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目标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稳定论文,目标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稳定”的经济学含义
在我国，一般讲到“稳定”，人们认为它至少包括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样三重含义。但就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而言，主要是指经济稳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稳定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第4卷，499页）词条的作者David Vines写道，“稳定政策”通常是指政府的政策工具对于变动中的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深思熟虑的反应，以便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它经常被用来含指源于凯恩斯《通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即众多的西方国家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运用政策措施来努力实现高度及稳定的就业这样一种新义务（例子之一就是1944年英国关于就业政策的白皮书《贝弗里奇报告》）。然而其他类型的稳定政策在先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了（比如英国政府1925年为稳定通货价值而恢复金本位制），并且以后也一直为人们所熟知（像英国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稳定通货而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作者指出，事实上，人们很难将稳定政策同宏观经济政策区别开来。从这里可以看出，经济稳定乃是宏观经济政策传统的和主要的目标。从上述经验事实，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经济稳定是指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还包括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内和对外两种平衡。如果从学理上加以判断，大抵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自古典宏观经济学以来，关于总体经济波动的纷争从未取得过完全的一致，但争论却始终建立在一定程度共识的基础之上。经济的周期波动，无论是由于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原因所致，均被归结为供给和需求两类冲击。古典和新古典学派主张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供给面的冲击，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力所不及，相反，经济在长期里有一种自动的平衡机制。但是，不管长期内如何，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至少短期内存在着价格刚性，更不用说确实存在着需求冲击，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使政府无法袖手旁观。一种看似有理、实际并不其然的论点认为，价格和就业情况的变动，既是经济非均衡的表现，也是市场出清的一种均衡机制。举例而言，当宏观经济受到外部冲击而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如果价格弹性足够大，市场就会以通货膨胀的形式出清；反之，价格弹性足够小，市场则以失业的方式出清。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强制均衡，事实上并不可能使总体经济免于波动，也无法避免资源跨时期配置的无效率。经济过热时期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紧接着发生的“紧缩期”的资源闲置，都会使长期内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此外还有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减少波动、稳定增长才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
当然，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作为经济稳定之分目标的“充分就业”所要求的并不是零失业，而是要消除归因于需求不足的失业。其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属短期调控手段，一般地只对归因于需求不足的失业才有显著的矫正效果。至于经济中的摩擦性失业和季节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是随时都会产生和存在的，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价格稳定则是指一般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避免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胀和通缩都是在货币持有的前提下才产生的现象，尽管中西方的货币经济理论都还未有一种理论可圆满解释货币持有这一古老问题（张俊喜，2000），但事实表明，价格波动的确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有益于维护国内宏观经济的平衡，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国内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往往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国的政策取向。特别是在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之后，各国普遍利用本币币值相对外币的调整作为实现国内经济平衡的手段，于是国内平衡也随之越来越依赖于国际间的协调与联合行动。
不仅对内平衡与对外平衡常常充满着矛盾，而且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也往往并不能够达到统一。因此，经济稳定各分目标之间的取舍就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到这一层面，稳定目标的实现就不只是一个政策技巧的问题，往往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国际和国内的政治问题。关于前者，相关文献早已汗牛充栋，但对后者，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里讨论得较为充分之外，迄今并未引起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注意。
充分就业成为经济学中的常用概念，是在《通论》出版之后。二战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正式把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作为政策目标看待。事实表明，在1945年以后的25年中，欧洲国家生产力的增长速率是很高的，并且平均失业水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低，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比过去要小。但是，这个在公共政策上的显著变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这些新的经济学原理对战后经济成就的贡献有多大，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第466-467页）。与其说充分就业是凯恩斯思想盛行的结果，不如说受西欧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更深。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世界通行的仍然是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放任自由主义，各国政府不必为市场竞争下的社会福利后果负责。甚至为了维持金本位下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国内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为代价被认为是平常的事。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了对内政策目标相对于对外政策目标的优先性。国际上的经济民族主义逐渐取代了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对内平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就取代对外平衡（国际收支平衡）而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李滨，2001）。在学术文献中，已有不少学者把欧洲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政治极端主义部分地归因于其国内经济失调。例如，De Long(1999)认为，如果德国人能够避免20年代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30年代初期的大量失业，那么世界经济进程将会完全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图景。De Long的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当政治家面对国内经济失衡而束手无策，引致的将是灾难。魏玛共和国正是因此而走向覆灭的。另一方面，当国内陷入危机，走投无路之时，战争狂人铤而走险，许诺给那些被饥饿和苦难冲昏了头脑的大众以一线生机和希望，照样能赢得政治支持，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以合法的途径上台，正是钻了大危机的空子。
二、如何实现稳定目标
凯恩斯主义的稳定政策侧重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正如凯恩斯本人所说的那样，他的《通论》说的就是充分就业学说。货币主义者则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关于充分就业的承诺，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失业率，当就业率超过这个水平，不仅将引发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引发加速的通货膨胀。他们因此而开出将货币增长控制在一个固定的百分比的药方。至今，运用规则还是运用相机抉择政策之间的讨论仍在进行。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观点相反，现在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府不应该使用不谨慎的总需求政策试图去“调控”经济运行，以使产出水平和失业水平接近或固定在充分就业时或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都认为用于使经济稳定在潜在产出水平上的税收财政政策最好能得到限制；而且目前出现了一种显著的变化，作为稳定经济的政策工具，人们已经从注重财政政策转向寻求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实证方面的研究也显示出在短期内货币政策有实际的效用。只不过弗里德曼的经典药方已不再受到欢迎（[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1999）。
