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国民财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财富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有一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美国独立之时，曾有大约90%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而现在从事农业者仅为3%。今天， 工业化国家的巨额财富和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的明显改善都是因农民的创造而成为可能，农民在农业改革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管农民的作用何等重要，为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作出贡献者不仅仅只有农民，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发明和制造农业机器的人、培育出优良新品种的人、发现作物营养需求的人、学会从空气中提取氮的人、开发交通通信系统而使农业与其它经济部门日益密切相联的人以及为各地农村社区提供教育的人。但是，上述各方面的贡献最初还是离不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甚至于到最近一些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仍然还依靠着农民的努力。这是因为，只有农民才能生产出超过他们自身消费后的剩余，才有可能使得城市人生存，才有资源用于支持那些研究自然科学并从中发现重要奥秘的科学工作者。工业革命的发生实际上是得益于两项重大的农业进步。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从而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解放出来去生产其它有用的物品；其次是食品生产的扩大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食粮。在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比以往任何时时候都要快。
一、亚当·斯密对我的启示
本文题目中使用的“国民财富”一词主要应该感谢亚当·斯密。首先，我使用这一术语的意思与亚当·斯密相同——意指一国的生产能力，或者，如他所言，“每一国家的年度生产量等于它每年所消费的所有生活必需品和各种服务的最初资金供给量。”其次，亚当·斯密可足以称为第一位经济增长理论家。他的书名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该书的大部分涉及的是一系列增长政策问题。他之所以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理论家，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所有国内与国际政策，这一点似乎常常被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忽视而直到最近才被重新认识。亚当·斯密似乎从一开始就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就使用劳动而言，在熟练程度，灵巧与认知能力方面稍有优势的国家，其一般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营活动的指导都会有各不相同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对于其产品的成功来说又未必都同样有利。”亚当·斯密显然认识到，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起决定影响的远不只限于储蓄率、人力资本的数量及现有技术。
最后，亚当·斯密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的进步明显地影响着国民财富或经济的增长。他还特别提到，若99%的劳动力被用来生产食品的话，那么，其它形式的消费几乎荡然无存了。”然而，通过改良土壤和精耕细作后，当一个家庭的劳动能为两个家庭提供食品时，那么，全社会劳动的一半就完全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足够的食品了。如此看来，另外一半的劳动，或者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可以用来生产别的东西，或者说满足人类的其它需求与爱好。”至此，亚当·斯密断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农业的改进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农业与一国的综合生产率水平有某种联系。
我不是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也无意坚持认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源头主要地或者大部分地是来自农村社区。许多农业资源本来就是天生固有的，几百年前与今天相比更是如此。但是，我所希望的是，当农民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在各种刺激不被政府过分地扭曲时所作出的巨大反响能为人们所理解。
亚当·斯密说得对，在低收入条件下，一国必须使用大量劳动来生产食品。虽然他把对房屋和衣着的需求的比例说得那么小（1 %）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现在或不久前仍有80%或更多的劳动是用于生产食品或纤维。从大的范围来看，一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率是其实际人平国民收入水平的一个良好的预测指标。
二、农业：一项近代的发明
