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理论在我国的接受溯源及再思考
赵 颖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北京100081）
摘 要： 文化消费理论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之一，日益成为广大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进入新时代以来，对于文化消费理论的译介传播、本土接受和深化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和遵循新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探索力度，拓展新的理论视域，开辟新的理论境界。第一，研究要勇于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终结论的冲击；第二，研究要高度重视对消费文化负面效应的辨识；第三，研究要自觉融入文学理论话语范式的转型进程。
关键词： 文化消费理论；历史溯源；新时代新思考
文化消费理论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之一，引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国内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理论研究成果也比较分散。进入新时代以来，对文化消费理论的研究探讨、激辩争鸣、理论反思正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大众关注的热点。
以上海老港垃圾填埋场100 t/d的渗沥液处理中试示范工程为研究模型，以2017年3、4、7、8月的数据为分析对象。联合生物脱氮处理的处理流程：调节池出水进入原位生物反应池，水力停留时间为30 d，之后依次进入A/O-MBR的厌氧池和好氧池、外置式MBR膜反应器，出水进入矿化垃圾反应床，水力停留时间10 d。
一、文化消费及文化消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文化消费涉及的对象是文化商品，文化消费即是对这类精神文化产品以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所谓文化消费，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它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1]具体而言，文化消费所消费的是社会以及他人提供的精神类财富，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产品。与此同时，这种消费过程又涉及了精神产品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当文化作为商品供人们消费时，它的产生必然不同于传统方式，这种文化生产的出现并逐渐形成为一个生产部门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提高，当社会中部分群体并非以糊口为目的，而是选择为了满足整体社会需要从而进行文化生产时，情况就发生了巨大转变。文化生产作为重要环节被纳入了现代生产的行业部门，从一种纯手工作坊式的、单纯的非营利性精神生产活动，转变成大批量的“机器生产”。
很多教师都觉得不知该如何整合教材。如果总是备一课教一课，那么永远也不会发现教材内部也是可以整合的。就如上例，经过这样的整合后，可以节省下更多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更多的事情。
这种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诞生，大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将社会带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一系列新兴技术的普遍运用，使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的能力和规模得到巨大的提升，这不仅催生了种类丰富的休闲娱乐产品，还使人们有了更多享受休闲娱乐产品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2]“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3]而根据福特主义的基本理论，大批量的生产则意味着大众化的消费。因此，为了适应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需求，传统的禁欲主义和新教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斥。与此同时，在消费领域，一次性消费品和信用购买等一系列社会学意义上创新的出现，在客观上极大促进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人们的消费观念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而随着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消费商品的需求又进一步从对物质商品的消费，扩展到对商品附加价值的消费，从而形成了消费主义文化。自此，文化产品便开始作为商品大批量地出现在市场中。面对大量文化商品，人们可以完全根据自身喜好，与购买其他非精神类商品一样，选择、购买、消费文化产品。当对大规模文化生产与复制的排斥心理在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中逐渐褪去，这种生产与消费模式被大部分人所逐渐接受，文化消费便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和发展，大量新兴媒体纷纷出现，微信平台、网上直播等成为新的文化媒介，对于文化消费理论的译介传播、本土接受和深化研究也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和遵循新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探索力度，拓展新的理论视域，开辟新的理论境界。
二、文化消费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在我国的接受
曾艳和何静对我国财税激励政策中企业的申报条件等进行研究，发现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出台密度高、节奏快，但对企业实际情况预研不够充分。政策中有很多限制性条件，政策门槛过高，过于理想化，导致实际效果大打折扣[10]。这些限制性条件的存在不但不利于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活动，还可能起到不良的抑制作用，让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畏手畏脚。如修订完善后的财税〔2015〕119号文虽然扩大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范围，但在餐饮业、烟草业等行业中仍然有很多企业不能享受该政策优惠。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外开展的大多数文化消费理论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角度开展，其中具有探索性成果的著作有美国阿尔文·托夫勒的《文化消费者》，该书用大量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文化发展水平的说明很具有说服力，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的范例。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主宰理论，主要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消费过程，文化消费的后果早已为生产所决定。“随着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的逻辑，交换价值开始主宰人们对文化的接受。”[7]马尔库塞的文化价值平庸理论认为，以消费大众为上帝的“文化工业”只要适合大众的需求就进行批量生产，消解了文化产品特有的人文价值，造成消费者人格片面化。这种理论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消费目的，造成了快餐式的精神消费模式，不仅把文化推向单调，更把大众推向单调平庸。布迪厄的“品位区隔”理论分别对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消费实践进行了分析，为我们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能够描述贫富分化时代消费现象的新的范式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以符号学为切入点，对消费社会进行了审视与诊断，认为消费不再是物的消费，而是符号消费，符号消费其实质在于对人们社会身份的建构，因而符号消费的目的在于对差异的追求。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带着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开启了研究消费社会的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化消费理论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的研究涵盖了多个领域，研究也是多视角的。文化消费理论主要有齐美尔的“时尚”消费理论、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主导权理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主宰理论、马尔库塞的文化价值平庸理论、布迪厄的“品位区隔”理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等等。