至于实现稳定目标的技术问题，著名的“丁伯根原则”告诉人们的是，要想达到n种目标，至少得有n种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后来又有人提出将单一手段用于单一目标，如财政政策用于实现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用于抑制通货膨胀，汇率政策用于调节国际收支。但实际上，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这么简单。例如，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仅受到进出口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汇率体制和资本流动性的影响。在不同的汇率体制、不同的资本流动性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就完全不同。因此，尽管各种政策工具调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仍然需要各种不同手段之间的协调配合。多数人还是主张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以实现经济稳定的各个子目标，而不是运用特定的政策手段去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
及时而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当然不容忽视，但在通常情况下，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政策时机和力度把握上的偏差，稳定政策对经济体系的效果还是难以预料。历史上由于实行了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波动也并不鲜见。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几乎把稳定政策理想化为一个最优控制问题。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才意识到，作为被控制的变量，人的行为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能够利用掌握的信息，对政策作出反应。博弈论的引入使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稳定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此外，自然的、政治的等非经济的外生因素，以及政策的作用方式，也都相应地增加了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看，真实GDP的增长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而稳定政策基本上还是立足总需求所进行的经济调节。因此，稳定政策有它自己的限度，人们不应该在这一限度之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寄予更多的期望。
三、中国实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效果分析
从进行分权化改革起，到双轨制形成，以及后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国经济中的总量问题、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效果尚不尽如人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樊纲、张晓晶，1999；张晓晶，2000）根据实证研究，总结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由于分权制的改革，经济的扩张机制基本形成，经济主体有内在的扩张冲动；但与此同时，经济的收缩机制却没有形成，因而过热成了经济的常态。在此之前的三次宏观调控(1979-1982,1985-1987,1989-1991)都起始于经济过热，而调控的目的就是要使经济冷下来。(2)这一阶段，宏观调控手段基本以直接调控为主，典型的是投资（计划）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运用。(3)间接调控手段，如货币政策，在这几次调控中的运用体现得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赖以有效实施的微观基础还没有真正形成。(4)如何把握好调控力度，这在三次调控中都有不同的看法。1993年以来，随着体制转轨进程逐步加快，非国有经济等微观经济主体和市场化机制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体制基础。1993-1996年的经济软着陆过程中，以调节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但遗憾的是，此后物价水平及经济增速一直下滑，直到1998年底也未能根本好转。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加大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自1998年6月以来，政府不得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但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我们以为，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或教训是有益的。
第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和体制基础是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现实前提。市场化机制有利于政府利用间接调控手段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特别是在扩张阶段，避免稀缺资源重复配置到低效率的部门或企业；此外，市场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如非国有经济，对间接调控的反应会更为敏感，政府调控的目标更易实现。1993年以后的宏观调控之所以比之前几次调控效果更为显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2/3。国有企业改革日益深化，且1994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设有了新的突破，市场化机制较前更为完善。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远未到位，特别是投融资体制上的缺陷，致使1996年以来实施的货币扩张政策效应受到了很大局限。
第二，注意处理好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内平衡的政策限度问题。按照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冲击。虽然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尚不可自由流动，然而经常项目下巨额的“错误与遗漏”数额表明，资本项目一直在变相地流动着，此外，中国也不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这样，财政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就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克鲁格曼“三元悖论”的说法表述了同样的道理，中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仍带有固定汇率制的特征，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就必须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实际情况却是，资本已部分地实现了国界间的流动，这将无可置疑地破坏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1994年外汇储备的激增加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与当时的宏观调控目标恰好相反。同样地，1998年以后，由于外汇储备增长明显放慢，使得基础货币供给减少，又部分抵消了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第三，要密切注意经济动态变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比如，由于资本和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大量资金追逐股票和房地产，结果导致资产价格升高，甚至出现泡沫，而未经调整的“一般物价水平”并未见涨或者依然偏低，从而造成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及政策导向偏误。这方面，日本曾经有过惨痛教训，我国在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货币政策目标中要考虑资产价格这样一个新维度。再如，随着非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宏观经济调控如果还把它们排除在外，就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四，在转轨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往往有其特殊的体制基础和结构性根源，因此仅有立足于总需求调节的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依靠不懈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来实现。如此，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最佳境地，是保证宏观稳定和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短期稳定不能以长期损失为代价。
从就业问题来看，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造成就业不充分的全部原因。各方面的迹象都表明，目前我国的过剩问题仅仅是结构性的。与此同时，在许多领域，供给方面的瓶颈制约仍然是导致供求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为生产要素，劳动力市场过剩的突出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此前的特殊人口条件和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我国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问题，历史上曾经实行的错误人口政策，造成了今天政策上的沉重包袱。而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无疑聚集和放大了这一矛盾。所以，当前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所能直接解决的就业问题是较为有限的。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仍有待于在经济市场化、城市化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相反，在当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结构下，如果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服务于就业目标，不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给以足够重视，那么就会助长经济中的无效供给和加剧结构性的供需矛盾，不仅不利于总量平衡，还会给就业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妨害。
