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日渐走向开放，中国学术界、文化界逐渐展现出多元的格局，各种思潮、学说、学派涌现。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相适应，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也浮出水面。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借鉴了两种思想资源：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学者们注意到，在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也曾有一定的声势和影响，它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一起被并称为近代三大文化流派、三大文化思潮。学界开始注意梳理中国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重新翻检与审视曾被蒙在尘埃中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这份历史遗产。已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大陆学者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合著《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郑大华著《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年），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等。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有周阳山等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等。海外学者的著作有格里德著，鲁奇等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内地刊物发表的直接以近代自由主义为主题的论文有近百篇，如胡伟希的《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学术研究》1991年1期）、许纪霖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开放时代》1998年4期）、雷颐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5期）等。香港的《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也发表了多篇关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论文。这里对有关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些评述。
一、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含义、核心价值及特征
学者们公认自由主义是最有歧义、最有多样性解释的词汇之一。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曾提到：孙中山先生曾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国内外有关论著均注意到了这一词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学者约翰·凯克斯在《反对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对自由主义的讨论应当从确定所有版本的自由主义都必须满足的一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的定义开始。但这样的一组条件并不存在，这就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1]（P1）内地学者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称：当我们试图找出自由主义的确切含义，找出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时，我们却不能不感到迷惘，感到无力。翻阅西方学者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你会发现，有多少种著作，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定义。自由主义是所有基本词汇中最有歧义的概念之一。
既如此，有的学者转而从讨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主要特征出发。胡伟希在介绍了J·格雷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标示的个体主义、平等主义、普同主义、淑世主义这些自由主义的四大特征后指出：“个体主义这一特征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因此，可以简单地这么说：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2]（P226）。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学说，但仍具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性，该书通过剖析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如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以展示自由主义的内涵。指出自由主义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中逐步获得了四方面的内涵：（1）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绝对主义，争取个人的政治权利，争取宪政政府；（2）经济自由主义，其基石是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较少对经济干预与控制；（3）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社会正义，关注弱者的基本生存权利；（4）哲学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朱学勤先生则说，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进，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制；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3]（P381）
在涉及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时，殷海光列出了六种性质：（1）抨孔；（2）提倡科学；（3）追求民主；（4）好尚自由；（5）倾向进步；（6）用白话文。他提出，当某一人物在某一阶段的思想合于这一组性质的四种时，就将它放进“自由主义”栏里。[4]欧阳哲生则认为，这六大条件过于宽泛，他认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以改良为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与思想一统中趋向自由选择。[5]胡伟希等人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观，经济思想上的放任主义。“这些特征，对于了解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特点来说亦具意义”。[6]（P23）
我们认同从核心价值与本质特征的角度讨论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基石是个人本位、市场机制、民主法治、科学理性、宽容多元与社会公正，而在涉及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时，又当注意它与原版的自由主义的一些根本性区别，如对市场机制的排斥态度。
二、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端与发展阶段
论及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端，不妨先说明一下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不认为近现代中国有过自由主义，否认近现代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如雷池月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然而它不仅从未取得过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无法维持长久固定的方法——总是很快地分化到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这两个极端去。”“只要认真地回顾历史，就不必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什么自由主义的传统了。”[7]
持此论者当然也不会去追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源头。认同中国有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发端，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以胡伟希为代表。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产生和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而严复则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8]“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6]（P23）他还把兴起于戊戌时期的近代自由主义划分为4个阶段：（1）维新运动时期，严复从英国直接输入经验论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谭嗣同则将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糅合，提出一种基于社会正义与人人平等的自由观念。（2）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高涨期，其突出表现是提倡个性解放的伦理、道德革命和白话文运动。（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从伦理、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4）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空前活跃，他们提出“第三条道路”，力图超越国共两党和国际上美苏的对立。[9]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许纪霖认为：“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10]（P14）。他在有关文章中多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关于发展脉络，他认为自由主义在五四时代还处于朦胧的混沌阶段，到二三十年代分化出几种自由主义思潮，并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运动，到40年代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才风起云涌。