在发明农业之前，人们获取食品主要是通过捕鱼、狩猎、采集树皮、树叶和其它植物的根茎。虽然现在难以确定人们最初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垦荒地、种植和收割庄稼，但是，从考古纪录来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农业还是一项近代的发明，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一万年以前。当时，世界人口可能只有四百万。自那时起，农业和食品生产的发展还只能说是一种自发的现象。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千百万农民在那些创造知识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节约劳动和增加产量的手段的人们的帮助下，勇于面对困难，战胜困难，解决了无数难题后而获得的结果：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农民在利用资源和他们可获得的知识方面已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把科学知识运用到农业中去，无论是基础的还是应用的，都是始于近代的19世纪中叶。这以前出现的农业进步基本上都是靠农民的经验所为。虽然我们有理由为近代世界食品供给的迅速改善而感到骄傲，但我们也不应该对以往的历史抹黑。大约在1815年，即在科学和工业所提供的先进手段，不论是通过节约劳动还是通过使用增产技术手段而为农业生产作出巨大贡献之前，世界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0亿。而且，虽然当时为那10亿人所提供的食物远比不上今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食物那样充足，但还是必须承认，在没有机械动力（大量的动力是靠人），没有化肥，没以控制病虫害、杂草的化学农药的条件下，要为那么多人提供食物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从10至 14世纪， 世界人口只增长了1／3，而在以后的4个世纪，世界人口增长了160%，遗憾的是个体的福利几乎没有改善。单从本世纪来看，世界人口将从16亿增加到60亿甚至更多，并在福利水平上会有巨大的提高。
三、农业在何时仍处于支配地位
随着某些农户所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消费所需，城市与城镇的扩大与增加开始成为可能。贝洛克的估计表明，1800年，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中有大约75—80%的人从事农业。当时，城市人口（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大约占总人口的11%。
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农村人口可能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就整个欧洲而言，除俄国与英国以外，1800年大约只有10—13%的人口居但在五千人口以上的城镇，那时，俄国的人口只有5—7%为城镇人口，而到一个世纪后的1897年，沙俄帝国的人口统计认为这一比例仍只有13%。
美国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发现，有9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后来直到1830年以后，城市人口才超过总人口的10%。就亚洲大陆而言，19世纪中后期的农业人口比例仍然相当大，甚至到了20世纪，这一比例仍保持着85%。1891年，印度人口统计表明其城市人口的比例还不到总人口的10%。1949年，中国的农业人口为其总人口的89%。1890年，日本还只有13%的人口生活在一万人以上的城镇。
但是，在1800年时，欧洲一些更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它发达国家比要小得多，英国为36%，荷兰为44%，法国大约为60%。在这些国家，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工业主导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起步，尤其是英国和荷兰更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当时只有50%的人口从事农业的国家，一个农户可为自己与其它另外30多户家庭提供足够的食物。
四、农业占支配地位时期的生活条件
从农业的发明到18世纪，也许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它在欧洲与世界的经济活动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让我们以18世纪初为例，因为当时非农业人口获取食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城镇的迅速发展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当时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呢？
在18世纪末的英国与法国，人平摄入的热卡大大地低于1965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估计，18世纪90年代，法国人日平均摄入热卡为1753，1965年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卢旺达）摄入的热卡较低。1803—1812年，热卡的平均摄入量，法国增加到1846，1965年时，只有9个国家低于当时法国的水平。 英国当时的热卡摄入量较高一些，1790年为2060，但即使这样，对于英法两国的大部分人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人而言，可得到的食物数量仅能满足那些劳动量不大的人，而且其结果往往造成消瘦与营养不良。
直到19世纪中叶，饥荒一直威胁着西欧。虽然1846年的爱尔兰大饥荒令人难忘，但接下来的两年在奥地利发生的大饥荒也同样使人记忆犹新。后来在1847年，法国也饱受了饥荒之苦，出现了多次食品缺短。俄国在本世纪内由于自然灾害而非政治的原因遭受了饥荒的袭击。强调后来欧洲所出现的饥荒并不是说饥荒是高死亡率的主要因素；过度的死亡率主要是由于整个人口的营养状况极差所致。不过，连年的饥荒使得食品的供给是那么的缺乏，甚至在一些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健康状况的改善明显地反映在生命的预期值的上升以及一系列保护婴幼儿相关的措施的产生。死亡率或者说估计寿命直到1650年在有纪录的历史上仍然是变化甚微，当时的人均估计寿命只有25岁甚至更少，婴儿死亡率大约为30%。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英国的死亡率实际上是有增无减，1550年至18世纪初为25‰；法国的死亡率直到18世纪中叶仍然高于35‰，这样的死亡率与出生时所估计的寿命为25—35岁是基本一致的。6个欧洲国家和马萨诸塞州的统计数据表明，至1840年， 一些高收入国家的估计寿命仍只有41岁。
北京是到1800年时，世界上唯一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因此，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时的所谓城市环境比疾病与瘟疫的阴沟好不了多少。在1890年以前一个世纪，越南的死亡率从60‰下降到23‰。在接近19世纪末的前25年，伦敦的死亡率从50‰下降到25‰，而估计寿命从25岁增加到37岁。结果，很可能欧洲一些大城市19世纪初的估计寿命并不会高于甚至可能低于1500年前的罗马时代。整个19世纪，许多城市都属于不卫生的居住地，直到1890年，法国巴黎的估计寿命还只有28岁。19世纪末，在英法两国的农村，估计寿命都要早十年超过城市。
