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资格认证能提高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吗？——对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资格认证论文,实证论文,业者论文,效应论文,工资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意义
近年来，我国兴起一股考证热，从在校学生到从业人员，拥有各种各样证明自己的证书，似乎就获得了劳动力市场的“通行证”。2012年仅初、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一项，全国报名人数就达到184.7万人，比2011年度增加13.59%①。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认定的职业技能认证多达1023个门类②，加上门类繁多的由行业协会颁发的考试证书，据初步估计，我国每年有超过350万人加入“考证大军”③。人们积极参与技能考试、等级考试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雇主将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员工招聘、录用的重要依据。调查显示，52%的人觉得企业看重相关的证书，同等条件下会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④。许多企业更明确地将技能证书和薪酬联系起来，比如有的企业规定，只要员工获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就每月加薪500元⑤。但在日益高涨的考证热情面前，也有人质疑，获取学历以外的职业证书真的有助于提高就业能力和收入吗？抑或这仅是一种不理智的从众狂热？
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由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并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的一种制度。它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职业资格认证被认为对一国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产品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建立较早的美国，有学者估计，受到职业资格认证影响的劳动力决定着美国10%的国民收入(Carroll and Gaston，1979)。一方面，向合格的从业者颁发证书，可以向消费者传递信息、降低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这有助于减少市场上的低质量服务，扩大消费者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职业资格认证对从业者的教育、技能、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要素提出要求，有利于行业乃至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提高，从而带来产品服务质量的普遍提升，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职业资格认证作为一个具有明显政策效应的议题，对于我国正在积累和发展的技术劳动力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正经历从低技能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型的过程，如何确认劳动力市场上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力、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规范、透明的劳动供给，是关系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和活力、更是关系到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推行将近20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法律法规和工作体系，但并没有得到系统化的理论总结。相较于国外关于职业资格认证的丰富研究(White，1978；Leland，1979；Shapiro，1986；Kleiner，2000；Adams et al.，2002；Carpenter and Stephenson，2006)⑥，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对缺乏。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建设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负面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也使得对我国职业资格认证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且迫切。本文对我国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以弥补国内的研究空白，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提供参考。
二、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和现状
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前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技术职称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初，我国就根据主要职业的专业技术评定职称，如工程师、建筑师、医师、会计师等，并将这些职称与职务等级工资挂钩。1979-1983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全国“首次职称评定”的启动，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后重启职业资格认证的标志。1986-1988年，在总结过去技术职称评定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全面明确职业技能标准、任职资格条件，并以此标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评定。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供求调节的人力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形成，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发展了起来⑦。一方面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职业水平考试出现，如1995年全面铺开的全国护士职业水平考试；另一方面，专业技术人才，如会计师、律师等开始通过不同的专业团体组织起来建立资格考试体制⑧。
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运行走上了常规化、规范化的道路。实行政府指导下的管理体制，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通过学历认定、资格考试、专家评定、职业技能鉴定等方式对从业者职业资格进行评价，对合格者授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目前我国存在两种认证体系：一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行的职业资格认证，二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行业协会实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前者主要涉及以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鉴定和证书的核发与管理，被称作“向社会公众提供属于单纯技能型的职业资格认证”，是对某些强调职业技能的普通职业实行的就业准入，具体包括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类人员等87个职业，1023个工种⑨。这一类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11200万人⑩；后者是原人事部会同国家行业协会，在涉及国家和人民财产安全及公共利益的专业技术领域推行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是指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评价和证书的核发与管理，是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领域如律师、会计师，实行的专业资格认证和注册制度。这一类的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在2010年达到4686万人。两类资格证书在准入的资格条件、尤其是申请者的受教育水平和背景要求方面有很大不同：前者往往只要求申请者接受特定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合格即可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者一般要求申请者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等教育背景，所针对的职业领域专业化程度以及知识含量更高(胡彩霄，2007)。
