项指数呈现趋同化倾向(参见图3，两项指数的标准差都小于1)，除吉林大学外，其余24所高校这TFP与TC的值基本在0.5—1.5之间波动。合并后第二年度，25所高校TFP的标准差从上一年度的13.767下降到0.463，技术变动指数的标准差从上一年度的14.490下降到0.362。
这种趋同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于在合并后第一年度技术进步过快的高校而言，他们引进大量新技术、高级人才，有大量的创新与改革，学校在短时期内难以调整和适应这些变革，在完全熟悉与适应这些新的科研环境之前若继续推进技术进步会给高校日后的科研发展埋下很多潜在危险，因而这部分高校调整发展战略，没有保持高涨的改革势头，选择了暂时放慢技术进步的步伐，整体科研生产效率指数随着技术进步的减缓而急剧下降；对于合并后第一年度技术进步指数较低的这类高校，他们基本处于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相对较少，因而这部分高校的发展战略仍是充分利用合并带来的资源优势，通过管理、制度的改革追求稳步发展。因而，两类高校战略调整的结果是高校Malmquist科研生产率指数和技术变动指数出现趋同化趋势。
3.合并没有明显带来“规模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高校合并的初衷是试图通过合并迅速扩大规模充分发挥资源潜力、节约成本、提升效率以形成规模效应，以解决高校由于规模过小带来生产率低下等问题。但本研究发现结果并非尽如人意，下面从三个维度分析高校的规模效率变化情况：
首先分析平均值，除福建农林与北京工业大学这两所高校该项指数的平均值相对较大，其余高校该项效率指数的平均值基本在1±0.1之间波动，这就是说，从三个年度整体来看，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值并没给出合并能够给高校带来明显的规模效益提供有利的证明，高校的规模效率基本是原地踏步。
接下来进行纵向分析，各个年度规模效率有所提升的高校比重不大。1999—2000年度期有10所学校规模效率递减(占总量的40％)，7所高校规模效率不变(占总量的28％)，仅8所高校规模效率有所提高(占总量的32％)。2000—2001年度期有10所高校规模效率递减(占总量的40％)，10所高校规模效率不变(占总量的40％)，仅5所高校规模效率有所提高(占总量的20％)；01—02年度期有9所高校规模效率递减(占总量的36％)，8所高校规模效率不变(占总量的28％)，仅8所高校规模效率有所提高(占总量的28％)。并且对于规模效率有所提升的高校，其提升幅度也不太大。
最后回到微观层面审视每所高校规模效率的变化情况，三期规模效率均没有下降的高校有8所(占总量的28％)，规模效率三期均下降的高校有2所(均在中国西南地区，占总量的8％)，规模效率有两期出现下降的高校有5所(占总量的20％)，规模效率仅有一期出现下滑的高校有10所(占总量的40％)。
三个维度观察的结果均显示，高校并没有因为合并后规模的扩大带来显著的规模效益。规模效益不显著主要源于两方面：其一，合并高校的发展战略与高校自身没有很好的耦和，不少合并高校在成长过程中一味追求“高、大、全”，丧失原有优势与特色；其二，高校没有注重管理变革与资源配置，不少合并的高校校区分散，有的高校还建立新校区，如果合并高校在多校区的情况下没有采用新的管理模式以及调整科研资源配置和共享方式，规模效率的提升难以实现。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合并后的高校完全可能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因而各高校在合并后更要注重发展战略的调整与管理方式的改革，从注重“外延式发展”转变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合并高校的规模效益。
4.合并带来的“追赶效应”不明显
纵向观察，各高校的科研PTEC指数在合并当年以及后两个年度内比较稳定，除北工大与福建农林大学两所高校的该项指数平均值较大外，其余高校该项指数的平均值全部在1±0.2间波动；横向观察每一个时期，高校之间技术效率变动指数的值相差不大，25所高校该项效率指数三期平均值分别为1.066、0.946、1.008，标准差分别为0.649、0.218、0.260。横向与纵向观察的结果都显示，高校合并后PTEC的值不高，相对效率比较稳定，“追赶效应”不明显。
“追赶效应”源于制度与管理的变革以及资源的重组与整合，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相对集权，客观上不利于高校管理的变革与资源重组，因而高校间PTEC的值都不太高，校际差别不大。但高校管理的变革与资源的重组势在必行，一方面随着条块分割的格局打破，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加强，全国高校战略布局有所调整，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所以这种竞争压力迫使高校要生存就必须要改革；另一方面，观察表2、表3数据，科研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的值与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值在合并当年以及后两个年度两项指数都呈现显著相关性(通过0.01显著性水平检验)，管理的变革与资源的重组不仅促使“追赶效应”的产生，同时它也是“规模效应”产生的主要动力，制度与管理的变革带来的成效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基于以上分析，高校管理者必须在工作中凸显学校管理的变革与资源重组的重要性，充分挖掘潜力，利用合并带来的学科互补的优势，增强科研实力，使科研效率尽可能接近“生产前沿面”。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2000年合并的25所高校在1999—2000、2000—2001和2001—2002年三期科研生产效率变化情况进行评价，并将整体科研生产效率变动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动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动指数。根据上文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技术进步是高校科研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整体科研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要想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高校应该利用合并的契机，建立合理的发展战略，有规划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吸引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促进科研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高校整体科研生产率的提升。
2.大部分合并高校对自身科研发展有良好的定位。对于2000—2001年度技术进步有跨越式提升的高校，他们意识到若在各方面熟练程度不够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技术进步，可能会加剧磨合期反应，造成整体生产率衰减，因而这类高校放慢技术进步的同时加强学校内部管理与制度建设，保证整体科研生产率的稳步提升。由于区域经济不平衡、资源相对较少等原因，对于2000—2001年度技术进步指数较低的高校追求稳中有升的技术进步发展战略，以实现整体科研生产效率最终的提升。两类高校根据各自的情况调整发展步伐，使高校间的技术变动指数与整体科研生产效率指数均出现了趋同化趋势。