18世纪，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决不低于250‰。 瑞典原本属于田园风光并无热带传染病的国家，可是在1750年到1800年之间，婴儿死亡率超过了200‰。少数年份竟高达250‰。1850年， 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50‰，本世纪初还有100‰。有关1890至1896年的文献记载，读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维也纳与其它城市的婴儿死亡率相对较低，维也纳的婴儿出生后的死亡率为208‰，其它53个城市为227‰，全国的平均率为243—260‰不等。”的确，拿维也纳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其婴儿死亡率相对较低，但是，当婴儿死亡率达到208‰时还被视为不高，那么，那时的生活水平是何等低下就难以想象了。1890年，纽约市的婴儿死亡率为264‰，为当时农村婴儿的两倍多。19世纪末，法国5岁以下婴儿死亡率为451‰。
前两个世纪人口死亡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福哥尔先生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营养极差是主要原因。虽然死亡率在19世纪开始下降，但相对于20世纪来说显然还不足为道。瑞典提供了最为准确的数据，19世纪期间，估计寿命延长了13年，以后的30年，又继续保持了这一增长比率，19世纪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除了营养的改善以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包括预防天花，控制淋巴腺鼠疫并懂得了饮水可能引起传染病，如霍乱、伤寒以及痢疾的原因。正是由于19世纪初叶和中叶在欧洲发生了霍乱流传而使得人们开始考虑建立供水和下水系统——史称所谓“城市卫生革命”。清净卫生的自来水除了可以控制和消灭霍乱与伤寒以外，还可以带来许多其它益处；由水污染或恶劣的卫生条件所引发的痢疾与其它传染病，尤其是对于小孩，其传染范围和所造成的危害远比霍乱、伤寒更加严重。
我并不坚持认为改善营养状况的意义更大于19世纪时人们对于疾病发生原因的了解以及人们为降低死亡率而净化饮水和改善卫生条件所作出的努力。显然，各种因素是相互渗透与影响的。假如只有某一种因素起作用而没有其它因素的共同影响，预期寿命或者说工作能力的提高决不会有较大起色。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摄入的食物有很多被浪费掉了，因为痢疾与其它疾病会导致所消费的食物不能被很好地吸收，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司空见惯。当我们说世界上仍有千千万万的人营养不良时，这可能并不是说他们的进食量太少，而是说由于痢疾这样的疾病的折磨，他们摄入的食物没有很好地被吸收。
我为什么强调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许多城市在延长人口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改善居住条条等方面所发生的较大变化呢？其原因之一是想说明，当农业仍处于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活动时，生活质量低下所带来的某些影响。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想引发人们的思考自19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农业与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城市生活的改善与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都几乎来自于同样的源泉：各种创造发明与科技进步。我坚持认为，通过量化分析所反映出来的以粮食生产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下降为标志的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巨大增长，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动力。而一旦工业革命出现以后，它就反过来推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五、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埃斯特·鲍塞罗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说明了大部分有据可查的历史时期，劳动是农业生产中最稀缺的要素；数百年以来，农业的进步主要都是源于寻找节约劳动的方法，而不是节约土地。如果说土地重要，那么至少在本世纪之前，阻碍欧洲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还不是土地。数百年来，粮食产量的衡量不是按每年单位土地的产出来计算的，而是以种子的产出比率来计算的。而且有充分理由说明，直到18世纪，西欧的产出／种子比仍为3或4∶1，尽管当时6或7∶1的比例也并不少见，尤其是英国和荷兰的比例更高。
如同以上所述，1800年时，世界上人口超过100 万的城市仅有一个（北京），但一个世纪之后就有了16个。19世纪的欧洲城市化迅猛发展，尤其是在英国更是如此。190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8%，而1800年时仅为19%；1900年欧洲大陆的城市人口是33%，而1800年时仅占11%。欧洲的总人口在19世纪期间增长了两倍多，因而这个世纪的增长幅度竟然大于以往各个世纪增长的幅度。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与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上升彼此呼应。农业的巨大进步不仅为城市就业提供了数百万的产业工人队伍，而且同时还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产量空前增长。
发达国家19世纪出现的城市化热潮与总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发生在欧洲以外的某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长使得欧洲的粮食进口成为可能。当时美国用来生产一吨小麦的劳动就减少了70%，生产一吨玉米的劳动减少了几乎60%。当然，同样的变化在欧洲也已发生。比如法国在1800年至1892年间，每一个劳动日所生产的小麦数量就翻了一番多。