三、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
(一)相关研究
关于职业资格认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对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减少市场上熟练工匠的数量以提高工资的讨论。对职业资格认证的观点分为两派。较为早期的“个人利益”理论(Friedman and Kuznets，1954；Stigler，1971；Shepard，1978)认为，更加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政策为行业设置了进入门槛，行业内从业者的工资的提高是由于对劳动力供给的人为限制，在行业内人员获得利益的同时，公众利益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受到损害。“公众利益”理论(Maurizi，1974；Leland，1979；Shapiro，1986)则认为，职业资格认证可以降低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因此更愿意为高质量的服务付费，这将激励从业者进行人力资本投入，进而提高服务质量。职业认证制度由此带来从业人员收入的提高以及社会福利的增加。不难看出，这两派观点都认为职业资格认证能够提高从业人员的工资。
Friedman和Kuznets(1954)开创性的实证研究，通过对1900年至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医生和牙医的收入进行分析，发现相比没有严格准入制度的牙医行业，医生的平均工资要高出33%。其后许多学者为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已有的研究对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主要采取3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检验某个行业在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前、后的收入差距，或同行业有职业资格认证和没有职业认证的从业者间的收入差距。White(1978)的研究发现，引入职业资格认证后，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工资提高了16%。Anderson等(2000)跨地区的研究发现，在医生职业资格认证条件更严格的地区，医生们的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地区。Kleiner和Kudrle(2000)也发现在职业资格标准更高的州，牙医们的收入要比标准较低的州内的牙医高出12%。Pagliero(2010)对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最新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采用美国跨时间跨地区的数据检验，律师资格考试的难度每提高1%，律师薪酬的中位数提高1.7%。
第二种思路是考察对职业资格认证有要求和没有要求的行业间收入差异。Stigler(1971)估算在1960年的美国，无认证行业的平均工资比认证行业的平均工资低1/3，比部分认证的行业平均收入低12%。Muzondo和Pazderka(1980)对加拿大20个行业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职业资格认证正向影响工资的证据。Perloff(1980)对比了受同一产品市场影响的两个行业的工人收入，发现对建筑工人(水管工、电工等)引入职业认证机制后，产品市场的繁荣使建筑工人工资的涨幅远远大于没有引入职业认证机制的制造工人的工资涨幅。这两个原本工资涨落情况一致的不同职业，在一方引入职业认证机制后工资涨落出现了不同变化。Kleiner(2006)验证了工作内容相近，但对职业资格认证要求不同的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异。比如，律师的收入比经济学家平均高出4.8%，比社会学家高出45.4%；医生比生物和生命科学家的收入高出40.7%，而教师与公共关系专家的收入相比则没有明显差异。
第三种更新的研究思路是检验那些从不需认证的行业转移至需要职业资格认证行业的劳动者在转行前后的收入差异。Kleiner(2006)发现，在1984-2000年间，从需要认证行业转移至无需认证行业的从业者收入提高26%，而从无需认证行业转移至需要认证行业的从业者收入提高43%。表明职业资格认证对收入的影响为17%。这与Kugler和Sauer(2005)对以色列内科医生再认证的研究结果类似。
相比国外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针对我国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效应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匮乏。本文第二部分将首先构建一个中国情境下职业资格认证作用于从业者收入的理论框架，在第三部分采用个体调查数据对我国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进行检验。
(二)职业资格认证对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
1.劳动力供给视角
国外的理论认为，职业资格认证通过限制劳动力供给影响从业者收入的主要机制有二：一是通过提高认证标准、调整相关职业学校的招生名额、控制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等方式限制行业新进入从业者的数量(Getz et al.，1981；Conrad and Sheldon，1982)。二是通过设定初始教育程度、实习经历、行业从业人员推荐、特定培训课程、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等准入标准，提高了劳动者进入该行业的成本，从而导致行业中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供给曲线左移(Haas-Wilson，1986；Carpenter and Stephenson；2006，Jackson，2006)。由此，行业内平均工资提高，已经取得职业资格的从业者从中获得经济租金。我国技能劳动力市场还处在发展阶段，多数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远未满足行业需求，因此，大多数职业资格认证并未限制通过人数和通过率。这使得职业资格认证对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较小，行业内持有职业证书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提高并非主要源于新从业者进入该行业的高门槛。
2.人力资本投入的视角
取得职业资格认证需要通过具有一定难度的考试和考核，往往还伴随着对工作经验(工作年限)、教育水平的要求。这意味着，持有职业资格的从业者一般而言比未持有职业资格的从业者在专业知识、技能水平上更胜一筹(Pashigian，1979；Carroll and Gaston，1981，1983；Shapiro，1986)。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的从业者，要么边际产出更高(产品数量)，要么提供产品(服务)的市场价格更高(产品质量)，由工资决定方程w=
×P(11)可知，这类从业者的工资也越高。
