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军[1]2003年在《二十世纪：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构建的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是：小说学的兴起。由于西方文学现念的引进，在中国一向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获得了“文学正宗”的文化地位。但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在取得正宗地位的同时，却是以西方小说观念为参照系的。结果，由于用西方小说的观念、模式、标准来取舍、研究中国小说，就不但使原本在中国传统分类中属于“小说’的作品被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甚至中国小说叙事中的诸多独具特色的文本特征被忽视、误读和遮蔽了；另一方面，这种“虚构至上”论的隐形偏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中西小说叙事美学异同的认识，从而对中西小说的研究也就不能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进行。本论文站在重建中西小说学的学术高度，梳理、论证了中西小说的叙事传统，反思了二十世纪中西小说研究中的成功与不足。尤其是论文以中西小说叙事传统为根基，对西方二十世纪美学“语言转向”后给小说研究所带来的弊端大胆进行了批判。认为“纪实’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而不是“虚构”，“虚构’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伪命题，应代之以“变构”或“想象”。并由此提出了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观点。同时还提出了要重视中西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安全和加强传统叙事的现代性转化等新论。因此，本论文是新世纪重建中西小说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王成军, 何永康[2]2003年在《一切叙事皆是纪实》文中研究说明论题:二十世纪: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 答辩通过日期:2003年5月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构建的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是:小说学的兴起。由于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在中国一向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获得了“文学正宗”的文化地位。但是,由于这种正宗地位的取得,是以西方小说观念为参照系的,是用西方小说的观念、模式、标准来取舍、研究中国小说的,这就不仅使原本在中国传统分类中属于“小说”的作品被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而且中国小说叙事中的诸多独具特色的文本特征也被忽视、误读和遮蔽了。其
李伟昉[3]2004年在《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将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加以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课题。所以这样说，基于叁个原因：(1) 受以往既定的政治标准和阅读思维定式的影响，国内对产生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哥特小说这样一个曾经深刻影响过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黑色小说”流派，在译介和研究上显得非常滞后，国内读者对其还十分陌生。从国外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前，哥特小说的研究明显不足，且评价不高。80年代后，西方对哥特小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哥特小说都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并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2) 在中国小说史上，六朝志怪小说是研究得最为不够的领域，突出表现在把六朝志怪小说作为小说文本，立足于文学性、艺术性等方面开掘的深广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以往对六朝志怪小说的研究多为封闭式的孤立研究，即在民族文学内部来研究，缺乏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世界性眼光，很少从世界的范围内以世界性眼光来看待它的具有世界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3) 将两者加以比较研究，以彰显它们共同的审美特性及其各自的独特性与价值，从而实现由浅层次的异同比较进入到深层次的文化探源，这还是一次新尝试。 笔者所以选择这个论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同属于鬼怪小说的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都在各自民族的文学史中居于边缘地位，曾经长时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但却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共同的遭遇中是否蕴涵着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它们中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共性的魅力?笔者尝试着把它们纳入比较文学视野互为参照，相互印证，以彰显它们共同的审美特性及其各自的独特性与价值，从而既实现由浅层次的异同比较进入到深层次的跨文化探源，又在某种理想的层面上，寻求一些创作通则和小说之为艺术殊途同归的真谛。 本课题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附以阐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等理论，本着跨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互补的立场和原则，通过对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比较，突出其各自的文学特色，显露、阐扬其各自的文学传统及其存在价值，进而探寻它们作为鬼怪小说所共有的审美本质与基本规律。本课题强调可比性、突出异质性、彰显对话性。在研究中，以小说构成的几个要素(如情节、主题、人物、叙事)来结构、贯串本文，突出问题意识，以问题带动比较研究。 本文的创新性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l)从比较的角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英国哥特小说的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及其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对几部最具代表性的哥特小说作了细致的分析，填补了国内英国哥特小说研究无专着的空白。