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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用“理性”赶走了“上帝”，而理性仅仅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能代替上帝来支撑目的、支撑理想。
人类社会的变化，取决于人在可能性当中进行的自觉选择；人有没有精神，有什么样的精神，对未来社会有重要影响。
通过追求真善美而达到自由境界的活动主体也可以是普通的劳动者，如庖丁那样通过凡俗的功夫或“技”达到超越的境界即“道”。
“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包括三个含义：“凡俗时代”中的生活与理想境界，“凡俗人群”的生活与理想境界，“凡俗活动”时刻的生活与理想境界。我们的问题是：这三种意义上的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有矛盾吗？凡俗生活当中，可以并且应当追求理想境界吗？
凡俗时代能否有理想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前几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凡俗时代”做了三种解释：政治生活与宗教信仰相分离，众多民众与宗教信仰相分离，宗教信仰与唯一信仰的确定性相分离。泰勒说他写《凡俗时代》就是为了讨论这第三种意义上的“凡俗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或许可以用斯蒂夫·乔布斯临终前说的“我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半一半”来描述：在凡俗时代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真心信神的，但对这一点他们常常不仅要说服别人，而且要说服自己。
对这种情况，德国哲学家尼采有一个不仅惊世而且骇俗的说法：“上帝死了！”他写于1882年到1886年的一本书中称：“‘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此乃最近发生的最大事件……有许多东西，比如整个欧洲的道德，原本是奠基、依附、植根于这一信仰的。”
从思想史上来看，欧洲人用来“杀死”上帝的武器，叫理性。理性这个武器在康德和在他之前的启蒙思想家那里，被用来批判基督教神学中为上帝存在所做的各种论证；在从达尔文到霍金的许多自然科学家那里，则被用来对有关上帝创世和上帝造人的宗教信条从科学上加以釜底抽薪。于是，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大多数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上帝放弃他存在的权利。
上帝放弃存在权利以后，用上帝来支撑宏大理想也就不再有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能否把理性自己作为宏大理想的依据呢？在1516年出版《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都是想要用“理性”来取代“上帝”作为社会的权威。
但问题在于，理性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只具有破坏作用，而没有建设作用，结果只能是“破而不立”。
当然，理性不仅可以是一种破坏的方法，它也可以是一种建设的工具，帮助我们达到既定的目标。但问题在于，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它至多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的是不能追求的，但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是应该追求的。我们的手机上大概都装了GPS，这可能是工具理性的最新最不可思议的成就了，但GPS虽然能准确告诉我们在哪里，却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去哪儿。
工具理性不仅是不够的，还可能是过分的；它非但无法告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它如果被用于实现邪恶目的的话，还会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力量，被用来更高效地杀害无辜、破坏环境。
因此，局面就是这样：上帝被理性赶下台了，而理性仅仅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它并不能代替上帝来支撑目的、支撑理想。
面对“上帝死了”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所造成的理性危机，人仍然是需要超出物质欲望、社会规范和个人私情的精神追求。
从正面来说，如鲁迅所说，“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因此，面对“上帝死了”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后来又加上理性的自我批判所造成的理性危机，似乎就只能是重新进入一个“多神教”时代才不至于惶惶不可终日：干脆还是转向自己碰巧遇到或努力找到的神祗，作为自己的信仰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法律甚至违背人性的新兴邪教，极端主义的宗教观，以及“做戏的虚无党”现象，很容易出现。
凡俗人群是否要理想
在中国讨论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的关系，不仅要考虑西方所主导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的精神特点，而且要考虑以一个明确主张科学无神论的政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社会的精神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常常被理解为“物质主义”——在英文中，这两者是同一个词，而与之对立的“唯心主义”，在英文中则与“理想主义”是同一个词。因此，一个唯物主义者能不能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套用毛泽东于1957年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和在1956年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两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能不能有一点精神？
毛泽东所说的“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并不是相对于物质的那个精神，而是相对于我们所承担的改造世界的任务的那个精神，也就是改造世界的那种愿望，以及实现愿望的那种决心。唯物主义不仅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而且认为物质是变化的，而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能不能有一点精神”，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不要有一点精神？”或者说，当我们在根据必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有一点精神”是否必要？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共产党宣言》说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的“不可避免”这个说法，与“2061年哈雷彗星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地球观察的范围中”这句话中“不可避免”这个说法，做一个比较。这两个说法有区别吗？如果没有区别，“有一点精神”似乎就没有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真没有什么区别。任何规律，它的实现，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当我们说，2061年哈雷彗星必然到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假定“如果在这之前哈雷彗星没有撞到其他天体的话”。客观世界充满着可能性，最后实现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性，因为它们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这点而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没有区别。