从价格问题看，当前我国一方面是通货膨胀的体制基础并未消除，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从总量角度考虑，目前的通货紧缩也表现出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所要求的降低成本及调整结构的趋势。因此，通货紧缩又并不全是坏事。为了保持物价总水平的长期基本稳定，当前我们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同时，决不能放弃继续消除通货膨胀的体制性基础的努力。
四、近期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取向
1、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内在因素和稳定机制的形成与巩固
我国已连续三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去年开始，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社会投资增速上扬，消费需求持续上升，价格止跌趋稳，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然而，经济运行态势趋好，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短期政策效应和国际经济形势转暖所致，而并非稳定的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诸如体制、制度因素和结构性障碍等，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总体上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回升，通缩态势得到缓解，但其隐患尚未根除，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增长比较缓慢，制约消费和出口需求增长的瓶颈性因素也还较多。在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应同时兼顾，不能偏颇，当前的政策重点应在促进结构调整的同时，充分放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使其为刺激民间投资，居民消费持续增长发挥更大作用。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可供考虑的重点相关举措大致有三：一是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基础设施的直接（全额）投资规模，抽出部分财政投资资金，采取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方式，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为使财政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有机结合，为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今后似应对关乎工业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工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需求，予以更大的财政支持。这不仅是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客观需要，也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之一。三是可考虑发行专项建设国债，既可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又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此外，也可采取积极措施直接启动消费，并且推进费税体制改革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总之，把握积极财政政策的限度，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适时用其他举措予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是防范财政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必然要求。
2、把促进就业置于重要的位置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一方面，农村过剩劳动力大量地游离出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城市改革所产生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董辅礽先生认为就业是第一位的，胡鞍钢(2001)也力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在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多数人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财产收入，就业是人们取得收入、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人们有无充分的就业机会，是政府能否取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指标，就业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着人们对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认同程度，不可谓不重大。虽然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在较长时期内逐步理顺各种体制与制度因素，渐进缓解结构性失业障碍，但短期内的努力也不应放弃。林毅夫等主张，要根据资源禀赋的优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胡鞍钢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应当通过实行促进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工作行动计划，充分利用协作劳动力，建设生产性设施的方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他指出，中国普遍存在的高工资增长率与高失业率现象，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障碍，劳动力不能在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部门或行业之间及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因此政府应积极促进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着力调整正规就业结构，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尽最大努力使所有劳动者通过自由选择的就业岗位而获得有保证的、可持续的生活条件。
3、积极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增强实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灵活性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的条件下，为使我们能以汇率政策作为实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一个重要调节工具，从而为内部平衡的实现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条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增强汇率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当然，汇率制度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是以公众对本币的信心为基础的，所以也存在着一些风险。因此，时机很重要。目前正是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绝好机会。反对中国过早放开资本流动的人士（如克鲁格曼、斯蒂格里茨等）则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资本开放有利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李稻葵教授指出，主张资本流动应放开的论点，是从自由市场的理念出发推导出来的，但中国目前开放资本项目，并没有具备赢得其潜在好处的条件，相反，还会产生负面效果。不过他也认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终究是要完全可兑换的。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随时应认真观察、分析和研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渐进地推进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将是我国今后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课题。
总结上述，一方面，我国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并非完全由总量原因所能解释，必须结合进行结构和体制的变革才能标本兼治。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为结构和体制改革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如果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时机和速度把握不当，也可能带来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抵消乃至破坏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所以，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尤为重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准确地把握资本项目放开的时机，否则，不仅不能从中受益，反而会损害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招致国际投资对我国经济的不佳预期。
以上是一般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宏观经济稳定，但在转轨经济中，我们还要特别关注社会和政治稳定。造成社会和政治波动的原因很多，如种族、信仰等差异，但是基本因素还是来自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体制转型是利益再分配过程，社会矛盾会比较突出。对于政府主导型的改革，稳定是大局，没有稳定的局面，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其他的目标也都成了空谈。转型期的社会稳定较之一般情况下，意义更为重大。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稳定本身都不可能成为终极目标，在政策上也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比如，倘为求稳定而无谓地保护那些没有活力的企业、没有竞争的垄断性行业、没有效率的政府机构等等，那就不仅会阻碍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进程，而且最终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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