齐美尔的“时尚”消费理论认为，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要；时尚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时尚提供了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时尚是将社会一致性与个性差异化动机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形式[4]。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认为，在新的都市文化中，休闲阶级兴起，为了公开展示财富和地位，将其商业成果的成功通过文化的方式转化为自然，以达到卖弄权利、从显赫中产生威望的目的，积极进行炫耀性消费，为整个社会提供声望的准则。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为了获得同样的声望进行积极的效仿[5]。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主导权理论认为，文化消费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新意义的过程。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将商品挪用成特定的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6]。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理论界对文化消费问题的研究日趋细致，从文化消费对象研究扩展到对消费人群的文化程度、艺术期待、消费动机等课题的研究，多数研究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概述，而是试图更加深入地探讨其发生和发展的原理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和论著有法国罗尔贝·埃斯卡皮的《文化社会学》和《文化性与社会性》。他认为消费者在脱离了原书作者的社会环境阅读作品，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背叛作者原意的情况，就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创造性背叛”，这一观点在文化消费研究中对后人有很大启发。德国学者阿诺德·豪塞尔则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提出了完整细致的理论体系，就文化消费问题而言书中就设有“艺术经验”“艺术消费者”“艺术市场”“艺术批评”等专章，其中还涉及消费的社会结构、消费群体的历史形态及其构成等课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现代社会新媒介设备的广泛应用，在文化消费领域中，西方学者对于媒介文化的研究众多，法兰克福学派先后出现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哈贝马斯等几代学术大师，为后世奉献了《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有影响的著作。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更是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费瑟斯通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已经代替生活成为新的主导形式，从而进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发展时代。大众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并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文化傻瓜，而是具有主动性和破坏性的。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控制与抵抗的过程。他提出的许多著名概念，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新型媒介人”等被我国学者广泛引用[8]。
因苗追施。对于长势较弱的苗或地力差、早播徒长脱肥的苗应早施、重施返青肥，可在地表开始化冻时抢墒施肥；对于生长较旺的麦苗则不施返青肥，推迟到起身时追肥。
(1) 储能是微电网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储能技术可以分为机械储能、电池储能和电磁储能等多种类型。其中,较为成熟且可商业化应用的包括抽水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但这两种为大规模储能技术,不便用于微电网;而电池储能的商业化应用还面临着成本问题,只有在峰谷电价差较大时,结合可再生能源发电,电池储能才具有经济可行性,虽然随着技术的进步,电池储能的成本在下降,但目前仍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消费理论研究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如王一川主编的《大众文化导论》、赵勇的《透视大众文化》、蒋原伦的《媒介批评》等，都在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同时，将消费主义作为理论依据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的相关学术论著也大量出现，体现了国内学界对文化消费主义接受理论的应用和思考。
与西方国家相比，文化消费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国内学者对文化消费理论的研究大致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根据文化消费的早期研究者司金銮先生的考证，文化消费在国内作为学术术语比较明确的提出时间是在1985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在研究内容上，国内学者在做此类研究时，主要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问题，特别是以强调阅读作为消费现象的消费理论在中国逐步流行开来，这种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理论为基础，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阿多诺等人关于“机械复制”“文化工业”等理论，又结合了麦克卢汉、费瑟斯通、布迪厄等人的观点，整合成为中国式文学消费理论：读者对于文学的消费需求决定和刺激文学生产，如果脱离了大众的消费需求，文学生产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关于这一点，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谈及“文学消费”时，以权威教材的形式对此点做出了肯定，并在教材中深入到文学消费理论的纵深层次。除此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花建、于沛合著的《文艺消费学》，该书从文艺消费的社会属性、文艺消费的社会过程、文艺消费的社会引导和调节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将大众对文化产品的享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消费来阐述，从“学科”的角度对文化消费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力图形成一套新的研究理论框架，在国内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外程恩富主编的《文化经济学》，也对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了当前文化消费的实际水平，进而为提出文化消费的合理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由韩小聪、梁雪华、裴燕萍合著的《消费主义文化下的美国小说研究》，将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变化对作家的影响相联系，从而探索到其反映在作品中的体现，拉近域外作品与国内读者的距离，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体现了文化消费主义阐释的意义。同样，对本土小说也有类似的阐释，如周礼红的《消费主义文化与90年代都市小说白领书写》，研究了消费主义文化与都市小说的关系，认为“都市小说通过文学策略的书写折射现实之城的同时，也通过语言和想象构建文学之城”[9]，为都市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杨魁、董雅丽的《中国消费文化观念的媒介呈现研究》，周仲谋的《消费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改编》，王健等人的《新时代扩大城市文化消费研究》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研究。
三、新时代视域下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思考