英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更大一些，因为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从1800年的36%下降到1900—1910年时的85%。的确，到本世纪初，英国虽然有大约一半的食品靠进口，但这一时期，它的人口几乎增加了3倍。
像小麦、大麦或稻谷一类谷物的收割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数百年来，这种收割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农活，并且为了使庄稼免遭天气的损害，往往需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节约收割劳动的技术从历史上说来并不太久，因此，至少从14世纪到19世纪末，用于收割的劳动似乎并无减少。其原因非常简单：镰刀一直是用于收割的主要工具，美国人用镰刀收割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普通镰刀同长柄镰刀或大镰刀一同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被各式各样的收割机、收割扎束机以及目前所使用的联合收割机所取代。收割扎束机只不过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普及，在这之前，要把庄稼割下打成捆只有靠耗费工时的手工来操作，收割扎束机可用机械手段来完成这一工作并节约大量时间。一个劳动力用镰刀收割庄稼每天仅只能收割1／3或1／2英亩，而使用收割扎束机能使一个劳动力加上2—4匹马一天之内完成8—18英亩的收割任务，等于减少劳动需求90%以上。
其实，现代科学运用到农业之前，西欧的粮食生产就已开始大幅增长。两个世纪以前，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还是靠对土地的精耕细作，而不是靠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每单位播种面积的产量的提高。鲍塞罗的研究曾说明了，在工业革命以前数百年，农民对于欧洲人口的增长而带来的粮食需求上升是怎样作出反响的。在大部分农业时期，农民遵循了各种休耕制度，即每年留下许多土地闲置以便土地生产力的再生。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欧洲延续了数千年，至今在非洲还依稀可见。随着人口的扩张和需求的增长，休耕逐渐减少并在西欧完全废止。后来，由于一年一季的耕作制度开始盛行，人们也开始寻找给土壤补充养料的方法（比如：使用人畜肥料、泥灰或石灰，种植豆料类植物）。其结果，在化学肥料出现之前，每公顷播种庄稼的产量均有缓慢的增长。
从美洲向欧洲移植物种为粮食供给开辟了新的源泉。尤其重要的是引进了土豆，与原来每单位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相比，它所产生的热卡要大得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引进了玉米，它在产量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以致后来在南欧广泛栽种。
以上提到的欧洲本土的农业发展使其在中世纪的粮食产量基础上产生了飞跃。英国的粮食产量早在1725年以后，也就是工业革命发生之时就开始大幅度增长。19世纪上半叶英国城市人口和总人口的迅速增长其所以成为可能，估计当时农业生产大约年增长0.8%， 劳动生产率年增长0.5%对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世纪以节约劳动为标志的农业革命仅仅是开始，而且进步也十分有限。到本世纪80年代，美国农场生产一吨小麦或玉米所耗费的劳动只相当于1800年时的1—2%，而生产一包棉花仅只需要当年1 %的劳动。资本和知识与农业劳动之间有一种巨大的替代关系。虽然以上所给数据是美国的，但是，其它发达国家所获得的劳动节约率也大致相同。
虽然，上一个世纪美国在节约劳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因此而可能以较少的劳动扩大了耕地的开发，但是，每一单位土地的产出却几乎没有增长。甚至使土地生产力无所增加，据估计，由一个农民来提供衣食的个体人口数仍由1820年的1.25人（包括农民本人）增加到1900年的近3人。
美国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本世纪40年代。以重大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土地生产力革命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最先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以开发杂交玉米为重点，接下来的几十年又以同样的技术促进了高粱、小麦、稻谷和棉花产量的提高。
美国的玉米产量在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不前以后，在近60年内，单产增长了250%。当然，粮食产量的革命并不只限于美国。 本世纪西欧的粮食单产也同样甚至于高于美国。英、法、意等国的小麦单产在过去的基础上增加了2倍多。比如英国从1909—1913年每公顷产出小麦2.1吨上升到1992—1993年每公顷产出小麦7吨，其中大幅度的增长是在1950 年以后。英国再度成为谷物出口国，这与它本世纪初2／3的粮食靠进口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对于世界福利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的粮食产量目前是1948—1952后的近3倍，从每公顷原产1095 公斤增加到现在每公顷单3000公斤。现代生物与化学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特别是过去60年以来，使粮食产量有可能至少3倍于本世纪30年代的产量。如上所述， 粮食产量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都获得了同等的增长。
让我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不违背报酬递减率的法则，该法则即使把李嘉图的模型考虑在内也仍然是可行的。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往处延伸，生产率也就不断提高。其差异在于，现在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实际边际产品时，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相关的生产函数来促使要素比例的根本转移，其程度往往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大。