(2)首次较为全面、细密地考察了六朝志怪小说作为小说文本的文学成就与长期被遮蔽的艺术魅力，并将其与英国哥特小说互为参照，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的封闭的研究思维模式，推动了它在深广两方面的发展。 (3)首次促成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学整体系统中展开，促进并加强了这两种具有明显异质性的小说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补，使原来彼此隔离的两个世界成为融合的世界。(4)首次清理了两种小说怪诞与恐怖的表现形态，并深入探讨了怪诞与恐怖的理论内涵及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意义。 绪论部分主要考察了处于比较两极的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各自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价值，并详细阐明了比较研究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思路、方法、目的及其意义。 正文由七章组成。 第一章“背景论”:通过对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生成背景的考察，旨在揭示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学历史传统，是更好地认识、把握本文后面各章所呈现出的它们之间异质性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为显出其生成过程中所面临的类似的历史境遇，以及因这种历史境遇的类似所带来的创作思维上的某些共性审美特征。 第二、叁章“情节论”:分别从情节的怪诞与恐怖两大表现形态入手，比较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异同，认为在情节上，志怪小说于怪诞中显温情，令人流连往返;哥特小说则于怪诞中见恐怖，让人毛骨惊然。而且恐怖是哥特小说的主导性特征;志怪小说多是开始颇让人有些恐怖，但随后演绎出来的故事却不都是恐怖的，而是别有洞天，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基础上阐明其怪诞与恐怖的理论内涵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并对两者所表现出来的重大差异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析。 第四章“主题论”:具体探讨因果报应、爱情、复仇叁大主题在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异同表现及其生成原因。两者均通过因果报应主题，来彰显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善恶是非的评价，充满了惩恶扬善的思想精神，但志怪小说的因果报应主题与儒家等思想传统与佛教观念息息相连;而哥特小说的因果报应主题则与基督教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且，前者多集中于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故而显得内容狭窄，简单明了，缺乏启迪人心、引人回味的厚重感和思想哲理上的阅读魅力:而后者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则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它除了?
庞希云[4]2006年在《“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文中研究表明处于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之下的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西古典小说，有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异。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古典小说与宗教文化心理密切的交互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解读中西古典小说差异性与同一性内在因素的可能。西方传统文化心理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则以儒释道思想为主宰。西方人关注的是灵魂，中国人关注的是人心；西方人祈求的是神的救赎，中国人注重的是现世的自悟；西方人叩问的是个人的心灵，中国人则在现世社会中去寻求和谐。“人心自悟”体现了中国儒释道文化中依靠自我力量获得超越的鲜明特征。它既是中国人自我修养的行为与方式，也是自我升华的一个过程、自我超越的一个途径。“灵魂拯救”体现的是西方文化中在神的关照之下实现个人完善的特征。它是西方人寻求解脱、追求永恒的心理行为方式，是个人灵魂得救的过程与途径。“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两者各自皆分别长期积淀于东西方人的心灵深处，持续对人类精神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些文化心理的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作家不同的创作思维和创作倾向。受“人心自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以正史之补，以经世致用、益于世道人心为宗旨摆脱“小道”的卑下地位；另一方面，也融入“澡雪精神”、陶冶性情的审美理想。至明清，这一文学关注世道人心与追求人心超然的创作倾向融合互补，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统摄了善与美的文学追求，注重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的理想融合，注重人与天地自然、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和谐追求，仁义忠孝与空灵无常、因果轮回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所寻求的善与美的境界。与中国古代小说关注世道人心不一样，西方小说更关注个体灵魂的净化与超越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它承继了西方文学忏悔意识与哲学思辨的传统，深重的罪感与虔诚的忏悔以及深刻的灵魂思辨与剖析，构筑了西方小说独特的感染力。处于“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不同文化心理制导之下的中西古典小说，有着双方共同关注的表现对象，共同的精神内核及共同的文学追求，也有着不同的创作心态和接受心理，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关注重点及相异的价值指向，双方既有各自文化所带来的优秀的传统，也有各自的局限性。由此而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文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可磨灭的永久性价值，自然也有其不合理的甚至腐朽的部分；反过来，西方基督教文化及其体系之下的文学也如此。因而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与文学可以融合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精华，却不应以西方文化与文学来否定或归化中国的文化与文学。
