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通货紧缩的政策反思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经济即将走出通货紧缩
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状况进行实际测算，可以发现：开始于40年代末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开始于70年代末的库兹涅茨周期、开始于1991年的朱格拉周期以及开始于1996年10月的基钦周期都将于1999年结束，200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也就是说，历时3年多的通货紧缩即将结束。 各种经济变量和指标的好转可以有力地实证这一判断。
1.出口快速回升
我国的出口额于1999年第三季度摆脱了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呈现快速回升势头，7、8、9、10四个月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7.5%、17.8%、20.2%和23.8%，从而一举扭转了累计出口额自1998年第三季度以来的负增长局面，1—9月累计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2.1%，1—10月进一步加快到4.3%。出口作为一种最终需求， 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出口额相当于我国国内商品零售额的50%以上，占企业产品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它每增长5 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800—1000元的市场需求，如果1999年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将会有力拉动经济回升。
2.国内需求开始启动
随着各种扩大内需政策措施的落实，国内市场需求开始缓慢启动。社会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长率1997年为9.3%，1998年为9.7%，1999年10月份为10.8%，生产资料销售额1999年1—9月达到2.97亿元，同比实际增长10%，比上年同期加快5个百分点。1999年10月末， 作为实际购买力的M[,1]比上年同期增长15.1%，增速比上年末加快3.3个百分点。 1—10月企业活期存款累计增加1811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634亿元， 活期存款占企业全部存款的比重为67%，比上年同期提高20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年末下降3.7个百分点。1999年1 —9月，城镇及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同比增长8.8%和4.8%，增速比1998年分别加快3个和0.5个百分点，这必将促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
3.企业效益逐渐改善
经过市场萧条的冲击和洗礼，部分低效亏损企业被迫破产清理，大批企业通过减员增效、资产重组、转轨改制焕发了生机，同企业休戚与共的观念不断深入职工人心，从而使企业整体效益渐趋好转，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开始逐渐打破。1999年1—9月，全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数93.5，比上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实际利润同比增长71%， 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13.4%。其中，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改善更为明显，预算内国有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7%，实现利润增长287.7%，绝大部分行业的息税后资产收益率有不同程度提高。1999年10月工业产销率为97.27%，比上年同期提高0.41个百分点。
4.物价跌势得以遏制
我国的生产资料价格、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于1996年10月、1997年10月和1998年3月出现负增长，且呈逐渐加快趋势。 这一趋势已于1999年得以遏制，生产资料价格降幅逐季回落，一季度跌幅为8%，二季度为6.4%，三季度为4.2%，商品零售价格和消费价格自5月份最大跌幅3.5%和2.2%逐月缩小至10月份的2.6%和0.6%。物价下跌是通货紧缩的突出标志，其降幅的持续回落，说明通货紧缩的能量已渐衰竭。
二、对我国反通货紧缩政策的反思
回顾近两年来我国反通货紧缩的历程，面对新的经济运行背景、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新的经济现象，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内部时滞长短决定着政策见效的快慢
任何一种宏观调控政策都存在一定的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调控水平的高低首先体现在内部时滞的长短上，它也决定着政策见效速度的快慢。如果调控者能较早发现经济运行的不正常苗头，并及时采取政策措施，就可以较快实现政策目标；反之，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待到其相当严重时才采取措施，治理难度就会增大，政策见效时间就会拉长。
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势头，我国政府于1993年下半年实施了宏观紧缩政策，到1996年已基本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与此同时，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也随之暴露，1996年10月，生产资料批发价格首次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的迹象已开始显现。但当时在决策层的观念中只有通货膨胀，把物价负增长错当成了宏观调控的成效，为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直到199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下岗失业大量增加、零售物价也出现负增长，才使其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方向。认识时滞长达近1年。但是， 由于政策措施并没有及时出台，直至1998年7月， 中央才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直到1998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被“适当的货币政策”所取代。行政时滞也将近1年。 过长的内部时滞使抑制通货紧缩的时机被延误，增加了启动经济的难度，其间东南亚经济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收缩这一外部冲击更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2.能否抓住根本原因是政策成功的关键
通货紧缩作为一种货币现象，是社会总供求失衡的反映，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但在一定条件下，总有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本次通货紧缩是一种内生型的通货紧缩，其根本原因在供给方面。随着体制改革推动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资源约束下的投资决定型转化为市场约束下的消费决定型，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开始硬化，体制性收缩效应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职工员额过多等问题开始暴露，企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而使成本不断上升，而价格却在下降，许多企业因此陷入经营困境，亏损企业越来越多。由于种种制度性限制，亏损企业往往不能或不愿象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退出市场，而是依靠财政补贴、银行贷款和拖欠货款以求苟延残喘，并被迫加入价格恶性竞争，从而将更多企业拉入亏损泥潭。亏损企业长期发不出工资，大量职工下岗，导致职工现期收入减少，居民现期消费因此下降，从而造成市场需求不足。这又使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环境，经营更加困难。这就是我国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它可以简明表达为：生产效率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在这一恶性循环中，生产效率下降是起点，消费需求不足是传导。因此，要想有效治理通货紧缩，就必须大力提高企业效率，如果嫌这方面措施见效太慢，想从外部迅速打破这种循环，也应从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入手。