文化消费理论伴随着文化消费现象逐步萌芽、产生和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后，作为文化社会学的分支之一开始得到西方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种变化与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关系与生产模式的转变，即大众消费社会的整体兴起以及资本主义向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消费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大约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经济迅速复苏，新的科技革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批富余劳动力，物质资料获得满足的人们不再仅仅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开始对其文化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消费重心不断向精神文化领域转移。随着社会消费重心的变化，文化消费理论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开始蓬勃兴起，经过西方多位专家学者的持续不断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成果。
第一，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要勇于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终结论的冲击。随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得到了解决，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不乏尖锐问题。比如：在物质逐渐丰盈的社会中，个体应当如何选择生存的方式。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成为后现代主义的要旨之一。也就是说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社会也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在这个时期，商品生产在极大地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之后，为了寻求崭新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利用新传媒方式赋予商品多种文化内涵，尽其所能将商品文化化、审美化；另一方面，又将文化商品化。同时，根据需要形成一个文化生产系统。在此系统下，一切文化资源与遗产都被当作一种可利用的元素，组合、融汇到物质商品中去，从而创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品。为了适应这一系列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出现了不同于现代主义文化的文化征候—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就是在后现代社会消费领域中的一种文化表现。因此，当前对文化消费理论的研究必须与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密切联系，必须对有关图像世界的兴起、文学终结论等理论的探讨加以高度重视。文学终结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的威胁之下出现的一种悲观预测。新的媒介手段大量出现，越发精良的技术与日俱增，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之下商业化席卷全球，文学作为传统的表现方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未雨绸缪的惶惑心态在西方理论的渲染之下愈发面目可憎。带着一腔悲愤进行信誓旦旦的“批判”和“复兴”，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另一股潮流，理论界对此应予高度重视。
第二，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要高度重视对消费文化负面效应的辨识。随着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日益精细化，时下对消费文化探讨中的一些负面观念值得认真辨析。如所谓消费文化是欲望科技结合的产物，其文本是高度模式化、雷同化、一体化的；消费价值是短暂的、一次性的，是没有深度意义的空洞能指；消费方式是速食主义的，它消解了传统文化的话语权力，以充满现实感的存在使文化精神显得苍白和乏力，从而带来文化存在的危机，导致现实中的双重失落。它一方面俯就非理性的感性文化，另一方面陷入空洞的逻辑游戏。大众文化作为消费文化，具有强调包装效果的唯美主义倾向和注重娱乐性、消费性与刺激性的感性化取向，日益失去深度性而变成一种平面性的视觉文化和“用完即扔”的快餐文化等。应该说，上述观点对消费文化负面效应的分析，确实指出了消费文化及消费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但其却忽略了这一文化形态的生存根基——自我的价值生命和个体化的生存欲求。当代文化的转型必然使日常生活的世界更为真实和自然，也必然使它的根基更加感性化和通俗化。因此，新时代文化消费理论必须加强对消费文化负面效应的研究，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客观分析文化消费现象。
第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要自觉融入文学理论话语范式的转型进程。伴随社会发展和转型，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纯理论建构式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文化发展的需要。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一度失效，纯文学陷入了尴尬的困境，也促使文学理论批评界加强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10]因此，文化消费理论研究也必须尽快融入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转型的进程，借助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代理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根源，特别是要探索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化消费理论，在理论研究话语方面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第四，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在文化消费理论研究中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是要简单地避开西方文论话语体系，而是要科学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面向现代和未来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要倡导正确文化消费理论观念，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等等。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深入开展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消费理论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文化消费理论伴随着文化消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消费现象和消费观点，这其中有积极的发展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文化消费理论要警惕后现代主义文化终结论带来的消费文化的负面效应，为文化消费的负面问题提供方案的同时，还需要进行理性的辨析，不能忽略自我的价值生命和个体化生存的合理消费欲求，充分满足个体基本文化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这需要我们自觉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参考文献：
[1]程洪海、薛华：《我国文化消费问题研究》，《企业家天地》200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2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1页。
[4]孙沛东：《论齐美尔的时尚观》，《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
[5]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1899.
[6]Antonio Gramsci，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1929.
[7]Adorno and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 －ment ，London：The Free Press，1979.
[8]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9]周礼红：《消费主义文化与90年代都市小说白领书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0]刘慧姝：《文化消费与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3－0170－05
作者简介： 赵颖，1973年生，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
[责任编辑：修 磊]
标签：文化消费理论论文; 历史溯源论文; 新时代新思考论文;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