六、发展中国家
19世纪期间，在一些工业国所出现的营养改善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只通过19世纪后半叶一个较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统计，低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从1950年的35岁提高到了1994年的56岁（其中还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它们1994年的人平预期寿命分别为69岁和62岁）。在发展中国家，人平热卡供给从1961—1963年的1940大卡提高到1988—1990的2473大卡，取得了在不到30年时间内提高27%的辉煌成绩，其绝对增长幅度大于以往各历史时期的总和。而且，这样的成果就是在人口增长幅度大大快于发达国家的前提下所获得的。
七、农民与经济人
我的同事西奥多·舒尔兹是第一位对所谓农民贫穷、因循守旧、效率低下的谣言进行系统批判的经济学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生产率和产量方面所存在的巨大的差距一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智力落后而造成的，舒尔兹最后说，生产率的差异是由于生产者所面临的技术限制所带来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与其它任何国家的农民一样，不仅有能力而且对于经济刺激的反应灵敏。他的观点很快为事实所证明，因为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迅速地得到了提高，这不是说农民有了什么变化，而是说农民的机遇更多了，条件的约束减少了。
舒尔兹《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应该说给许多有传统观念的政府提出了应有的警告：警告他们不要轻易相信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实际发动机，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可以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便可能转移到工业发展中去。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出口退税、价格控制以及对农业投资部门的保护不断地开发农业，这样的农业开发一直坚持到了本世纪80年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亚当·斯密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农业不应该受到歧视。
由世界银行专家安·克鲁格、莫里斯·舒叶夫和阿尔伯达·瓦尔德所从事的一项关于对18世纪农业保护度的研究清楚地证明，为了城市的利益而开发农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有的案例说明对农业的征税率太高：一组来自三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名义保护率为52%。也就是说，农民所获得的收益不到边境价格的一半。第二组十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出保护率为36%；另有三个国家的保护率为16%，还有两个国家出现了10%的正向保护率。对农业征收高额税收能否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呢？绝对不可能。从1960—1985年间，凡对农业赋税过重的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属于零增长。一些征税稍轻的国家赢得了2.5%的增长率， 征税更轻的国家增长率达到了2.8%。而相比之下， 对农业实行适度保护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达4.7%。显然， 对农业征税重的国家并没有从其政策中获益。对于阿根廷1930—1984年间严重歧视农业的政策所产生的效应进行详细模拟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世行专家所发现的负面影响是有依据的。耶尔·曼德拉等人估计，阿根廷当年所实行的贸易扭曲和歧视农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其实际收入水平，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来可以实现的目标相差了40%多。以上模拟分析的结果似乎还低估了负面影响，因为对阿根廷的模拟增长率已接近了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实际增长率，而实际上是落后于加拿大的增长率。阿根廷的自然资源可能比其它两个国家更加优越。
农业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还反映在生产率的变化上，一般说来，在工业化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比其它经济部门要更大。在战后至80年代，这一点尤为明显。从1967—1986年至1983—1984年期间，18个拥有按固定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数据的工业化国家中的17个，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值均超过了其它部门。未加权平均的农业年增长率为4.3%，而其它部门只有2.6%。
可能会有人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仅只能意味着非农业劳动投入的替代。这种解释当然可以部分地说明问题，但决不能说明整个问题。很明显，现代农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农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是加工业的6倍。即使人们不把土地的价值计入资本， 农民人平使用资本的数量仍然要大于制造业工人。而且，他们使用资本以及劳动的效率在整个要素生产率所显示的数据中也是可观的。
过去20多年来，在经合组织国家，农业部门所有要素生产率的增大均快于制造业部门，而且其差距还较大。有一项研究显示，在 1960 —1990年期间，农业部门的各项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为大约2.7%， 农业部门的各项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为大约2.7%，而制造业部门仅为1.5%。
