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的变迁与历时传播——以《红岩》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为例论文,文本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普通文本形成经典文本的过程其实就是其传播的过程，传播学（尤其是经验学派）往往偏重于将对象置于“共时”空间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历时性特征不明显的短时传播研究对象十分有效，但对于历时性特征比较明显的长时传播研究对象，比如经典文本，未必适合。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模式，重点研究其传播过程中的变迁，发现其传播规律。姑且将这种注重历时性的研究模式谓之“历时传播研究模式”。
一、个案研究：对《红岩》的传播学分析
（一）文本起源及变迁
《红岩》的作者们在解放初曾参加重庆团组织的宣传工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牺牲在集中营里的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教育广大青少年。1957年，他们应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之约，将在各地巡回报告的内容整理为1 万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发表于《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2 月又出版了经过补充、增订的单行本。1958年，作者在此基础上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直到1961年底，才最终以《红岩》的书名付梓。
《红岩》一出，洛阳纸贵。第一次印刷的文本很快脱销，1962年加量重印，仍然售罄，1963年就出版了第2版的《红岩》。据统计，该书到2000年已印刷过59次，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出版发行了第3版的《红岩》。2004 年该社又将其作为“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隆重推出，同时配送2张光盘。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3版《红岩》外，以小说形式传播的其他的“红岩”文本还有近20种。
在196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小说《红岩》可谓家喻户晓，各地文艺团体纷纷就其题材进行改编和演出，话剧、评书、相声、大鼓、川剧、越剧、豫剧等等无所不有，盛况空前。其中1962年8月，青岛话剧团率先将《红岩》改编为一部多场次的大型革命历史舞台剧，仍取名《红岩》。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将其演出拍摄成连环画出版发行。此后，对《红岩》的改编层出不穷，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改编剧本就有近百种之多。
“文革”期间，《红岩》及其改编的文艺作品受到批判。“文革”结束后，随着1977年《红岩》小说的再次出版和歌剧《江姐》的重演，“红岩”文化再次兴起。不过在1980和1990年代传播的“红岩”文本，主要是1960年代已经出现的，是一种文本重复式传播。2000年左右，随着“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的隆重推出，对“红岩”文本的改编和传播不断创新，并且具有朝视觉化方向发展的特点。
（二）传播分析
1.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红岩”文本的传播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来看，它大致走过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阶段（1960年代）。众所周知，1960年代的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意识被强化到极点。产生于这种政治土壤并在其中衍生的《红岩》，无需像《雷雨》、《林家铺子》等非革命题材的经典文本那样刻意追求便先天性地具有“红色情结”。
第二，“市民社会的民间利益性”阶段（“文革”结束至1990年代末）。“红岩”文本在这一阶段具有新的传播特点。由于时代思潮的重大变迁，社会焦点转向经济建设，文艺的宣教功能逐渐退化而审美功能凸显出来。虽然此时的“红岩”文本的基本内容并无多大变化，但无论传播者还是受传者，更关注的是它的审美功能，其革命性已退居次要地位。从社会系统的角度看，此时“红岩”文本的传播动因来自民间或葛兰西所谓的“市民社会”而不再像1960年代那样来自“政治社会”。
第三，“大众文化的商业性”阶段（2000年至今）。200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红岩”文本的传播越来越具有商业性——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改编热中，“红岩”题材竟有三家竞拍。当然，这些竞拍单位绝不像1960年代的《红岩》传播者那样一心一意为了宣传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而是更关心自己的投资能否带来更多的利润。2004年“红岩”题材被开发成电子游戏《“小萝卜头”的故事》，将“红岩”传播推上了赤裸裸的商业运作轨道。