两种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对戊戌时期的严复等人的评价，尤其是对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评价。我们认为，严复不只是简单地介绍和引进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而是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造，不只是把自由作为工具理性加以接受，而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由是西方文化最根本、最本质的核心价值，堪称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相应地，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起点应从戊戌时期开始。
三、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流派与主流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有哪些类型？由于角度不同，学者们有不同的划分。胡伟希先是从视自由为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的角度，将中国自由主义者归结为三种类型：工具型自由主义者，将自由主义作为富强之道加以使用，以严复和丁文江为代表；教条式或理念型自由主义者，更注重作为理念而存在的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折衷型自由主义者，以40年代末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者”为代表。[9]后来，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以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根据，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二是根据中国现实对自由主义加以修正，主张一面坚持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一面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三是以疏离政治的方式将自由主义理想贯彻在学术和教育中的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四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检讨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11]。
许纪霖从自由主义者的行事方式尤其是参政态度的不同取向上，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划分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两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一般拒绝直接参政，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源，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和公共传媒等公共领域，传播自由主义理念，并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对参政怀有强烈的兴趣，都自认自己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几乎成为半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如罗隆基、张君劢、王造时等[10]。
从自由主义的内涵这一角度，学者们涉及到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等概念。经济自由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根基，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少有人主张、鼓吹经济自由，而倾向统制经济、“经济平等”的却大有人在。因此，“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12]（P8-9）严复则属于“那个时代极其少有的经济自由的倡导者”[13]。他是“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14]。政治自由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中最具有声势的一种，被称为自由主义“行动人物”的张东荪等人积极倡导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并发起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运动，如好政府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制宪救国运动、宪政运动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自由主义的重心由文化转向政治，尤其是“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他们迫切要求中国政治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运行……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切广泛地卷入政治漩涡，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发生效用——至少是潜在的或有关舆论的”[6]（P302）。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一书第六章《政治自由主义的高潮与沉寂》，对战后政治自由主义的高潮及退潮作了梳理。近代自由主义在文化上基本取向是激烈反传统、力主西化，因此，“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西化思潮与文化自由主义几乎是同义语。黄南珊指出：“西化派包括‘五四’时期的西化派和30年代的西化派，其思想倾向表现为文化自由主义。”“五四时期的西化派以胡适为主要代表”、“30年代西化论的主要代表是陈序经和胡适，”[15]。胡伟希指出，在20世纪中叶政治自由主义退潮后，“文化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又余波泛起”[6]（P339）。
任剑涛还从自由主义的学理渊源的角度，区分了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他认为殷海光及其学生林毓生等致力于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原汁原味输入中国，而徐复观关注的焦点是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对接[16]。此外，还有提出激进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前者如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后者如陈寅恪、徐复观等人。
其实，自由主义在西方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种。它被移植到近代中国后，自然也有不同的流派。胡伟希指出，自由主义有众多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英国经验论为哲学背景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和以大陆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卢梭等）。自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兴起后，更呈纷繁多姿，而其思想主流则从十七、十八世纪主张放任主义和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古典自由主义过渡到功利自由主义（以边沁、穆勒为代表）。20世纪初，又出现了“费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民主集体主义”。50年代后，新古典自由主义抬头。在中国先是有严复介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到20世纪后受欢迎的是功利自由主义和修正自由主义。胡适以提倡和诠释杜威的功利自由主义为己任，而张东荪则大力宣传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50年代后，殷海光等人接受了哈耶克等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2]（P225）。许纪霖提出：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很丰富，“从英国的洛克，一直到现在的哈耶克所代表的是古典的自由主义传统或者说保守的自由主义传统；此外还有一个传统称为新自由主义，从德国的康德，英国的约翰密尔、格林，一直到现在的罗尔斯。而拉斯基和哈贝马斯更多地是内化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现代中国，一直缺乏洛克到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殷海光和张佛泉他们注意到，在1949年以前这路传统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两路：一路是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传统；另外一路则是张东荪和张君劢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他们都受到拉斯基的影响”[17]。