职业资格认证对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效应，更多地可以从人力资本投入的视角进行解释。我国的劳动者普遍技能水平的起点较低，取得职业资格认证的过程，是劳动者更多地积累人力资本的过程，人力资本增加带来了收入的提高。对于设定一定标准的职业资格认证，职业资格的标准越高，达到标准的从业者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多，因此其收入也越高。对于设定通过率的职业资格认证，获得职业资格认证需要相比其他竞争者有更好的表现，也引致从业人员对人力资本(12)更多的投入，因此职业资格证书持有者的高收入，可以用他们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来解释。
3.信号理论的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产品以及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严重。消费者对诸如律师、医生或房地产经纪人等服务提供者只有非常有限的了解，从业者比消费者了解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息，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产生，严重时还会导致市场上次品驱逐良品、劣胜优汰的现象(Benham L.and Benham A.，1975；Kwoka，1984)。由于通过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业者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从而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这就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质量信号。职业资格认证作为一种质量信号，使消费者较容易对高质量服务提供者和低质量服务提供者进行区分，从而降低消费者对产品、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更加充分的信息有助于市场对从业者提供的产品服务形成合理的价格，即，使方程w=×P中的P(价格)与产品服务的价值一致。这使得高质量服务的提供者可以获得比低质量服务提供者更高的收入，这反过来将鼓励从业者进行人力资本投入，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我国正处于从低技能向技术密集、服务密集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消费者更需要客观可信的标准以鉴别专业性服务的质量。具有职业资格的从业者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从而避免了逆向选择问题，也避免了消费者对其服务价值的低估，由此获得更高的收入。
通过以上3个方面的分析可知，在阐明职业资格认证对劳动者收入的正向作用的3个理论中，更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现状和经济发展特征的解释，是职业资格认证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提供服务质量的信号，从而提高从业者的收入这两个理论。基于这一理论框架，下一部分我们在人力资本回报的Mincer模型基础上建立实证模型，检验我国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
四、职业认证制度的收入效应：实证证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的是来自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3年及2006年度的数据(13)。这份建立在随机抽样基础上的调查，涉及了全国28个省份城镇居民就业、教育、迁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状况。调查共收回有效数据5894条及10151条(14)。
2003年和2006年的居民综合调查问卷中，包含了个体层面的丰富信息，涵盖了收入、教育经历、职业经历、人力资本状况等各个方面，并且十分难得地涉及个人职业资格证书持有状况。2003年问卷中职业资格认证相关问题更为详细，包括了专业技能资格证书资格的获得时间、证书名称、证书等级、认证机构(国际、国内)等。因此，本文主要采用2003年的数据验证假设，采用2006年的数据进行补充分析。
(二)职业资格证书持有及特征描述
1.我国从业者职业资格证书持有状况分析
在2003年，18岁以上在职工作的2081份有效样本中，有29.57%的从业人员持有资格证书，在2006年的2118份有效样本中，约25%的员工是资格证书持有者。表1进一步按性别、教育程度、行业、管理级别分别展示了职业资格证书持有者的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员工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越高。50%左右受过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及以上)的从业者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比中等学历从业者持有资格证书的比例高出了20%。
在管理级别方面，从事管理工作者中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明显高于不从事管理工作的从业者。管理者持有证书的比例比非管理人员持有证书的比例高出15%～20%。在行业方面，总体上来说，职业资格认证在服务行业更为普遍，尤其是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的行业，如金融、教育、卫生行业，而在制造行业较为少见。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Kleiner and Krueger，2009)。
2.我国从业者持有的职业资格证书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职业资格认证情况，我们对2003年资格证书持有者所持有证书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表2左侧显示了624个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所持有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数量、最高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职业资格证书认证机构。右侧显示了828份职业资格证书在行业间的分布。
首先，大部分资格证书持有者持有1项证书(78.69%)，持有4项以上证书的从业者很少。其次，持有高级资格证书的比例明显低于持有初、中级证书的比例。绝大部分从业者只持有国内机构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96.74%)。持有最多的职业资格证书的类型集中在审计税务类、语言教育类和医务医药类。
3.职业资格认证对从业者收入影响的描述分析
职业资格认证对从业者收入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表3对2003年样本年收入进行分类统计。平均来看，相对于无职业资格证书者，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每年多收入约4400元。表3进一步显示了不同类型的职业资格证书持有者的平均收入。
首先，在持有证书数量方面，从业者多持有一份资格证书，其平均年收入约高出6000元。但持有4项及以上资格证书者的收入反而较低(15)。其次，随着持有证书的最高等级升高，从业者的平均年收入随之提高。此外，从职业资格证书的类型来看，管理、咨询、商务、市场营销类证书以及法律类证书持有者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证书持有者。最后，持有国内认证机构和国际认证机构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平均收入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总体而言，表3的数据说明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及所持有证书的不同特征均对收入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本文建立职业资格证书收入效应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注：表中数值为回归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分别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其中，无职业资格证书、初等教育程度、其他工作单位是职业资格认证、教育水平、工作单位性质的基准组。a.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加工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
