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探赜
褚 蕾 陈春燕
（长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国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在其独立建国后不久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原因离不开新加坡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共同价值观”教育。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及舆论环境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推动了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顺利开展。
关键词：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和多元种族社会，有着“花园城市”的美誉。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确立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1］。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多措并举，从各个方面践行“共同价值观”。如今，“共同价值观”得到了新加坡人的普遍认同，甚至成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学校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主要渠道
学校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阵地。
首先，新加坡政府根据国家教育政策，特别重视对人们进行道德责任、种族和谐、社会规范以及国家忠诚方面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设置了专门的“共同价值观”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分为不同的教育主题，即使教育主题相同，教育内容也会因学生认知发展水平和教育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同年级对学生的具体要求也不同，低年级强调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高年级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2］。例如：新加坡在小学开设《好公民》课程，该课程主要讲授一些浅显易懂的做人道理，强调良好习惯的形成，要求学生背记一些警句格言等；课程涉及五个主题，分别是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国家，并涵盖35个德育指标，每个主题和指标下面都有具体的要求。这样巧妙的课程设计，主题鲜明，层次性强，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既做到了联系现实生活和学生实际，又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其次，新加坡把儒家伦理编入教科书中，倡导忠孝纲常，在教材中体现关于儒家和东方传统价值观的故事，为“共同价值观”提供文化渊源。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新加坡政府定位准确，明确了东方民族文化的核心属性，坚持以“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东方”的路线，根据新加坡多民族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了立足本国国情的东西交汇的德育特色。
最后，各学校还专门设置了道德教育室来加强德育课教学，注重把道德理论教育渗透到其他学科当中，并挑选合格的教师授课。为了让教师上好德育课，政府会对教师进行培训，使德育课教师不仅具备专业的教学能力，也具备良好的道德人格。同时，规定校长要兼任德育室主任，德育课分数计入升学考试的总成绩当中。通过这样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学生可以更加透彻全面地了解社会，进而达成对新加坡社会的认同。
二、家庭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重要基础
首先，在人民行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加坡相继建立了各种社区组织。例如：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参加社区工作和活动，人们形成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社区精神，增强了社会责任感。从而有效克服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疏离感，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民族意识。
在工分的稀释化中，队干的补贴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学者[注]李屿洪：《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特殊”工分——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认为，正是各级干部的补贴工过高，致使工分值被拉低，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从而导致集体劳动效率的低下。
其次，组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政府和学校每年开展的各种全国性的道德教育活动就有“讲礼貌运动”“讲华语运动”“植树运动”等20余项。每个月又几乎都有各种主题周活动，如“孝顺周”“睦邻周”“国民意识周”等。这些社会运动基本上是围绕新加坡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而展开的，使民众在活动中感悟“共同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凭借上述运动，新加坡在全国营造了浓厚的道德氛围和健康的文明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使“我是新加坡人”的观念深入各民族心中，促进新加坡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显著提高，增强社会凝聚力。
新加坡政府还多次颁布相关政策和法律，以维护三代同堂等大家庭模式的生存空间，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新加坡通过制定《赡养父母法案》规范子女必须照顾或供养年长的父母，还要使老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通过塑造平等民主、亲爱关怀、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环境，促进了家庭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新加坡政府通过家庭教育这一人生的第一课堂，强化了社会成员的家庭观念，促进了传统价值观的传承。
为此，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负责收集公众意见，制定家庭价值观，即“亲爱关怀、互尊互敬、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作为新加坡家庭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进一步概括为爱、敬、孝、忠、和，作为家庭成员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该委员会还启动了学校家庭教育计划，通过培训提高家长对于“共同价值观”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定期与家长关于学生的德育问题进行沟通，为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重要形式
新加坡政府除了关注学校教育，还注重从社会层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组织多样化的社会运动，培养他们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感。
家庭是传授“共同价值观”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孩子价值观启蒙教育的老师，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孝父母、尊长辈、重家庭，才能忠于国家和社会［3］。新加坡的领导人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在个人品格养成中的作用。李光耀在回答“如何才能使新加坡不成为‘伪西方社会’”时，强调要树立两个基本的价值观：“一是社会要高于个人，二是家庭是社会的核心。”他认为家庭中长辈作为孩子的榜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对个人的成长影响巨大，抵制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必须注意家庭教育，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教化功能、宗教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4］。
NSA建立的地名数据库中包括了9 000多个已核准的地名，收录了与地名相关的信息，如地名、地物类型、地理坐标与所属行政区划，以及为实现地名转化而需要借助标准阿拉伯名称翻译系统进行的音译和所涉及的地名审定机构的参考资料及其所有相关文献资料。地名数据库中较重要的信息源有地名字典、地图、官方统计报告、政府指令、决议和官方文件。
最后，新加坡政府还通过花园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以促进居民在良好的社区环境中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1971年开始的“花园城市运动”，旨在通过教育培养人们的家园意识和归属感，以消除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等不良习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新加坡被世界赋予“花园城市”的美誉［5］。这样就为培育“共同价值观”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促进了这个多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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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4)式成立，于是，(3)式成立.从上述证明过程知，(3)式等号当且仅当三角形为正三角形时成立.
四、舆论环境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有效补充
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利于传播“共同价值观”。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国小人微的客观特点使新加坡政府监控社会舆论有着特殊的优势。
首先，建构传播体系，扩大宣传阵地。新加坡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社会传播手段，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共同价值观”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严格把控不利于“共同价值观”建设的言论报道，为“共同价值观”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加强对传播媒介的控制。除了一家私营无线电台转播节目内容以外，电台和电视台都由新加坡政府的“新加坡广播公司”控制。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判断是否需要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处置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发生信用危机，是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资不抵债等，这些大都是定性的指标，缺少量化的标准，可能导致实践中容易丧失最佳处置时机。
其次，创新传播方法，避免空洞说教。综合运用讲座、辩论会、故事分享、写歌曲、头脑风暴、解决难题、典型示范、漫画等丰富多彩的方法传播“共同价值观”，把单向灌输变为双向甚至多向互动，精彩的教育内容配合多样的教育形式，无疑是新加坡学校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最成功之处。
最后，加强媒体监管，营造健康环境。为了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新加坡专门成立了“国家意识委员会”负责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并加强对媒体的监督与管理。同时，利用媒体的教化和舆论监督功能，把握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防范不良舆论扩散。在对待西方传播媒介方面，新加坡政府严格控制国外报纸的流通，对进口电影、录音带等严格审查。为此，新加坡还专门成立了电影审查局，对外国电影进行审查［6］。这样做较为成功地抵御了西方价值观对新加坡公民的侵蚀，也为“共同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提供了社会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 彭建国，周霞.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14（5）：47-50.
［2］ 杨艳，张鸿燕.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特色及对香港教育的启示［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7）：77-79.
［3］ 李丽.浅谈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6）：67-68，80.
［4］ 吕元礼.新加坡“家庭为根”的共同价值观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2（6）：15-21.
［5］ 黄春梅.新加坡富有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借鉴［J］.福州党校学报，2010（4）：70-73.
［6］ 王俊华.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建设及启示［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2）：58-62.
中图分类号： G639.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7-0283-02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7.122
收稿日期： 2019-07-06
作者简介： 褚蕾（1993—），女，河北秦皇岛人，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陈春燕（1971—），女，吉林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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