数百万独立经营的农民对于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反应如此积极，因而使得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其它工业部门提高的更快，这不是非常明显了吗？的确，农民已经从研究与开发、非农业投入部门的供给、道路与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在工业化国家的高度保护中获益匪浅。
八、总结与评论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断地有人担心粮食的需求会超过粮食的供给。然而，实践中却产生了与此担心相反的大量而且不容置疑的证据。不过，有关世界人口的增长最终会超过自身供养能力的观点依然存在。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上的，该模型重视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储蓄率、外生的技术变化，而不强调人口、需求增长和生产率进步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另外，许多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并不重视政策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作用，也不顾二百多年以前亚当·斯密的教诲。如果说50年代到90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结果具有巨大差异的话，如果说自7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忽视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令人十分难以理解的。
我们的结论与评价有三点：
第一，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也是人口快速增长期。虽然我不想争辩哪些变量属于内生变量，但克莱梅用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来说明人口增长是导致生产进步并因此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不过，无论如何，快速的人口增长没有超过0.5%。从1800—1950年，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大于发展中国家，但在195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增长，因而使其人平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从1820年到1950年的情况看，11个亚洲国家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25%。而他们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也低，不到0.5%。但从1950年到1992年，同样这11个国家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而人口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大约3%。在1820—1950年间，中国和印度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没有达到15%。但1950—1992年间，印度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却翻了一番多，而人口也增长了近3 倍。
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之恩格尔消费定理的作用，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消费开支的比例都有很大的下降。1995年，美国人用于家庭食品消费开支的比例大约占全部消费开支的23%。在当时的西欧，这一比例大约在27%的低限（瑞士）至45%的高限（希腊）之间。
1992年，美国消费者用于家庭食品方面的消费只占总消费开支的 8%。西欧的这一比例大概在12%（英国）与21%（爱尔兰）之间，总体平均为16%。就在一些年以前，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用于食品开支的比例还占整个消费支出的80%以上。印度尼西亚直到1976年的情况还是如此。甚至近至1992年，4个发展中国家（印度、菲律宾、苏丹、 塞拉利昂）的家族消费有50—67%是用于食品开支。
最后，很明显地，自然资源已不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还不到总支出的1／5，其中还包括在餐馆的食品消费。美国和西欧等工业国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其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土地算作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一种高的估算）， 那么，农用土地现在只占工业化国家资源的1.5%。在美国， 农业的全部价值相加也只相当于消费者在食品方面支付的价值的16%。如果土地只相当于农业总价值的一半，那么消费者在食品方面的总开支，包括餐馆消费在内，一共也只有8%可归功于土地的贡献。
虽然土地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中占有较大份额，但毫无疑问，这种份额随着用于食品消费方面的收入比例不断减少而正在逐步下降。其下降速度有多快取决于经济增长率水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许多关于未来世界粮食供给的担忧是建立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基础之上的。这显然是在重点划分上错位的。可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应该是知识与科学研究，在合理价格基础上的非农业投入的可能性，以及能够产生刺激作用的政府政策。如果政策能为前两个因素的获得提供保障并且又不从贸易与宏观政策上歧视农业的话，那么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奇迹。
王耀中 喻建良译自《美国经济评论》199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