4.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效应的回归分析
基于Mincer的人力资本收益模型，将职业资格认证纳入回归模型是已有研究的常用思路(Kugler and Sauer，2005；Kleiner and Krueger，2009)。参考前人研究，本文建立了中国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效应的回归模型。
其中，ln(wage)代表从业者的年收入，以对数形式表示，用来衡量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Certificate是主要的解释变量，代表与职业认证证书相关的变量，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分别为是否具有职业资格认证、职业资格认证的数量、等级、认证机构等。
edu和exp都是衡量人力资本的控制变量。其中edu衡量了教育水平，按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程度。exp衡量从业者的技能水平，以工作年限作为代理变量。根据Mincer模型，工作技能水平与工作年限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技能水平在参加工作后的一段时间内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在到达某一临界点后，随着从业者年龄的增加，其知识结构老化、操作技能下降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技能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因此，模型中纳入了工作年限的平方项。
代表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婚姻状况、是否生活在省会城市或地级市)、工作单位性质、所在行业、所在省份等变量。
(1)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对从业者收入的影响。使用2003年的样本，表4的第(1)～(3)列报告了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对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对收入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加入了人力资本控制变量的(2)式中，回归系数为0.162，说明与具有相同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但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相比，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平均多收入17.6%(16)。控制了人口特征、行业、工作单位性质、地区的因素后，模型(3)对持有证书的估计系数仍正向显著，达到0.119。这说明，除教育、工作经历等人力资本投入带来的回报之外，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能为从业者带来12.6%～17.6%的额外收入。
与人力资本理论的预测一致，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估计值显著为正。且教育程度越高，教育回报率越高。此外，收入随工作经验增加而提高，并且在工作年限达到一定值后，随工作经验增加而降低。关于人口统计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预期一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收入水平高于女性，已婚从业者收入高于未婚者，并且收入还受所在地城市大小影响。
(2)职业资格证书各特性对从业者收入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表4中第(4)～(7)列考察了不同职业证书的特征对收入的影响。我们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首先，持有职业证书的数量越多，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越高。相比没有职业资格的从业人员，持有1项职业资格从业者的收入平均高出8.32%，拥有3项职业资格认证的员工平均多收入62.6%，持有4项以上的证书的收入效应不显著，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有效观测值不足导致的。
其次，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越高，劳动者收入越高。持有中级及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者的收入显著高于其他从业者。中级职业资格可以为劳动者带来额外18.6%的收入，而高级职业证书的额外回报达到26.2%。相比没有职业资格的从业者，持有初级职业资格对收入没有显著的提升。这两个发现部分地支持了人力资本和信号理论的分析。取得初级职业资格不一定带来收入的显著提高，收入的提高是与资格证书级别衡量的人力资本的高低有关。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不同类型的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不同。第(7)列估计了不同的职业资格证书类型的收入效应。管理、咨询、商务、市场营销类资格证书；统计、会计、税务、审计类资格证书以及其他类资格证书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管理、咨询、商务、市场营销类证书的回报率尤其高，控制教育、工作性质、行业及地区后，持有这一类证书的从业者比无职业资格的从业者多收入65.4%。而语言、教育、出版类、建筑工程、城市规划类，以及医务、药业类等类型的资格证书并未比无职业资格的从业者收入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行业的职业资格十分普遍，职业资格更多地是一个行业准入门槛而较少反映从业者的人力资本存量(17)。
回归模型(6)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现持有国际机构认证的资格证书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国内认证机构制定的职业资格认证是从我国劳动者职业技能特点出发，更符合我国国情，从而在国内各企事业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在2003年时，国际认证机构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在我国的普及性及影响力均较小(18)。我国劳动力市场更认可国内认证机构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
5.对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职业资格证书的持有、数量、等级、类别对收入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为了提供更严格的实证证据，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引入工具变量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其次，使用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对同一模型再次检验。