人类社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多数是人参与其中的，而人是会在各种可能性当中自觉地做出选择的。自然界的变化现在也有人类参与其中了，比如气候的冷暖、水量的多少，但在人类出现之前，在人类加以干预之前，自然界的变化虽然也有无数种可能性，其中却并不包括人类选择这一项。但人类社会的变化，则取决于人在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当中进行的选择，取决于人们是不是做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既然如此，人有没有精神，有什么样的精神，对于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当然就有重大影响。
因此，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一点精神”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当马克思、恩格斯写“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时，他们是把有关历史可能性的历史规律性认识和有关人类价值的精神追求结合了起来。换句话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是以现实中诸种可能性之一作为基础的，而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可能性有怎样的认识和评价，采取怎样的选择和行动。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虽然具有他高度肯定的“文明化趋势”，但一旦成为“主义”，则会因为它所拥有的那种巨大能力，那种把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变成经济价值的巨大能力，而成为可怕的野蛮力量。但我们不要野蛮，要文明，不要人吃人的社会，要人人自由幸福的社会。对这些价值和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说了好多，在马克思看来其实那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必的，因为关键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力量是不是具备。
但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是那种不管我们怎么想、怎么做都一定会实现的理想目标。毛泽东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种信念很合理，但有条件，条件就是我们不仅“有一点精神”，而且“有许多精神”，如果我们太缺乏精神，太不努力了，前途很可能就很不光明。我们经常说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根据就在这里。
凡俗活动如何寻理想
讨论凡俗活动与理想境界的关系问题，还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的世俗化程度历来就远远高于其他民族。中国人很早开始就不把人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截然对立起来，不指望通过超脱这短暂的污浊的尘世来达到永恒的圣洁的天国。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认为人生可以有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思想传统的系统而精致的表达。冯友兰的“境界说”有三个要点值得关注。
第一是强调达到“天地境界”的人的行为的“内在性”。在冯友兰看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同样的规则，可以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境界），可以是工于算计的（功利境界），可以是在遵守“人道”（道德境界），也可以是在遵守“天道”（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达到天地境界，冯友兰说就是古人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意思。
第二是强调达到天地境界的人的行为的“自觉性”。在冯友兰看来，哪怕是自己并不愿意遵守的规则，只要认识到它属于人道、甚至天道，我们也会自愿地去遵守它。冯友兰的学生冯契曾批评这种观点的知命忍从色彩太强，而主张道德行为不仅要符合理性的自觉原则，而且要符合意志的自愿原则。
第三是强调达到天地境界的人的行动的“道德性”。在冯友兰看来，人只能通过道德境界才有可能进入天地境界。与爱因斯坦主张通过艺术和科学的活动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享受那里“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的观点相比，冯友兰显然是继承了中国古人把“立德”看做是“不朽”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立功”和“立言”）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李大钊、胡适等不同政治倾向的现代中国思想家那里，也有深刻影响。
其实，全面地说，通往“天地境界”的确实可以不仅是“道德境界”，而且是“科学境界”和“艺术境界”。道德活动追求“善”的价值，科学活动追求“真”的价值、艺术活动追求“美”的价值，它们都可以成为进一步通往更高价值领域的阶梯，这个更高的价值领域，宗教徒称作“天国”或“涅槃”，我们则叫做“自由”或“自由王国”。
虽然不同类型的活动会侧重追求实现不同的价值，因此而有不同特点的理想。但严格地说来，任何一个理想，或者说我们称得上是理想的愿望和想法，如果是合理的话，都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真善美的价值，因为它必须反映世界的实际可能（真），要符合人的正当需要（善），要具有吸引人、激励人的魅力（美）。
其实，通过追求真善美而达到自由境界的活动主体不局限于道德圣贤、科学巨匠和艺术大师，也完全可以是普通的劳动者。孔子说自己七十岁才达到的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庄子》中庖丁解牛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状态中，也可以看到。
庖丁在解释自己如何达到这种境界时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句话精辟地表明了普通劳动与人类其他创造性活动达到“天地境界”所共有的关键途径，那就是通过凡俗的功夫或“技”达到超越的境界即“道”。
各种凡俗活动中，都需要活动者的“认真”态度，即中国哲学所说的“敬”，毛泽东说的“最讲认真”，是达到理想境界的精神条件的最好概括。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这种由“技”而“道”的过程中，活动者都要有一种我们在道德圣贤、科学巨匠、艺术大师和优秀劳动者那里都能找到的同样的态度，那就是认真的态度，或中国哲学家所说的“敬”的态度。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孔子那里，“执事敬”的“事”，常常是“事君”“事亲”和“事鬼神”的“事”，但后世儒学强调“事”的一般意义，特别是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把“敬”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对此朱熹给予高度评价，并说：“如今看圣贤千言万语，大事小事，莫不本于敬”。
确实，做事是否认真，不仅决定了我们会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决定了房屋装饰是否美观，墙上油画是否挂歪，甚至屋顶会不会漏水，大楼会不会倒塌，而且决定了你对所做事情做什么理解，或者说你给这件事情什么样的意义；说到底，是决定了、至少是显现出你对生活的理解、你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