“红岩”文本这三个阶段的传播特点与阿特休尔在《权力的传播》（1984年）一书中的论述不谋而合。阿特休尔在该书中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所有的传播从来都不是独立自主的，它们总是会受到某种权势的约束和限制，从而成为这种权势的“吹鼓手”。这些控制传播的媒介可能是宗教、党派，商业集团或职业、阶级／阶层所造成的利益团体等等。阿特休尔进而分析了操纵传播的四种形式：官方形式、商业形式、利益形式和非正式形式。① “红岩”文本在第一阶段（1960年代）的传播，传播者自觉地将意识形态内容融入文本并将其置于首要地位；在第二阶段（1980～1990年代）的传播则具有明显的利益形式的特点，传播者适应时代的需要，满足大众对文艺审美的需求；在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具有显著的商业形式的特点，“红岩”的母本资源被不断地发掘和改装，成为各影视机构、剧团、商业集团、编导、演艺人员等的“摇钱树”。
2.效果模式的变迁
《红岩》文本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1961～2000年，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母本就有三版，且重印59次，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这在所有经典文本甚至所有出版物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几十年来，各种文艺形式对《红岩》的改编所产生的衍生文本不下300种，其中很多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比如1962 年青岛话剧团的话剧《红岩》、1964年空军政治文工团的歌剧《江姐》以及2000年“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等等。无论从传播的广度、深度、效度等方面考察，“红岩”文本的传播都是堪称一流的。但从历时性角度考察，“红岩”文本的传播效果在不同历史阶段却具有显著的差异。与其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三个历史阶段的变迁相对应，“红岩”文本大致经历了三种形态的传播效果模式：
第一，强大效果模式（1960年代）。1960年代的受众由于受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对“《红岩》”这样的经典文本的传播根本无抵抗，甚至就是主动接受。显然，包括《红岩》文本在内的所有红色经典作品，由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正确地使用了恰当的传播技巧，其宣教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所以产生了相当理想的传播效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强大效果模式”②（powerful－effects model）的典范。
第二，有限效果模式（“文革”结束至1990年代末）。自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以来，人们思想异常活跃，社会思潮频频更迭，为重新审视和评价经典文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红岩”文本的受众中的一部分较有个性思想的首先分化出来，重新审视和思考“红岩”文本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如：江姐的革命有没有情不得以的私人因素等等。这部分在当年发表“奇谈怪论”的人也就是传播学上所说的“意见领袖”。他们首先将时代思潮中人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相关信息融入到对《红岩》文本的解读中，然后将这些信息散布到周围，从而影响他们能够影响到的群体。对普通受众而言，文本抵达受众时，其宣教功能也被弱化而审美功能被强化。由于“意见领袖”的作用，文本的传播效果比起上一阶段来说降低了许多，但审美功能的有效释放以及部分受众怀旧情绪的彰显，使传播效果没有下降到最低。因此，这一阶段的传播符合“适度效果模式”。③
第三，有限效果模式与适度效果模式共存（2000年至今）。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为大众文化的生长和普及提供了十分开阔的空间，现代思潮与后现代思潮杂糅并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你来我往、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此消彼长……传播学理论认为，在受众和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被称作“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的东西，德弗勒将这种“缓冲体”概括为个人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社会类型（soc ial categories）和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三个方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缓冲”作用，媒介信息到达受众的力量已大打折扣，因而传播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了。④ 对于这一时期的受众来说，商品经济浪潮中所建构起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对《红岩》母本构成了强大的“缓冲”和消解作用，从而使其传播处于“有限效果模式”的状态。事实上，《红岩》母本在1990年代以后的销售量日渐下降，除了被衍生文本带动或者行政干预偶尔被传播外，只是作为经典被少数爱好者或专业人员收藏，多半束之高阁。