可以看出，到底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功利自由主义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还有存在分歧。但共识则是，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没有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
四、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哪些？殷海光在提出自由主义的6组性质后，按此标准列举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晖等代表性人物。胡伟希在将自由主义划分为四种类型后，所列的代表人物有“思想理念型”的严复、胡适，政治功利型的张东荪，学术超越型的潘光旦、陈寅恪，文化反思型的殷海光。以下择要对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的研究作些简介。
1.严复。研究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除上面已提及的论述其经济自由主义的两文外，还有宝成关、潘晓斌的《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1期），马来平的《严复论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哲学研究》1995年3期）、高玉的《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及近代意义》（《福建论坛》2004年1期）、胡伟希的《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2期）、陈国庆的《再论严复对自由学说的理解》（《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1期）、胡建的《中国近代“自由”理念的奠基者》（《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6期）等，围绕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分歧有：（1）严复介绍与宣传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中，“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18]（P302）。陈国庆则认为，严复“宣传的主要内容有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但更多的是19世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19]。宝成关也认为，严复的思想中，两种自由主义的成分都有，但“大致说来，严复更接近于新自由主义，却远离了古典自由主义”[20]。还有人认为，严复的自由观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重国家自由，次争政治自由，三分群已权界，四存契矩之道。他以译介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为基础，结合中国现实需要和传统文化而建立起新自由主义体系[21]。（2）严复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多数学者高度评价了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如胡伟希称“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8]。但有人认为严复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罪人”。陈国庆称，“严复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其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广泛接受，使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虽然迭有高潮，但最终还是归于寂灭”。“正是由于严复在引进自由主义时所持的工具主义态度，才断送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19]。宝成关等指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特点：工具主义、与西方古典主义严重脱节，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严复首开其端，后辈竞其余绪”。“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发育不良，半途夭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就在于功利性的目标遮蔽了人道主义的诉求。……因此，说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特关系影响到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不无道理”[20]。
2.梁启超。张灏认为，梁启超完全背离西方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视为国家富强之利器[22]（P145-147）。张汝伦认为梁启超理解了西方自由主义之根本价值，但是时常将之置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下[23]（P133-134）。颜德如等认为，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介绍，既不完全是西方式的，又不完全是中国式的，而是一种混合式的，他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表现为离合之间。其自由观有以下特征：一是附合性，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采取附会之理解；二是游离性，没有始终如一地抓住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三是松散性，没有系统的文章或著作介绍西方自由主义；四是矛盾性[24]。蒋广学在《梁启超的现代学术思想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之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4期）一文中认为，梁启超思想文化领域信仰新自由主义，其内涵：（1）梁之“自由主义”是以西方“积极的”自由主义为基础，不是要别人赐予我自由，而是我自己主动争取自由。（2）融合了西方进化论与佛家万法无我之说、道家自然、墨家非命说，以及儒家尽性主义，既含有理性的追求，也包括坦然和无私的心灵状态。（3）人文主义因素多于科学成分，所以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后，被视为玄学鬼张君劢的后台。
3.胡适。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欧阳哲生将其自由主义思想概括为“在人生观上，他鼓吹易卜生主义，提倡以个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在东西文化论战中，他要求充分的世界化，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本位文化建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他力主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原则，反对‘根本解决’的政治革命”[5]。王立荣则将其自由主义思想归纳为：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意识到人民基本自由的保障来自民主政治的建立；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个性主义、自由与容忍是一个现代社会所必备的[25]。在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提出容忍是基本而又有特色的一个方面，马千里的《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张忠平的《胡适的自由思想》（《探索与争鸣》1994年3期），黄展骥《“容忍”和“自由”的关系》（《人文杂志》1999年第6期）等文均有所涉及。胡适是观念型自由主义者，但也殚精竭虑地推进自由主义运动。许纪霖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5期）对胡适发起的“好政府主义”讨论作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对其自由主义思想的评价，徐宗勉认为：胡适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2]。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杜钢建将胡适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拔得很高，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的人权意识在中国思想界达到20世纪的最高水平”[27]。叶青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认为“对胡适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加以全面肯定，任意拔高，这也是有失偏颇的”[28]。
4.社会民主主义者。许纪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在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无论是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王造时的主张与批评派观点，还是当时产生了极大政治影响的罗隆基起草的民盟一大纲领，都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鲜明标记”。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这些人，又被称为“行动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深受英国费边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影响[11]。刘志强撰文指出，罗隆基“发表的文章多引用拉斯基的学说，从其人权思想来看，很大部分来源于拉斯基的学说，从他政治实践层面来看，受拉斯基学说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罗隆基在20世纪40年代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是‘第三条道路’，就是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尝试”[29]。丁三青撰文认为，对于自由主义者张君劢来说，他同意出席1946年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起码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具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和理念，向往自由主义境界，但缺乏自由主义的立场与品性。”[30]胡伟希把张东荪作为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的典型，认为其自由主义具有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于一炉的性质[10]。