3.合并高校的规模效应并不显著。各高校合并后两个年度的规模效率指数普遍不高，而且没有拉开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校合并仅仅是实现规模效益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院校合并是解决高校科研效率低下问题的一把“双刃剑”，合并后的高校决策者应该更加重视管理制度改革与资源重组，将合并成本降到最低，充分挖掘内部潜力，从而促使合并高校的科研生产形成规模效应。
4.合并高校尽管已经历了三年的发展，但还没完全走出磨合期。具体表现在整体科研生产率(TFP)起伏较大，这说明磨合期不但使合并的成效具有时滞性，也使改革的成效面临不确定性，但不能因为部分高校合并后科研生产率出现短期的衰退而忽视、否定其主流面，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高校的合并。合并后生产率的衰退类似于手术患者的恢复期，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会一蹴而就，“短焦距”的效率评价能及时发现合并高校建设中的问题，但不能以合并后一两年内效率的变化情况评定合并最终成效，高校应找到自身科研发展的突破口，在经历磨合期后破茧而出，促使科研生产效率最终达到新的高度。
总之，高校合并后科研的建设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合并高校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合并带来的资源集中等优势，引进高尖端设备与一流人才，推动科研技术进步以实现“增长效应”，另一方面要进行内部体制改革，不断调整完善学校科研管理与科研资源配置，实现“追赶效应”与“规模效应”的合并。只有这样，高校才能顺利走出磨合期，实现突破，提升整体科研实力，最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并效应。
注释：
①叶春生，葛锁网.高校联合的理论与实践[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
②蒋传光等.合并重组高校的办学理念与模式[J].高等教育研究，2002，(4).
③Fang Zhao," A Remarkable Move of Restructuring: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2(1998).周川.新一轮院系调整的特征与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1998，(3).眭依凡.关于大学并校的理性思考[J].上海高教研究，1998，(2).
④David Y.Chen," A Study on the Amalgam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3(2002).陈云超等.同济大学的多校区管理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1，(4).吴启迪.探寻高校合并的最佳切入点[J].上海高教研究，1997，(2).
⑤Malcolm Abbott,Chris Doucouliago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in Australian colleges of advanced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 2001) :384—393.
⑥Fare,R.,S.Grosskopf and J.Logan,"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publicly-owned and privately-owned electric util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6( 1985) :89—106.
⑦Fare,R.,Grosskopf,S.,Hernandez-Sanch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an index number approach,"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6( 2004) :343—352.
⑧Renuka Mahadevan," A DEA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of Malaysia' 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Singapore 4( 2002) :587.
⑨Victoria Shestalova," Sequential malmquist indic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An application to OECD industrial activitie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 2003) :211.
⑩Coelli,T,A Guide to DEAP Version 2.1,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 Computer) Program,Centre for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Working Paper 96/08.1996.
(11)韩彦峰.主分量法在高校科研工作综合评估中的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1999，(5).
(12)刘兵.高等学校科研能力评估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12).
(13)张文和.英国大学教育评估体系概述[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5).
(14)考虑到不同规模的高校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的可比性，投入和产出指标基本是人均指标。
(15)2000年合并的高校共有174所，但仅有25所高校99—02年各项数据完整，因此样本数为25个。
(16)1999年数据处理方式是把合并前各个高校当作“一个学校”，将参加合并的各校科研指标相加，合并为一个记录。2004、2005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不再按校呈现数据，而是按区域呈现数据，故样本数据的仅覆盖1999—2002年。
(17)表2中标有“*”的高校为“985”工程学校，占样本总数的54％，进入“211”工程的院校有22所，占样本总数的88％。
(18)资料来源：http://www.research.pku.edu.cn/files/rules/rulespku.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