“红岩”文本要继续传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必须适应大众文化的要求，融进商业性因素——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衍生文本。从文本变迁中可以看出，1993年以后的“红岩”文本几乎全是衍生文本，它们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方面尽可能融进“当下性”，有的甚至还带有解构的特征。无论如何，各种衍生文本适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要求，对“红岩”文本进行了有效的改装与重组，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与这一阶段的母本传播的“有限效果模式”相比，衍生文本拉回了更多的受众，尽可能朝“适度效果模式”的方向努力靠近。
可见，“红岩”文本自产生以来，其传播效果走过了从强大效果模式—适度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母本）与适度效果模式（衍生文本）并存三个阶段，总体上呈下滑趋势，这是社会历史的变迁使然。
3.媒介的变迁
广义的媒介既指传播工具，也包括传播方式。“红岩”文本的媒介变迁经历了革命回忆录、小说、历史舞台剧、连环画、电影、歌剧、革命现代京剧、二人转、传奇故事、人物传记、电视连续剧、形象报告展演、现代舞剧、各种地方剧（如川剧、越剧等）、评书、电影戏曲片、报纸连载与评论、电视专题片、各种音像出版物、电脑网络等20余种。这在经典文本的传播中并不多见。现在，该文本已建立起多种媒介互补交叉、立体传播的格局，各种媒介相互作用使其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
上述媒介按介质的自然属性划分，大致有四类：纸质媒介（包括书籍、报章杂志等）、身体媒介（包括各种形式的现场演出）、音像媒介（包括影视、 广播、VCD、DVD、录像带等）、综合媒介（主要是电脑网络）。在“红岩”文本的传播中，这四类媒介是依次先后出现的，每一次媒介形式的更新与交迭，意味着传播速度和传播效率的不断提高。我们发现，越到后来，图像在传播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传播的视觉化程度越高。这也是近10年来所有经典文本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多种媒介立体交叉传播的优点是可以大大地提高受众面，但同时也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全面传播——我称之为“缺码传播”。如果媒介对某一事件的编码是全面的、完整的，我们在解码时才有可能了解和认识事件的全部信息，这叫“全码传播”；反之，如果媒介编码是不全面的、缺失的，我们就只能了解和认识事件的一部分，这叫“缺码传播”。我们先假定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红岩》是一种“全码传播”，那么以它为蓝本的各种衍生文本就必然是“缺码传播”——改编过程中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损耗某些信息，个别衍生文本甚至损耗了母本中的精华信息。因此，单一地依靠某一种媒介形式来了解、接受和认识某一经典文本，就很可能受到“缺码传播”的限制而对完整文本一知半解。比如“红岩”文本，如果你只看歌剧《江姐》或者舞剧《红梅赞》或者电视剧《双枪老太婆》，你就很可能不了解许晓轩、华子良、刘国志等其他先烈的英雄事迹。我觉得将《红岩》开发成电子游戏《“小萝卜头”的故事》，还不仅仅是一个经典游戏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使并不了解全部“红岩”文本的青少年误以为游戏就是“红岩”的全部，从而误导和歪曲经典。从一定程度上说，《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弥补了多年以来“红岩”文本“缺码传播”的局限，所以得到宣传部门的推崇和广大受众的欢迎。在“缺码传播”中如何发挥某种媒介的优势和潜力，并努力构建多种媒介立体交叉的传播网络，以便整合多方信息，尽可能追求“全码传播”的效果，应是经典文本传播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历时传播：经典文本的传播规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经典是不幸的，遗忘和抛弃自己的经典更是不幸的。也许正因为如此，经典总是不断地被搬演和消费着，成为哺育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食粮。然而，经典在传播中发生种种变异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尽可能留住经典中的精华（2004年以来，有关部门要求严肃对待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便是捍卫经典的重要举措）。唯其如此，对经典文本的传播规律进行探讨就显得紧迫而重要。通过上文的个案研究，笔者以为，经典文本的传播规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描述：
（一）传播动因：文本自身的魅力及可传播性
历史长河中的所有文本都无可避免地要经过大浪淘沙式的筛选，最后能够留存下来并得以有效传播的，才能称为经典。古典经典文本也好，现代经典文本也好，红色经典文本也好，新经典文本也好，无一不是如此。那么，这些经典文本的传播动力来自哪里呢？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文本自身的魅力，二是社会的需求。前者属于文本传播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动力性因素，是由文本的固有属性所决定的；后者是文本在与流变着的时代背景中多种可变性条件遇合之后衍生出来的动力性因素。举例来说，《阿Q正传》之所以得到有效传播，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刻画以及巧妙的艺术构思等等。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有产生于作为传播内容的文本与作为传播受众的读者（广义的）之间的一种默契的关系。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究中国贫弱落后的思想根源，而《阿Q 正传》由于深刻地反省、认识和揭示了导致愚弱落后的国民劣根性，正好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指向自我的思想批评模式。换句话说，来自社会的需求使它的传播动因在各个时期总是处于激活的状态，《红岩》同样如此。