董定一[5]2013年在《明清游历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游历活动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点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游历作为小说创作者喜用并善用的主题,广泛存在于明清两代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小说之中。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此类题材的研究和探讨仍有偏颇肤浅之处,尚显不足。本文在考察中即将游历小说这种较有特色的小说类型单独列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系统的讨论它的文本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在整体范围内廓清游历小说所统摄的各个类别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其重做定义与解读。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对明前游历小说的流变历程进行扼要的回顾。本章分别以明清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范围,对存在于这些时期内的游历小说分别予以简略的梳理和考察,以期把握游历小说的发展演变规律,认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游历小说的文本特征,初步确定游历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的存在价值；此外,在从整体上把握游历小说的既定规范的同时,也对少数典范作品的基本特征与美学风貌进行了阐释和论证。第二章主要论述以《水浒传》、《西游记》为代表的明代游历小说。纵观明清游历小说发展史,以侠客或神魔作为主角的游历小说可谓独树一帜,这与《水浒传》、《西游记》的垂范作用是分不开的。《水浒传》借传奇笔法来描绘现实、借游历情节来刻画侠客,作品艺术特征鲜明,基本奠定了后世侠游小说的创作范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而《西游记》在游历结构、域外描写乃至人物、情节、视点的设定等方面更是多有超拔众作之处。应该说,它们对后世《禅真逸史》、《叁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游历小说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与示范作用。第叁章主要讨论清代的游历小说。清代乃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是古代小说创作的最后一个黄金期,小说之大兴也带来了清代游历小说的迅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游历小说所辖属的类别不断增多,才子佳人小说、弹词、神魔小说以及侠义小说中均不乏以游历情节结构故事的作品出现,其中就包括《镜花缘》、《野叟曝言》这样堪与《西游》、《水浒》相颉颃的游历小说杰构；此外,在明代一度沉寂的文言游历小说也在清代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产生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作品。第四章将晚清游历小说单独划出来进行讨论。晚清无疑是中国一个具备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在传统观念与启蒙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于这一时期内的游历小说既在叙事模式、主旨内容等方面深受适时社会环境与文化风气的影响,具有了显着的创新意义,又与传统游历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晚清时期的历险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乃至意在翻新旧文的神魔小说中,存在着大量以游历来结构情节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意义者莫过于《老残游记》。受到文化氛围、历史背景等客观条件以及创作视野、审美情调等主观条件的共同影响,《老残游记》中的游历叙事既在某些方面摆脱了旧文体、旧思路的束缚,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游历小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对传统游历小说的继承与解构,晚清游历小说也确立了自身在游历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五章借助比较文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跨文化视域中的游历小说。本章重点对自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中西游历小说进行简明扼要的对照探讨,将具有典型意义的西方游历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来与明清游历小说进行类型化的对比参照,继而对颇有相似之处的西方童话《绿野仙踪》与中国小说《西游记》中的游历叙事加以单独考析,以期全面比较二者之中游历叙事艺术特征的异同；此外,出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游历小说独具的文体特征与文学意义的目的,本章还从自然环境、社会构造、文化风气、文学形态等方面入手,探幽抉微,对造成中西游历小说诸多差异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分析讨论。
王鹏[6]2011年在《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历程与主要视角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叙事学(cultural narratology)是指从文化论角度切入对叙事问题研究的理论性知识系统。中国当代文化叙事学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叙事学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理论成果,并且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针对国内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史和综述综论性论文论着的现状,本文以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述评为基本目标并试图完成以下叁个重要的任务:1.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中涉及文化论角度的成果进行清理,理清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和基本脉络;2.对国内从文化论角度研究叙事问题的主要视角进行分类性清理,并对不同视角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进行深入述评,以呈现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角度和方法特征;3.