5.保守自由主义者。杜亚泉、陈寅恪、吴宓、徐复观、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在更多的场合下是被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有的研究者又称他们为自由主义者。如胡伟希就将陈寅恪作为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的典型，称其“恪守内向型学术自由主义，既是为了同流俗政治划清界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抵制当时的‘政治激进主义’”[10]。雷池月对把几个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遗民类型的某些学术人物如陈寅恪、吴宓、梁漱溟等炒得很热不以为然。他指出，“通过其人其事的宣传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他们在非人的苦难中表现了伟大智者的理想化人格，而他们的苦难则来自于个人坚持了自由主义的原则立场”。他认为，“把若干位受到优待的文化遗民奉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纯粹是某些学人的炒作行为”[7]。
6.殷海光。殷海光以激进自由主义著称于世，他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已为学界广泛关注。胡伟希指出，殷海光注意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大问题，“即将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分开，从而使自由主义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认为“自严复以后，真正对英美式自由主义的真谛有深刻了解的，殷海光堪称第一人”[10]。肖滨认为，殷海光思想相当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从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知识论立场转向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无知论”；从向往“计划模式”、“经济平等”到经济自由主义；从很少意识到民主本身需要加以限制到走向自由的民主并寻求法治与民主的平衡；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到化解自由与传统的紧张关系[31]。重要文章还有高乐田的《海耶克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1期），章清的《殷海光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康志杰的《心灵自由——殷海光宗教信仰思想之真谛》（以上两文均见《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2期），马莉的《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
被学界作为自由主义者提及的近代人物还有谭嗣同、蔡元培、罗家伦、吴稚晖、傅斯年、林语堂等人，在此不一一介绍。
五、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
1949年，当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最后决战并由此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时，实际上也宣告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近代自由主义缘何失败？精炼、深刻而常为学者引述的是殷海光所说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八字。“先天不足”是指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内部思想根基不正，“后天失调”是指其外部环境的匮缺。
关于“后天失调”。美国学者格里德指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32]（P377-378）许纪霖指出：“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这一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中国也就从此与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失之交臂。一旦战争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对话，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11]。喻冰以“无地自由”来形容胡适自由主义思想遭冷落的命运：“社会现实难以容纳胡适的主张。胡适的自由主义无法摆脱或超越多重困难和困惑，终使理论归于沉寂，理想化为泡影”[33]。在暴乱、峻急的社会氛围中，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左冲右突的尴尬际遇中，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显得孤寂而落寞。
关于“先天不足”。胡伟希指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根源主要来自西方，但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发生了重大变形：自由主义被作为救亡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遮蔽了其内在的价值；个体至上的原则被弱化；经济自由主义被忽视；受“精英政治”思想支配，与民众保持有天然距离；视理性为万能，使自由主义没有发展成西方近代那样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等。他们在试图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面临着如下基本悖论：（1）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作为工具之自由主义与作为理念之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2）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脱节；（3）激进与保守的困惑[6]（P45-75）。他还指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失败并非偶然，首先，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现代化论者和爱国者，希望中国通过现代化道路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但由于他们缺乏对中国近代国情的真切了解，也割裂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犯有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错误；其次，自由主义者大抵是一些“个人主义者”，有轻视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先天局限[34]。
欧阳哲生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遭受命运不济的冷遇，其本身思想脆弱，理论浅薄是一个原因。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比，中国还没有出现象穆勒《论自由》、海耶克《自由之构成》这类理论巨著；与国内的保守主义相比，它也不象熊十力“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那样构筑了一个严密慎造的思想体系[5]。
有的论著还具体分析自由政治主张脱离当时中国现实的乌托邦性质。如前引许纪霖《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一文，即指出“好政府主义”是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乌托邦。
有很多论者注意到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忽视经济自由竞争这一缺陷。经济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因此，忽视经济自由这一缺陷是根本性的。肖滨指出：“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缺席导致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相当脆弱”[31]。陈橹等撰文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普遍排斥私有财产权和市场机制的原因，指出其原因在于：在自由主义被当作救国工具的前提下，其核心价值不能不被时代性的民族主义夙求所遮蔽；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道德至上倾向和对经济生活的陌生与鄙视、政治全能主义、大同思想，也深刻制约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价值偏好，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和对扭曲的市场经济的抗议，而产生了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幻想；同一时期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及对统制经济的迷信，也影响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选择[35]。
虽因种种因素，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遭遇命运不济的冷遇。但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所选择的方向之最终无意义，我们仍当以同情的理解去珍视这份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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