(1)以工作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为工具变量的分析。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影响回归模型有效性的主要问题。工具变量法被证明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在本文建立的职业资格认证收入模型中，解释变量“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即(1)式中的Certificate很可能受到从业者能力、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影响，从而违背了外生性假设，具有内生性。具体来说，能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一方面是从业人员自主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受到从业人员能力的影响。选择参加考试并且有能力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员工通常也会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如果不存在职业资格认证，他们也会取得高于其他人的收入。由于无法在模型中控制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等因素，职业资格认证对收入的影响可能被高估。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择“工作是否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作为“从业者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进一步检验职业认证对收入的影响。“工作是否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符合工具变量的两大标准：一方面，工作对职业资格认证的要求由政策规定，而非从业者的个体选择，因此是外生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否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与“从业者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不直接影响收入。
表5统计了工作对员工职业认证的要求。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工作没有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职业资格证书。另外，实际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收入均高于无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要求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中，持有证书与不持有证书者的收入差距(10.58%)，要明显小于工作不要求职业资格证书的这两类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32.47%)。这一差别正说明了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内生性问题：在工作对职业资格证书无要求的情况下，人们是自愿选择去学习、考试而获得职业资格，内生性问题严重，所以职业资格证书对收入的影响被高估很多，高收入很可能是因为人们有较强的工作动力和提高知识技能水平的意愿；而在工作要求具备职业资格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学习、考试，获取资格，虽然收入也因人力资本投入而提高，但不如前一种情况高。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收入提高程度的差距正好反映了收入由于内生性而被高估的范围，大约在22%左右。
引入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可以得到更精确的统计结果。首先，引入“工作是否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这一工具变量，对“从业者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其中，CertRq及
分别代表工作是否要求从业者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工具变量以及系数。其他变量和模型(1)一致。第二阶段，将预测的Certificate带入模型(1)进行回归：
我们将两阶段的结果列示在表6中，为对比OLS和2SLS的回归结果，将未引入工具变量的表4中的模型(3)结果也放在表中。
首先，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作是否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对“从业者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工作是否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与“从业者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显著相关，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相比模型(8)，模型(9)的
增加了0.06，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对从业者是否持有证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次，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10)中，当引入了工具变量后，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但与OLS回归分析的结果相比，“从业者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减小了约3个百分点。这一发现说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确实高估了职业资格证书对收入的影响。参考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估计值，是否具有职业资格证书对收入的实际影响在9.3%左右。进一步地，我们采用了Sargan统计量检查工具变量模型的过度识别问题(Sargan Over-identification test)，检验结果表明，以“工作是否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是完全识别的。此外，我们还进行了Hausman内生性检验(Wu-Hausman Test)，检验结果F=2.52，p-value=0.10，表明可以在9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
，即拒绝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外生性假设。
(2)采用倾向配比得分法估计“持有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2003年数据)。为提供更为稳健的实证结果，本文还采用了倾向配比得分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基于2003年调查问卷数据，对“持有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进行估计。首先，根据“从业者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进行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分类，并且对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相似的样本进行配比，得到了624个实验组样本和1457个控制组样本。当加入行业、地区、人口等其他变量进行分组配比时，我们无法得到均衡的倾向性得分(Balancing Property of Propensity Score)，因此配比仅限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其次，分别计算两个组的收入，进而得到持有或不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类似样本间的收入差距，用以估计平均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表7的结果表明，对于实验组和控制组，持有资格证书对收入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倾向配比得分法估计出的系数达到0.162，与表4中OLS估计的第(2)列结果相近。值得说明的是，倾向配比得分法是基于可观测的变量(Observables)进行的配比估计，无法完全解决基于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造成的内生问题(Endogeneity from Selection on Unobservables)。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采用倾向配比得分法得到的估计值仍然比Ⅳ估计值大。