从学术背景角度探讨对中国学者文化叙事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学术资源,并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叙事学成果的特点、优势和局限,以为后来者从文化论角度研究叙事问题提供启示,同时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交代了本文写作的缘起和目标、对“文化叙事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定义和廓清,对本文的资料准备情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陈述。本文使用张开焱先生在《文化与叙事》一书中对“文化叙事学”所做的定义,即从文化角度切入对叙事问题的研究。弄清了文化叙事学的概念,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的基本历程进行大致的勾勒,这构成了本文第一章的主要内容。这个基本历程的勾勒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至今,跨度大约是20多年的时间,在内容上以陈平原、丁乃通、张开焱、杨义、傅修延、高小康、谭君强等学者的文化叙事学思想和理论性研究为主,兼顾近10年文学批评领域所出现的从文化角度切入叙事分析的300多篇批评文章。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仍然采用张开焱先生在《文化与叙事》一书中对文化所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叁层划分,按照实际构成情况,将中国文化叙事学的研究成果按其所依据的文化视角的不同,划分为宏观整体文化视角、符号与媒介视角以及精神文化视角叁大类别,并概述中国文化叙事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全文的核心则是第二至第五章,这四章在第一章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史概要式的清理基础之上,选择其中几种重要的研究视角进行专门性研究,这几种视角分别是第一章所划分出来的宏观整体视角、符号与媒介视角以及精神文化视角(包含杨义先生的民族文化视角和高小康先生的意识形态视角),分别选择了张开焱先生的《文化与叙事》、傅修延先生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以及高小康先生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作为代表性成果进行了细致的述评。这四章结构上的共同点在于,每章的首节我都会对该学者文化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力图揭示出其叙事研究中文化学思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每章都辟有叁个专节对他们代表性的核心成果进行述评;最后,每章的结尾辟有专节对该种视角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进行分析,并对其可能存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在具体内容上,四位学者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各不相同,各章评介和关注的重点也就不同:第二章主要从文化与叙事活动的整体关系的角度来讨论《文化与叙事》一书的内容与特点;第叁章突出《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所采用的符号与媒介视角、所囊括的广泛的研究对象以及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四章是围绕《中国叙事学》在建立中国特色文化叙事理论、解读中国叙事背后的精神文化密码以及重新定位中国明清评点家这叁点上的贡献来进行论述。第五章则突出的是高小康先生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叙事观念演变过程的勾勒、对中国近古社会叙事艺术中世界图景的展示及文化语境的发掘。最后,本文的结语部分试图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进行概要式的考察,分析中国文化叙事学成果的成就、特点、优势和局限,以为后来者从文化论角度研究叙事问题提供启示,同时对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
李金梅[7]2016年在《《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改写与研究》文中指出《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名着,目前已被译为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并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本论文从跨文化的角度,借助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英语世界《水浒传》的改写与研究,总结英语世界《水浒传》研究特色与方法,为我国《水浒传》研究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同时将英语世界《水浒传》研究与国内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为中外《水浒传》研究交流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首先梳理《水浒传》英译情况,并对其改写本进行分析。《水浒传》节译本《一个英雄的故事》和《强盗与士兵》按照西方“统一性”原则和西方流浪汉小说模式对原文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改写。这些改写受到译者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第二章主要探讨英语世界《水浒传》演化研究,包括小说成书、作者和版本叁个部分。国内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水浒传》演化研究成果成为英语世界《水浒传》演化研究的立论基础,但由于缺乏实证材料,英语世界学者搁置了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订,保持存疑的态度。英语世界还以西方批评理论考查《水浒传》的演化,产生了一些具有西方批评特色的研究成果,如“口头-书面”交互传递的成书模式研究和以伊恩·瓦特小说理论考察《水浒传》的版本生成研究。第叁章以英语世界《水浒传》人物研究为对象,分别从性别视野、道德评判和社会职业叁个角度进行分析。从性别视野看,英语世界对《水浒传》的女性研究是其研究一大特色,并且影响深远。在人物道德方面,英语世界学者观点各异：有学者认为梁山好汉正义、高尚；有学者称他们嗜杀、厌女；还有学者试图调和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在梁山好汉社会职业出身方面,英语世界学者不仅呈现了梁山好汉的具体职业,还进一步分析了梁山集团的人员构成和反抗性质。第四章以英语世界《水浒传》结构研究为焦点,主要从小说整体结构和重复情节结构两个层面探讨英语世界《水浒传》结构研究成果及其特点。英语世界《水浒传》结构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学术特质,无论是赛珍珠的“模仿生活”结构,还是“缀段式”结构都是以西方叙事文学结构为标准的考察结果。在反思以西方批评方法审视《水浒传》合理性和适度性后,英语世界学者挖掘出《水浒传》的多种整体结构和重复情节结构。