3.各种政策的协调配套状况决定着政策效应的发挥程度。
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应同向扩张，但从近年来的实际状况看，在财政大力扩张的同时，货币方面却一直是偏紧的。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推进，面对庞大的不良资产和严峻的经济形势，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和自我约束机制迅速增强，一改过去盲目放贷的货向，从而使扩张性货币政策受到传导机制的梗阻。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也无法促使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基础货币投放不出去。1998年，基础货币仅增加703亿元，同比少增3042亿元，1999年7月末又比年初减少1432亿元。这使货币供应量增幅不断下降，M[,2]、M[,1]、M[,0] 的增幅分别从1994年的34.4%、26.8%和24.3%下降到1998年的15.3%、11.9%和10.1%。M[,2]中准货币的比例不断提高，由1994年的56.2 %提高到1998年的62.72%，再到1999年6月的65%。与此同时，货币流通速度（GDP与货币存量的比率）也在不断下降，M[,2]的流通速度由1992年的峰值1.049降至1998年的0.761，M[,1]的流通速度由1995年的峰值2.438降至1998的2.024（谢平，1999）。 货币扩张政策的失效使财政政策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其扩张效应被大大抵消，政府扩大支出所形成的货币供给不断沉淀下来，无法有效带动民间投资和刺激消费需求扩大。
其间的另一项金融举措也对促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发挥了抑制作用，那就是启动股市“5.19”行情。其本意或许是为了扩大企业投资，利用股市上涨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但是，由于发股筹资企业投资到位速度慢，加上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无效投资，从而使投资增长大大低于预期，对后续投资拉动作用有限。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未因此而迅速提升，难以支撑股指持续稳定上扬。这样，在行情启动初期源源进入的散户资产被牢牢套定于股市，可用于消费支出的来源减少，社会有效需求进一步缩减。
4.要根据具体环境正确选择政策实施方式。
在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政府主要采用财政扩张政策来治理通货紧缩。由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低，减税空间有限，扩大财政支出自然就成为主要的实施方式。基于各类产业、各种产品大多处于买方市场状态的现实，政府将支出主要投向了交通通讯、水利电力、中央专储粮库及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从长远来看，上述选择或许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这些措施却没能有效发挥迅速激活市场、激活经济的作用。原因可能在于：（1 ）政策措施的性质和力度未能改变居民收入下降、支出上升、物价走低的预期，也未能改变企业对经济前景看淡的预期，从而使政府投资未能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使部分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也遇到了需求不足的制约，变成了“库存”，无法循环带动投资和消费的扩大。据测算，1999年第一季度，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27，从而使投资乘数只有1.51（戴园晨，1999）。（2）基础设施投资的产业链较短，产业关联度较小，所需投资品， 如钢材、木材、水泥等已有原生产能力可供利用，从而使动态的投资波及效应较小。（3）财政投资到位率不高，部分资金被挪用， 投资中资源浪费严重，成为一种无效投资。另外，政策操作本身的不协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扩张效应，比如，一方面扩大投资，另一方面又一再宣称这种扩大是不会持久的，从而弱化了对民间投资者信心的刺激作用；一方面扩大支出，另一方面又加强税收征管力度，造成收入紧缩效应对支出扩张效应的抵消。
三、即将走出通货紧缩情况下的政策选择
基于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在各种扩张性政策措施逐渐见效，经济即将走出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政策操作上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考虑预期和注重预调节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运行自发的周期性越来越明显。形成这种周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在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居民根据预期做出消费储蓄决定，企业根据预期做出投资决策。预期作用的增强是我国市场经济渐趋成熟的标志，但它也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难题。预期一旦形成，经济就将沿着一定的方向作惯性运行，它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传统体制下的直接调控越来越难以实施，作用也越来越弱。要想扭转这种惯性，就必须更多地采用间接调控手段，并使其足以改变人们的预期，这需要一个渐进的反应过程，不能期望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要求管理层在制定和实施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及时、准确地把握人们的预期，注意打提前量，在预期所决定的经济运行惯性还没有充分展开之前，就采取各种抑制性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施反周期调控，否则，调控政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经济的周期振荡。
比如目前，在经济即将走出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短期内进一步落实扩张政策也许仍有必要，但调控者关注的重点却必须从防通货紧缩转向防通货膨胀。这一建议的提出基于以下两点判断：
（1 ）我国近年来通货紧缩发生的主导性货币原因在于货币流通速度减慢。通货紧缩是货币供给流量不足的一种外在表现。流量不足可能因货币存量供给不足引起，也可能因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引起。我国近几年的货币存量增速虽有下降，但仍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速，这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导性货币原因。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有经济货币化、实际利率提高、三角债问题严重等方面的原因（左孝顺，1999）。随着经济货币化的逐渐完成、实际利率的降低、多种投资渠道的开辟和三角债的清理，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会得以遏制，甚至转而加快，货币供给不足的问题会随之消失，甚至出现供给过多。