(3)运用2006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仅使用2003年1年的数据进行截面分析的不足，本文还采用2006年的样本检验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表8中模型(11)(12)报告了在2006年是否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等级对收入影响。首先，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对收入的显著正效应得到了再一次证实。回归系数为0.098说明在2006年的样本中，控制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行业、工作单位及人口特征后，职业资格证书的持有者平均多收入10.3%，与表4模型(3)的估计结果十分接近。
与2003年估计结果一致，模型(12)中，随着职业认证的等级提高，从业者的收入也在增加。持有中级、高级及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收入明显高于其他从业者。
五、总结与建议
在回顾了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沿革、现状的基础上，本文集中对我国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结合国外相关文献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特点，构建了我国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效应的理论框架。在Mincer人力资本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职业资格认证的收入回归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获得了两个主要发现：一是，验证了持有职业资格认证对从业者收入的正向效应。二是，随着从业人员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的提高、持有证书数量的增加，从业者的收入显著提高。此外，实证分析提供了证据证明职业资格证书带来的收入提高由于内生性的原因被部分高估了。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发现，本文得出结论：建立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我国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利于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职业资格认证制度释放的信号作用有利于开发市场对技术服务质量尤其是高级技术、优质服务的需求。因此，进一步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不仅有利于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促进经济从外贸导向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也有利于加速我国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①资料来源：《2012年中级会计师考试报名考生突破59万》，《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http://news.bangkaow.com/news/20120217/324629.html，2012-02-17。《2011年度十大财会新闻》，《中国会计报》，http://finance.ifeng.com/stock/roll/20120224/5654609.shtml，2012-02-24。
②数据来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工种目录》，2011年4月。
③合肥市2011年参加国家职业资格统一考试的人数突破1.1万人，我国地级市404个，除去直辖市和新疆、西藏等省份的区县，约有320个地级行政单位。《合肥今年超万人加入考证大军》，中安在线，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1/12/19/004648765.shtml，2011-12-19。
④《在考证大军中迷失自己，我们进入了疯狂考证时代？》，《中国青年报》，http://campus.chsi.com.cn/xy/news/dt/200805/20080504/6258116.html，2008-05-04。
⑤《“炫证姐”大学四年考七八个证，考证大军显盲目》，新华08，http://www.xinhua08.com/life/jd/201102/t20110222314951.html，2011-02-22。
⑥国外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职业资格认证对劳动力供给及从业者收入的影响；(2)职业资格认证对服务质量及消费者市场的影响；(3)职业资格认证的社会利益。
⑦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九条明确指出：“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八条指出：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文凭、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⑧1986年9月第一届全国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开考，成为后来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前身。最早的注册会计师资格是1994年颁布。
⑨数据来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工种目录》，2011年4月。
⑩数据来源：人力资源于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实现目标中，技能劳动者总量为11200万人，“十二五”规划中，2015年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达到6800万人，人才资源总量1.56亿人的目标。
(11)公式中，w代表工资水平，mp[，l]代表边际产出，P代表产品(服务)的市场价格。
(12)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将职业资格认证的表现(如考试成绩、考核表现的优异程度)认为是人力资本多少的反映。
(13)2003年与2006年度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属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第一期(2003-2008年)，在此期间，CGSS共进行了五次调查，分别为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及2008年。第二期(2010-1019年)CGSS项目自2010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由于2004年及2005年数据无职业资格认证相关调查信息，而2008年以后的数据尚未接受申请。
(14)2003年入户调查工作是在2003年10～11月份进行的，调查的对象只包括城镇居民，2006年入户调查工作是在2006年9～10月份进行的，调查对象既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该受访者进行访问。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未包括宁夏、青海及台湾省。
(15)有4项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样本共有8人，其中4人报告具有4项证书，2人报告具有6项证书，1人报告具有10项、1人报告具有15项证书，平均收入较低可能源于测量误差。
(16)精确的百分比差异计算为100×(
-1)。
(17)比如，教师资格证、医师资格考试及律师资格考试，这是每一位进入该行业从业者必须通过的考试。
(18)可获得的包含职业资格认证条目的CGSS问卷最近时间为2006年。遗憾的是，2006年数据没有涉及授予职业资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无法验证随着我国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是否具有更高的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