第五章以英语世界《水浒传》金圣叹评点为研究对象,包括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英译和阐释、金圣叹评点的功能与效果以及金圣叹评点与西方小说批评理论叁个方面。英语世界学者以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为基点,上溯源流,下探影响,揭示了中国小说评点的历史脉络,从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小说批评理论,重建了中国文论话语,实现了中西诗学的对话和交流。结语部分主要综合考查《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理论视野及方法、误读、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和本论文需继续研究的方向。英语世界《水浒传》研究采用西方批评理论,同时又在不断反思和批判这种批评方法和之前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批评脉络,取得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中也有对《水浒传》的误读,如套用西方小说理论指责《水浒传》人物心理描写缺乏、批判其缀段式结构以及夏志清对《水浒传》精神文化的批判。由于本论文主要以英语世界《水浒传》改写、演化、人物、结构和评点五个方面为研究对象,有一些研究成果未纳入本论文,只能留待日后展开研究。英语世界《水浒传》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内《水浒传》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同时也可作为国内《水浒传》研究的参照对象,激发中西思想碰撞的学术讨论。《水浒传》蕴含着巨大文化力量,对英语世界《水浒传》研究的梳理和分析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这部小说的文化内涵,而且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江慧敏[8]2012年在《京华旧事，译坛烟云》文中认为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先生在海外用英文创作的一部旨在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小说。小说创作于1938年，正值国内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林语堂先生虽然身居海外，但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也想为国内的抗战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是，借此小说创作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宣传抗日战争，以争取国际支持并鼓舞国内抗日官兵与广大民众的抗日士气。这样，一方面该小说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婚丧礼宴、中医中药、古玩古画、赋诗作对、测字相面、求道成仙、饮食茶酒、人生哲学等中华民俗与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它以中国历史现实为故事背景，即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直至抗日战争，其中涉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得小说极具真实感。由此看来，这部小说完全是中国题材，其特殊之处是它的语言与反映的题材之间的错位，即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翻译类型——无根回译。国内翻译界注意到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汉译的特殊性，但是整体上认识较为混乱，概念运用上说法不一，亟需澄清界定。例如，把这类特殊的翻译称之为“回译”、“复译”、“文化回译”、“文化还原”、“还原翻译”等。实际上，翻译理论中这些已有的翻译概念无法很好解释并涵盖这种特殊翻译类型，需要根据这类特殊创作与翻译现象本身具有的特点提出一种新的翻译概念，对此，王宏印教授提出“无根回译”的概念。基于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作品在回归其母语语言形态的翻译过程的特殊性，其中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并加以解决。因此，本论文试图以林语堂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叁个中文译本——郑陀、应元杰合译本、张振玉译本和郁飞译本为个案，借助叙事学、修辞学、文体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以及互文性等理论，全方位地探讨小说原着的特点，并分析译本的体现与还原情况。在对原文、译文、原文与译文之间，以及叁个译本之间进行文本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此类特殊创作现象中的文化内容在回归母语形态时，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性认识，希望对同类作品和翻译现象作出有力地解释并提供一定的借鉴，以期丰富翻译理论并对翻译批评带来一定启示。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包括选题动机与意义，研究现状分析等。研究现状主要是国内外林语堂研究综述，侧重于林语堂翻译研究现状，最后落脚到Moment in Peking的翻译研究现状上。第二章是对林语堂的生平和中英文翻译创作的介绍，以及对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创作与翻译情况的介绍。探讨了林语堂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文化传播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以及属于异语写作的Moment in Peking对本国文化的表现力问题。第叁章运用叙事学、修辞学和文体学理论，从宏观结构层面和微观语言与审美层面上全面把握文学作品，探讨在译文中的体现情况。叙事学运用中西方叙事学理论，以中国叙事学为主，分析Momentin Peking的叙事特点以及叁个中译本的翻译叙事。修辞学主要是运用并非仅限于修辞格或修辞技巧层面的广义修辞学概念，探讨原文与译文叙事话语的修辞性特征。从文体学方面主要是探讨林语堂的语言风格与翻译复原。第四章，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东方主义理论，对小说塑造的中国形象、日本、韩国、西方等外国形象进行研究，探讨译本对这些国民形象的还原情况及其参照因素。由于作者通过审美形象表现其主观评价态度和客观理智认识，各国形象的塑造都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参照下。又由于林语堂在异域用异语创作，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既有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需要，又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第五章是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互文性研究与翻译。