（2）我国经济中存在的过多货币并未消失。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经济运行中产生了大量无实物价值对应的过多货币量，其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或者说银行帐面上虚有的购买力与社会实际产出之间的巨大差额。这种过多的货币并未因通货紧缩而消失。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货紧缩一般都伴有经济危机，危机中部分企业、银行及家庭破产，强制地清理债权债务，从而消除过多的货币。而我国则不同，社会经济现状不允许作为债务人的企业大面积破产废债，作为直接债权人的银行和最终债权人的居民也承受不起强制清债的冲击，所以，历史上累积过多货币将长期存在，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慢慢化解。
在潜在通货膨胀压力严重存在的情况下，保持居民的通货稳定预期就非常重要，如果居民心态不稳，大量提存，就可能产出挤出性恶性通货膨胀（周天勇，1999）。有人曾不无钦羡地介绍克鲁格曼针对日本长期经济衰退开出的药方：创造长期比如15年的5 %的通货膨胀预期（刘宪法，1999）。本人认为决不能拿这一药方来治中国的通货紧缩之病。
2.财政政策要让位于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要手段，两者应配合使用，但不同情况下，往往主次有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多以货币政策为主，这次治理通货紧缩则以财政政策为主，这实际上也是在货币政策“失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以哪种政策为主必须考虑三个问题：哪种政策更有示范带动作用，哪种政策更能防范风险，哪种政策更有承受力（曾康霖，1999）。就这三个方面考察，在即将走出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理当以货币政策为主。这是因为：（1）在近两年的实践来看， 财政政策的示范带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而货币政策随着实际利率水平的下降和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理顺，其示范带动作用必然会逐步提高。（2 ）以调控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会弱化社会信用关系，不利于彻底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还容易带来低效投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而以货币政策为主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信用观念，扩大社会的信用关系，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3）从承受力方面看，财政政策已难承重负。 就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GDP）来看， 国债余额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我国目前已接近这一警戒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财政支出）上升过快，由1996年的26.4%迅速上升到1998年的36%，大大超出了15—20%的国际公认控制线。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高，1996年为55.61%，1998年猛增至60.4%，远高于25—30%的国际公认控制线。国债偿债率（国债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1996年为17.7%，1998年猛增至23.86%，远远超出了8—10 %的适当控制水平（刘溶沧，1997）。
3.货币当局要在注重政策短期效应的同时更注重政策机制的培育
根据这次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教训，货币当局在今后的政策操作中要立足短期，政策任务与目标应一年一定，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作政策微调。同时，为了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注重理顺政策机制，包括操作机制和传导机制。在操作机制上，适时取消存款准备计息制；推动票据业务和再贴现的发展，扩大对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范围和操作力度。在传导机制上，要完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在监督约束机制增强的同时，要促使其激励机制也相应增强，明确其利润目标，增大利润留存，以增加外部激励；促使其将职工利益与银行效益挂钩，使银行上下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断开拓业务领域，扩大业务规模。还要注意改变高度集中的利率管理体制，扩大商业银行利率决定的自主权，增强其利率敏感性，使其能根据业务成本和风险进行贷款定价，从而使其因向中小企业及个人贷款有利可图而扩大贷款规模。
4.财政政策要更注重结构调节
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结构调节功能更强，所以，在操作中不能只重视其总量调控效应。基于对我国通货紧缩原因的认识，今后一段时间，扩大的财政支出不能只投向基础设施，要增加两个方面的支出：一是生产性建设支出。在有进有限的国有经济战略大调整过程中，注重对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化工业、装备工业中的机制理顺、经营管理水平高的企业加大国家投资力度，也可以以贴息方式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支持其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及技术的升级换代，促使企业整体效率提高。二是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性支出。归还对居民的历史欠帐，并促使人们改变收入下降、支出上升的预期。这种支出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稳定，能为企业提高效率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眼前来看，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扩大，扭转通货紧缩的传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比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
5.要注意各种政策的综合配套
在产权政策上，要建立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法规，消除私营企业家对未来的种种担心，使他们愿意投资、敢于投资。同时要逐渐向非国有经济开放更多领域，诸如金融、邮电通讯、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吸引民间投资扩大。在产业政策上，要适应产业转换的需要，大力发展供给不足的第三产业，满足和开发服务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要注意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趋势，加强对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的征管力度，利用转移支出等方式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注意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开拓农村市场。在汇率政策上，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使其能在出口退税等补贴取消之后，有力支撑和促进出口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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