（二）传播形态：文本与媒介的交互式变迁
在历时传播中，文本和媒介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一般来说，历时越长，变迁的幅度就越大。而且，历时传播中的文本变迁与媒介变迁不是孤立行进的，二者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显著特征。这是共时传播所不具有的。例如上文的《红岩》，假如仅从共时传播层面就其某一阶段的传播来考察，其文本和媒介形式几乎没什么变化；如果从历时传播层面就其全部传播过程来考察，其文本和媒介形式的变化就十分显著，而且两者之间交互影响和适应的过程特征也十分明显。“红岩”故事从回忆录到小说、从小说到话剧、歌剧、电影、电视、网络等等，文本内容与媒介形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传播过程的变迁中，文本内容的变化需要借助新的媒介形式来表现，新的媒介形式反过来又要求有新的文本内容与之相适应，文本与媒介相互调适、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文本与媒介相互调适的过程，就是以交互式变迁为特征的历时传播过程。所有经典文本的所谓“改编”，其实涵盖了文本内容和媒介形式的双重变化，即历时传播中的交互式变迁。这是一个动态、呼应、互适的过程。
（三）传播规模：从单一形式走向媒介聚合
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经典文本的传播规模都是由小到大的，直至形成媒介聚合。一个文本的传播在初始时期往往是单一形式，规模极小，越到后来参与的人员数量越多、环节越复杂、形式越丰富，规模也就越为庞大。尤其是在传媒发达的时代，经典文本只有建构起一个多渠道、多形式立体传播的格局，以媒介聚合的形式实现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与优化配置，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例如红色经典歌曲，在1996年之前的单人演唱、单曲传唱、单公司操作虽然部分曲目也有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没有形成总体冲击力；而1996年在众多歌手参与、大量歌曲集合、多部门多公司协作、引入商业操作模式的条件下，很快在神州大地传唱，在某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起早贪黑排队买歌碟的壮观场面。“红岩”在改革开放后的“热”，也是媒介聚合所带来的传播效应。眼下，一些经典文本如唐诗、宋词、元曲中的经典之作以及莎士比亚戏剧、托尔斯泰小说等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被年轻一代遗忘的危险，长此以往，这些人类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旦到将来某一天被社会整体遗忘，对人类社会与其说是莫大的悲哀，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因此，以媒介聚合形式扩大传播规模，从而实现有效的历时传播，应该是“拯救经典”的一项重要策略。（四）传播效果：初始文本的衰微与衍生文本的繁荣
历时传播中的文本变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新文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文本的消亡。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具体文本在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新文本与旧文本、初始文本与衍生文本共时传播的局面。初始文本的传播总是慢慢衰微，而衍生文本的传播则渐渐繁荣强大。不过，也有个别情况是衍生文本与初始文本共生共荣。例如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的热播和VCD／DVD碟的畅销，同时引发了相应小说的畅销。新旧文本的共生共荣，也可以说是一种媒介聚合效应。
另外，对于“红色经典”而言，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趋势——从传统形式到商业形式。从1990年代末至今，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淡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商品经济／商业经济慢慢发展壮大，媒介所固有的、潜在的商业属性被激活，逐渐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红色经典文本的传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时代的商业大潮之中。商业形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使传统形式在许可范围内失效，从而使经典文本的传播获取了较强的商业推动力，传播效度更高，另一方面，商业性对经典文本的消解又使蕴涵其中的某些精华变质或者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毁损了经典的严肃性。因此，在商业形式条件下如何趋利避害，“保护经典”、“拯救经典”成为沉重的课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注释：
①③④ 转引自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第308—309页，第227—229页。
②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