主要借助费尔克劳的狭义互文性概念：“显性互文性”和“成构互文性”，并对之进行一定的改造。探讨小说原着的互文性特征，以及汉译本对这些互文现象采取的强化、等化、淡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为无根回译的理论探讨奠定基础。第六章是对Moment in Peking叁个中译本的特色比较和整体评价。主要运用文本细读法、评价法等对各个译本的特点进行分析，挖掘其深层原因，指出各个译本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叁个译本之间的共性并作出整体评价。最后，基于对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讨论的基础上，认为《京华烟云》、《瞬息京华》作为文学翻译，具有翻译文学的基本特征，应该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第七章是对Moment in Peking的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翻译类型——无根回译及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先是界定无根回译的概念，区分容易混淆的回译、古本复原、伪译等相关翻译概念。然后，论证无根回译的普遍性，对其适用范围进行层级划分，对其参照因素、译本评价以及终极范本问题，加以讨论并尝试予以解决。无根回译对一些传统翻译理论带来的新情况，以及对翻译批评带来的挑战，本章均有探讨。第八章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基本认识，包括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以及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后续研究展望。通过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叁个中译本的研究分析发现：1．《京华烟云》的写作属于异语写作，是一部外洋内中的小说，具有中西合璧的性质和异域传播的意图。其创作的成功使异语写作中语言对文化的表现力问题突显起来。本论文经过探讨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是表现该民族文化的最佳语言形态，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其他民族语言同样具有很好的表现力。2.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在国内的翻译，作者林语堂曾事先选定理想的译者，并提供有关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人名、诗词典故等注解供译者参考。而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困难可以与作者沟通。这样，作者与理想的译者合作，使得善译本的产生成为可能。3.在理论上，《京华烟云》的汉语翻译属于“无根回译”，即运用外文进行中国文化题材的文学创作，但又用汉语翻译回来，呈现为汉语文学形态，返销给中国读者或汉语读者。其翻译效果以中国现代读者为接受的心理基础，最终将体现其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赢得必要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4.通过研究发现，“无根回译”并非只限于林语堂一个个案，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中存在不少类似的异语创作及其回归母语的翻译现象，因而该理论的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这种新的理论会带来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例如，无根回译的参照因素、译本评价、终极范本等，需要讨论并加以界定，本文都进行了探讨。总之，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译本这一特殊个案进行研究，无论是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对翻译理论，均具有重大发现和重要的理论价值。虽然小说创作内容是京华旧事，却给译坛带来新的翻译类型并对翻译批评提供新的认识和启示，正所谓京华旧事中蕴含着译坛新识。
李琦[9]2015年在《近代小说叙事形式论研究》文中认为近代小说理论是中国叙事理论上极为关键的一环,它在中国传统小说理论与西日文艺理论的激荡中孕育生成,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思想,又吸收了西方近代小说理论的某些新特质。域外小说的译介让近代小说理论家对西方小说的叙事形式技巧有了十分直观的认识,林纾、梁启超、吴趼人等小说理论家都提出了一些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形式理论。本论文研究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为基本文献,并广泛参阅其他相关小说理论资料和论着,从而筛选出“开局突兀”、“举定一人为主”、“自叙体”、“横截面”、“明着一事焉以为之型”等小说叙事形式论术语与命题。本文借鉴西方的经典叙事学理论,主要从叙事时序、叙事视角和人称、叙事内外在结构以及人物叙写技巧四个方面对这些命题展开阐释,追溯它们内在的传统文论精神,发掘附缀其上的外来文化因子,从叙事学的角度探究这些命题对“五四”以及现代小说理论的具体影响。近代小说理论以“开局突兀”来表述西方小说理论中的“倒叙”手法,直观的揭示出了倒叙形式最明显的运用方式及叙事效果;“举定一人为主”说则从小说布局的角度阐释了西方小说限制叙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近代小说理论在叙事视角上的重大发现;近代小说理论还从主客观的角度提出了“自叙体”与“他叙体”论,凸显出了小说叙事人称意识的觉醒;“以政论入小说”的命题强调小说中政论化因素的引用,冲击了注重情节结构完整性的传统小说观念;在吸收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基础之上,近代小说理论家们更提出了“横截面”说和“穿插藏闪”说,分别阐释了短篇小说截取典型片段和长篇小说多元有机交叉的结构方式;此外,主观化“内面”叙事论、“镜中取影”的白描叙事论、着“型”立“式”等术语和命题提出了对小说人物塑造真实性、个性化和典型性的要求,在延续传统小说人物观的基础上又体现了向现代小说叙事理论过渡的新趋向。近代小说理论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呈现出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近代化特色,它承担了中国传统小说理论向现代小说理论转变的历史重担,不仅为“五四”小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方向。
张文东[10]2013年在《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向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以及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经验”进行承袭并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有关历程与表现的一种系统整理和论述。本文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传统的全面检视，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的系统梳理，发现并确证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叙事样貌，并将这种样貌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多元、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不同阶段、层面以及不同主题、载体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充分地论证说明：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以来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当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当中，作为真正具有小说成熟体式意味的“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表现”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普通大众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对于包括二十世纪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而言，它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模式和叙事传统。第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尽管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但作为一种强大文学传统的传奇叙事，还是因现代社会的形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大众读者的扩展、民间样式的萃取等等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不断焕发出更为深刻而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在现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当中被有意识并个性化地转化、使用和发展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一种特殊形式。第叁，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小说，首先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意义上，直接承袭了自“延安文学”以来的“革命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创作方法的导引下，把最具有民间、大众基础的传奇叙事作为自己完成“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现实革命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传奇”样貌。第四，“新时期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小说，尽管流派众多并有着向西方学习以及“向内转”的“新潮”取向等，但不管是作为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还是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传奇叙事始终都是文学开始形成“自觉”之后的重要选择之一，不论是在“改革”或“知青”小说等现实主义主流中，还是在“地域”或“市井”小说等“寻根”的意识里，或是在“民间”或“历史”的重新发现并重构的意义上，始终都有着连绵不断的传奇叙事的艺术取向。第五，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面对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以及“泛文学”的语境，其原本属于文学的传奇叙事精神也在大众狂欢的意义上以各种“类文学”的形式发生了新变与转型，并通过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以及影视镜像的表现，呈现出种种面向大众、迎合市场、制造消费的姿态，从而使在这个意义上所演发出的传奇叙事，进一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大众语态的传奇性。通过上述这种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文学表现所完成的较大规模地梳理，本文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形成的结论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有其独特的传奇叙事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始终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承袭和发展，即便仅就中国当代小说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作为“中国经验”的传奇叙事传统，也始终是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丰富性存在的必然条件。因此，本文这种基于“传统与发展”辨证关系的文学史辨析，便不仅可以让我们真正回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来认识中国文学及其小说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形成某种更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D]. 王成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一切叙事皆是纪实[J]. 王成军, 何永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3
[3]. 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D]. 李伟昉. 四川大学. 2004
[4]. “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D]. 庞希云.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5]. 明清游历小说研究[D]. 董定一. 南开大学. 2013
[6]. 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历程与主要视角模式研究[D]. 王鹏. 湖北师范学院. 2011
[7]. 《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改写与研究[D]. 李金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8]. 京华旧事，译坛烟云[D]. 江慧敏. 南开大学. 2012
[9]. 近代小说叙事形式论研究[D]. 李琦.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10]. 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D].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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